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坛巨匠

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宋代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7岁能写文章，有人以神童推荐，朝廷召至京师考试，赐同进士出身，当时年仅14岁。在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仁宗时，历任枢密使、三司使。庆历二年（1042）任宰相兼枢密使，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班贤材。后因建议不合太后意，被罢官，出外为宣州知州，后调到应天府。在任期间，复兴学校，聘请范仲淹任教。后被召还京师，为御史中丞，升参知政事。复出外任亳州、陈州知州。又还朝，再为御史中丞、三司使。庆历四年（1044），因谏官批评被罢官，再次出外为知州。因病回京师治疗，随后去世。他的诗词内容丰富，文字美丽，闲静文雅又富思想感情。著作主要有《珠玉词》、《晏同叔先生集》等。

景德初年，张知白任江南安抚使，以神童把晏殊推荐给朝廷。皇帝召他与进士一千多人在一起考试，他神态自若，执笔迅速成文。皇帝对他的文才很是称赞赏识，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说：“殊是江南人。”皇帝看着他说：“张九龄不也是江南人吗？”两天以后，又考试诗、赋、论，看到题目，晏殊说：“臣曾经私下学习过这篇赋，请考试别的题目。”皇帝喜爱他诚实，赋既成，几次称赞写得好。拔擢为秘书省正字，在皇家图书馆读书。皇帝还命令直史馆陈彭年了解与他往来的是哪些人。提起他来，每每加以称许。

第二年，召至中书省考试，升太常寺奉礼郎。因立皇太子施恩臣子，升光禄寺丞，为集贤院校理。他的父亲去世，回到家乡，守丧未满期，朝廷就起用了他，命他随皇帝祭祀太清宫。又命他修纂《宝训》，在太常礼院兼职。母亲去世，他请求守丧期满后出来做官，不许。又升太常寺丞，再提拔为左正言、直史馆，任升王府记室参军。一年之内，升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接着任知制诰兼职集贤院。过了一段时间，任翰林学士，升左庶子。皇帝每次询问事情，他大都用一寸见方的小纸片写满小字，回答完，常常连稿子都封好送上，皇帝很看重他的缜密作风。

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遵照遗命暂时处理国家政事。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单独见太后谈公事，没人敢于肯定这个要求对还是错，晏殊说：“群臣向太后报告事情的，应当垂帘听取，都不能面见。”议论遂即确定。晏殊升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太后说他是太子东宫的旧臣，给他的恩典与功绩不相称，因而加任给事中。他参与纂修《真宗实录》，升为礼部侍郎，任枢密副使。晏殊上书评论张耆不应该任枢密使，违反了太后的旨意。又因随皇帝去玉清昭应宫的侍从拿笏板迟到，晏殊很生气，用笏板撞折侍从的牙齿，御史上书检举，遂被罢官，令他出任宣州知州。

过了几个月，晏殊改任应天府知府。他请范仲淹教府学学生。自唐末五代以来，全国学校废除，恢复兴办学校是从晏殊开始的。皇帝召他至京师任御史中丞，又改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再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任三司使，再为枢密副使，还未到任，又改为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太后拜谒太庙，有人建议应穿着皇帝礼服，太后问晏殊该穿什么，他根据《周官》规定回答说，应着皇后服装。太后死后，他被罢参知政事，以礼部尚书出任亳州知州，调转到陈州，后回京师升刑部尚书，并以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再为三司使。

陕西正用兵打仗，晏殊请求停用宦官监军，不要把预先绘制的作战阵形图交给领兵诸将，以便他们根据敌人情势决定攻守；同时召募弓箭手加以教练，以备战斗。又请求拿出宫中剩余物资补助边防费用，凡是别的部门有主管财物的，全部罢除交还度支部门。他的这些建议得到全部施行。康定初年，晏殊主持枢密院事务，遂任为枢密使。又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1042～1048）年间，升为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殊平日喜爱贤而有德的人，当代知名人士，如范仲淹、孔道辅都是由他扶植成长起来的。到担任宰相时，更加致力于引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都得到任用，至于尚书省内，大多是当时的贤德者。皇帝也很振奋，打算使用这众多的才德之士改革政事，而小人、权臣和侥幸得官的都甚感不便。晏殊令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向皇帝上书请将欧阳修留在京中，皇帝不许。孙甫、蔡襄上书说：“宸妃生下圣上为天下之主，而晏殊曾经接受皇帝命令为宸妃撰写墓志，对这一点他却不提一字。”他们又向皇帝上书说，晏殊役使官兵修建客舍以图利。由于以上所谓罪行，晏殊被降职为工部尚书，出京任颍州知州。可事实是因为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所以晏殊在墓志中不敢明言宸妃诞育仁宗的事实；而他役使官兵，那是根据宰相的先例，以朝廷的命令借用的，当时人们认为这些并不是他的罪过。

晏殊后来转任陈州知州，又调往许州，稍后恢复礼部、刑部尚书。参与祭祀明堂，升任户部尚书，以观文殿大学士执掌永兴军，后转任河南府知府，升任兵部尚书。晏殊因病请求回京治疗。病愈之后，又请求出京为地方官员，皇帝特别留下他侍奉自己研读经史，并命他参与五天一次向皇帝请安的礼仪，他的仪仗和侍从与宰相一样。过了一年，病逐渐加重。皇帝打算亲自去看望他，他迅即向皇帝上书说：“我这是老病，将要痊愈了，不值得陛下如此担忧。”过了不久就病故了。皇帝虽然亲自祭奠他，仍然因为没有去探视他的病而感到遗憾。特别为此罢朝二日，以示哀悼，赠他司空兼侍中官衔，谥“元献”，并亲自书写“旧学之碑”四字刻在他的碑额上。

晏殊性情刚直，生活俭朴。多次掌管州郡，官吏和百姓颇惧怕他急躁。他也善于了解人，富弼、杨察都是他的女婿。他为宰相兼枢密使，而富弼任副使，为避嫌疑，他要辞去所兼枢密使职务，皇帝不许，可见对他的信任和恩遇竞是如此之深。他的文章内容充实，用词优美，运用自如。晏殊尤其善于诗作。他的诗闲静文雅而富有情思。晚年仍然好学不倦。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还有删定编排南朝梁、陈以后名臣著作，名为《集选》一百卷。

儿子晏知止，官任朝请大夫。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宋代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家贫好学，以至用荻草杆画地练字。后得韩愈稿，立志学古文，以期达到韩愈的成就。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景祜年间任馆阁校勘。因替范仲淹申辩，被贬为夷陵县令。庆历三年（1043）主持谏院。后出任滁、扬、颍等处知州十一年。嘉祜二年（1057）主持进士考试，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促使文风为之一变。加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嘉六年（1061）任参知政事。英宗初，主张尊英宗生父濮王为“皇”，遭到非议。他力求退职，出外为亳州、青州、蔡州知州。在青州任上，反对王安石青苗法。熙宁四年（1071）退职，次年去世。他的文学成就异常突出，为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发动了宋代的古文运动，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也是史学家，与宋祁合作修《新唐书》，自撰《五代史记》。还有《集古录》、《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

欧阳修四岁时失去父亲。母亲郑氏，誓志守节，亲自教他学习。家贫，无钱买纸笔，甚至用荻草杆当笔，以地为纸，学习写字。他自幼敏悟过人，读书之后就能背诵。到二十岁时，已有较高的名声了。

宋朝建立已将近百年，而文章体裁，还在承袭五代时风气。文字过分讲究雕琢对偶，文风萎靡不振，读书人大多因袭着这种陋习，不肯革新，文章立论卑下，气势萎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这些人，都有意振作文风，但力量不足。欧阳修游历到随州，在废旧书籍里发现了韩愈遗稿，读过之后很是敬慕，遂立志刻苦地学习探索，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赶上韩愈并和他并驾齐驱。

