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建部队

• 黄贻均说：“作为乐队的一各演奏员，必须认真地对待音符。因为音符是一个瞬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时间过程。所以，必须尽量准确地把他完美地表现出来。”
• 罗浪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在军乐团工作同样是为革命工作。……这项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社会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 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说：“他们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他们像地底下长出来的树一样。站得那稳。只有像中国这样有纪律的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组建中国联合军乐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当日，作为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感动了许多人。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罗浪、王建中任正副指挥。

在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时，晋察冀军区没有军乐队。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的指挥下，在保定南的清风店、明月店一带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主力及其军部，把该军军长罗历戎连同三军的军部和军乐队俘虏过来。

当时，担任军区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的罗浪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对这个军乐队如何处理，罗浪的意思是想保留下来，不要遣散。

罗浪1920年7月28日出生于风光秀丽的德化潘祠村。1936年永春中学初中毕业，后来南渡马来亚随父谋生。

1938年秋，罗浪毅然奔赴延安，进入延安陕北公学。随后又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受业于冼星海、吕骥、向隅、李焕之等音乐名家门下，特别是音乐指挥受其教诲尤深。

1939年冬，罗浪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后任晋察冀一分区战线剧社音乐教员和指挥。1943年，任晋察冀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兼指挥。

张致祥同意罗浪的意见，他请示聂荣臻同意后，要罗浪对该军乐队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全部留下来，再补充新的学员，进行训练以后，编成解放军的军乐队，将来会有作用的。

1947年，罗浪奉命组建华北军区军乐队，任队长兼指挥。

其实1947年的时候，晋察冀军区已经成立了一个军乐队，但当时很艰苦，中西乐器混合使用，只演奏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乐曲。直到1949年乐队也不过才80人。

1949年9月初，张致祥传达了组织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由罗浪和王建中负责组织训练。

军乐队包括晋察冀军区军乐队约80人、华北人民文工团管乐队约20人，再加上受阅部队军师两军乐队约100人，一共约200人左右。

列队受阅联合军乐队约195人，排横20人、纵10人的宽排面队形。由于乐器组成的原因，最后一排低音乐器较大，所以不是20人。多余乐器由预备队员担任演奏员。

开国大典的总指挥是聂荣臻，副总指挥是兵团总司令杨成武，他还兼指挥部主任。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总指挥是刘仁。所以，联合军乐队受双重领导。

开国大典之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上的好评，全体队员都兴奋得不得了。

但是，在组建军乐团之后，一些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因为他们认为：在旧社会，人们办红白喜事时为了活跃门庭总要找一支鼓吹队；在送终老人的时候，则为了给人们制造惜别的悲哀气氛，这支鼓吹队就吹出一些乐曲，这些演奏者，就被称为吹鼓手。

他们说：“吹鼓手是旧社会最底层的行业，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经常被人们瞧不起。”

当时虽然解放了，但大家仍然被这种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束缚住，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陈旧的观念。

1951年，罗浪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

军乐团的一些演奏员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有的不敢把自己的职业告诉给家里人，而说是当技术兵；还有的给家里写信的时候，信上的地址也不敢写军乐团，而由驻地老乡转交。

还有个别干部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军乐团工作，就多次写信要求把孩子调离。

但是，50年代时，每年的“五一”、国庆节时，都有在天安门前的欢庆活动，军乐团的演奏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更好地完成军乐团的光荣任务，罗浪提出了“甘当革命的吹鼓手”的口号。

罗浪向军乐队员们解释说：

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在军乐团工作同样是为革命工作。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长远观点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这项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社会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后来，很多队员复员以后，大家都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有一些队员在学校里做了音乐教员，就连中央广播电台也从中吸收了不少军乐团的团员。

罗浪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同时，他提出把军乐当成一门艺术来看待，加强训练，提高队员的演奏水平，使逐步为社会所接受。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应有大型军乐团的指示，委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负责筹备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经费紧张。聂荣臻还为此拨了旧人民币80亿元来建设军乐团。

