遵 义 会 议

遵义城，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苗、布依、回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市面十分繁华。l935 年 1 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掌握了这次会议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明没认识到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期性的基本特点，错误地认为整个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情，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路线” 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他们竭力照搬苏联经验，强调工人的罢工斗争，鄙视毛泽东、朱德搞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要红军都去打大城市， 配合工人运动；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实行残酷的宗派主义政策。

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里，他们不听正确意见，拒绝执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不要合法斗争，硬着头皮搞为当时情况根本不允许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及示威游行。结果，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连王明的临时中央也无法在上海藏身，只好于 1933 年 1 月迁到中央苏区避难。这样，在王明等人到来之后，中央苏区便也不得安宁了。

临时中央（王明已到莫斯科汇报）由博古代替他迁到革命根据地后，就让毛泽东靠边站了。对那些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他们无情地打击。先后在福建、江西开展了反“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的这些作法，弄得苏区人心惶惶，对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33 年，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纠集 50 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他总结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订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采取堡垒主义的形式向中央苏区推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中央苏区红军已有 8 万多人，根据地日益巩固，又有前四次反“围剿” 胜利的经验，士气高涨，形成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有利条件。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战术，完全有可能打败敌人，但这时临时中央负责军事的博古不懂军事，一味信任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可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硬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规战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对毛泽东等创造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游击战和积极防御战的经验不屑一顾，盲目推行了一条“左”倾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战争一开始，博古和李德就提出所谓“两条路线的决战”的口号，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 结果使红军主力陷于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之间，处处挨打，十分被动。正在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在福建前线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派人同红军谈判合作。

但是，博古等人硬说十九路军的行为是“假革命”、“欺骗群众”，因而不肯同他们有任何合作，拒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正确意见。结

果，孤立无援的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瓦解之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打破敌人“围剿”的宝贵机会。随后，蒋介石便集中全力进攻中央红军了。

1934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机会主义推到了顶点。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打击面太大，造成了社会混乱。这就更加增大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困难。

4 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

德不顾敌强我弱的情况，仍然决定与敌主力硬拼，双方激战 18 天，红军伤亡惨重，广昌失守。随后，敌军日益深入我苏区腹地，在遭到重大挫折后，“左”倾指挥者便灰心丧气，处处设防，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红军陷入了更加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将红军主力调到湖南，并牵着江西敌人到湖南消灭的挽救危局的方针，但遭到拒绝。“此计不用，打破敌人‘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实行军事战略大转移。1934 年 10 月 10 日，除陈毅率领的一部分留

守部队外，中共中央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余人，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者惊慌失措，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长征这么重大的行动，事先秘而不宣。长征开始后，对于为什么要撤离苏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始终没有和广大将士说清楚。因此，大家出发前糊糊涂涂地不知要做什么准备，只好采取大搬家的方式，组织了庞大的后方机构，携带了大批武器、几千副挑子等等。大批的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不能机动地执行战斗任务。由于队伍实在是太多了，行动极为不便，经常会出现 7、8 万人在一山中羊肠小道中缓慢移动的情况。

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蒋介石布置了 4 道封锁线，由湘军、粤军、桂军分别布防。英勇的红军战士经过浴血奋战，虽然连续突破了漳水、宜章、粤汉路、湘江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湘江一役，损失尤为惨重。经过 4 道封锁线后，红军人数由 8 万多人锐减到仅剩 3 万多人。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的攻势。蒋介石察觉到红军前进的方向是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便立即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着红军去钻。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该怎么办呢？

长征开始后，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不利的状态，现在又几乎陷入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痛快淋漓的大胜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始怀念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来。还在苏区时，许多红军指挥员和党政干部，就对当时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军事上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向他们提出意见，有的还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的毛泽东，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但是，这些都被当成了耳边风。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暴露出来，到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更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严峻的事实，使一些曾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逐渐醒悟过来。还在第

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后因广昌战役与李德、博古意见不合，而遭到排挤。王稼祥更是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坐担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这样，两人就在行军途中谈开了。晚上，宿营时，毛泽东又建议张闻天同他和王稼祥住一块。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的三人集团。毛泽东利用一切时间向他们分析了在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针对具体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理。王、张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加深了自己对以前的错误的认识，产生了改变错误领导的决心，正象当时王稼祥所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并决定支持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和朱德历来比较尊重毛泽东，他们当然是支持他的。另外，毛泽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干部和指挥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李德还恼火地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 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广大指战员们的呼声、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 年 12 月 11 日，中央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四道封锁线后，到达湖南通道县。“左”倾领导者仍然一门心思想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可如果真去，就等于是拿已剩下不多的这点红军力量去钻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来的想法，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于是，临时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临时碰头会。会上，毛泽东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说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 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这番话，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共鸣。李德、博古虽还没有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想法，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蒋介石的第 5 道封锁线，于是只好暂时同意毛泽东避实就虚的建议。12 月 4 日，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通道会议的转兵西进，开始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受制的局面，红军开始争得主动权。

