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

1938 年 12 月，正当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抵御日本侵略的时候，汪精卫集团却公然认敌为友，叛国投敌。

辛亥革命以后，汪精卫一直是国民党的要人。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号汉奸卖国贼。1938 年，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汪记国民政府，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帮助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我国沦陷区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并且组织伪军，配合日军进攻人民军队，成为罪大恶极的中国人民的公敌。汪精卫集团投敌，是不断受到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而逐步酿成的历史事

件。

从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至 1938 年 12 月汪精卫集团投敌，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至 1938 年 1 月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这阶段中日两国之间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外交关系并未完会断绝，日本主要是通过德国出面调停，提出苛刻条件，要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方面是以蒋介石为主要人物，汪精卫从旁推动。

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日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放出“和谈”诱饵。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外交的途径，将中国诱导到日本所期待的境地。德国政府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活动。11 月 5 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了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对陶德曼调停不加拒绝，但态度不很积极。汪精卫则不同，抗日战争开始后，汪就积极主张对日和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汪精卫等人认为和平有望，相当兴奋。马上从旁加以推动。 10 月 30 日，陶德曼会见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从中联系的意向。蒋介石对陶德曼转达日方所提条件的第二天，汪精卫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日本如愿和平，不可失去机会！”然而，日本政府并不真想问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和。所谓“和谈”，

只是企图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12 月中，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日本政府马上又追加新的苛刻条件，态度极为蛮横，简直是下最后的通牒。

日本政府所追加的条件，超过了蒋介石所能接受的限度，他害怕接受了日本的条件，自己的统治会被舆论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因而不敢答应。与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想通过促成“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汪对日本所提出的苛刻条件，认为可以考虑接受，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答复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1938 年 1 月 11 日，日本召开有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扬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日本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而要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协定。16 日，日本首相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18 日，国民党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中日各召回大使，两国关系断绝。至此，陶德曼调停失败。汪精卫的投降目的没有达到。

第二阶段：从 1938 年 1 月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后至 7 月，这阶段

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并未放弃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国民党政府虽然发表宣言重申抗战的决心，但也并未断绝与日本谈和的愿望。因此，中日双方以半官方出面，试探和平条件。

陶德曼调停虽然失败了，但汪精卫等人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与日本的“和谈”，周佛海说过：“我们几个同志，虽然没有方法挽回国家命运，但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以便在适当时期，最后实现停战的目标。”他们为了“推动和平运动”，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由，经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于 1938 年 3 月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去香港活动。

高宗武搜集到的情报显示，日本方面的一些人在这一阶段仍然想与中国谈判。对此，汪精卫认为“这可看作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周佛海听了更“加强了他对日本和平的决心。”高宗武的报告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非常重视，甚至想与日本先停战再谈细节。并令高宗武转告日本，说自己并不“反对和平”，但要先反共再和平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起来。”

这年 4、5 月间，日军虽然攻占了徐州等战略要地，但也越来越感到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同时，日本又发觉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政权是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它们既不能转移中国人民敌视日本帝国主义的视线，也不能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归附到伪政权的旗帜下，对中国青年没有吸引力，靠这些人来收拾时局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又施展了政治诱降的手法。

日本的这种姿态，对蒋介石、汪精卫都有很大的诱惑性。不过蒋介石对日本存有戒心，既不想断绝与日妥协，又不愿公开投降，日本政府对蒋这种举动是不满的，但他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又不能断然抛开他。对汪精卫，日本方面很感兴趣，但又怀疑他是否真地掌握着实权。认为仅凭汪精卫一派的力量，不足以收拾时局，日本对选择谁作为谈判的对手还举棋不定。从 1938 年 7 月高宗武去日本，到当年 12 月汪精卫集团逃离重庆是日本

人诱降国民党的第三阶段。这阶段日本诱降的主要对象已转向汪精卫，结果导致汪精卫集团叛国，日本的诱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迫切想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足来，因而对蒋介石越来越不满意，终于选定了汪精卫作为谈判的对手。