军乐队用40亿向捷克斯洛伐克定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扩建了营房。

1952年，所有乐器全都到齐，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000多人的大型军乐团。

建团初期，罗浪就特别重视队伍建设，他提倡树立队员对军乐事业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在组织建设、思想教育、业务训练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在遵守纪律方面，在以教育为本的前提下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在历届领导和各届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形成了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制度的风气。

大家常说：

在执行任务时，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出现差错再小也是大事。

所以，多年来，军乐团在执行国内外任务的时候，从未出现过重大事故。

组建军乐团管弦乐队

1952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组建，同时准备组建一支军乐团管弦乐队。

建国初，每年除了国庆大典需千人乐团之外，平时迎送国宾的典礼乐队，并不需要那样多的人。

到部队演出的时候，根据当时部队情况，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更显适宜。

为此，团领导报请上级同意，在保证国庆大典任务前提下，在部分年轻队员中培养歌舞、民乐和管弦乐等方面的多面手，以适应下部队和为社会服务的需要。

其中，学习西洋弦乐的团员们都非常勤奋，几经驻地的变更，从马驹桥镇、朝阳区东坝镇、海淀区半壁店，离城区都比较远，交通通讯也不方便，他们带着乐器到城里向老师学习，往来非常辛苦，但大家都不怕劳苦，都能很好地完成所布置的作业。

1955年初，军乐团组建了一支80左右的管弦乐队，被称为军乐团第三队，开始由李序负责。先后曾有顾黎平、程音章、孙自省任队长，邓超、杨启泉任教导员，刘言任指挥。

主要弦乐有邹寿钧、梁治国、赵寿铭、全连山、王光明、陈朴、王启文、张达民、孟森、高升等人。

管乐队员有郭日新、沈彼得、项飞、汪呈发、邓桂生、闻立揆、王绵文等。

打击乐有吴光锐、张文华。

当时规定，在国庆大典的时候，全体人员都持管乐参加大典工作，平时则进行训练，节假日到中央单位演出和伴舞。

管弦乐队为了提高演奏水平和进行艺术实践，他们曾为中央芭蕾舞学院所排练的节目进行合作训练。还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激战前夜》和一个1927年的历史纪录片实行录音。

1958年，日本“松山树子芭蕾舞团”访华演出，军乐团管弦乐队担任了在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4城市的演出伴奏任务。

当时演出的节目有芭蕾舞剧《白毛女》、《彼得与狼》，还有《仙女们》及《天鹅湖》、《吉赛尔》的片断等。

通过这些工作，管弦乐队已经显示出相当的业务水平，同时，在首都北京和国内已经颇有影响。

1960年，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视察中央广播电台，他们得知“广播乐团”人员不足工作困难，又得知军乐团的管弦乐队还没有定向的任务。陈毅与罗瑞卿当场就商定，将军乐团的管弦乐队调拨给“广播乐团”以充实实力。

之后，由主管军务工作的张爱萍主持调拨。

军乐团无条件地服从了上级的决定。

1961年，军乐团根据张爱萍的批示，通过北京市教育局，在北京艺术院校的同时招生，招收学员40人学习管弦乐。

到1963年，军乐团的编制已经压缩了，这时不可能在内部再容纳一支管弦乐队。

根据这种情况，经过领导同意，军乐团撤销了管弦乐队的重建计划，随后，军乐团动员学习弦乐的学员改学管乐。

创建解放军军乐学校

1955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学校，地址设在北京西郊半壁店。

全国解放以后，全军军乐团人数多达两万多人。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军区、师团都有编制不同的军乐团队。

为了提高全军军乐团队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训练总监部军乐处处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罗浪考虑成立军乐学校。

1953年，军乐团从北京马驹桥镇搬到东坝镇以后，以罗浪为首的军乐团领导和团党委，从军乐建设需要和长远目光考虑，决定从各队抽调业务尖子，去上海学习，请上海音乐界的陈传熙、黄贻钧等管弦乐专家讲课，进行强华性铜管乐的专业培训。