他参加会考，中礼部试第一名，被拔擢为甲科。调任西京推官。开始与尹洙往来，一起写作古文，议论时事，两人互为师友。他又与梅尧臣往来，互相之间用诗歌唱和，于是他以文章名冠天下。后被召入朝廷，任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向朝廷上书言事被贬谪，在朝大臣多数为他申辩救援，唯独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贬黜。欧阳修写信责备他，说他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信上报皇帝，因此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召请他掌管书牍文件。他笑着辞谢说：“往昔我写信指责高若讷，难道是为自己的利益吗？当初我们同时退，如今不同时进是合适的”。过了很久，恢复馆阁校勘，升集贤院校理。庆历三年（1043），执掌谏院。

当时，仁宗更换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这些贤能者都在重要的位置上，要增加谏议官名额，多用天下有名气的读书人。欧阳修是第一名人选。他每次进见，皇帝都提出广泛的政事问题，征询哪些事适宜实行。从此政事多所兴革，小人们常聚合一起非议。欧阳修担心好人肯定斗不过他们，就几次对皇帝分别陈述。

当初，范仲淹被贬到饶州时，欧阳修和尹洙、余靖都因替仲淹辨冤被赶出京城？人家说他们是“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兴起，于是他写《朋党论》上报皇帝。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以利益一致为“朋”，这是自然之理。臣以为小人没有朋，只有君子才有朋。为什么呢？小人喜好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财物，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伙同一起为朋，那是假的。到他们见利而争先，或利尽时，反过来互相伤害甚至残杀，纵然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修养自身，则因同道而互相补益。以此为国家做事，则因同心同德而互相救助、接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个，心也有亿万条，可算是无朋了，商因此亡国。周武王有臣三千，唯其他们一心，可说是“大朋”了，周朝因此而兴旺。所以君子的朋，不厌其多。为君王的应当退小人的假朋，用君子的真朋，则国家定会安定清明。

欧阳修议论事情非常直率，不免得罪人，有些人把他看做仇敌，独有皇帝奖励他敢说话，当面赐给五品服饰。并对侍从大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直言敢谏，到哪里去找？”于是令他参加修起居注，并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按照先例，这个职务必须经过考试后任命，皇帝了解他的才学品德，指示以特例直接授予。

欧阳修奉命为河东路使者。自西部打仗以来，议论这个问题的都要求放弃麟州以节省军饷。他说：“麟州不可废弃，如丢掉它，则黄河以内的郡县，人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不如分开兵力，驻守沿黄河以内诸堡垒，紧急时可以互相应援，平时也可以节省辗转运输，这是比较便利的策略。”由此麟州得以存留。又说：“忻州、代州、岢岚有很多朝廷禁地和荒废田土，请令百姓自由耕种它，不然，将会为敌人所有。”朝廷将这意见交有关部门研究，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每年收获粮食几百万斛。凡是河东路地区赋税过重，人民难以忍受的，经他上书得以免除的有十几件。

欧阳修从河东回到京师，适逢保州兵乱，朝廷又命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衔，任河北都转运使。临行前向皇帝辞行，仁宗说：“不要打算长久在那里，有话说时，就说。”欧阳修回答：“臣在谏院任职时可以批评建议。如今再议论就是越职，那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不要把在朝在外分得太清。”兵乱平息后，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自收纳民间妇女，欧阳修逮捕了博文把他投入监狱，昭亮因此惧怕，立即放出所收留妇女。兵乱刚起时，官方招抚他们说，投降不杀，但后来把他们都杀掉了，还有胁从二千人，是分属于几个郡县的。富弼为宣抚使，恐怕以后再生变乱，准备要求各地同一天杀掉那些胁从者，他与欧阳修在内黄相遇，半夜时，命随从退避后告诉他这个决定，欧阳修说：“祸患没有比杀掉已投降的人再大的，何况是胁从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假若一个地方不听从，这个乱子可不小。”富弼明白了其中利害，遂避免了这场杀戮。

正在这个时候，杜衍等人相继被污蔑为朋党而罢官，欧阳修很愤慨，上书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全国都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者，没有听说有可以罢官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贤者，说法与今日差不多。想要广泛地陷害良善，无过于指为朋党。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其为专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何在？除去一个好人，众多好人还在，于小人并不利；想要全部除掉，则善人过失又少，很难为他们一一挑出毛病，唯有说他们是一党，则可以一时全部除去。至于如自古以来的大臣，已被主上了解并得到信任，则难于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唯有‘专权’是主上所最憎恶的事，必须这么说，才可以推倒他。正直的人在朝，为邪恶的小人所忌恨。自己的谋臣不用，那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四人一旦都罢官，使一帮邪恶小人互相庆贺于朝内，四方夷狄互相称贺于边外，臣为朝廷可惜。”从此邪党更加忌恨他，借他张姓外甥的罪附会到欧阳修身上，为此被降为知制诰、实任滁州知州。过了二年，转任扬州、颍州。又恢复学士官衔。在留守南京时，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期满，被召回京师就任流内铨事，这时已在外地历经十一年了，皇帝见他头发已白，问候慰劳很周到。小人怕他再被重用，有人假造他的奏疏，说他要求朝廷清洗内侍中为奸利的人。那帮内侍都对他既恨且怒，在皇帝面前诬陷他，打算赶他到外地任同州知州。皇帝因接受吴充的意见而停止。朝廷升欧阳修为翰林学士，以便命他修《唐书》。一次，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主命令尊贵大臣四人执掌宴会，说：“这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的名气大。”

嘉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选，当时读书人还在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他痛加排除压抑，凡是写这样文章的往往被黜落。考选事毕，以前那些爱吵吵闹闹的轻薄之徒等他出门时，就围聚在马头前吵闹，街上巡逻者都不能制止。可是科举考试文章的风气，从此有所转变。

朝廷加欧阳修龙图阁学士衔，任开封府知府。他在任上，承接包拯的威严作风之后，尽量减少繁琐，遵循理法，不求赫赫名声，京师也很安定。任职刚十个月，又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成，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他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留守贾昌朝要开横垅故道，使黄河回头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要导入六塔河，参加议论的人无所适从。欧阳修上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河水混浊得厉害，没有不淤的道理，下游淤塞，上游必然决口。从近期经验看，挖掘河口固然能解除淤塞，故道也不是不能恢复，但这些措施都不能持久。横垅功大难成，即使完成也将重新决口。六塔河河道狭小，而以全部黄河水注入其中，必然使滨、棣、德、博等地受害。不如因着水势流向，增高堤防，疏浚下游，以便使其入海，这样可收数十年的利益”。但是宰相陈执中力主按贾昌朝的意见治理，文彦博则赞成李仲昌的主张，因此议而不决，到底还是导致了河北的祸患。

谏议官员上书批评宰相陈执中错误，而执中还不及早求退，企图保留官位。欧阳修上书说：“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昧的宰相，这将损害陛下圣德。”不久，执中被罢官。狄青为枢密使，掌握军权，有威武的名声，皇帝有病，谣言四起，狄青处境险恶，欧阳修请求罢除狄青兵权，派他到外地任职，以保他善终，遂罢狄青枢密使，出外任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因水灾上书说：“陛下君临天下已有三十多年，还没立太子。往昔汉文帝初即位，因群臣建议，及时立下太子，而在位长久，为西汉太宗。唐明宗厌恶别人说立太子事，不肯早定，以至引起秦王之乱，国家被颠覆。历史的经验很清楚，陛下还有什么疑虑而长久不定呢？”其后立英宗为太子，原因就在于此。