这年 6 月，高宗武又回到武汉待命。蒋介石怕高宗武往返太多会泄密，同时也怕高宗武的活动会被人利用，不想让他再去香港。但周佛海认为，高如不再去香港，与日本的联系就会中断，未请示蒋介石，就催高宗武快走，并鼓动他去东京，直接向日本政府摸底。7 月初，高宗武单枪匹马潜赴东京，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进行多次会谈。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交涉“和平”的对手。板垣还写信给汪精卫说明此意，托高宗武代转。上述情况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勾结，以至后来的叛国投敌，打通了路子。

高宗武回到香港，因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而赴日本，不敢回武汉，将日本的意见经周佛海转汪精卫。汪一看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谈虽然高兴，但为避免被动，将报告原样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本无异要他下台，命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回武汉，停止与日本的一切接触。可是汪精卫、周佛海已经摸到日本方面的底，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本接洽的任务由梅思平继续执行。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方密谈多次，初步确定了汪精卫出面主持“和谈”的条件和行动方案。这时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加紧对国民党诱降。为了适应这个形势，11 月 3 日，日本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本愿意与这样的新生政府和谈”。改变了第一次声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以便汪精卫出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 11 月 2O 日，梅思平、高宗武作为汪方的代表与日方的代表在上海肥原公馆重光堂举行秘密会谈，签订汪日第一个秘密协议——《日华协议记录》，并制定了汪精卫集团叛逃的行动计划。

日本的诱降政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将汪精卫拉了过去。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1932 年l 月汪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因此，他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鉴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汪精卫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但其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战之时，国民党政府却根本不支持十九路军，暗地里与日本交涉，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

1933 年初，日军攻占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驻长城线的中国军队，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抗日，但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给予有力的支援，反而加以制止，致使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平津一带受到了严重威胁。4 月 14 日，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仍抱定抵抗与交涉同时并行之方针，为对日妥协制造舆论。1935 年 1 月 2 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所谓对华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20 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冶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不仅如此，汪精卫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5 月底，日本调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次郎于 6 月初进行秘密谈判。6 月 9 日，何应钦对日方所提的各项有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以书面答复承诺。第二天，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表示认可，并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禁止一切抗日言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仍然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面对着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绪高昂的这种形势，汪精卫不敢把他的求和主张公开端出来，于是就来个公开言战，暗中主和。他在公开的场合发表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万一这次抵抗不住日本的侵略，不止一切建设都要变成灰烬，所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每个人都要遭受屠杀，每个人都要遭受非人的凌辱”，并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成材料”的“无赖”！说得何等悲壮！然而在暗地里，汪精卫却依然畏敌如虎，对抗战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汪精卫私下常对人说：“能和就和”，“这

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尽管表现犹豫和动摇，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

击下，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的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与汪精卫相呼应的，还有周佛海一伙人。在周佛海家里，周与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以及胡适、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凑集在一起，议论抗战。他们认为这次战争“真是冤枉极了”，“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的，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是未可乐观”的。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是从战争的途中“恢复和平”。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低调俱乐部”。

1937 年 7 月 29 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民族失败论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 月 4 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 “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 他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写过十几封信，要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还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汪精卫污蔑共产党是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攻击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大当”，“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并且声言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仍然“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表示了他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立场。

汪精卫与周佛海这两伙人，原来是属于国民党内两个政治派系，彼此矛盾很深，曾相互骂对方“不是东西”，都说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这时，由于都主张投降，终于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主和派”。这表明，抗日战争的惊涛巨浪，已使国民党发生了新的分化。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他们终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叛逃投敌。

要抗日就必须联共，要降日就必然反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也是对日求和的主要障碍。汪精卫一伙是反共的死硬派。西安事变以后，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时候，汪精卫利用电台、报纸、会议，说国民党人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糊涂”，叫嚷万万不可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的毒计”，竭力反对国共合作。1937 年 9 月，蒋介石准备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汪精卫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可是迫于形势，蒋介石拖了 3 天，还是不得不发表了关于联合共产党的谈话。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则竭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国共合作。他们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颠覆政府的工具”，是“利用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特别是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获得迅速的发展，更是恐慌万状，他们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借抗战“保全实力”之外，还到处散布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国民党必愈战愈弱，共产党必乘机得势，日见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日本讲和不可。”主张“联日反共”。

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除了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野心，都想乘国难之机飞黄腾