经研究决定，被抽调的人员有：

队长：范志卿指挥：吕蜀中

小号：程义明长号：李复圆号：孙大方

黑管：刘启林长笛：薜连生巴松：汪恩来

双簧管：牛占英架子鼓：吴光瑞

大家来到上海后，他们住在上海警备区内的一个招待所里，进行强化式集中培训。

1954年秋，在军乐团训练大队的基础上，在上海成立了军乐学校教员预备班。

当时，军乐处副处长马国平担任班主任；军乐团胡逸臣担任助理。

学员有军乐团大队长孙自省、刘鉴东、雷远、郑兰生和指挥瞿干平，西南军区军乐队队长李桐树、西北军区军乐队队长刘玉洁、沈阳军区军乐队队长王倩竹、广州军区军乐队队长郝立刚、南京军区军乐队队长裘定发、海军军乐队队长范鹏、空军军乐队队长李里、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军乐队队长顾立平。

当时，学员们由从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专家执教。

和声老师为邱望湘、邓尔敬、毛于润；作品分析老师为钱仁康；视唱练耳教师为陆洪恩、陈传熙；钢琴教师为胡国美、华素珍；视唱练耳辅导老师为李复、吕蜀中。

另外，还附设了一个吹奏培训班，由各军区和军兵种军乐队选送优秀的小号手和黑管手各一名进行培训一年，毕业后仍然返原部队工作。

1955年军乐学校成立的时候，组织机构对内称为军乐团学员队，对称为军乐学校，隶属军乐团统一管理领导。

当时，队长是徐春深，指导员由任尚贤兼任，团支部书记为赵英杰，军事教员为方鹏程，政治教员为于伯均、马华等人。

1953年在上海训练班培训的10多个人，于1955年全部返回北京担任军乐学校业务教员，为全军培养了大批的军乐人才，壮大了军乐团的技术骨干力量，也提高了军乐学校的声誉。

这些受训人员自己也成为中国军乐骨干、音乐界的专家，成为军乐团的高层领导和宝贵财富。

1955年元旦前夕，罗浪和原军乐团政委兼任军乐学校校长朱为流先后专程到上海看望全体学员，了解教学情况和生活情况。

当罗浪得知教室和宿舍没有防寒设备的时候，他马上让行政人员购买了木炭，解决了教室了宿舍的取暖问题。

学员们对此非常感动，大家一致表示要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领导的关怀。

1955年初，训练总监部正式写报告给中央军委，组建军乐学校。校长由罗浪兼任，具体领导工作由军乐团领导班子负责。教学由梅宾负责。学员由各军兵种、军区军乐队选送。

1955年10月，军乐学校正式开学。

军乐学校共分5个班，一班设在上海，学员是各军乐队队长和指挥以及中尉以上军官，学制一年。二、三、四、五班设在北京，学制为两年和4年。

当时，一班班主任为李桐树、助理王健飞；二班班主任孙自省；三班班主任王桂桐；四班班主任范志卿；五班助理李春兰。

教员队伍的组成是：上海班由原教员预备班教师担任。北京4个班分别为：和声教员了延生、李序、谢承培，作品分析教员傅晶、乐理教员周明德、李大伦，复调和唱歌教员邵遗逊、汪海，民间音乐教员李伯乐，视唱练耳教员杨万青、何振源，打击乐教员吴光锐，政治教员马华、军事教员方鹏程。

195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学校召开首届教学代表座谈会。

1956年冬，从上海调李桐树回北京担任军乐学校副校长、军乐团副团长兼训练处处长，负责军乐学校和军乐团的业务工作。

195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军乐学校召开先进工作者、先进学员积极分子大会，并请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到会，他对军乐团和军乐学校的建团、建校及学校的教学方针、任务以及培训的目标做了很多指示。

最后，张爱萍与团、校领导及全体到会代表合影留念。

195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学校第一班全体学员毕业，并颁发了毕业证书。

同年，随全军形势发展需要，军委决定除保留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军乐团以外，各军师团军乐队建制一律取消，其中也包括军乐学校。

此后，军乐学校在北京的4个班提前结业，多数返回原单位分配工作，少数留在军乐团工作。

军乐学校撤销后，上海的学习基地保留下来，作为军乐团的业务培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