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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参加演奏
- 罗浪说：“当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准动。”
- 清水正夫团长说：“不亲眼见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就不把胡子刮掉。”
- 西哈努克对大家说：“我感谢军乐队和我们一起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
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军乐团罗浪在动员会上对大家说：
我们明天就要执行一项最伟大的政治任务……当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准动。
大家听了后，都兴奋得一夜没有睡踏实，一早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
大家把乐器擦了又擦，新发的翻毛皮鞋刷了又刷，因为怕变形，新军衣都不知怎么放才好。
开国大典前夕，自从8月份全面铺开阅兵训练计划，军乐队就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军乐队总指挥罗浪选了一些曲子试验，甚至把在晋察冀阅兵时的军歌联奏也搬来。
但是，撒开腿急行军从来无拘无束惯了的步兵怎么也踩不到点子上，换上苏联曲子试试更是乱套。
当时罗浪说：“定不下曲子，就没法进行训练。”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各部队负责人会议。
会上除了汇报部队训练情况以外，大家还讨论了阅兵典礼乐曲的问题。
当时大家有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阅兵的乐曲，大概有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这些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
二十兵团参谋长宋学飞曾经在旧军队韩复榘那里当过连长，对于军乐知道一些，他提出用德国曲子。
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
当时宋学飞话还没说完，马上就有一位在人民艺术剧院的人说：“不要再用旧的了，我们请的是苏联顾问，应该用苏联曲子，我们解放了，不能再用德国的了。社会主义要一边倒，苏联不用德国曲子，我们也不用。”
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的，他主张利用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的时候所演奏的由解放军一些歌曲所改编的乐曲。
这套以解放区流行的歌曲作为陪衬，以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为主旋律的军乐曲，还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这是罗浪熬了一夜精心串起的，晋察冀军区几次阅兵式都用的是这组军歌联奏。
罗浪说：“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音乐？”
大家一时难以确定哪种方案为最佳。
杨成武让罗浪写一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部。
指挥部将上述意见上报了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毛泽东批示：
以我为主
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当时所报的曲目有4种：
一、阅兵式奏《东方红》、《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解放军进行曲》。
二、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和《战车进行曲》等。
三、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和《向胜利挺进》等。
四、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演奏3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泽东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聂荣臻接到曲目报告在批件上写道：
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并请中央五大书记审阅。
毛泽东和另外几位书记统一了认识，随即毛泽东在阅兵曲目上签名：
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毛泽东
开国大典定于10月1日15时开始，奏3遍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乐曲结束时，28响的礼炮刚刚响完，国旗正好升到杆顶。
此后，阅兵式才开始举行，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政协一届会议即将开幕，毛泽东召集了20多位各界名人座谈。
画家徐悲鸿站起来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响应。
周恩来发言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作为国歌是很合适的。”
建筑学家梁思成接着说：“我记得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喜爱，我看就这支歌吧。”
周恩来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
在座的人们一个接一个表态，同意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大家都鼓掌赞同。
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宣布通过了徐悲鸿的建议。
国歌虽然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了，但由于到9月30日才正式通知，所以排练非常紧促。
演奏的乐曲终于定下来了，但是限于当时没有报话机等设备，又有人提出：“怎么样才能在毛主席等人登上城楼的时候，让大家开始演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他就和大家商量：“到时可以让人在城墙上用一块小红绸子向罗浪同志挥一挥，然后罗浪同志就开始指挥演奏。”
大家觉得，虽然这个办法老了些，但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于是就决定这么做。
1955年之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正式定为挥动小红旗。
开国大典前的训练时间只有3周时间，最后一周要与部队合练。
在这3周当中，各军乐队集中，在外交部街一个中学的操场上排练。每天还要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与部队是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他们每次合练以后，都提出了不少意见，看到军乐队的乐器不统一，他们建议要整齐划一。
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了银白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显得整齐划一了，而且鼓音突出，便于徒步作分列式的部队听到鼓点。
这种队形以后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了练习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的时候，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开国大典了。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都比较晚，以便能多休息一会儿，精神饱满地迎接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12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3时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的乐器。
检查完毕，就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大家分为两队，一队由张则恭指挥带队，一队由张仁辅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14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这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的北侧，面对着天安门，指挥手拿着指挥红旗站在轨道前面。
14时30分以后，张致祥一直在城楼西侧毛泽东登上城楼的地方，看着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登上城楼。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在电车道北侧，面对着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旗杆下面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14时50分，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张致祥立即朝着乐队挥动了小红绸。