达。

汪精卫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政客。他自命不凡，不甘屈居人下，自孙中山逝世后，他就一直想当国民党的一把手。何香凝曾经说过：汪精卫这个人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当领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汪为了争当国民党领袖，多次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蒋介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抗战开始后，他虽然担任了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但处于蒋介石之下，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心里很不高兴。汪精卫为了满足自己的领袖欲，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傀儡王。

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年青时，先是想当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家。后来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周佛海虽然颇得蒋介石的宠爱，当上了厅长、部长，并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得到蒋的器重，但他认为蒋介石对他还是没有重用，总感到不满足。周佛海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集团的参谋总长，筹建汪政权是由他一手具体负责的。周佛海对于自己在汪伪内处于掌实权地位甚为满意，认为汪精卫对他真是有知遇之恩的。

除了汪精卫、周佛海之外，其他附汪的人，也莫不是想攀龙附凤，做上大官。汉奸李士群常对他的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由此可见，这些人落水当汉奸，都是醉心于个人权势。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与日本谋和的目的，从各个方面开展活动，不惜出卖国格人格和民族利益。首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周佛海通过知名学者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宣传和平。结果，都未为蒋所采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汪精卫等人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日本政府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汪精卫还要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这时蒋介石去河南，没有蒋的点头，孔祥熙不敢同意。汪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1937 年 11 月 5 日，陶德曼往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对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一）承认伪满洲国；（二）内蒙独立；（三）在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四）扩大上海非军事区；（五）停止反日，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锐；（七）尊重外侨权利。对于日本所提条件，蒋介石表示不能正式承认，但对陶德曼表示：（一）可以将日本所提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他还要求陶德曼和日本政府，对于谈判的情况和日本所提“条件”，要严守秘密，否则他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下台。但是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却毫无顾忌地要求蒋介石全部接受日本条件。12 月 6 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竭力主张接受日本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企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蒋介石承认。

1938 年 2 月，以低调俱乐部一伙人为核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其宗旨：“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汪精卫集团利用这个公开的“文化团体”，以雄厚的经费，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

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艺文研究会”还在广州、西安、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分会，办报纸，出刊物。以后汪精卫逃出重庆，这些人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成为汪投敌活动的吹鼓手。

为了投降卖国，他们还大量制造舆论，周佛海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说：“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宣传却要鼓吹抗战到底”。“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内心矛盾极了。干是，他提出了所谓“科学和理性”的宣传方针，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们利用“艺文研究会”，办刊物，出丛书，连篇累牍地把中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把人民的抗日运动说成是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为一哄而起的行为”。

到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前后，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陷落，又害怕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们公开对日求和乞降，并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广州沦陷的当天他接见路透社记者说： “如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我们可以接受之”。与此同时，汪精卫又连续发表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战，“保存实力”，“颠覆政府”，并抓住国民党火烧长沙的错误，大做文章，攻击“焦土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使“大家都变成大贫”，汪精卫的那些追随者便紧跟而上，公开讨论所谓“和平”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汪精卫的求和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责，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为了完全降日，汪精卫等人下决心逃出重庆。1938 年 11 月 27 日，梅思平将重光堂秘密协议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汪精卫对协议内容没有意见，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陈公博不赞成，而陈壁君极力主张走。在这期间，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但汪精卫在民族投降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同时也由于他始终反对共产党，对这次与共产党合作特别反对，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投入日本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怕成群结伙的走，人太多会使人生疑，于是决定分散出逃。12 月 5 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堂而皇之去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为了便于出走，汪精卫先把汪公馆雇用多年的女佣遣散。接着，又把国民党军委会去给他当侍卫队长的刘文焕支走。同时，为了使自己出走时轻装简从，汪夫妇先把他们两个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幼女汪文恂，连同细软财物，带去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去香港，对外说是让这两个孩子去香港读书。12 月 6 日，汪精卫决定出走的前两天，蒋介石到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这一下把汪精卫出走的计划打乱了。19 日，汪精卫带了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从昆明至河内。就这样，汪精卫一伙叛离了抗日阵营，汪精卫投降卖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22 日，与汪精卫的逃亡遥相呼应，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要“与中国的有识同忧之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一时谣传“汪精卫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英美两国对此十分敏感，纷纷打听蒋介石是否有意与日媾和。这下子，叫蒋介石感到十分难堪，蒋介石斥责汪精卫“造谣”，撤销了他的副总裁职务，同时开除了他的国民

