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训练发展

• 李复说：“这4把长号代表了4个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我军乐团的发展与变化。”
• 团领导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军乐团的基本性质和主要任务，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 北京卫戍区领导强调：军乐团必须首先是一支司礼部队，必须把司礼作为军乐团的基本任务，外事无小事。

军乐团实行礼宾服换装

1953年，军乐团入驻北京朝阳区东坝镇以后，在军委办公厅的直接领导下，为千人军乐团向捷克斯洛伐克采购了镀镍的新乐器。

当年国庆典礼的时候，1000件银白色的新乐器闪闪生辉，一展风采，替换过去缴获国民党军队手中那些旧的东西。

自1949年的开国大典，到1952年的国庆典礼，军乐团手中所用的乐器，绝大部分都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各国产的都有，式样也不一样。什么“海里空”呀，什么“苏萨风”呀，长号也有用变音键的。

大小鼓的鼓面直径和鼓圈的宽度也不相同，鼓圈有木质的，也有金属的。乐器的键数和式样也不一致，有的铜管旧得都撒气漏风了，不得不在漏气的地方粘块胶布，凑合着吹。

195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可以说是全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为军乐团更新“装备”，可见领导上对军乐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军乐团从领导到每一位队员也表示决不辜负领导的希望，大家对手中的新乐器都非常珍惜，学习也更加刻苦。

那时，军乐团为了便于训练，专门成立教学组，除值勤乐队外，都按乐器编队，掀起了向业务和文化大进军的热潮。

由于向捷方乐器厂家订购的件数多、时间紧，出现不少质量问题。孙自省和杨启泉负责的二大队一中队均为短笛和单簧管，二、三中队均为单簧管。由于单簧管焚退性工序不好，新的单簧管很快出现裂缝现象。尽管大家用了以后将内壁擦得很干，但裂缝仍不断发生。尤其音孔处键垫就更难以盖严了。后来不得不将不能更使用的乐器向捷厂方退换。

李复从学习长号开始，他先后用过4把长号，他说：“这4把长号代表了4个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我军乐团的发展与变化。”

第一把长号：1950年产于北京，乐器整体分量很重，伸缩不够滑动，把位泛音不够准，发音迟钝，乐器质量极差。

当时李复在华北军区军乐队，驻地在北京阜外北下关，住的是民房，排练厅是用竹杆和席子搭成的大席棚，四面透风，冬冷夏热。

训练的时候以单曲为主，如《莫尔达维亚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等》。

李复用的第二把长号是1952年产自捷克斯洛伐克，伸缩管较滑动，管径较粗，发音比较通畅。

当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第一次为乐器换装，已经是千人的乐团了，分5个大队，一个直属队，李复被编在教学组。

当时驻地在北京通县马驹桥镇，后移到朝阳东坝镇，也是民房，几个人共睡一个土炕，没有电，也没有暖气，排练场是制油的作坊。

当时已经能够录制唱片了，军乐团录制的有《幸福生活幻想曲》、《分列式进行曲》、《炮兵进行曲》等。当年国庆阅兵的时候几首进行曲都出自这种类型的长号。

1956年，李复用的第三把长号产自德国，是德国总理格罗提沃访问中国的时候，赠送军乐团的一套管乐中的一把次中音长号。

李复说：“这把长号无论从声音及反应的灵敏性方面，均要好于前两支乐器。我录制的两张唱片，就是全靠这把乐器演奏的。”

当时是在军乐团二队排练厅，为简易平房。

当时大家练习的主要曲目有《肖斯塔柯维奇第十一交响曲》、《芬兰颂》、《皮尔金特工》、《春节序曲》、《革命风暴》等。

这时的乐队在声音、音型、音准、音乐等几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演出录音，被当时社会所公认。

这一时期，军乐团产生了被人们称为“八大员”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人才，后来有一部分人受聘于中央音乐学院兼课。

李复用的第四把长号美国生产，是巴哈牌。李复说：“这把乐器使用起来较前三把都要得心应手。”