顿时，军乐队奏起第一支乐曲《东方红》。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15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升国旗，鸣礼炮……
当时可能由于紧张，林伯渠只提到“升旗”、“鸣礼炮”，却没有宣布“奏国歌”。
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他一直等待着林伯渠的命令，但却没有听到。
林伯渠主持大会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请毛主席升旗。”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遍：
请毛主席升国旗。
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当第一面五星红旗顺着白色的旗杆慢慢升起时，按原来程序规定，罗浪只好机动地指挥奏起了国歌。
30万人抬头仰望，亿万人民的心也跟着这旋律心潮澎湃。
这时，毛泽东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30万人一片欢呼声。
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起《解放军进行曲》。
聂荣臻由东三座门乘敞篷车来到东华表前，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由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前两车相遇，乐声暂停。
聂荣臻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
朱德回礼之后，驱车检阅部队。
这时，军乐队奏《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解放军进行曲》等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德、聂荣臻登上天安门，发表了继续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接下来就是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军乐队演奏《解放军进行曲》；
骑兵队行进时演奏《骑兵进行曲》；
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
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演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
到达敬礼线的时候演奏《解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达西三座门演奏完毕，全部阅兵式结束。
紧接着，乐队由西三座门南侧以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等到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的时候，为了突出学生，军乐队就停止了演奏。清华的管乐队演奏着《团结就是力量》走过天安门。
这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观看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并频频向学生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以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边，军乐队则演奏着《团结就是力量》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边。
为毛泽东等领导伴舞
1961年，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毛泽东的健康，提出每周安排一次舞会，让日夜操劳的毛泽东能够得到放松散心和休息。
总政把这项伴舞的任务下达到军乐团。团党委、团领导接到上级指示，要军乐团组建乐队去中南海为毛泽东伴舞的任务后，高度重视，随即召开党委会进行深入研究和部署。
最后团党委决定，由一队负责组建这个乐队。一队党支部和队领导更是高度重视坚决照办。确定由刘启林、贾双等10人组成，人员名单经团党委审定后上报，由公安部和总政保卫部，对军乐团上报的名单逐个进行严格的政审。
等到政审批准以后，团、队领导对参加乐队的人员进行了深入地动员教育，提高对执行这一重要任务的意义的认识，增强了大家的光荣心和责任心。
大家纷纷表示：
一定以极大的热情高昂的情绪，积极投入准备乐曲和排练，一定把为毛泽东伴舞的任务完成好。
当时，伴舞的乐曲虽然有一些，但多数是给苏联专家和群众性舞会上用的比较欢快的乐曲，而给毛泽东伴舞主要是用优美、缓慢、节奏鲜明一些的乐曲。
为了准备好乐曲，团里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编配。贾双、吴光瑞、刘锦棠等就抓紧一切时间，他们甚至开夜车突击编配乐曲。并且是边排练边修改、充实。尽可能使其演奏效果更丰富一些，团、队领导也多次进行审听。
之后，乐队人员在马国平副团长的带领下乘车去中南海，乐队在舞厅小舞台上坐好，等待毛泽东的到来。
当毛泽东出现在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乐队这时奏响了优美动听了舞曲。虽然只有10个人，但由于大家倾注了全部的身心，演奏得既宏亮、饱满又富于激情。
大家看到毛泽东在优美的乐曲伴奏下缓慢的舞步，都感到内心无比的喜悦。
每次去中南海伴舞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认真地演奏好每首舞曲，并且仔细观察毛泽东的舞步，尽可能做到用最适合毛泽东舞步的速度和节奏，使他跳得自然而舒适。
经过一段时间的伴舞，大家觉得10个人的乐队长时间连续演奏太累了，另外也觉得从开始到结束全用管乐演奏，无论是形式、音响效果都比较单一，于是经过大家的研究，拟定了兼用民乐，并得到了领导上同意和支持。
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减轻连续长时间吹奏的劳累，又可以变换演奏形式，丰富演奏效果。而且像《彩云追月》等乐曲一样更具有民族特点。
兼用民乐，实际做起来是很难的，乐队的人员都已经30多岁了，要在短时间内学会达到能演奏伴舞乐曲的水平就不容易了。
大家投入了突击学习民乐中去。他们放弃了一切休息时间勤学苦练，并主动找会民乐的人请教，开展了互帮互学。
通过一段时间的突击练习，大家对简单曲调进行排练。先排练几首慢的简单的乐曲，基本是大齐奏，最多也就是加个前后半拍，使节奏能够更明显一点。
大家通过进一步的练习提高和伴舞实践的锻炼，都逐步对乐曲进行一些编配和加工，使演奏水平不断丰富提高。
这个10人的小乐队就是这样抱着对毛泽东的崇敬的心情，以高度的责任心，顽强的意志，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克服了一切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与日本芭蕾舞团演出
1958年3月3日到5月1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一行46人，应周恩来的邀请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第一次访华演出。
演出共28场，代表团先后在北京的天桥剧场、重庆的人民礼堂、武汉的中南剧场、上海的人民文化广场等地公演《白毛女》、《胡桃夹子》等剧目。
他们赴华演出之前，在日本演出40多场《白毛女》，但经常遇到阻挠。
1958年5月，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军乐团领导商定，由军乐团三队为来访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重庆、武汉和上海的演出承担伴奏任务。
对外友好协会指出：
“松山芭蕾舞团”是日本民间友好文艺团体。我们应该划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人民的界限，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受害者。对日本人民应该友谊第一，多做有利于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
军乐团三队是一个完整的管弦乐队，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演奏水平。乐队曾经为《激战前夜》等电影配音，为电台录过音，排练过莫扎特、海顿、舒伯特等的交响曲和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并在著名指挥家黄贻钧的指挥下，举行过音乐会。
那时中国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只有民间团体的来往。
中国军乐队是以北京青年交响乐队的身份同他们协作演出的。
松山芭蕾舞团是日本最进步的文艺团体。团长清水正夫是日本社会名人，副团长松山树子是日本著名芭蕾舞演员，他们是夫妻关系。
日本指挥林光先生，在军乐团驻地北京西郊半壁店，同中国乐队进行了紧张的排练。
日本舞蹈团到来之后，又在天桥剧场进行了连续的配乐排练。
由于乐队这次承担着文化交流和增进友谊的任务，对工作非常重视，不管天有多热，大家也不叫苦。在反复的排练中，不管有多累也不厌倦，按预期完成了准备工作。
日方清水正夫团长对乐队的真诚合作非常满意。
大家后来才知道，松山芭蕾舞团在日本演出的时候，通常是以放录音为舞蹈来伴音，用乐队伴奏，其费用是该团难以承担的。