党党籍，并指令戴笠立即派特务到河内暗杀汪精卫。

汪精卫住在河内一幢小洋楼内，深居简出，又有日本特务和越南军警保护，戴笠派去的 6 名特务在汪宅附近盘桓了 3 个多月，竟一直无法下手。

汪精卫以河内为据点，频频向重庆政府开展宣传活动。然而，出乎日寇的意外，尽管有汪精卫呼吁，重庆的汪派要人们不为所动，反而骂汪精卫是卖国贼。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活动仍十分头痛，大骂戴笠的特务无能。戴笠只好一再发电催促特务动手。于是特务们在一天晚上，摸黑翻墙跳进汪精卫住的小洋楼，直奔二楼的住房。他们原想冲进去，用利斧把汪精卫砍死，来个人不知，鬼不觉，谁知房门怎么也打不开，只好在门上劈了个小洞，用手电照着往里寻找。忙乱中，他们看见床底下钻着一个人，就连射数弹，眼看着这个人在血泊中趴下不动了才匆匆离去。

枪声惊动了防卫的军警，结果只有两人逃出，四名特务被捕。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高兴万分，急忙向蒋介石报功。谁想到，第二天听河内广播，才知汪精卫安然无恙，被打死的是汪的亲信曾仲鸣。原来，这天曾仲鸣的太太从外地赶到河内，汪精卫搬到另一个房间去，把他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住，曾仲鸣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受了这样的惊吓，河内再也待不下去了，急忙绕道香港去了日本，直接投入了日寇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在特务横行、耳目四播的国统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能逃出重庆，安然抵达河内吗？连当时日本的一些人也对汪的意图表示不信任，认为“汪和蒋在唱双簧”，两人 “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甚至当时的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员也有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揭开之谜底”。汪精卫出逃之前，他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飞往昆明的飞机

票，是由汪派的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代买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民航检查机构。汪的这次行动又是极端秘密的，事先连他的亲侄儿、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以及他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如陈树人、甘乃光等都不知道。为此，陈璧君在临走时还问汪：“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与他们商量，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在当时，以汪精卫的地位，说要到昆明作抗战演讲，是没人敢予阻拦的。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电》之后，1939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汪精卫出走给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中，还对汪的行动表示“惋惜”，希望他能“翻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先是，蒋介石派了汪派中央委员谷正鼎，传达中央意旨。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肖同兹，也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劝周佛海回重庆。这些争取工作无效之后，3 月，谷正鼎又奉命带了汪精卫和陈壁君、曾仲鸣的 3 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汪，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需要到海外疗养，可先送公费 50 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的这些努力遭到汪精卫的拒绝。蒋介石知道，一旦汪精卫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对他的统治地位是不利的。蒋是一个大独裁者，即使要谋求对日“和谈”，他也要独揽这个大权，决不会轻易把这项“重任”让汪精卫去完成，而削弱自己

的统治地位。

汪精卫投敌之后，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逃离重庆，反复强调说，他不离开重庆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和平”主张，《艳电》就不能发出。周佛海公开否认他们的“和平运动”是蒋汪“演的双簧”，也不承认他是蒋介石派来“暗中监视”汪精卫的。相反，他对自己不得不叛离蒋介石感到内疚。他说：他十分感激蒋介石对他的提携与重用。他虽然没有反蒋的居心，但因为政治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地位，在私情上是十分难受的。

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蒋介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派”之所以能够活动，是与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策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且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不得不对日军的进攻实行了抵抗。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它投入相当多的部队到抗日第一线，有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激烈。但是，蒋介石的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他在实行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的企图。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的这种抗战两面政策，为汪精卫“和平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才敢于当面对蒋劝和，才能够在陶德曼调停中参与策划，穿插其间。

派高宗武去香港寻找“和平路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亲自批准，高宗武作为国民政府一个高级外交官员，怎能秘密去香港、上海与日本勾搭？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 6000 元（合约 2000 美元）。高宗武从日本方面摸到的情况，都通过陈布雷转交蒋介石过目。1939 年，蒋把高宗武送上来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足有 3 天，以备随时考虑。以后，汪精卫集团就是沿着高宗武开辟的这条路线暗中通敌，以至叛国。