嘉五年（1060），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六年任参知政事。他在军事机关枢密院，与曾公亮考查全国兵数和三路屯戍兵的数量、地理远近，制成图籍。凡是边防长期缺少戍兵的，一定加以寻找补充。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凡是兵民、官吏、财利中主要情况，中书省应当知道的，他就搜集整理，制成总目录，遇事不再到有关部门询问。当时太子还没定，与韩琦等商定对这件大事的建议。此事记述在《韩琦传》里。英宗因病没有亲自处理政事，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侍从们交相构陷，几乎造成皇太后与英宗之间的嫌隙。韩琦报告政事时，太后哭着述说原因，韩琦以皇帝有病解释，太后心里疙瘩还没解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侍奉仁宗数十年，您的仁德为天下所称道。往时温成受宠之事，太后处理得很从容；如今是母子之间的事，反而不能容忍吗？”太后心意稍有缓和，他又说：“仁宗在位很久，所施恩泽深入人心。所以一旦去世，天下拥戴嗣皇帝，无一人敢于非议。现今太后不过一位妇人，我等不过五、六名书生，要不是仁宗留下的旨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没话可说，时间久了这事也就作罢。

欧阳修平生与人总是把话说透，无所隐瞒。到执掌政权时，人们有所请求，总是当面说清可或不可，就是与谏议官谈事，也必定问清何者是，何者非，从不模棱两可，因此怨恨他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欧阳修也极力请求罢退，遂被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出任亳州知州。第二年，升兵部尚书、改任青州知州。又改宣徽南院使、兼任太原府知府。他推辞不就，转往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立身处世，既然几次被污蔑，且年已六十，当即连连请求辞官，皇帝常常是温言相劝，不许辞职。在青州任职时，又因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被王安石诋毁，因此请求归乡的心意更切。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退职回乡。五年去世。朝廷赠他太子太师衔，赐谥号“文忠”。

欧阳修开始在滁州，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知陷阱在前，也勇往直前而不顾。几次被放遂流离，志气并未消磨。当他被贬到夷陵时，因无所消遣，遂取出旧的案卷反复观看，见其中的冤枉差错多得数不清，于是仰天长叹说：“以这样荒僻小城，尚且如此，天下的事由此可知。”从此，遇事不敢忽略。读书人求见，和他们谈话，未曾涉及文章，只谈政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有益于自身，政事可以有益于老百姓。他先后任职几个地区，虽看不出显著政迹，也不求声誉，作事务求宽简以不扰民为准，因此所到之处人民都得到便利。有人问他：“您做事既宽且简，而事情也不松弛不废置，是什么原因？”他说：“以放纵为宽，以粗略为简，那政事必然弛废，老百姓受害。我所谓‘宽’是不作苛刻峻急的事；所谓‘简’，是不作繁琐的事。”他自幼失去父亲，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常常在灯下整理案卷文书，屡次停下叹息。我问他，他说：‘这是死刑犯的文书，我要寻找可以不杀的根据，找不到啊！’我说：‘既已判死刑，怎能再找到不杀的根据呢？’他说：‘寻求生的根据而不得，则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恨。常常为他们找生路，尚且有冤死的失误，而世间办案却是寻求判死罪的根据。’他平时教育其他子弟，常说这番话，我听熟了。”欧阳修听到后终身恪守这个原则。

欧阳修写文章率性自然，详略得当。语言简要而明白，准确而通达，广泛征引事物以说理，努力使人心服。他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越众人，所以全国的读书人都以他为中心，尊他为师。他奖励引导后进者，唯恐做的不多，只要他赏识的，一般都成了有名气的人。曾巩、王安石、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都曾经是平民，住处好象隐蔽着，没人知道他们。欧阳修就到处称赞，以扩大他们的声誉，说他们日后必定显名于世。他对于朋友情深意厚，朋友活着时尽力扶持举拔，死后则照顾他们的家属。

欧阳修还特别喜欢研习古代文化，凡是周朝、汉朝以来刻在铜器、石头上的文字，以及断残的书简，全都收集起来，研究考察他们的异同，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见解，非常清楚准确，名为《集古录》。他又曾奉皇帝诏命纂修《唐书》中的记、志、表，自己撰写《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简约，多采取《春秋》的文意。苏轼为他的文章作序时说：“论述基本道理像韩愈，议论事件像陆贽，记叙事物像司马迁，所作诗赋像李白。”见识高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最了解欧阳修的话。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嘉二年（1057）中进士。调福昌主簿，授凤翔府签书判官。治平二年（1065）入京师，任登闻鼓院判官，经过考试，得以直史馆。熙宁（1068～1077）年间上书，指出王安石新法不合实际，因此，被赶出京师，任杭州府通判，又先后调任密、徐、湖三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因作诗讽刺新法，下御史台狱。出狱后，以黄州团练副史安置。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元二年（1087）兼侍读。四年（1089），又出任杭州知府。六年（1091），召还为翰林承旨，不久又出任颍州、杨州知州。七年（1092）召还，官至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哲宗亲自执掌政权，又派他出京任定州知州。绍圣初年，御史劾奏他掌管皇帝诏令时所作文词“讥斥先朝”，被贬谪到惠州、琼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病逝。

他学识渊博，文章广大深沉，纵横恣肆，为我国“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擅长诗词。又是著名的书画家。他著述很多，诗文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外地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人物成败得失，他能说出其中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因感慨而叹息，苏轼问：“我若是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准许还是不准许？”程氏回答：“你能如范滂，我难道不能为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博通经史，撰写文章一日可得数千字，喜爱贾谊、陆贽的奏议。又阅读《庄子》，赞叹道：“我先前有所思想，嘴说不出来，今天读到此书，正与我的心思符合。”嘉二年（1057）到京应礼部考试。正值当时文章为追求奇特而不惜割裂文义的弊病盛行，主持考试的欧阳修早想纠正这种弊病，现在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又惊又喜，要拔擢为第一名，因试卷糊名，还怀疑是自家客人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只好放在第二名；苏轼又以《春秋》答题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欧阳修见到他的书信，对梅圣俞说：“此人文采将比我高出一头。”听到这话的人开始反应强烈，都不满意，日子久了才信服。

苏轼为母亲去世守孝。嘉五年（1060），调任福昌县主薄。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推荐到皇家图书馆。考试“六论”，先前人们都不起草，因此文章大多不够精细，苏轼开始起草，文义十分精彩。又对制策，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个人而已。

苏轼升大理评事，以京官身份出任凤翔府判官。关中地区自元昊叛变后，百姓十分贫穷，而且劳役很重。陕西岐山一带每年输送南山木排，自渭水入黄河，中间经过砥柱险区，损失极大，需要赔偿，使得负责此事的衙吏相继破产。苏轼调查这事的利害所在，修改衙规，让他们自已选择水工，根据时间宜进则进，宜止则止，从此损失减少一半。治平二年（1065），调入京师主持登闻鼓院。英宗在藩府时就听说苏轼大名，打算以唐代事例召入翰林院，任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等文书。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可能成为国家栋梁，日后自当为国家所用。关键在于朝廷注重培养他，使天下官员心悦诚服，都希望朝廷用他，然后再任以要职，那时人人都没有别的话说。今天骤然放置重要地位，人们未必认为任用得当，这样，恰恰对他不利。”英宗说：“暂且让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记注与制诰事极相近，也不可骤然交给他。不如于馆阁中接近皇上地方给他以兼职事务。还请让他经过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能否通过，如苏轼不能通过怎么办？”韩琦仍坚持考试，及至考试“二论”，又列为三等，这才得以入史馆任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算是爱人以德了。”