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出开幕式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出席，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主要剧目是根据中国著名歌剧《白毛女》改编的芭蕾舞。松山树子扮演的日本版“喜儿”在中国轰动一时。
这不仅为中国洋为中用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也从日本艺术家的改编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对中国的理解与支持。
其他剧目还有舞剧《彼得与狼》、世界著名舞剧《天鹅湖》、《吉赛尔》选段，以及根据肖邦的音乐编排的《仙女们》等。
演出的所有节目，从音乐角度来看，都有一定的分量，对乐队来说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特别是童话故事交响诗《彼德与狼》，管乐器有一定的难度，铜木管都有较长的独奏。
第一长笛杨国安、双簧管汪呈发、单簧管邓桂生、大管闻立揆、小号郭日新、圆号项飞，都很好地完成了作品中的独奏。
演出结束后，军乐团把所有节目中的音乐在上海为松山芭蕾舞团录了音，因为他们没有乐队，回日本后可以放录音演出。
军乐队在和松山芭蕾舞团配合巡回演出期间，由杨启泉和孙自省带队，他们认真贯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为乐队指定的工作方针，严密组织演出工作，安排好大家的生活，尊重日方人员的生活习惯，积极开展友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和日方人员友好相处，乐队大都能用简单日语问候和交谈，日方也能用简单汉语致意，气氛非常友好、融洽。
每到一个地方，乐队成员都有人主动买地方特色的小工艺品，赠送给日方团员。
1958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十三个年头，日本的经济正在恢复当中，所以人民的生活还不太富裕。
大部分松山芭蕾舞团团员在国内，要完成两个人的工作才能承担家庭生活的支付。所以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的。一部分团员为到中国怕回日本后失去工作岗位，还得经老板同意后雇人代工。
日本团员中吸烟的人不多，收入少的团员，出席我各地宴请时穿的西服，都还是临时租来的。因此爱护备加，唯恐弄脏弄坏了不好向租赁公司交待。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曾经两次对松山芭蕾舞团给予补偿和酬劳，而松山芭蕾舞团分到酬劳后，没有一个人拿到街上随便买东西，到了上海换成日元都带回了国内。
松山芭蕾舞团有一个技术高超的舞台摄影师，但大部分松山芭蕾舞团团员却并不认识他。
这位摄影师在北京去剧场时，他专乘三轮车，以猎取转眼即逝的场景，他对我国一些落后景象情有独钟。
乐队一位队员在排练中因为疲劳而有所懈怠的时候，他就当即举起了相机。这位队员发现后立即调整了姿态，但这位摄影师却没有按动快门。
到武汉时，这位摄影师没有经过一赤背三轮车夫的同意而拍摄，被这位车夫将他拉到派出所，将他的胶卷爆了光，从此他就很少外出照相了。
当时大家想的是，虽然说一些落后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队员们总觉得是伤了自尊心，有人提出不能让他将专挑污点的镜头带回日本。
周恩来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他特别指示：
凡是让外宾去的地方，都应允许人家拍照。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因为我们还落后么。
这样，我们一些乐队队员也开始去接触这位摄影师了，还送给了他纪念品。
通过中国军乐队和松山芭蕾舞团的工作和交往，中日间的友情与日增进。
松山芭蕾舞团回日本后，相互间曾经有信件和物件来往，说明通过这次合作和友好相处，中日友好是历史的总趋势，是两国人民人心所向。
两个月的配合演出，虽然是紧张和辛苦的，但也是幸运和愉快的。大家有幸接触到了日本人民，日本人民是和平友好的。
通过中日两国民间艺术的团体的工作和接触，中日友好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两国人民的心里。
4月27日，分别的日子到了。当松山芭蕾舞团离开上海时，一双双紧握着的手，难舍难分，个个泪水满面。那位摄影师的热泪也禁不住洒在了上海港。
上船后，他们没有一个人走进船舱，都站在甲板上。轮船离开了海岸，渐渐驶向远方。
中国军乐队和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员相互齐声呼喊着对方每一位成员的名字，大家高喊着：
再见！朋友再见！
1958年6月，日本花柳德兵卫舞蹈团赴华演出时，听到松山版《白毛女》轰动北京城的消息。之后，他们所从事的中日友好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理解和赞许。
1964年9月22日到12月12日，松山芭蕾舞团一行50人进行第二次访华演出，共演出38场。
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
1971年松山芭蕾舞团第四次访华演出，周恩来亲自观看演出，上台与主要演员森下洋子亲切握手并接见全体演员。
1972年7月10日，上海舞剧团访问日本，史学家戏称为中日建交历史进程中的“芭蕾外交”。
上海舞剧团带去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
清水正夫团长全程陪同。他一反常态，脸上留着一把大胡子。
他说：“不亲眼见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不把胡子刮掉。”
1984年，松山芭蕾舞团第九次访华公演，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亲自观看，并亲切接见全体演员。
198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主席热情会见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和副会长、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并合影留念。
为三国四方会议演奏
1970年4月20日晚上，军乐团大礼堂正在放映电影，22时左右，队员们看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全场灯光大亮，广播里宣布让一队全体队员回排练室集合。
大家知道又有了紧急任务，就迅速回到自己的排练厅。
此时，军乐团副政委尹正义和军乐一队的领导都在场，队长程义明宣布参加一项特殊任务的人员名单，共32名。
尹正义向队员们做了动员，要求大家进行练习越南、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乐曲准备。
会后，大家马上就投入了准备工作中。擦乐器，整服装，分发乐谱等，连夜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22日早7时50分，队员列队来到楼前，准备登车出发。
此时，一辆首汽的绿色斯克达大轿车早已经停在那里，团里的领导也排成一列站在车前，在对每一位参加任务的人员逐个握手祝愿后，队员们就按顺序上车坐好，大轿车在8时10分左右开动出发了。
大轿车经过友谊宾馆向东拐去，队员们都对这条路很熟悉，他们立即猜到这是要到首都机场乘飞机执行任务了，不由得都感到兴奋起来。
14时15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此时，广州军区文化部的副部长及广州军区的其他首长和一些战士早已经等候在这里迎接了。
4月25日，接到任务。
因为队员们的工作区紧靠会议大厅，所以大厅里的景况他们都一目了然，昨天他们都看到会议大厅摆放着呈四方形的会议桌，桌上铺着墨绿色的垫毯，并按次序摆放着三国四方的小型硬质国旗，每个会桌面都有几份整齐的记录纸和已经削好的数支铅笔。
队员尤其感到神秘的是，大厅里还安放了为摄影和摄像用的强光照明灯。
会场外，到处都站着哨兵，警卫是很严密的，凡是接近会场的人员和车辆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
军乐队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三国四方的首脑人物都先后来到了会场，他们是经过军乐队的身后边走过的，因此他们的言谈举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队员们看到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越南南方临时政府主席阮友秀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等率领的各自的代表团成员。
当日晚上，由中国政府主办的欢迎三国四方客人的欢迎宴会也在这里隆重召开。军乐队担任了招待会的仪式任务，正当队员们做着准备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音，周恩来到了。
队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向走廊门口望去，只见周恩来在许多党政军领导和官员的陪同下，向会场走来了。当周恩来走到军乐队的跟前时，队员们郑重地向周恩来致以庄严的军礼，周恩来微笑着向大家招了招手。
周恩来致完欢迎词后，用激情有力的语调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我国于1970年4月24日凌晨，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我国已经接收到这颗地球卫星在太空中播放出的《东方红》的乐曲声！
刹时间，会场上一片欢声雷动，人们欢欣跳跃，相互握手庆贺。很多人眼含着热泪，一些记者甚至站到了桌子上来拍摄这历史难以忘怀的镜头。