“艺文研究会”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策划，经蒋介石批准成立的，蒋还“面命”该会要受汪精卫的“指导”。其经费每月 5 万元，是由蒋介石下手谕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的，这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化团体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周佛海、陶希圣就是利用雄厚的经费，招兵买马，出刊物，办报纸，开书店。蒋介石对“艺文研究会”的反共、求和言论听之任之，这就为汪精卫集团投降理论的散布，为这个投降集团的拼凑，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谈和的条件，蒋介石的要价要高些，他不仅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而且不肯公开承认满洲国。汪精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他们甚至说：“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本来是满洲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汪精卫直到出逃前几天，还在逼蒋介石谈和。

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当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他们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但是他们又是国民党内两个最大的政治派别，自始至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勾心斗角。蒋汪之间矛盾的深刻和尖锐是难以调和的。

汪精卫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只要他振臂一呼，大大小小的投降派汉奸就会源源而来。但是，他打错了算盘。《艳电》一发

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一个反汪的巨大声浪席卷全国，人们坚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汪精卫寄予莫大希望、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张发奎及龙云等人都没有附和响应，而且还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下令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纲纪而振士气”。就是一向被人视为汪派重要干部的陈树人、谷正纲、彭学沛、甘乃光等也不来参加汪精卫的叛国集团。汪精卫集团如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1939 年 5 月 31 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乘日本海军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6 月 6 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二）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本力量，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原则下，可允许存在。16 日，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做出决定：（一）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决定；（二）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旗帜上的下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三）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须理解只取消其名称。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及其他决定，中央政府必须继承；（四）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具有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五）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

在东京期间，汪精卫还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和外相有田等举行了会谈，汪精卫在取得日本五相的“信赖”和支持以后，于 1938 年 6

月 18 日，离日回国，开始他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1939 年 8 月 18 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有各地代表共 240 余人。汪精卫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周佛海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褚民谊、梅思平、丁默屯、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主席，梅思平为秘书长，罗君强、陈春圃为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一）“党务整理案”，规定：自 1939 年 1 月 1 日以后，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决议、命令全部无效；改组中央及地方机关；修正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选举中央委员会，推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二）修改国民党政纲、废除一党专政，授权汪精卫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三）以反共为基本国策。（四）根本调整中日关系，迅速恢复国交。（五）迅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提案。会议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

9 月 5 日，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成立了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屯、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为副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朱朴为副部长；丁默屯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周佛海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屯、李士群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特务委员会设特工总指挥部和肃清委员会。丁

默屯为特工部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肃清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主任，丁默屯、李士君兼副主任。

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是汪精卫筹组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汪精卫便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了一系列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11 月 1 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在华特务组织“梅机关”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谈，12 月 30 日，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而日本的兴亚院和内阁会议，在《要纲》密约签订一周后即予批准，并表示将全力支持汪精卫中央政府的成立。

在“梅机关”的一手操办下，1940 年 1 月，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几次举行了合流的分脏会谈，经过讨价还价，通过了中央政府大纲、政纲、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的日期等案。3 月 20 日至 22 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完成了伪政权成立的全部准备工作。

1940 年 3 月 30 日，在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还都宣言》。声称：本政府为全国“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为国民政府所执行之最大方针”；对于日本，要“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于重庆方面， “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国缔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对于现在重庆及各地服役中之公务人员，“务须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凡属一般将士，“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之下设五院，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未到任），副院长代理院长江亢虎。其中行政院又设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等 14 个部。其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

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 3 个特

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 22 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

此外，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它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汪精卫充任，下设办公厅、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和军事训练部等。其先后成立的地方军事机构有：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参谋长黄其兴；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叶蓬，参谋长萧其昌；开封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刘郁芬，参谋长刘希文；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副总司令张岚峰，参谋长潘伯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另外，还设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办事处，以李讴一为主任。当然，这些军事机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和战争形势的需要，曾经几次变动，特别是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为加紧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加强伪“中央机关之统率力，其统帅之纯一化，以适应战争勃发的需要”，对汪伪政权的军事机构进行较重大的调整。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

