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赫尔岑

赫尔岑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作家、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对俄国社会的激烈批判和为祖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唤醒俄国民族意识、改造社会旧的思想、文化观念等方面，他都为未来的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准备。在俄国文学史、俄国思想史上，赫尔岑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于 1812 年出身于莫斯科一位沙皇禁卫军军官之家，其伯父在宫廷中担任要职。在这样一个显赫、富足的家庭中，赫尔岑备受宠爱。在童年，伴随他成长的是 1812 年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但农奴制社会下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境遇却在他聪慧的心中播下了对专制农奴制仇恨的种子。

1825 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十五岁的赫尔岑满腔愤怒，当时便发誓要为这些“从头到脚用纯纲铸成的英雄”报仇。 1829 年秋天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在这里，他同幼

时好友、未来的著名诗人奥加辽夫组织了政治小组，阅读禁书，讨论社会问题，研究和宣传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

1833 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沙皇当局对赫尔岑在大学所从事的启蒙宣传

活动早已不满，所以在他跨出校门的第二年（1834）就逮捕了他。1835 年， 当局又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为罪名将其流放。在六年的流放生活期间，他编辑过报纸，作过统计员等，目睹了农奴制俄国外省官场的腐败和人民受欺凌的悲惨境遇。这对他认识俄国社会现实和农奴制度的黑暗与丑恶都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活动积累了大量素材。

1842 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丝毫没有因流放生活而政变自己政治立场的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积极的战斗。在这一时期，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完全形成，《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4—1845）都表现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对艺术现实主义倾向的向往。

文学创作活动始终是赫尔岑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841 年，赫尔岑发表了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对宗法制社会的空虚和平庸生活进行了客观反映，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四十年代中期，赫尔岑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又发表了三部小说，这就是：《谁之罪？》（1846—1847）、《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

（1848），其中，后两部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用“医生著作”的形式，通过克鲁波夫医生的所见所闻，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正常人的生活和行动与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愚蠢、病态。在克鲁波夫医生所住的小城里，有钱人过着闲散、舒适的生活，他们无所事事，而大多数劳累不堪的人不分昼夜地工作，结果却一无所有。赫尔岑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了俄国这个普遍疯狂的社会的丑恶。《偷东西的喜鹊》根据俄罗斯一名女演员的回忆写成，这部小说从另一个侧面批判了农奴制是扼杀天才和美好事物的罪恶之源：女演员安涅塔技艺超群，虽出身农奴，却有高尚的人格。戏班子被卖到新主人斯卡林斯基公爵手中后，安涅塔的恶运便降临了。她因不忍受斯卡林斯基的强暴而备受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安涅塔的命运是对农奴制罪恶的愤怒控拆。

在沙皇的严密监视下，赫尔岑无法进行任何革命活动。1847 年，他只好以妻子患病为借口，携家离开俄国，前往欧洲，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 年， 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危机。在欧洲，他遭受过驱赶， 亲眼目睹了意大利的反奥民族解放运动、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大批工人的被杀害，他对欧洲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感到失望，因此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俄国的农民身上，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反映了农民民主主义要求，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赫尔岑的大部分流亡时间在英国和法国度过。1853 年， 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后来和奥加辽夫创办了期刊《北极星》

（1855—1869）和《警钟》（1857—1862），刊登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主张废除农奴制的各种资料、文章，成为解放运动的革命阵地。这些报刊被秘密运回俄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流亡期间，赫尔岑还写了一部长篇回忆录，即《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回忆、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独特的史诗。它历经十六年（1852

—1868），分三个时期完成，反映了现实发展与赫尔岑世界观演变的相互关系，勾勒出了一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的轨迹，表现出了赫尔岑作为革命家和艺术家的真诚和坦率。全书共七卷，纵横数十年，有丰富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期间欧洲和俄国

的社会生活和革命事件以及这种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物。书中特别对俄国的被流放者、流亡国外的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的生活进行了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如赫尔岑自己所说：“这与其说是笔记， 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想点滴。”贯穿全书的，是他对真理不断探求的精神和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心。全书思想深刻，文笔十分生动活泼，是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高涨，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使赫尔岑开始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革命的希望。在赫尔岑最后一部小说《医生，垂死的人和死人》（1869）中，他已预感到反动统治的垮台和“新的力量和新的人”的出现。可惜，多年的流亡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 年 1 月 21 日，赫尔岑被肺炎夺去生命。

《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代表作，它还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政论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创作始于 1841 年赫尔岑流放诺夫戈罗德期间，1846 年在莫斯科最后完成。小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引起很大反响。小说围绕三个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反映了俄国当时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

的悲剧命运。退役将军涅格洛夫请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家庭教师。克鲁齐菲尔斯基很快与涅格洛夫家的“孤女”（其实是涅格洛夫与一个女农奴的女儿）柳邦加相爱。混格洛夫顺水推舟把柳邦加嫁给了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克鲁齐菲尔斯基的同学、田庄领主别里托夫从国外归来后，他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别里托夫与柳邦加暗中产生了强烈的恋情，这使他们三人都异常痛苦，最后的结局是别里托夫再次远游，但他的离去并没能使克鲁齐菲尔斯基和柳邦加之间的爱情重新恢复，柳邦加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鲁克齐菲尔斯基只能在酗酒中消磨时光。这三个好人为什么同样遭受了这种不幸和痛苦，作者通过展现三个人物的性格，提出并回答了“谁之罪” 的问题，把矛头对准了造成三个青年不幸命运的农奴制社会。克鲁齐菲尔斯基是个穷医生的儿子，贫穷屈辱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软弱忧郁的性格，他“天性温顺，不但不想与现实进行斗争，反而因它的压力而退缩”，他的软弱使他在别里托夫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渺小和缺乏光彩。别里托夫是当时进步青年贵族的代表，他很聪明，又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激进的思想， 正是他身上的光彩吸引了柳邦加，使后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别里托夫的出身与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勇于投身社会的有作为的人，他成了一个聪明的废物，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柳邦加被认为是“第一个以独立的人之姿态在俄国出现的女人”， 她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她的身世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在那种环境中永远只能是个孤独的人，她与克鲁齐菲尔斯基的相爱正是她反抗周围环境的结果。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有“宏伟抱负”的别里托夫，她爱别里托夫，那是她理想追求的一部分。为理想而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特征。但柳邦加所追求的结果仍然是悲剧性的。在书中三个主人公的命运中，赫尔岑为我们挖掘出了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即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这三个人本来都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周围人们的庸俗无知、死气沉沉，贵族们的专横残暴和农民们的悲惨处境，使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在这里生存，这里有的只是令人窒息、毫无生机的气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主人公们的生活只能以消沉和失意而告终。赫尔岑通过三个人物的命运控诉

了俄国社会对人才的扼杀和给生活带来的灾害，在赫尔岑的笔下，任何恶的品性都能追根溯源到其最后的元凶，这就是俄国的农奴制。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疑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因此，要消除人们生活中的悲剧，就必须铲除农奴制制度。

赫尔岑一生追求，试图为祖国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之路，虽然由于条件的局限使他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已达到了“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作为革命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