尤其是一些外宾，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员，更是表情激烈，可以说是兴奋程度不比中国人差。
4月26日，军乐队要执行由西哈努克等三国四方领导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的礼仪任务。
10时50分，军乐队又来到昨天召开欢迎宴会的工作场地。
宴会结束前，西哈努克和宾努亲王、苏发努冯亲王及阮友秀、范文同等外国的领导人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的陪同下来到乐队面前向队员们敬酒致意。
西哈努克对队员们说：“我感谢军乐队和我们一起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
最后，韩念龙向军乐队讲话说：
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代表外交部感谢你们，外宾们一再地称赞你们的演奏水平很高，质量也很好！
工作完毕，吃过午饭后，下午军乐队在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和游览了广州的市容和名胜古迹。
4月27日13时20分，军乐队返回的飞机准时起飞。这架飞机是架专机，刚刚完成运送越南总理范文同等人回越南河内返回，所以飞机上有两套机组人员，而且与军乐队同乘这飞机的全是为这次会议服务的人员，有电台、电视台、报社的记者等。
军乐队在8000米高空的飞机上，与乘务员和其他乘客搞起了联欢。王寿坤的小号独奏，张荛、穆礼弟、王贵华的黑管重奏，深受大家的喜欢。
队员们也在一路上观看了祖国的美好山河：过武汉时，大家看见长江弯弯曲曲像一条小水渠，在阳光下泛着点点波光，武汉钢铁公司那高大的烟囱，在飞机上看却像一根小木棍插在那里，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就像一根筷子一样担在水渠上，而武汉的东湖就像水渠里淤出的一汪水珠镶嵌在水渠的边上，水渠弯弯曲曲向东方奔去，消失在地平线上。
当飞机飞临北京时，已经17时了，离别北京尽管只有5天时间，但当队员回到她的身边时，却真的是感到那么亲切。
当飞机飞到北京上空时，队员们看到，华北大地开始返青变绿了，虽然不像南国那样的遍地葱绿，但也是显现出万物复苏、大地回春的景象，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美国总统为军乐团举杯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两国领导人都高度重视。
周恩来对尼克松来访的接待工作，作了精心周到的安排。他不但亲自选定了在欢迎晚宴上演奏的美国乐曲，还在百忙中到人民大会堂审听了军乐团的演奏。
周恩来对乐手们说：“尼克松总统的音乐修养很高，钢琴弹得很好，你们一定要演奏好。”
周恩来还告诉大家，尼克松很重视这次访华，已对此行的电视转播、新闻报道作了精心的安排。所以，这次接待对军乐团来说，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外交司礼活动。
2月21日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的座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机场。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尼克松举行欢迎宴会。
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祝酒词之后的觥筹交错中，一曲优美的美国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坚》在大厅中响起。听到如此熟悉的美国乐曲，使在异国他乡的尼克松和他的随行人员顿时瞪大了眼睛。
接着，军乐团又为客人演奏了《火鸡在草堆里》和《牧场上的家》等有代表性的美国乐曲，使宾主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尼克松被深深地打动了，多次带头为军乐团鼓掌。原来，这3支乐曲正是他在就职美国总统的仪式上指定乐队演奏的曲子。
而此时此地，与美国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艺术家把这几首乐曲演奏得如此完美，风格把握得如此准确，令尼克松大为吃惊。
尼克松站起来，提议大家为乐队出色的演奏举杯，他显得有些激动地说：
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
中国军乐团演奏的这3首美国乐曲，比茅台酒更让尼克松陶醉，以至4年之后，已经离任的尼克松再度访华时，仍念念不忘当时的情景。
1989年2月25日，在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整整17年之后，应杨尚昆的邀请，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夫人也来到中国，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
此前，他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从1975年起已经先后5次访华。
为了扩大这次访问的影响，布什随机带来了自己的总统乐队。
当晚，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布什。
应邀参加宴会的美方人员有：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驻华大使洛德、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等。
中方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国务院总理李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费孝通，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吴学谦，以及李铁映、秦基伟、王丙乾、宋健及黄镇、方毅等。
军乐团三队担任礼仪音乐和席间乐曲的演奏任务。
20时10分，当布什和夫人在杨尚昆和李鹏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厅时，马文指挥从容地挥动了指挥棒。
热烈欢快的欢迎曲顿时响彻整个宴会大厅，参加宴会的中外宾朋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和着乐曲对远道而来的国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国宴在庄严的中美两国国歌声中开始。
在宴会进行过程中，乐队演奏了《迎宾曲二》、《步步高》、《祝你幸福》、《美丽的阿美利坚》、《牧场上的家》等中美名曲，乐队的演出赢得中外宾朋的阵阵掌声。
外交部考虑到布什的家乡美国得克萨斯州，在欢迎来访的准备阶段，就特意指示军乐团挑选了一首《得克萨斯州的黄玫瑰》进行了排练。
这天，对这首乐曲的演奏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美国客人都表示出极大的欢迎，也为国宴增添了愉快友好的气氛。
在欢迎仪式上，当布什听到中国军乐团演奏的美国国歌之后，发出了同尼克松总统几乎相同的赞叹：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我听到的演奏美国国歌最好的外国乐队。
国宴即将结束时，乐队高奏了一曲大家十分熟悉的由世界著名作曲家苏萨创作的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更是博得满堂喝彩，把国宴推向高潮。
宴会结束后，乐队以一曲《欢送曲》，把国宾们送出宴会大厅。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海军武官毛里森上校、白宫先遣团林·肯内利小姐以及总统的一位安全官员返回宴会大厅转达布什对军乐团的赞誉和谢意。
美国官员说：
布什总统在听完你们的演奏后，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我听到的把美国国歌演奏得最好的乐队，我愿意邀请这支乐队在我明天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再次演奏美国国歌，如果他们能够参加，我会非常高兴。
美国官员继续说：
为此，我们奉总统之命前来邀请你们，在布什总统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答谢宴会上演奏迎宾曲和美中两国国歌，我们随代表团来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只演奏席间音乐。
布什请中国军乐团再次演奏美国国歌。这件本该由美国总统带来的美国乐队做的事，布什总统却让中国军乐队做了，这在外交礼仪上是少有的。
军乐团经常说：
外事无小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军乐团领导和老一辈的外事工作者也经常告诫大家：执行外事任务必须慎之又慎，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关系十分重大，我们不能擅自答复。
为了慎重起见，吕华强请示带队执行任务的团长政委同意后，找到外交部礼宾司接待处负责安排布什欢迎宴会的人员，并向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汇报了美方的请求。
经过刘华秋同意后，军乐团接受了邀请，当美国客人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领受任务以后，团长、政委亲自向担负演奏任务的三队做了工作动员，重申了军乐团的性质和任务，讲述了军乐团的光荣传统，还谈了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动员会上还要求所有人员思想上高度重视、排练中精益求精，军人仪表严整。以我们的实际行动，用我们的准确演奏，体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光。