12 月 15 日，红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黔东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黎平城。这时候，敌人的大部队因红军的突然转向而被弄得措手不及，一时未能跟上，红军在黎平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息机会。因为通道会议有关红军进军方面问题的争论还没有结果，所以中央决定 18 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多数人就在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上与李德、博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气氛较紧张，发言人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噪门。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在会上几次发言，严厉批评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正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划，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在决议中决定以贵州遵义为中心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整编红军队伍；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议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自王明“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后，党中央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也是红军变被动为主动的开始，为遵义会议纠正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12 月 20 日，中央红军按照军委的决定，分两路向乌江地区挺进。沿途

行动相当顺利。12 月 31 日，红军到达距乌江约 30 里的集镇——猴场（今草塘）。这时，李德又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不过乌江；二是回头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川黔边地区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又于1935 年 1 月 1 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建议， 提出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剿”。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接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准备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红军整编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等任务。会上，中央政治局还做出一条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包办军事指挥权的一种组织上的限制。实际上从此以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就被停止了，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打下了基础。

猴场会议后，红军指战员们连新年饭也没好好吃，就按照原定计划赶奔乌江。1 月 4 日，部队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1 月 7 日，红军乘胜前进，一举攻下了遵义城。

1935 年 1 月 15 日～17 日，广大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侯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因前线发生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而没有参加会议；五军团长董振堂也未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以及为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叫柏辉章的军阀公馆二楼一个长方形房间召开的。房间不大，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25 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摆在桌子周围。因为天气冷，还用铁炉生了一盆炭火。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一直没动。紧挨着坐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他的参加者不象现在这样，有个名单座次， 每次来了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行了。李德大概因为心里不舒服，因此一直坐在门边，凳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位置上，翻译伍修权紧挨着坐在他旁边。另外，还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是聂荣臻。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到深夜。因为白天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都要处理战事和许多日常事务。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在报告中，博古为失败的错误领导进行辩护。他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客观困难，而不承认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随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政策不对头，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 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极为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闻天按会前与毛

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指挥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会议期间发言最长的一个。在发言中，毛泽东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指出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犯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道出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闷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王稼祥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 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和朱德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正确的观点。虽然朱德是个稳重谦逊的人，但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并且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错误的批评；并竭力推举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袖。他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刘少奇、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发言。林彪在会上虽然没说什么，但他是赞同毛泽东的。只有何克全（凯丰）在发言中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继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对会议持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会议，他在发言中为自己和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把失败归结为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说他只是一个“顾问”。大部分时间里，他一言不发，只是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主持会议期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出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宽宏的气度。会后，他又能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 能够顾全大局，把担子交出来，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会议除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李德、博古军事错误领导外，还就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作了讨论。大家认为，贵州人烟稀少， 比较贫穷，再加上党在这里没有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 决定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会 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 中央红军打过长江去，把队伍开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一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口稠密；二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大量调兵不容易。经表决后，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写出后，经过充分讨论， 最后在中央红军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认为博古作的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并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是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国内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及我粉碎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与不利条件，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

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接着《决议》详细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的具体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议》认为在福建事变发生的情况下， “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为极积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关键”。认为党中央采取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十九路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等人根本不了解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采取行动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李德、博古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地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因而贻误了战机，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挥，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就是在突围的时候，也“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些政治上与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到敌人打击。

《决议》认为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由他们包办，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掉了。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和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最后，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军事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在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3 月 4 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驻遵义时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 月 11 日， 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紧急的战争环境下，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指挥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环境下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属于瞬间的事情，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从历史上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并没有全面地分析和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就党多年来工作上所有重大问题作一个讨论是不可能的。而且，党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性的看法需要一个过程，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决议》只笼统地肯定了党中央当时的政治路线，对于造成党中央在军

事上犯的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完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些成果是独立自主取得的，因此，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上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作战方式，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生。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根据实际战情的变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弄得晕头转向，最后， 红军终于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获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