熙宁二年（1069），为父丧守孝期满，还朝。正值王安石当政，安石平素厌恶他与自己政见不同，就命苏轼到官告院任职。四年（1071），安石要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兴办学校，皇帝命两制、三馆人员议论。苏轼上书反对。……神宗看了他的意见，顿然明白，说：“我原来对此就有怀疑，得轼议论，心意坦然了。”即日召见苏轼，问道：“当前政令得失在哪里？纵然是我的过失，也可直接指出。”苏轼回答：“陛下生而知之，天赋予文武兼备才能，不怕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也不怕不能独断，只怕求治太急，听取意见太广泛驳杂，进升人才太急速。愿能以静制动，待事故、问题出现，然后相机处理。”神宗当即有所警惕：“卿的三句话，朕当仔细考虑。凡在馆阁任职的，都应当为朕深入思考如何致治防乱，不要有所隐瞒。”他出来把这番谈话告诉同事。安石不高兴，遂命他暂任开封府推官，企图让他事务缠身，无暇再考虑国家大事。苏轼断决公务又精确又敏捷，声名更加远播。适逢元宵节，皇帝令开封府购置浙江所产彩灯，而且令压低价格。苏轼上书说：“岂是陛下喜爱看灯？这不过是讨两位太后的欢心罢了。可是百姓不会都明白。必定说是为满足陛下的耳目欢娱，夺去他们衣食必须的钱物。此事虽小，关系甚大。愿能够追还命令。”神宗即令停罢此事。

这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述它的不便。

他又见王安石赞美神宗独断专任，因借考试进士出对策题机会，问：“晋武帝平定吴国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讨伐晋国因独断而亡国，齐桓公因专任管仲而为五霸盟主，燕哙因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功效各异。”对此，王安石暗中非常恼怒，唆使御史谢景温论述苏轼的过失上报，可是终于没有找到能定罪的事实。苏轼知道后，就请求到外地任职，得为杭州府通判。

当时实行新政的命令几乎每日下达，苏轼在执行新法过程中，以便民为准，百姓赖以安宁。又调到密州任知州。在任期间，司农实行“手实法”，并规定不按时实行的以违制论处。他对提举官说：“处以违制之罪，若是命令来自朝廷，谁敢不从？出于司农，这是擅造律令啊！”提举官很吃惊，说：“您暂且缓办。”不久，朝廷知道此法害民，罢除了它。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漫到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如果水只能上涨而不能及时下泄，城墙将会倒塌。当地有钱人争相出城避水患。苏轼说：“有钱人一走，百姓都会动摇，我还和谁守城！我在这里，决不能任水败坏城池。”苏轼到武卫营，告诉将士们水的危害，请求武卫营帮助护城。卒长说：“太守尚且不避泥水，我们这些当兵的理当效命。”遂即率领部下带着工具出来筑东南长堤。从戏马台起到州城止。雨日夜不停地下着，城墙在水面上仅剩下三版。苏轼住在城上棚子里，过自家门而不入，派官吏分段把守，州城终于得以保全。又请求朝廷调来当年的工役筑老城，修木岸，以防水再来，得到了批准。

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谢恩。在这期间，苏轼看到有些事对百姓不便，又不敢说，只好以诗寄托讽劝，希望有利于国家，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摘引表中的话，又任意曲解他的诗句，加他以诽谤朝廷的罪名，把他逮捕到御史台监狱，定要置他于死地，然而罗织罪名很久，也无法定案。神宗可怜他，最后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他在黄州，与田野父老结伴，活动在溪水、山野间，建造房屋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神宗几次有意起用苏轼，总是被当权者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蔡确说：“纂修国史最重要，可以让苏轼完成它。”王显出不同意的表情。神宗说：“苏轼不行，暂且用曾巩。”曾巩呈进《太祖总论》，神宗有些不满意，遂亲自写书札调苏轼到汝州。上面有这样的话：“苏轼被罢黜后反思自己的过错，经历年岁已多，人材确实难得，不忍心长期废置不用。”苏轼没到汝州，上书陈述饥寒，并说有田地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很快得到准许。他到常州，神宗死，哲宗继位，恢复他朝奉郎官衔，任登州知州，后又召为礼部郎中。

当初，祖宗时代，实行差役制度，时间长久发生了弊病，让编入户籍的平民充任无法胜任的差役，官府残暴地驱使他们，大多致于破产，小地方百姓甚至终年应付差役，不得休息。王安石任神宗宰相时，改为免役，使每户根据不同情况出钱雇用差役，执行这个办法的人往往超额索取银钱，因此又为百姓祸害。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的害处，不知道它有利之处，想要恢复差役制度，派遣官员，设置机关，苏轼为人选之一。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害处是搜刮民财，以致十室九空，聚敛财物于上，而下边的百姓总是缺钱。差役的害处是，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农业，而且贪官污吏得以借此为奸弊。这两者的害处轻重，大略相等。”司马光说：“你以为如何办好？”苏轼说：“法制相因袭则事情容易办成，办事情能循序渐进则人民不受惊扰，夏、商、周时代，兵农合一，至秦始皇才分开，至唐代中叶，全部变府兵为长期征战的士卒，自那时以来，百姓不了解兵，兵不了解农，农民出钱粮养兵，兵拿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都得到方便。纵然圣人再出世也更改不了。今天免役的办法，实在与这相类似。您想骤然罢免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兵而复民兵，那是不容易的。”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在政事堂又陈述这意见，司马光忿怒起来。苏轼说：“从前韩魏公要铲除陕西义勇，您做谏官，谏诤的很厉害，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从前听您说过这事的详情，难道今日做了宰相，就不许我把话说完吗？”司马光笑了。不久升苏轼为翰林学士。

元二年（1087），兼侍读，每每给哲宗读书，到历史上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恭敬而默默不语，却常点头肯定。有一次读《祖宗宝训》，因谈及时事，苏轼说：“现今赏罚不明，对善恶没有劝勉阻止的措施；又有黄河水势正往北流，而勉强使它往东；夏人进入宁夏固原一带，杀戮掳掠几万人，主帅却不向朝廷报告。如果长此以往，恐怕要逐渐成为国家衰落的开始。”

三年（1088），苏轼暂时主持礼部进士考选。四年，因多次批评时政，为当权者所忌恨。他恐怕不能被容忍，请求以龙图阁学士衔出外，任杭州知府。既到杭州，正值大旱，饥荒与瘟疫同时发生。他请求朝廷减免本地上供米三分之一，得到批准，又得到赐给的度僧牒，用它换米以救饥荒。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卖出常平仓米，多做厚粥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头治病救人，因此被救活的人很多。他认为“杭州，是水路陆路的交汇点，过往人多，得疫病死的人常常比别处多。”于是收集官库盈余银二千两，又拿出自己积蓄的黄金五十两，建造病坊，再积蓄部分钱粮，以备收养贫病的老百姓。

在杭州疏浚茅山河与盐桥河以便通漕运。又修造低坝闸门以便蓄泄湖水，江湖也不再进入市区。以剩余力量修复六井。又取杂草淤泥堆积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人。堤上种了荷花杨柳，远远望去，如图画一般。杭州人名为“苏公堤”。苏轼二十年两次任杭州知府，对人民有功德，百姓家有他的画像，饮食之前必先为他祝福，甚至建生祠来报答他。

六年（1091），朝廷召他为吏部尚书，未至京师，因弟弟苏辙任右丞，兄弟不能同在尚书省，就改任他为翰林承旨。苏辙要求辞去右丞，希望兄弟同为皇帝侍从官，未被采纳。他在翰林几个月，又因谗言请求到外地去，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颍州知州。七年（1092），转扬州。不满一年，召回京师，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后升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八年（1093），宣仁皇后死，哲宗亲自主持国政。苏轼请求仍到外地任职，遂以两学士衔出任定州知州。当时国家形势将大变，他想面见皇帝辞行已不可能。离开以后，上书哲宗，劝他“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又提出国事不能“轻有改变。”