每位参加工作的队员都深深感到了自己所担负任务的份量，大家都表示要克服困难、认真排练、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任务。
2月26日是一个星期天，但是参加工作的领导、指挥和队员们却都没有休息。乐队为了更高质量地完成任务，他们在队长齐景全的带领下，加班加点认真反复进行排练，对中美两国国歌进行了多次精心的研究。从乐队整体音响效果到国歌风格的把握，从乐曲的整个结构如何布局，到乐曲中每一个小小的音节甚至每一个音符如何演奏得更好都仔细研究。
这样，直到把美国国歌演奏得既庄严浑厚而又优美抒情。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出雄壮激昂、催人奋进、激励全体中国人民不畏任何力量勇往直前的气势。
当晚20时，布什为答谢中国领导人而举办的盛大宴会如期在长城饭店进行。杨尚昆和李鹏、荣毅仁、费孝通、田纪云、吴学谦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军乐团乐队按时依照美方先遣团和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商量决定的方案，在宴会主桌的右前方列队完毕，等待宴会仪式的开始。
当杨尚昆、李鹏在布什的陪同下进入大宴会厅踏上红地毯的时候，乐队奏起了欢快的乐曲。
中美两领导人在主桌站定之后，仪式正式开始了，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性任务。
布什和杨尚昆、李鹏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事后，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通过中国外交部致函军乐团吕华强：
亲爱的吕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美国总统为中国贵宾举行的宴会上演奏非常出色，我们对于乐团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接受任务而且演出精彩表示深深的谢意。
请转达我对每一个参与演出人员的真诚的感谢。
顺致最良好的祝愿和热情的问候。
美国驻华武官雷德准将也通过外交部转给吕华强感谢信：
亲爱的吕先生：
我愿趁此机会对于你成功的工作表示祝贺，并对你们许多份外的努力表示感谢。
你本人的努力对于布什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成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感谢你并对你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
军乐团架起友谊桥梁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军乐团迎送得最多的一位国宾。
每当踏上中国的土地，听到那熟悉的乐曲，西哈努克亲王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他不止一次地称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
这位既是政治家又是艺术家的亲王，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满怀深情地创作了一首名为《怀念中国》的歌曲，而西哈努克认为：把自己这首歌曲演奏得最为出色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1983年12月15日晚，在李先念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军乐团演奏了西哈努克作词、作曲的《怀念中国》，乐曲的内涵在那深情的旋律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西哈努克完全投入到乐曲的美妙境界之中，一曲终了，才如梦初醒。他双手合十，连连向乐队致意，然后举起酒杯来到乐队指挥面前，激动地说：
你和你的乐队演奏得太出色了！把我创作歌曲时的内心情感完全表达出来了。
李先念对乐队指挥悄声说：“亲王动情了，能不能把这支曲子再演奏一遍？”
于是，《怀念中国》的乐曲再次在宴会大厅响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不由自主地和着乐曲的旋律，轻轻地拍着掌，宾主共同沉浸在中柬友谊的热烈气氛中。
西哈努克亲王一直把中国军乐团视为自己的知音和配合默契的合作者，每有新作问世，都要先交给中国军乐团演奏。
在西哈努克70岁诞辰时，他特地邀请军乐团到他的住所做客，演奏他的新作，并向每位队员赠送了珍贵礼品。
多年来，军乐团演奏过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乐曲多达10多首，在中柬两国的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奥地利素有“音乐王国”之称，其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来华访问时，在江泽民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听了中国军乐团演奏的《蓝色多瑙河》后，激动地对江泽民说：“太好了，太好了，比我国的乐队演奏得还要出色！”
江泽民当即请乐队再次奏响这支乐曲，两国领导人在优美的旋律中高兴地跳起舞来，并欣然在节目单上签名留念。
除了担任迎送国宾的演奏任务外，解放军军乐团还多次应邀参加国际性的军乐比赛和访问演出，均获得圆满成功。
1994年7月，中国军乐团参加了在芬兰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军乐节。这个军乐节，实际上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军乐大赛。
参加军乐节的，除中国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瑞典、俄罗斯和芬兰等5个国家的6支军乐队，可谓强手如林，而中国军乐团以其迷人的魅力成为了本届军乐节人们瞩目的中心。
从边境城市哈米纳到首都赫尔辛基，中国军乐团的演奏博得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特别是当中国军乐团演奏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史诗般的不朽之作《芬兰颂》时，整个军乐节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许多芬兰人流着眼泪在倾听。
一位芬兰乐手激动地说：“我从未听到过外国乐队把《芬兰颂》演奏得这么好！”
一位老人紧紧握住中国军乐团队员的手说：“还是中国人民了解我们，中国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军乐节闭幕时，组委会秘书长亲自把飘扬在主会场上空的会旗送给中国军乐团，他说：
只有最好的乐团才能享有如此殊荣！
中国军乐团不仅出色地演奏了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等一批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作品，而且运用管乐气势宏大、丰富多变的表现力，创作改编了一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如《北京喜讯到边寨》、《万岁，伟大的祖国》、《风暴》、《军民并肩向前进》、《团结友谊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京调》、《梁祝》、《热巴》、《采茶调》、《花梆子》等等，深受中外观众的欢迎。
通过这些作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也使中国更多地走向了世界。
十几年来，中国军乐团先后应邀访问了俄罗斯、朝鲜、泰国、新加坡、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为增进中国同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和平与友好的使者。
卡翁达总统指挥演奏
1988年2月28日至3月4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和夫人应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邀请，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2月下旬，北京虽然已经到了初春季节，走在大街上的人们，仍然穿着厚厚的冬衣，北风吹来依旧寒气逼人。
但是，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华灯柱上悬挂的中国和赞比亚两国国旗与迎风扬的彩旗，却使过往的行人感到了祥和温暖和节日的气氛。
卡翁达致力于非洲的团结和统一，他是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主席。卡翁达这次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是对中国的第四次访问。
28日下午，卡翁达和夫人乘专机这北京首都机场时，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周明基以及利比亚和非洲国家驻华外交使节到机场迎接卡翁达一行。
两名活泼漂亮、脖颈上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分别向卡翁达和夫人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