现在军乐团装备精良，团员们技术精湛，涌现出一批年青的演奏家和指挥家，他们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公众誉为中国皇家乐团。并且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1989年10月1日，在杨尚昆的关心下，在总后军需部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几经审查改进定型，军乐团正式换了新式礼服。

军乐团穿上崭新的礼服出现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典上，天安门广场上几百名军乐队员组成的雄伟方阵，那漂亮的服装和服饰衬托着的威武英姿，与军乐团所演奏的雄壮激昂的军乐一样，成为国庆典礼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军乐团进行业务建设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诞生之后，以首任团长罗浪为首的领导集体，就立志使军乐团一步步走向辉煌。

1952年，军乐团参加国庆大典的人员中，有很多队员不具有读五线谱的能力。为了防止部分小号在演奏国歌引子的时候发生错音，不得不隔过引子再演奏。

到1953年大典的时候，虽然经过一年的业务整训，但仍然有一部分队员必须用简化后的乐谱进行演奏。

要建设一个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军乐团，是任重道远的。以罗浪团长为首的团领导，他们面对现实展望未来，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不放弃任何提高队员业务水平的机会，培养出许多业务骨干，为后来军乐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军委办公厅同意，通过上海市警备区的支持，办起一个军乐团业务学习班。除为军乐团培训队员以外，还为各大军区军乐队培训队员。除培训队员以外，还培训乐队队长和指挥。

1953年，军乐团除一大队三个中队担任平时司礼工作和军鼓大队仍然按乐队编制外，其他5个大队都按照乐器编队。二大队为单簧管和长、短笛；三大队为双簧管，大管和萨克斯管；四大队为小号、短号；五大队为长号、中音号和闪中音号；六大队为低音号和打击乐。

在军乐团内，在业务上实施“能者为师，以高带低”的办法，抽出业务水平高的队员建起教员组，担任起全团教学任务。

随着全军向文化大进军的形势，军乐团开展了向业务和文化双进军。经过近两年的集中训练，业务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在达到都可以担任司礼任务的情况下，1955年又改为按乐队编队，其中以演出为主要任务的第二队，是以教员组为基础组成的。

在军乐团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因为其性质和任务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

1961年，军乐团在北京卫戍区领导下，当时军乐团正处于发展时期，即除完成国家司礼任务外，社会演出活动日渐增多。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司礼和演出的关系问题，到底是司礼第一还是演出第一。

团领导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军乐团的基本性质和主要任务，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于是，在北京卫戍区党委领导下，专门召开了军乐团党委会对其性质、任务展开的大讨论。

主张演出第一的人认为：

司礼任务固然是重要的，但演奏的内容主要是各国的国歌和迎宾曲之类的乐曲，相对比较简单。而音乐会演奏的多是欣赏性的乐曲，乃至交响曲，技术性和艺术性都是很强的。

他们根据这些情况认为：只要演出搞好了，司礼自然能够完成得好。

再说，军乐是一种音乐艺术，因此，军乐团首先应该是一个音乐艺术团体。像德国考夫曼铜管乐一样，在社会上应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应将演出当作第一位的主要任务。

而主张司礼第一的人认为：

司礼是一种国际交往的礼仪活动，它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国歌曲谱虽然不如交响乐曲繁杂，但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尊严和最高荣誉，真正要演奏好一个国家的国歌，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气质、精神和风貌，也并非那么简单。

另外，军乐团是为国家的任务而设编的，如果不是国家的需要，军委就无需设这样一个军乐团。

国庆大典之类的重大任务，更具有特殊意义，绝非是一般音乐团所能完成的。因此，军乐团首先是一支部队，必须把司礼放在首位。

经过争论，大家的意见基本都统一到了司礼第一的观点上面来了。

最后，北京卫戍区领导在总结时明确强调：

军乐团必须首先是一支司礼部队，必须把司礼作为军乐团的基本任务，外事无小事。团党委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把司礼任务放在首位，团的领导必须保证司礼任务的圆满完成。