绍圣（1094～1098）初年，御史论定他在掌握皇帝诏令时，所起草文词，有讥讽指斥上代皇帝的，遂以原两学士衔改为英州知州。接着降落一项官衔，还未到英州，又贬谪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发遣到惠州居住。在那里住了三年，他心地坦然无所遗憾。当地人无论贤者或愚人，苏轼都能相处得很融洽。又被贬谪为琼州别驾，住在昌化，昌化是原儋耳地方，异常落后荒凉，不是适于人们居住的地方，药物、补品全部没有。开始租赁官府的房子住，行政长官还不准许。他只好买地盖房子，当地人运砖挑土帮助他。当时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与他同住，他平日以著书为消遣，与当地父老往来游玩，像是要终身在这里居住。

徽宗即位，苏轼迁到廉州，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再次迁徙到永州。其间经历三次大赦，仅得任玉局观提举，恢复朝奉郎。他自元祐以来，十几年间，从未因按年岁课考而请求升迁，所以官位仅至于此。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常州去世，终年66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自幼以父亲苏洵为师学文，后来也靠自己天资聪颖。他曾经说自己“作文如行会流水，开始并没有一定的安排，只是常常当行则行，到了不可不止的地方就结束。”虽然是他嬉笑怒骂的话，都可以记下来当文章诵读。他的文体广大深沉，足可称雄百代。

自有文章以来，如苏轼这样杰出的很少。父亲苏洵晚年读《易》，作《易传》没完成。命苏轼接续完成。他写成《易传》，又作《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时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那一时期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奉、陈师道都还没出名，他对待他们像朋友，从不以师道自居。

他自中举人直到为皇帝的侍从文臣，总是以爱君爱国为本，忠心的规劝和正直的议论，都表明他大节正直，当时在朝诸臣没有比得上他的。但被小人忌恨厌恶，不断受他们排挤，不让他安稳地在朝廷做事。

高宗即位，赠苏轼资政殿学士衔，命他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读起来终日都不觉疲倦，说这是文章的典范。还亲自为他的文集作赞语，赠给他的曾孙苏峤。并推重他，赠太师衔，赐谥号“文忠”。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宋代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治平（1064～1067）年间进士，任叶县（今河南叶县）尉。他的才能为文彦博所重视，再任江西大和县知县。哲宗时，召至京师任秘书郎、参修《神宗实录》。《实录》修成，升起居舍人，后任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章惇、蔡卞劾奏《实录》“多诬”，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却安置到黔州等地。徽宗初年起用，后又屡次遭受贬谪，羁管宜州，在那里去世。他工于诗文，擅长行、草书法。贬谪所到之处，读书人从他学习诗文的很多。早年以文章诗词为苏轼所推重。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著作有《豫章黄先生文集》、《山谷琴趣外篇》等。黄庭坚幼小时即警敏聪悟，读书几遍就能背诵。舅舅李常到他家去，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通晓的，舅舅很惊奇，以为他读书进度是一日千里。中进士后，调任河南叶县县尉。熙宁（1068～1077）初年，考试选拔东西南北四京学官，黄庭坚的文章排列优等，遂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看他很有才能，留下再任。苏轼曾见过他的诗文，以为远远超越于众人之前，独立于万物之外，世上很久没有这样的佳作了。由此，黄庭坚的声名大震。任太和知县时，治理县里政事以平易为本，不从事繁苛。当时考查颁布食盐人的户口册籍，其他县争相占多数，唯独太和县不这样做，为此办事人员不高兴，而人民却得以安定。

哲宗即位，黄庭坚被召至京师，任校书郎兼《神宗实录》检讨官。过了一年，升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实录》成，提升为起居舍人。为母亲守孝。庭坚生性异常孝顺，母亲生病整一年，他昼夜观察颜色，衣不解带。母亲亡故，他住在墓旁棚子里，因过分哀痛得一场大病，几乎病死。服丧期满，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1094～1098）初年，出外任宣州知州，后改鄂州。章、蔡卞和他们的一伙人批评《实录》多诬罔不实之词，让原先修实录的史官分别住在京师附近等待询问，他们摘出一千多条让大家看，说是没有事实证据，后来实录院人员考查阅读发现大多数都有根据，剩下的仅32件事。庭坚执笔写过“用铁龙爪治河，如同儿戏”的话，到这时首先责问他有何依据，黄庭坚回答说：“我那时在北都做官，曾经亲眼所见，真是儿戏啊。”凡是问到他的，他都据实回答，听说这事的人都认为他直率坚强。可是黄庭坚终究还是遭到了贬谪，他被派任涪州别驾，却指定在黔州居住，行动也受一定限制。即使如此，言官还认为是把他安置在好的地方，说是枉法。因为有亲戚的嫌疑，又把庭坚迁移到戎州。对于这些迫害，庭坚淡然处之，不把迁徙贬谪放在心上。四川的读书人仰慕他的学问文章，都跟他往来，向他学习。他讲学不知疲倦，凡是经过他指教的，写出文章来都有一定水平。

徽宗即位，召黄庭坚任鄂州税监，签书宁国军判官，又任命他为舒州知州。后来，以吏部员外郎官职，召他回京师，他都辞谢不赴任。只请求到州郡地方任职，遂得为太平州知州，到任九天又被罢官，让他主管玉隆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小的隔阂，此时正是赵挺之当政，转运判官陈举揣摸上司意图，呈上庭坚所作《荆南承天院记》，说是幸灾乐祸，因此又被除名，被羁管在广东宜州，不能自由离开。三年（1104），命令他迁徙到永州，这命令尚未接到，庭坚已去世，年61。

庭坚的学问文章，是先天生成本性所得，陈师道说他的诗得杜甫之法，学杜甫而不模仿杜甫。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跟苏轼往来密切。天下称为“苏门四学士”，而庭坚在文学方面更擅长作诗，四川、江西一带的读书人以庭坚和苏轼并列，因此称“苏、黄”。苏轼为皇帝文学侍从时，曾推举庭坚代替自己，荐举的文词，有“宏伟的文章，在当代无与伦比，孝友的行为，可与古人相媲美”这样的话，就是如此推重他。当初，黄庭坚曾游历安徽霍山县、潜山县的山谷寺、石牛洞等，很喜欢那里林泉的胜美，因此自号“山谷道人”。

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海居士。宋代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元丰年间进士，调定海县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由苏轼推荐为太学博士，升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元年（1094），因名列元祐党籍获罪，被逐出京师任杭州通判。又被诬告对《实录》有增减罪，贬到处州（今浙江丽水）监酒税，后被借端陷害，以请假写佛书为罪行，降职调郴州，管制在横州，又迁徙到雷州。徽宗即位，放还，召为宣德郎。在回京途中去世。他所著《黄楼赋》为苏轼所赞赏。王安石认为他的诗清新流畅，可比鲍照、谢灵运。秦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著作有《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

秦观少年时就性格豪放，才智出众，慷慨之情常流溢于诗文之外，但考进士未中。他志高气盛，向往远大，见解独特，读兵家书籍常与自己的意见相合。在徐州见到苏轼，所作《黄楼赋》，苏轼读后认为少游有屈原、宋玉的才气。还把他的诗推荐给王安石，安石也说他的诗清新流畅像南朝诗人鲍照、谢灵运。苏轼勉励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奉养双亲，于是秦观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浙江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1086～1094）初年，苏轼以贤良方正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授给他太学博士官职，让他校正秘书省书籍，后升任正字，以后又兼国史院编修官，皇帝差不多每天都赏赐给他砚、墨、器皿钱币等物。