29日上午，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仪式，热烈欢迎卡翁达和夫人一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高奏两国国歌，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的武警十一支队的礼炮兵，按迎宾仪式的最高规格在国歌声中鸣放21响礼炮。
随后，卡翁达在李先念的陪同下，在军乐团演奏的雄壮的《检阅进行曲》中，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当晚，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热烈欢迎卡翁达和夫人。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出席了宴会。
宴会开始后，李先念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讲话，对利比亚在卡翁达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对卡翁达在非洲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先念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讲话，卡翁达从主宾席上站立起来鼓掌感谢，并热烈拥抱李先念。
随后，卡翁达健步走向讲台，他没有立即像一般的惯例那样，拿起他的随行官员为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开始演讲，而是在讲台前站定，稍事停顿，用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宴会厅。
然后，卡翁达转身对李先念说：“主席同志，在我发表讲话前，请允许我和我的所有代表团成员在这里共同唱一首歌。这首歌里讲的是同种族主义斗争的事情，歌中提到了中国，提到他的领导作用，也提到利比亚和非洲。”
李先念朝卡翁达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利比亚代表团的成员们听到卡翁达出乎意料的开场白，他们迅速从他们的宴会桌旁站起来，走到卡翁达所站的讲台边，加入到了合唱的队伍之中。
由卡翁达来领唱，其他代表团成员伴唱，大家有唱有和。
随后，卡翁达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回顾了中赞两国真挚友好的关系，盛赞了中国经济技术援助对利比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感谢中国对建设坦赞铁路所给予的宝贵援助，提及中国的医疗人员中是最受利比亚人民欢迎的人。
国宴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军乐团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演奏了中国乐曲《在海滩上》、《赞美》、《思念》、《花溪水》、《新春到》等。还演奏了利比亚乐曲《我们的祖国》、《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前进》、《利比亚》等。
这些乐曲有的轻缓抒情，有的愉快活泼，有的情绪激昂，有的富有诗情画意，受到了国宾们的热烈欢迎。
在军乐团的伴宴乐曲中，特别是中国乐曲《赞美》和《思念》，更是受到好评。
这两首作品是军乐团著名作曲家季承、晓藕专门为国宴这种特定场合的演奏形式，于1984年联袂创作精心打造的精品。作品虽然短小，但是内涵丰富，表现手法虽然简单，但是钢琴与乐队的演奏形式水乳交融，恰到好处。
军乐团的演奏技艺把乐曲表达的情感发挥到了极致，把乐曲的起伏跌宕演绎得淋漓尽致，又符合国宴场合乐曲演奏的音量不能影响主宾交谈的要求。
所以每次为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的国宴上，演奏这两首作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次也不例外，令所有来宾为之陶醉。
欢迎宴会结束后，李先念陪同卡翁达在军乐团演奏的欢送曲中离席。当他们行至西大厅门口离乐队几米远的地方时，卡翁达将双臂高高举过头顶，向正在执行演奏任务的军乐团招手致意，表达感谢之情。
乐队受到卡翁达的鼓励，他们用更加精彩的演奏，一直将李先念和卡翁达以及客人们全部送出宴会大厅。
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军乐团在卡翁达访华期间，还承担了3月1日中午卡翁达在利比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答谢招待会的演奏任务。
招待会开始前，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卡翁达。
两位老朋友一见面，卡翁达见到邓小平身体还是那样的健康，他非常高兴。
邓小平笑着说：“我比你大20岁，到我这个年龄，身体还是可以的。我们两个国家是朋友，领导人之间也是好朋友，你同毛主席、周总理是朋友，同李先念等也是朋友，我们两人更是非常非常好的老朋友。总统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全天候’朋友，这个形容很好，符合实际。”
他们两个人的会晤历时一个多小时，从中可以看出对卡翁达时隔8年再度访华的重视。
会见结束后，卡翁达心情非常愉快地从大会堂驱车直奔利比亚驻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国务委员方毅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利比亚大使馆位于北京三里屯东四街5号，那是一片专门为各国驻华使领馆设置的使馆区，道路整齐，街面干净，行人稀少，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空气质量特别好，是北京少有的一块修养和办公娱乐的宝地。
利比亚使馆与其他中小国家的使馆基本相似，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大使的官邸是一座白色二层小楼，进门的客厅只有40平方米左右，客厅左侧是一个可以容纳100人左右的小型宴会厅。
11时，招待会准时举行了。
由于当时地方太小了，军乐队只好放在了小宴会厅门口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厅里，显得十分拥挤，甚至长号演奏员的拉管，都要从前排演奏员的身体之间穿过，才能完成演奏。
地方虽然狭小，但是乐队安排在这里也是恰到好处，因为这是卡翁达及其他来宾进入宴会厅的必经之路，在乐队面前走过，方便演奏欢迎曲。
而且，乐队在宴会厅门口，可以使招待会主桌的领导人看到乐队，方便在举行仪式时演奏庄严的国歌，在招待会进行时演奏席间音乐。
席间，军乐队演奏了描写与凶猛的狮子搏斗的歌颂利比亚人民勤劳勇敢的乐曲《打狮歌》，演奏了反映了利比亚和非洲人民团结奋进的乐曲《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前进》，还演奏了歌颂利比亚人民的乐曲《利比亚》等。
另外，演奏的中国乐曲有祝愿朋友幸福美好的《祝你幸福》，歌颂友谊长存的《友谊中的欢乐》，还有对客人充满友好情谊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和欢快热烈的《节日》等。
招待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卡翁达十分高兴，他不时举杯向来宾们致意，经常面带微笑向老朋友方毅介绍着什么，还向乐队频频点头表示对演奏的满意。
招待会结束了，乐队奏起了《欢送进行曲》，卡翁达把参加宴会的主要客人送走后，在利比亚外交部礼宾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乐队答谢，感谢军乐队能为他和他的国家服务，感谢乐队非常好地完成了任务。
卡翁达尤其称赞军乐队演奏的一首利比亚乐曲《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前进》，说他非常熟悉和喜欢。
卡翁达非常随和，他与大家谈话也很亲切，今天心情特别好，他就站在乐队前与大家很随意地谈了起来。
当时吕华强任军乐团外事司礼干事，在外事场合，军乐团党委赋予他代表军乐团处理外交礼仪上一般事务的权利。所以在外事活动的仪式阶段，为了便于掌握领导人的活动情况，并且随时能够与乐队取得联系，使乐队的演奏时机恰到好处。
因此，一般情况下，吕华强都在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的附近。
这时，吕华强就站在卡翁达的身边，他见到卡翁达谈兴很浓，又提到自己喜欢的乐曲，吕华强就从乐队首席的谱架上，取下卡翁达提到的那首乐曲的乐谱请卡翁达看，外交部负责非洲事务的人员说，卡翁达喜欢和熟悉的就是这一首。
当时的乐队指挥马文灵机一动，他随即将自己手中的指挥棒递给了卡翁达，虽然嘴上没有讲，但意思是请卡翁达指挥乐队演奏这首曲子。
乐队见卡翁达接过了指挥棒，他们都迅速做了演奏准备。
卡翁达也明白了马文的意思，只见他抚摸着手中的指挥棒，好像有着很多的感慨，又似乎略微迟疑了一下，然后面带着微笑看了一眼乐队，他十分自信地挥动了指挥棒。
顿时，利比亚乐曲《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前进》那激昂奋进充满战斗激情的旋律便随之喷发了出来，响彻了大使官邸。
演奏过程中，卡翁达右手握着指挥棒，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块白色的手帕。指挥棒与白色手帕随着卡翁达双手的挥动而上下翻飞，白色手帕就像一只和平鸽一样，展翅飞翔呼唤着和平。
卡翁达的夫人自始至终微笑着站在卡翁达的右侧，注视着卡翁达与乐队的合作。
大家没有想到卡翁达的拍子与乐队的演奏竟然会如此地默契，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就如同事先经过严格训练一样。
乐队都惊呆了，来宾们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曲奏罢，现场竟然出现了片刻寂静。