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

随着投降风潮日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也日益嚣张。他们制造事端，制造摩擦，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些投敌的伪军并不与蒋军为敌，却处处配合日军和蒋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协助国民党军队掀起了反共高潮。汪伪政权出台不久，1941 年 1 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8000 余人伤亡被俘，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抗击着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处境变得十分险恶。

汪伪政权，为了效忠其主子，对我广大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协助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政权，特别是签订秘密条约，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犯下了滔天罪行。

汪伪政权成立之前，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它的支持，就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对日本侵略者作了许多秘密“承诺”，其中主要的是 1938 年 11 月 20 日签订的“上海密约”和第二年 12 月 3O 日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要纲》的主要内容是：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占领；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本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交通等，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汪伪政权成立后，按照日方旨意，于 11 月 30 日，由汪精卫、阿部信行，在南京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个条约，完全是以日本近卫首相提出的“三大原则”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为标准、而签订的公开卖国条约。比如：条约在“两国共同防共”的口号下，把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侵占永久化；条约在“为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号下，又规定日本“在所要期间内”“得驻留其舰船部队于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并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其关联地点”，而且“日本国船舰得自由出入并碇泊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港湾水域”。另外，条约还允许日本任意开发“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资源”。并且在这些资源的利用上，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充分之便利”。可见，所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条约。

汪伪政权在帮助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沦陷区又进行所谓“清乡运动”，企图借以肃清敌伪占领区的抗战势力，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侵略军的“清乡”计划，早在 194O 年冬就提出来了，并得到汪伪政权的积极响应和配合。1941 年 3 月 24 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通过了《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特派汪精卫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士群兼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曼云任副秘书长，陈群等 14 人为清乡委员会委员。具体指挥机构是“驻苏州办事处”。

根据日汪“分期分批进行清乡”的计划，从 1941 年 7 月，苏州地区就开始了“清乡”；1942 年 8 月，清乡地区又扩大到太湖东南地区和上海市郊区； 1943 年，清乡地区又扩展到江苏的镇江地区、浙江的杭州地区和苏北地区；

1944 年，安徽的芜湖地区，湖北和广东的个别县也进行过“清乡”。

上述地区，多为我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军用物资，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对这些地区的清乡运动与对华北地区的残酷扫荡，在作法上并不完全相同，不是采用残酷的摧毁政策，而是采用所谓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特务清乡、文化清乡以及心理与精神清乡等，使沦陷区人民遭受日伪各种各样的摧残与折磨，妄图通过镇压与欺骗的清乡运动，动摇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汪伪政权还通过发行伪币和统制物资手段，大量搜刮民财和粮食、棉布等“战时物资”。

1941 年 1 月 6 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正式成立，由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任总裁。这是汪伪政权以金融为工具，残酷掠夺沦陷区人民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时，发行的中储券与国民党的法币等价使用，但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了使中储券成为敌占区的“唯一法定通货”，破坏中国抗战经济，乃决定对法币采取打击政策，限期贬值兑换直到停止使用。仅此一项就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利用不等价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攫取了大量财富。

汪伪政权还加强对敌占区物资的统制，以种种借口，罚款、没收甚至公开抢劫人民手中的物资，稍有违抗，即惨遭毒打。汪伪政权还以“参战”动员为借口，开展为日本“献金购机”和搜集废旧金属运动，限额勒索民间的财物，奉送日军购买飞机之用。

此外，汪伪政权依靠以李士群为头子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进行法西斯特务统治。李士群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直接配合日军对沦陷区进行“清乡运动”，同时加强对敌占区的恐怖统治，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抗日活动。

1944 年，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已定，它的傀儡汪伪政权日子也不长了。11 月 10 日，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内。12 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推选陈公博为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他看到大势已去的危局，对心腹说： “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周佛海等一群汉奸，忧心忡忡，为即将履灭的汪伪政权赶办后事。一方面，他们积极协助并希望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成功，使两个“国民政府”“合并”起来；另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加强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军事守备力量，反对和防止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和收复这些地区，以便向蒋介石报功，减轻他们的罪行。

蒋介石对汪伪政权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谴责汪精卫卖国求荣，一方面对投敌官员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与汪伪政权藕断丝连，拉拉扯扯；蒋介石还把投敌叛国叫做“曲线救国”，为大小汉奸留下了一条活路。汪精卫虽然有过革命的历史，却终究当了汉奸，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