绍圣（1094～1097）初年，因被人指为名列党籍而获罪，被赶出京师，任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指责他有增删《实录》内容的罪过，因而被贬谪到处州主管酒税。朝廷派出的人揣测上边的意图，总在监视他是否有过失，但终究没有找到，只好以他请假写佛书当作罪行上报，因此被革职，迁徙到湖南郴州，继而转往横州管制，行动失去自由。后又迁徙到雷州。徽宗即位，恢复秦观宣德郎官阶，放还京师，走到滕州时，到华光亭游赏，为同伴讲述自己梦中所得的长短句，忽然想要喝水，等水送到面前，笑着看看，随即死去。以前他曾自作悼词，语言异常哀伤，读到它的人都十分悲切，秦观逝世时53岁。著作有文集四十卷。

秦观擅长议论，文字华丽而思想深邃。苏轼得知他的死讯后叹息到：“少游不幸死在路上，真是可悲啊！世上难道还能有这样贤良有才的人吗！”秦观的弟弟，一位叫秦觏，字少章，另一位叫秦觏，字少仪，都擅长写文章。

陆游

陆游（1125～1209）字务观，号放翁。南宋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应试，名列第一，秦桧孙秦埙名次在后，秦桧很恼怒，主持考试的和陆游都被黜落；秦桧死后，他才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今福建宁德市）主簿，后由人推荐授敕令所删定官。升大理寺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陆游任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因向大臣张焘建议遭贬谪，出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接着被免职回乡；乾道六年（1170）召起为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八年（1172），任川陕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向宣抚使王炎陈述抗金策略。改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的参议官。后升江西常平提举。绍熙元年（1190）升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被召修孝宗、光宗实录。次年书成，升宝章阁待制，后退休。嘉定二年（1209）去世。他才气超群，文学、史学都很有成就，尤其擅长写诗，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四大家。著作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陆游12岁即够写作诗文，以祖上有功绩得补登仕郎。参加考试，主管部门推荐为第一，秦桧的孙子秦埙的名次恰巧在他的后面，秦桧很恼怒，竟加罪于主持人。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主持人又置陆游于前列，秦桧干脆把他黜落，从此陆游为秦桧所嫉恨。秦桧死后，才到福州宁德县任主簿，又因有人推荐被任命为敕令所删定官。

当时杨存中掌管皇帝禁军已经很久，他极力陈述这样不合适，皇帝称赞他说的对，遂罢去存中职务。宦官中有人买北方珍玩进贡给皇帝，他上书说：“陛下以‘损’为书斋名字，除经史书籍笔墨以外，都撤除不用。小臣不体察陛下的意思，每每为陛下私买珍玩，必然亏损皇上德行，请求严行禁绝。”他还响应皇帝的诏令，上书言事说：“如不是皇家宗族和亲戚，虽然真有勋劳，也不得动辄加给王爵。近来有以太师、太傅名位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还有以太尉官衔负责门事的，这样就亵渎混淆了国家分别等级的规矩，请求加以订正。”陆游又升任大理寺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陆游升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向孝宗推荐他善于写文章，也熟悉国家制度规定。孝宗召见他，说：“你学问深厚是有名的，言论也很切实。”遂赐他进士出身。还有一次，陆游被召进宫回答皇帝问话，他说：“陛下刚刚即位，是以诏令示信于人的时候，如今官吏将帅对待诏令有轻慢玩忽的习气，宜于找出其中阻止诏令严重的，罢他的官，并让大众都知道。”

与金人的和议将要完成，陆游又写信给国家军政二府陈述意见说：“江左自吴国以来，没有舍弃建康，建都城于别处的，皇帝暂住临安，是出于权宜之计，这里地势不险固，运送粮草军饷也不方便，海路又逼近都城，很担心会发生意外的忧患。和议完成之后，双方都立下盟誓，常常会受到拘束限制。如今应与他们约定，建康、临安都是皇帝暂住之地，北方使节来朝聘，或到建康、或到临安，如此则我方得以在空闲时建都立国，对方不会怀疑我们。”

当时龙大渊、曾觌擅权，陆游对宰相张焘说：“觌、大渊招揽权力，培植党羽，扰乱皇上的视听，您不及早说话，他日将无法除去他们。”张焘迅速将此话上报皇帝，皇帝诘问这话是从哪来的，张焘如实回答皇帝。皇帝很生气，把陆游赶出临安，打发他出外任建康府通判，接着调到隆兴府。谏议官员说他的罪行是结交台谏，搬弄是非，极力鼓动张浚用兵。又因此被免官还乡。很久之后，才被召起，任夔州通判。

王炎为川、陕宣抚使，征寻陆游为干办公事。他向王炎陈述进取的策略，认为要治理中原必须从长安开始，要取长安又须从陇右开始。应当积粮练兵，有挑衅者则进攻，无事则守卫。吴磷的儿子吴挺代掌兵权，相当骄横恣肆，并把所有财产用来交结官员，屡次杀掉仅有过错失误的人。王炎无可奈何。陆游建议他以吴的儿子吴拱代替吴挺；王炎说：“吴拱胆怯而少谋略，遇敌必败。”陆游说：“假如吴挺遇到敌人，怎能保证他不败呢？即使他取胜有功，将愈加难以驾驭。”后来，到了吴挺的儿子吴曦暗地叛变时，陆游的话终于得到验证。

范成大负责四川军务，陆游为参议官，因为他俩是文字之交，互相间不拘礼法，有人讥笑陆游颓靡放纵，他就因此自号“放翁”。后来经几次升迁，任江西常平仓提举。江西水灾，他上书皇帝，请求“拨义仓粮食赈济灾民，行文各地发粮给老百姓。”皇帝要召他回临安，被给事中赵汝愚驳回，遂罢官闲住。后来应召出任严州知州，陆游路过临安向皇帝辞行，皇帝告诉他：“严陵是山水很美的地方，职事闲暇时，可以赋诗消遣。”皇帝再召他见面，说：“你写文章能回旋自如，非他人所能及。”遂封为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1190），升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因孝宗、光宗朝实录和《三朝史》没有完成，皇帝命他代理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去参加朝见皇帝礼仪。接着兼任秘书监。三年，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后罢职退休。

陆游的才气远远超越众人之上，尤其擅长写诗。晚年再出任官职，为韩胄撰写《南园阅古泉记》，为舆论所讥笑。朱熹曾经说过：“他的才能太高，行迹离权贵太近，恐怕被势力大的人所拉拢，不能保全晚节。”真是有先见之明！陆游于嘉定二年（1209）去世，年85岁。

李清照

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侵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少女少妇的闲适生活，格调明快，语言清新婉丽，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善用白描，刻画深刻。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代表作有《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为人传诵的名句。著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南宋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他召募两千人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为掌书记。第二年奉耿京命令南下归宋，高宗授他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后返山东，听说耿京已被张安国杀害，遂抓获安国再到南方。初任江阴佥判、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提点江西刑狱时，镇压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起义。后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安抚使。在湖南任上，曾上书说，民为国本，贪官污吏迫使为盗，从政应以惠养百姓为出发点。又创置“飞虎军”。他先后三次被人诬劾罢官。开禧三年（1207）升枢密都承旨，没有受命就去世了。他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一生坚决主张抗金。文学方面，他善于做词曲长短句，风格悲壮激烈，为豪放词派的杰出代表，与苏轼并称“苏辛”。著作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年少时以蔡伯坚为师，与党怀英是同学，当时号称“辛、党”。开始做官时，曾用蓍草占卜吉凶，怀英遇着八卦之一的“坎”，因此留在金国做官，弃疾得“离”卦，以南方为吉，遂决意回南方任职。

金主完颜亮死后，中原豪杰并起。耿京在山东聚集兵马，自称天平节度使，调度管束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担任主要撰写文字的掌书记，即劝耿京决策往南方发展。当时，有个叫义端的和尚，喜欢谈论军事，弃疾有时与他往来。到弃疾在耿京军中时，义端也聚集一千余人，弃疾说服他，使他归属耿京。义端在一天晚上偷窃印鉴逃走，耿京大怒，要杀弃疾，弃疾说：“给我三日期限，如不能抓获他，再杀我不迟。”他揣度义端必定是把这里的军事情况报告给金国主帅，就急速追赶，终于把他抓获。义端说：“我识别出你的真相，是像牛的青兕，力大能杀人，希望不要杀我。”弃疾割下他的头回来报告耿京，耿京更加称赞他勇武而又讲信用。