随后，在一旁看呆了的来宾及利比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忘情地鼓起掌来，大家开心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小厅里。
乐队队员们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他们也放下乐器，热烈地鼓起掌来。大家都欣赏到了卡翁达的风采，感受到了卡翁达的艺术修养，也感受到卡翁达追求和平、致力于祖国建设的雄心大志和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大家更感受到，卡翁达对非洲人民的团结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的重视，更深深地懂得了卡翁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在卡翁达指挥军乐团演奏的时候，单簧管演奏员王贵华机智地拿起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了这历史的瞬间：卡翁达那温和的笑容，从容不迫的姿态，军乐团演奏员愉悦的神情，参加招待会的贵宾们的惊喜。这些都被照相机记录了下来。
演奏结束后，卡翁达和夫人主动与乐队人员合影留念。
吕华强马上招呼队员们把谱架、椅子清理到一旁，只在第一排留下了5把椅子。卡翁达和夫人以及马文和大使夫人坐在第一排。
卡翁达的双手一挥，开了外国国家元首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先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建团史上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笔。
国歌在世界屋脊上奏响
1995年8月，军乐团一队接受了去西藏参加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庆祝活动和慰问驻藏部队的任务。
队长黄德山深深地知道这副担子的份量，他对大家说：“我们军乐团自1952年建团以来，走遍了祖国大陆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但唯独没有到过西藏，对我们而言，西藏是个神秘的地方。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8月26日，这支由55人组成的演出队伍，肩负着总政首长的重托，满载着对边关战友的深情厚谊，在齐景全团长、陈铁榜副团长的带领下，乘坐专机，从北京飞抵海拔3700多米的拉萨。
队员们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就立刻感到空气稀薄，严重缺氧，这可是管乐吹奏的大敌。
从贡嘎机场到拉萨市区两个小时的路里，大家气喘、胸闷、头晕恶心，这高原第一反应让他们尝到了难受的滋味。
第二天，队员们更感到头疼，浑身酸酥，而且夜里也睡不着觉。尽管医生给每个人都服了大剂量的安眠药，但却管不了多久，就又被强烈的高原反应折腾醒了，嗓子眼里仿佛被人卡住一样，喘不上气来。到了后半夜，大多数人都是大睁着双眼，不得不趴到窗口去看月亮。就这样一直熬到天亮。
西藏军区安排让大家先休息，说按常规要适应3天以后再演出。
但是大家想，如果推迟一天，就意味着要少演一场，因此而看不上演出的驻藏战友们该有多么遗憾啊！因此为了赢得时间，尽量争取为驻藏官兵多演几场，队员们决定把演出时间提前一天。
8月28日晚，首场演出开始了，尽管高原反应非常强烈，身体严重不适，但他们仍然以高昂的姿态，饱满的情绪整齐的阵容出现在西藏军区大礼堂的舞台上，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比在内地演出时间还长，演出赢得了几千名观众由衷的赞叹，获得了异常成功。实现了在“世界屋脊”上演奏零的突破。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说：“我听过不少的音乐会，你们这台音乐会最好，最感人。”
中央代表团艺术团的领导观看了军乐队在拉萨的演出后，满激情地说：“军乐团是靠着‘半口气’在高原演出了一台完整的、精湛的音乐会。”
完成了拉萨地区的演出任务后，军乐队踏上了奔赴边关哨卡的行程。
这天，队员们赶赴帕里镇，天不亮全队人马就从日喀则启程直赴中印边界，在15时，大家才越过海拔5100米的地段，来到了世界上最高的镇帕里镇。
某部的部分官兵们长年驻扎在这空气稀薄的小镇上，为祖国的西南大门巡逻站岗。
按计划，军乐队只是经过此地，并没有演出计划。但为了不给边防官兵们留下遗憾，大家决定挤出时间为他们演出半个小时，就餐后再赶往亚东。
听说军乐队要路过帕里镇，边防官兵们早早就开始了准备，他们想好好招待军乐队，让他们好好吃上一顿。
饭桌上其实是非常平常的炒萝卜、豆角炒香肠和土豆丝小青菜再加面条。
大家开始吃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当随行的记者把这顿午餐的份量告诉军乐队的队员们时，他们虽然已经饥肠辘辘，但却都不忍心再张口了，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大家默默地离席而去。
他们现在知道：这简简单单的几样菜，却是官兵两周的全部蔬菜供应，大家如果吃了这一顿，他们就要两个星期吃不上蔬菜。
大家看着战士们长期身处高原出现的紫红的脸颊，有些呆滞却充满纯情的目光，他们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饭。
为了能让所有的战士都能看上军乐队的演出，李玉、刘志勤两位上校替下了哨兵，冒雨站在战士的哨位上。
原定举行30分钟的演出，在热烈而真挚的气氛中开始了，队员们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完全置强烈的高原反应于不顾，忍着饥饿登台演出。
台下的官兵们掌声不断，久久的掌声过后，是大家的一片唏嘘声，台上台下无不热泪盈眶。
演出一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在黄德山的提议下，由军乐队代表国家的军乐团演奏，由守卫祖国大门的边防官兵们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当这雄壮激昂的国歌在喜马拉雅山上奏响的时候，高高的雪峰，高原的大地也仿佛发出了恢弘的回声。
军乐队曾经迎来送往16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军事代表团，演奏过数万遍庄严的国歌，但是，当他们立足“世界屋脊”奏响国歌的时候，他们仿佛从心底里升腾起一份神圣的情感！
帕里镇的演出给了军乐队以心灵的震撼。
他们离开帕里镇赶赴乃推里和则里拉哨所。海拔4700米的高原山路上，风雨交加，路越走越难，身着礼服的队员们浑身上下都被淋湿了，肩上扛着、手上提着的乐器也觉得越来越沉重。
大家不停地喘着粗气，艰难地向则里拉山口行进着。从大家脸上流下来的，是雨混合着汗水。
黄德山说：“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闭塞的深山险壑中跋涉着的一行人，是长年在共和国主席、总理等国家元首身边执行司礼演奏的特殊队伍。”
说着，黄德山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他心想：“多好的战友啊，在这氧气只有陆地60%的山路上，他们强忍着高山反应的严重不适，艰难而坚定在向着哨卡前进。我真为他们感到自豪。”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苦跋涉，大家终于登上了则里拉山口，这是哨所迎来的第一个国家级的慰问演出团。驻守在则里拉山口的某部官兵看到经常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艺术家们，全然不是电视里所看到的那般风采，一个个都浑身湿透了，满脸是泥水，还没等演出开始，许多战士的眼中就噙满了热泪。
在这需要羊皮大衣才能御寒的山巅上，军乐队顾不上烤干湿透的礼服，他们就开始了慰问演出。
缺氧折磨着每一个人，演奏的时候，他们感到胸口阵阵发闷，堵得上不来气。
但是，当他们看到眼前一列列一排排边关的卫士们，他们的脸都被晒成了黑红色，有的指关节变粗，有的指甲凹陷下去。大家的情绪顿时变得高涨起来，吹奏优美旋律的同时，也吹出了大家发自肺腑的心声：
亲爱的边关战友们，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把最美的艺术，把最大的欢乐，把最深的情意奉献给你们！
军乐队再次在世界屋脊上，在祖国的西部边关，把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边关的官兵们奏响。
亚东县的次仁塔书记和张兆田县长看了军乐队的演出后，献上了洁白的哈达，他们激动地拉着大家的手说：“真没有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小地方，我们能亲耳听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演奏，能看到你们不讲享受的朴实作风。你们在海拔这么高的地域吹奏西洋管乐，演奏如此完美的乐曲，这简直就是奇迹。”
军乐队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总政于永波主任的高度评价：
军乐团赴藏慰问演出，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使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我代表总政领导向他们表示感谢，号召全总政的同志们向他们学习。
国歌响彻维多利亚海湾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这是二十世纪中最让华夏儿女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军乐团成功完成了这一历史上最具影响的重大事件的演奏任务。
1997年5月，30位军乐团优秀人员进入了紧张有序的排练工作。