从此，司礼是军乐团第一任务的思想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50年代后期开始，军乐团在每年的训练大纲中明确规定“基本功”天天练，每天不少于一个小时的要求。都应掌握各种乐器技巧和技能。平时工作不一定用得上，但必须保持竞技状态，以备应用。如平衡的长音、按音阶应达的音域，各调的音阶、泛音、琶音、连音及各种吐音，使气、唇、舌、指保持运用自如的程度。

同时，还规定了每个队员的业务汇报制度和各队的合奏汇报制度。队员业务汇报在队内每半年一次，业务进步快的队员年终参加全团的汇报，对进步快的队员给予奖励。各队的合奏汇报每个月全团进行一次。

1955年，在军乐团的领导下，为培养乐队长、指挥和工作人员，建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干部学校。

在当时的部队中，团以上单位都配编了人数不等的军乐队，需要大量称职的军乐干部。

另外，许多军乐队的干部没有经过专门学习，业务水平普遍较低，急需提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虽然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但中国对外的交往还是不断的，军乐团的对外交流也有多次。

1953年苏军“红旗歌舞团”访华演出；1956年民主德国累斯顿的室内重奏管乐团访华演出；1959年民主德国警察乐园访华演出，军乐团都派出骨干队员跟随其进行学习交流。

1953年还派人到苏军驻旅大军乐队学习。

1957年，通过国家文化交流，邀请民主德国国家警察乐团团长兼指挥考夫曼到军乐团进行讲学一个月。后来军乐团各乐队的乐器编制上，就受到考夫曼讲学的影响。

1962年，军乐团的建制从卫戍区转到了总政，由总政文化部直接领导，由团级单位升为师级单位。但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却没有改变，明确规定：

军乐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首都国庆和五一大典，和迎送外宾等司礼工作。在完成司礼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参加音乐文化活动。

军乐团学员队刻苦训练

1952年军乐团建团初期，全军军乐团1000多人，是从全军各单位调来的，业务水平很低。

团领导考虑到，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必须提高全团的业务水平。

当时全团按乐器分别编成5个大队，除一队直属队担负的日常工作外，其他4个队主要任务就是业务训练。

为此，军乐团成立了教学组，由业务较好的人负责全团各声部辅导。另外还调洪潘、夏志秋等专家来讲学。

为了进一步培养人才，1952年11月从全团挑选了15名人员组成学习组在上海学习。

当时去上海学习，是由于军乐团第一任团长罗浪曾经担任上海文艺系统的军代表，他结识了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不少专家教授。

学习组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大部分人员都学有所成，后来这些人如朱尧洲、孙大方、郭日新、项飞、汪呈发、刘启林、陈志方等成为了军乐团的业务骨干。

上海学习组结束后，又在上海办了军乐学校教员预备班和军乐学校一二年级班。轮训了全军军乐团队的队长和指挥。

1954年，经总政批准，正式成立了军乐团上海训练班。班主任范志卿，指导员王仲德和李心权，主要任务是为全军各大军区、海、空军的军乐团培养业务骨干。重点是器乐班，也办过指挥班。

训练班从1954年至1966年结束，共办了5期，为全军军乐团队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

共输出了350多人，军乐团领导马国平、李桐树、吕蜀中、刘玉宝、程义明、刘启林等都在上海学习过。

军乐团最早的声部首席教员，如牛占英、鲁济生、刘志金、杨为朴、骆延禧、霍守坤、李复、尤德义、张永惠等绝大部分都在上海学习过。

军乐团为了更多地培养人才，从1959年成立了学员队，共招收了5批学员。1959年之初、61级、63级、65级学制三年，实习一年，根据德才情况，按部队文艺级别待遇，中专学历。