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命令辛弃疾捧着表章前往杭州，请求归向南宋，高宗到建康慰劳军队，召见了他，赞许并同意接纳他们，授予弃疾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官职，让他带回节度使的印信，并让耿京来杭州。这时，正巧张安国、邵进已杀掉耿京投降金国。辛弃疾回到海州与大家商量说：“我是奉主帅命令来归顺宋朝，没想到事情会出现如此变化，怎么再去回报我的使命呢？”于是约统制王世隆和忠义人士马全福等直奔金人军营。安国正与金国将领喝酒作乐，弃疾等人当着众人把他捆绑起来，押回营地，金将没有追上。弃疾将俘虏押送皇帝驻地，皇帝当即将安国斩首示众。朝廷仍授弃疾承务郎，改任江阴佥判。当时弃疾年仅23岁。

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任建康府通判，乾道六年，孝宗召他在延和殿谈话。当时虞允文执掌国家政权，孝宗一心一意恢复失去的土地，所以，辛弃疾论述了南方和北方的形势以及三国、晋、汉各朝代人才。他的论据有力，论点直率，不去迎合皇帝的心意。又撰写《九议》及《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给朝廷，讲述顺应与违反天意的道理，敌我力量消长的形势，彼此战术的长处和短处，各自所处地理位置的要害，论述得很完备。因为和金国讲和一事刚刚确定，他的建议没有实行。随后，弃疾被晋升为司农寺主簿，到外地任滁州知州。州里遭受战火灾害，市镇凋零残破，弃疾在人力上宽大征召，在物力上减免赋税，以减轻百姓负担，招回流散在外的人，教练民兵，议行开垦土地，以充军饷，于是创建奠枕楼，繁雄馆。后来弃疾被征召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很重视他，叶衡入朝为宰相，极力推荐弃疾有慷慨的志气和远大的谋略。皇帝召见了辛弃疾，升他为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因平定大盗赖文正有功，加官秘阁修撰。调任京西转运判官，差遣到江陵任知府兼湖北安抚。

改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不久以大理少卿官衔被朝廷召回，随后再出任湖北转运副使，又改任湖南转运副使，接着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盗贼接连在洞庭湖和湘江一带发生，弃疾全部平定了他们。随后，辛弃疾给朝廷上书说：“如今朝廷清明，连年以来李金、赖文政、陈子明、陈峒相继暗地起事，都能够高喊一声即聚集干百人众，杀掠官兵，死活不顾，以至于烦劳国家军队翦除消灭。他们之所以能聚众起事，确实是因为州里催促办理财赋太急，下级官吏残害民众之举，而州里不敢过问，县里也因征收税捐太急，办事差役有残害民众的事实，而县里也不敢过问。田野村民苦不堪言，州郡以搜刮财物残害他们，县里派收税捐残害他们，办事差役以索要财物残害他们，大地主以兼并土地残害他们，盗贼以剽窃掠夺残害他们，在这种形势逼迫下，老百姓不做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民众为国家的根本，而贪官污吏逼迫他们成为盗贼，今年剿除，明年扫荡，就好象树木，日刻月削，不损则折。希望陛下深入思考盗贼发生的原因，讲求消弭盗贼的方法，不要只是倚仗平定盗贼的军队，而且要告诫州县官，应从惠养百姓考虑，凡有违犯法律贪财冒功的，使各部门都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不要只查问检举下面办事人员以应付差事，借以掩饰自己的过失。”朝廷看到他的建议，命令奖励他。

又因湖南能够控制并带动两广，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接连，草寇时常发生，岂是只因为他们的风俗顽钝强悍不服从统治，也是因为那里武备空虚造成的。于是辛弃疾又上书提出建议。

朝廷委任辛弃疾规划那里的军事，于是丈量马殷营垒的原址，起盖寨栅，招募步兵二千人，骑兵五百人，副官、侍从之类人员还不在这个数额之内，战马和铁铠甲都置办的很齐全。他的做法是先用五万贯钱在广西买马五百匹，又请朝廷命令广西安抚司每年随带买三十匹。当时，军事领导机关枢密院有人不喜欢他这样做，几次阻挠，弃疾却更加紧张进行，他们终于没有使弃疾改变主意。经过计算，置办军备需要的经费以钜万计，这个数目很难措办，但是弃疾善于周转，事情都能立即办理。可当时有人却议论说他搜刮财物，并上告给朝廷，因此他被降职为御前金字牌，企图使他闲住在临安，以束缚其手脚。弃疾接受命令以后把它收藏起来，出来责成监办人员，限他在一月之内完成飞虎营栅，违越期限要依军法治罪。结果如期完成。弃疾向皇帝陈述了经办此事的始末，并绘图上交，皇帝明白了情形也就不再怪罪他。修建营寨时秋雨下了几个月，有关部门说造瓦不容易，弃疾问：“须用瓦多少？”说：“二十万。”他说：“不必发愁。”遂即命令厢官：除官府房舍和神祠以外，到各居民家取沟瓦两片。不到两天就置办齐全。部下官员都叹服他的谋略高超。至此湖南飞虎营建成，可以雄镇一方，且为长江流域各军之冠。

朝廷给弃疾加官右文殿修撰，差遣他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当时江西饥荒严重，朝廷命他负责救荒事宜。他一到任，首先在四通八达的地方张榜说：“有粮不卖者当罪犯发配，以武力强买者斩首。”其次，命令全部拿出公家的钱和银器，召集官吏、儒生、商人、市民各自推荐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借给他适量钱物，要求从外地买回粮食，不要他付利息，限期一个月到城下卖粮食，于是粮船接连而来，粮价自然有所降低，老百姓依靠这项措施有了饭吃。当时信州守令谢源明乞求辛弃疾借给他们适量的米以救助百姓，弃疾的部下不同意，他说：“都是上天的子民，朝廷的百姓啊！”当即以运米船的十分之三给信州。皇帝嘉奖他的义举，给他官升一级。之后因有人说他的坏话被罢官。很久以后，才命他担任主管冲佑观这种闲职。

绍熙二年（1191），辛弃疾被朝廷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受到皇帝召见，升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实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任提点刑狱时，曾经执掌过军事，他每每叹息说：“福州前靠大海，为贼人聚集之处，上四郡百姓愚顽强悍，易于作乱，军事将领空乏，如有紧急情况发生，可怎么办？”如今在安抚使任上从政注重镇静，不到一年，积钱至五十万贯，他在钱库门上题名“备安库”。至于这样做的用意，他说是福建地少人多，年岁收成不好时，就到两广买粮，现在幸亏连年丰收，允许皇帝的宗亲和军人入仓取米，运出去卖掉，作为生活费用和军饷，等候秋天粮价低落时，再以备安库的钱买进两万石，这样就有备无患了。又打算造万付铠甲招募强壮者补充军队名额，严加训练，那时即便盗贼发生，也不担忧了。事还未办，监察御史向皇帝上书指责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日夜想望端坐“闽王殿”。弃疾遂乞求离职回乡。

庆元元年（1195），弃疾被罢官。四年（1198），又命他主管冲佑观。很久之后，又起用他为绍兴府知府兼浙江安抚使。嘉泰四年（1204），宁宗召见，谈盐法，加官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准予参加五日一次朝见皇帝的礼仪。接着即差遣为镇江府知府，赐给金带。又因有人错误的检举，降官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后来再次被差遣任绍兴府知府、两浙东路安抚使，弃疾辞去了这次任命。升宝文阁待制，又升龙图阁待制、江陵府知府。朝廷命令他赴皇帝驻地报告公事，任以试兵部侍郎之职，他再次辞免。升枢密都承旨，在尚未接受任命时去世。朝廷赏赐对衣、金带，赐以龙图阁待制的官名，并特赠四级官阶。