按照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要求和交接仪式的安排，大家练习的内容分为：交接仪式会前演奏内容、交接仪式内容和礼号演奏内容。
由于会前演奏部分的不可预知性，大家共备练了近20首中国乐曲以备临时选用。
6月，军乐团在卫戍区仪仗大队院内搞了一个模拟会场，按照交接仪式的程序进行了三次模拟演练。
6月23日，军乐团乘专机到达深圳，第二天全体成员着驻港部队服装乘大巴赴港，参加与英国皇家乐团的联合演习。
香港的宽阔和繁荣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他们这些第一次入港的军人都由衷地赞叹香港真不愧是东方明珠。
大家都说：“好啊，她就要在我们的国歌声中回家了，这也是我们有生以来最自豪的一件事啊！”
香港会展大厅坐落在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这是为举行交接仪式特别修建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香港标志性建筑。
交接仪式的会场是一个长方形，双方乐队站在主席台两边，面对着主席台。中英两国乐队在6月30日以前进行了三次正式演练。
1997年6月30日的夜晚，维多利亚海湾灯火辉煌，绚烂的彩灯映照着海湾里欢腾的龙舟，全世界的新闻焦点同时对准了海湾的会展中心大厅。
23时20分。军乐队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步入交接大厅。
这时，能容纳4000多人的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了，但是却没有说话声音，大厅里显得十分寂静。
中英两国贵宾们都分别坐在两边，表情都十分严肃，气氛也觉得有些压抑。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国际政要全都坐在乐队前面，他们已经在大厅里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了。
大家的心跳不由得加速。
23时38分，乐队指挥于建芳示意大家拿起乐器。
23时40分，舒缓轻柔的江南民歌《茉莉花》如同一阵和煦的春风吹遍了大厅，大厅里顿时像解了冻的松花江，涌动着春的暖意。
那些表情严肃的贵宾也开始借机攀谈起来，这也许是由于音乐的魅力吧。
当乐队演奏完《茉莉花》的时候，大厅里骤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中英两乐队交替演奏了两国乐曲。
当英方演奏完第三首乐曲时，于建芳转身面对乐队凝目用力一挥，嘹亮的《歌唱祖国》就像奔腾的长江之水一泻千里。
这时，大家都感到身边许多贵宾都在和着乐曲的节奏动情地拍着手，有些人勇敢地带头唱了起来。而且掌声越来越大，歌声越来越嘹亮。
于建芳有好几次都看不清面前的同事们，激动的泪水几次都快流出来了。
中英双方的8首乐曲演奏完毕，会场渐渐恢复了平静，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就要开始了。
在交接仪式上，英方为自己制定的方针是：体面撤出。他们提出要把英国国歌奏到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秒钟。
中国方面表明的态度也很坚定：不管你们的国歌奏到什么时候，必须在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前结束，连余音也不能超过，否则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而于建芳得到的命令是：
不管英方能否准时奏完，你必须在7月1日0时0分0秒指挥乐队奏响中国国歌。
军乐团的总领队齐景全团长提出：
早一秒可耻，晚一秒耻辱！
于建芳意识到：这时的一秒并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国家主权，必须准确无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为了准确掌握时间，外交部与组委会商量决定，采用一个大型电子钟来记时，这台钟与中央电视台互对。由于条件所限，乐队就用秒表来对准大厅的那台电子钟，然后采用倒记时读秒的方式来完成任务。
1997年6月30日23时整，军乐团办公室外事干事张景山大厅电子钟做了最后一次时间校对，然后稳稳地站在了于建芳的身旁，他们商定，到最后10秒钟的时候，张景山会给于建芳读秒。
23时59分10秒，英国皇家乐队指挥棒挥起，英国国歌《主佑吾王》开始奏响。
英国的国歌原来时每次都50秒左右，那就正好在0时0分0秒前结束，但这时却快了10秒。
留下的这10多秒的空白显得是如此地漫长。于建芳的脉搏在这一段时间内骤然加速。他注意到，站在江泽民身旁的李鹏也忍不住抬手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
50，51，52，53，54……
当张景山读到58秒的时候，于建芳果断地挥动了指挥棒。
公元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义勇军进行曲》的号角划破了维多利亚海湾的夜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香港奏响。它在向世界宣告：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香港已经成为历史；一个遭受百年凌辱的新香港将焕发出她新的容姿。
交接仪式结束后，一些港商和华侨都紧紧地拉着于建芳的手说：“你们演奏得太好了，奏《歌唱祖国》的时候我们的手都拍疼了，我们是流着眼泪听完你们的演奏的，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
国歌奏响在澳门回归时
1999年12月20日，中国迎来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
被葡萄牙侵占了400多年的澳门今天将回归祖国。
10月1日刚刚结束国庆大典，军乐团从“阅兵村”刚刚撤回到驻地，就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的准备工作中。
11月初，军乐团40人的乐队按照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达成的框架文件的规定，对交接仪式的会前演奏、仪式演奏和会后演奏，进行了认真仔细、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
澳门交接仪式从形式上看，与香港交接仪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香港交接仪式却充满了紧张气氛，而澳门交接仪式则充满了友好合作的气氛，这样的气氛使参加澳门回归仪式演奏任务的军乐团一行人感到了一丝轻松。
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和后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使澳门回归成人为心所向，为军乐队顺利完成交接任务奠定了基础。
澳门回归同香港回归一样，安排中葡双方军乐队在会前轮渡演奏，这次所不同的是双方会前各演奏8首乐曲，比香港回归整整增加了一倍。
音乐被誉为没有国籍的语言，没有护照的大使。而用第一时间同步向全世界展示各自的文化风采和艺术水准，则是没有评委的国际音乐比赛。
许多人并不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他们通过军乐队的会前演奏，却能够领略到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特有的灿烂文化，展示一个民族对待历史、对待未来和对待世界和平的大国风范。
由于于建芳有香港回归指挥的成功经验，所以这一次他再一次担任了举世注目的澳门正反交接仪式的指挥工作。于建芳接到这一光荣任务时，他充满了自信。
于建芳对大家说：“一定要向祖国人民和炎黄子孙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香港回归的成功已经成为历史，澳门回归的演奏必须更上一层楼。”
于是，于建芳带着40名团员进行了严谨认真、刻苦努力的训练。
这次交接仪式的重点，当然还是12月20日0时0分0秒奏响中国国歌和升起五星红旗。
对于这一刻的到来，中国人盼了好几代，全世界也关注了近半个世纪。因为能否准时奏响中国国歌不是一般的时间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
于建芳感到：每个炎黄子孙都期盼着澳门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在回归的那一刻是绝对不能早一秒或是晚一秒，否则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为了这有中国特色神圣的一刻，为了能准确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军乐队经常进行适应性训练，并力求找到深夜的感觉。
1999年12月19日23时59分，随着张景山读秒的节奏，于建芳果断地挥动着预示拍。
这时，远在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的倒记时牌上，随着倒记时的全部归0，于建芳奋力一挥，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号角也分秒不差地准时奏响，像奔腾的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荡涤了400年的民族之耻，从此，澳门揭开了她历史的崭新一页，中华民族也掀开了她最辉煌的一页。
相信看过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又看过澳门交接仪式电视直播的人都会惊讶地感到，中国军乐团的演奏有了质的飞跃。
就连葡萄牙乐队的指挥考斯特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军乐团的演奏太出色了，你们的演奏水平比我们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