弃疾为人豪爽，崇尚气节，能够识别举拔俊杰人材，所结交的朋友都是海内知名人士。绍兴（1131～1162）年间，他曾在皇帝诏书后面题词说：“假使此诏出于绍兴年间之前，可以没有侍奉敌人的大耻；假使此诏行于隆兴（1163～1164）年间以后，可以完成世上少有的大功业。现在是此诏与仇敌并存，真可悲啊！”人们佩服他这话警悟而切实。在长沙掌管军政事务时，有读书人向他诉说考试官滥取第十七名应试《春秋》的卷子，弃疾考察以后认为真是这样，要来第二榜《春秋》卷互换位置，然后拆开密封看到考试人名叫赵鼎。弃疾发怒说：“辅佐皇帝的元勋，只有谥号“忠简”的那个赵鼎一人，那里又出来个赵鼎！”把卷子扔到了地上。其次看《礼记》卷，弃疾看到一份考卷说：“看他的议论，必定是豪杰之士，这人不可失去。”启封看到姓名，乃是后来成为名臣的赵方。辛弃疾曾经说过：“人生最重要的在于勤劳，应当，以努力种田为首要事务。北方的人务农，谋生的手段不求人，所以没有太富太贫的家庭。南方人大多从事工商，从而损害了农业，有人发了大财，于是兼并的祸患兴起，贫富悬殊就大。”故以“稼”命名他家的轩（房前的长廊）。为大理卿时，同僚吴交如死，没有棺材装敛，弃疾叹息说：“身为朝廷大臣而贫穷到如此地步，是非常廉洁的人啊！”非但自己出钱丰厚地料理了丧事，还把死者贫穷情况告诉执掌政权的人，于是朝廷命赐给吴家银钱绢布。

辛弃疾曾同朱熹游武夷山，做《九曲棹歌》，朱熹题写了“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为他的两间书斋名。朱熹死后，当时朝廷还在严禁他的“伪学”门生故旧以至于无人敢去送葬。辛弃疾却撰写悼词前往哭奠说：“所谓不朽，就是名垂万世。谁说您死了，您一身凛然正气，仍然活着！”弃疾善于写词，他的词悲壮激烈，有《稼轩集》流行于世。绍定六年（1233）赠官光禄大夫。咸淳（1265～1274）年间，史馆校勘谢枋得暂住弃疾墓旁僧人房内，有急遽的声音在屋子里大叫，好像在申诉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自天黑到半夜不停。枋得在灯下作悼念文章，准备完成之后明早祭奠他，到文章写成声音才平息。德初，枋得向朝廷申请，遂加赠辛弃疾少师，给谥号“忠敏”。

元好问

元好问（1190～1357），字裕之，因曾在遗山读书，自号遗山山人。金代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他的祖先出自北魏拓跋氏，属鲜卑族。他七岁能作诗，20岁学业完成，贯通经史百家，名震京师。兴定五年（1221）中进士。曾任内乡（今河南内乡）县令，正大年间，为南阳（今河南南阳）县令。天兴初年升任尚书省掾，为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朝灭亡，不再做官。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精通文学的各种体裁。诗词内容多感事伤时，反对柔靡雕饰，主张清新自然的文风。他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有《遗山集》。他编纂的《中州集》为研究金代诗歌的主要资料，他还曾致力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辑成《壬辰杂编》，曾为后人修《金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元好问七岁能作诗。年十四从陵川人郝晋卿学习，不从事专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业，博通各家经籍传注，经过六年完成学业。下太行山，过黄河，前往京师，写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官员赵秉文见到，以为近代还没有这样的佳作。从此他的才学名气震动了京师。

兴定五年（1221）成进士，任河南内乡县令。正大年间，为河南南阳县令。天兴（1232～1234）初年，提拔为尚书省掾，不久，授左司都事，转为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朝灭亡，不再做官。

好问创作文学很有法度精通文学的各种体裁。他的诗富于变化却没有雕琢，精心修饰文字但不为华丽。五言诗高雅有古风，又蕴含着深刻的内容。七言乐府不用古乐府题目，却能独出新意。所作歌谣意气慷慨，带有幽州、并州地区悲壮豪放的气概。他的词也别具一格，自成新的声调，以写人间恩怨为内容的还有数百篇。战乱之后，老一代的文学家全都去世，好问遂蔚然成为一代文坛宗匠。各地请求代为撰写碑板铭志的全都到他家去。他所撰写的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礻几》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好问晚年更以从事著作为己任，因为金源氏据有天下，国家的典章法度较完备，几乎赶上了汉、唐盛世的水平，现在国亡，应该写它的历史，这是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当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府张万户家收藏，好问于是对张说，自己愿意据此撰述国史，后来因被乐夔阻止而没有进行。好问说：“不可使一代的史迹泯灭不传。严于是在家修筑一个亭子，在亭子里面进行著述，因而题名“野史”。凡是金源君臣所遗留的前言往行，无论是文字的、口头的，全都加以采集摭取。有了收获总是以片纸小字记录下来，最后收集到一百多万字。传留于今的有《牛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他68岁时去世。后来纂修《金史》，大多根据他的著作。

关汉卿

元代戏曲作家，号己斋叟，大都（今北京）人，曾为太医院尹。为人倜傥风流，博学能文，滑稽多智。长期与城市戏曲艺人和书会才人为伍，倾心创作、研究戏曲，有时还亲自参加演出。在自传性质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服老”里，自称是“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关汉卿一生著有杂剧67部。现仅存18部。他的剧作为元杂剧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在世时就是戏曲界的领袖人物。现存剧作以《窦娥冤》为最重要的代表。《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几部作品，也分别代表关汉卿杂剧不同方面的成就。他的作品弥漫着战斗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总是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他熟悉人民语言，吸收、提炼口头语言，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在文学语言方面开一代风气。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

马致远

元代戏曲家、散曲作家，晚号东篱，一说字千里，大都（今北京）人。早年热衷功名，但仕途并不显达，晚年退隐山林。马致远的杂剧享有盛名，元代周德清以关、郑、白、马并列。他有杂剧15种，今存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衫泪》、《西华山陈搏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半夜雷轰荐福碑》六种，以及和他人合写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一种（马著第一折）。其中以《汉宫秋》最有影响，作品敷演汉代王昭君和亲的历史故事，以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塑造了王昭君这一完美女性形象，表现了汉元帝对于命运的无可奈何，抒写了家国之痛和悲凉的人生感受。《汉宫秋》结构紧凑，有浓烈的抒情色彩，曲辞苍凉幽邈，其中［梅花酒］一曲脍炙人口。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在元明杂剧中有不小的影响。马致远的散曲为元代之冠，明代贾仲明称他为“曲状元”，现存120多首，代表作有套曲［双调夜行船］《秋思》，被誉为“万中无一”，小令［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也是咏景名篇，周德清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王实甫

元代杂剧作家，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不详。生平资料极少，可能是仕途失意而混迹于教坊勾栏的文人。所作杂剧，名目可考者共13种。今存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丞相高会丽春堂》3种，以《西厢记》艺术成就为最高，是元代杂剧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贾仲名《凌波仙》曾云“西厢记天下夺魁”。其曲词华美，“长亭送别”脍炙人口。《破窑记》写吕蒙正与刘月蛾的爱情故事，影响比较大。此外，王实甫还有少量散曲流传：小令1首，套曲3种（其中有一残套）。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很有特色，辞藻绮丽，与《西厢记》曲词风格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