学员队第一任队长是王桂桐，指导员由任尚贤兼任。1963年后五队学员队队长有孙自省、范志卿，教导员宋长夫、徐春深、副队长田晶、方鹏程，教员组由牛占英、刘启林负责。

为了加强师资力量，团领导将团内业务骨干朱尧洲、李复、孙大方及李维千、孙其军、薛连生、刘锦棠等调到学员队担任教员，共培养了200多名学员。

1970年和1971年从山东、河南等地共招收了300多名新学员，这两批学员解决了军乐团队员的缺额。

军乐团学员队从1959年开始从未间断过培养任务。

但到1963年，学员队教学才走向正规化。成立了教研室，课程设立了队列训练、视唱练耳、乐理、和声学、作品分析、欣赏、文化课，使用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有了保证，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军乐团除自己培养人才外，还送一些人员报考音乐院校进修学习，培养了一批作曲、指挥和演奏人才。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的大典，千人组成的联合军团集中在天坛公园训练。

没有房子，大家都住在坛道东侧搭的帐篷里。

由于是10年大庆，各国元首都要参加天安门阅兵游行的观礼活动。

迎送外宾的任务就落在军乐团一大队的身上，这次来华元首不仅国家多，而且有不少是首次来华的。因此，新国歌要突击练习。

大家白天参加全团大典仪式演练，10多支新国歌晚上练习，由于首次来华国家大使馆的国歌谱子交来得比较晚，必须让大家在3天内要把10多首新国歌演奏熟练。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队里下了死命令：就是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国歌练好。

于是，大家吃完晚饭就到天坛道西侧没有帐篷的地方练，到了晚上，在午夜后还借路灯的光来练，有的甚至跑到男厕所里去练习。

由于齐心协力和不怕苦、不怕难的坚强作风，大家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军乐团进行各种训练

1957年，全军军乐队大整编，军乐团留下500人，其余500人分配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五大军区，每年国庆节庆典的时候再抽调回北京。

以后，每年国庆节前两个月，军乐团就要进行准备。首先分10个大队各自练习，最后合在一起。这属于基础训练。

另外，大家还要配合阅兵部队进行训练。训练的时候要练习“站功”，常常一站就是一小时。

在演出前，大家为了保证良好的演奏状况，入场前的那顿饭只吃干面包和馒头，而很少喝水。

当然，在典礼前10分钟可以去厕所方便一下，这时，队员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无论天安门广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命令大家都一律不能动。

1957年夏天，为了使军乐团演奏水平尽快提高，军乐团邀请了赴芬兰指挥芬兰交响乐团归来，路经北京的上海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黄贻均先生，请他来帮助训练乐队。

黄贻均认为：军乐团年轻有为，又有许多经过专业正规训练的业务骨干，大有潜力。他非常认真地帮助寻找当时最大的问题：音准和乐队配合的整体感觉。

黄贻均特意选定了《芬兰颂》和《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作为训练乐曲。当时没有排演场地，军乐团向中直机关借用；天气炎热，有的团员嘴上吹起了水泡，但仍然坚持不下“火线”。

黄贻均也和大家一起吃苦流汗。有时，他还拿起小号为大家示范。

有一次，一个圆号演奏员吹出的调总是偏低，怎么也不准，黄贻均就一对一耐心地指导，终于使他的问题得到解决。

黄贻均说：“作为乐队的一各演奏员，必须认真地对待音符。因为音符是一个瞬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时间过程。所以，必须尽量准确地把他完美地表现出来。”

大家被黄贻均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精湛的指挥技巧和朴实无华的指挥风格影响激励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乐队在音准、节奏以及乐队配合的整体感觉上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在训练结束汇报演奏的时候，黄贻均特意请来了正在歌剧院训练的德国著名指挥家进行现场指导。并亲自执棒在北京人民剧场、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两场。

这时，芬兰大使也前来欣赏了音乐会。

同时，军乐团还邀请了北京文艺界的一些专家和朋友。

通过这两场实践，军乐团锻炼了队伍，巩固了训练成果，打造出中国军乐事业上的一支坚强队伍。

队员们经过严格的训练，大家都认真按照命令行动。演出时，既演奏了雄壮、威武的进行曲和旋律优美的舞曲，也表现出整齐的队形。

军乐团严格的纪律和高超的演出技巧，受到过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扬。

1957年举行国庆庆典的时候，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毛泽东称赞军乐团说：

他们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他们像地底下长出来的树一样。站得那稳。只有像中国这样有纪律的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布什，以及德国、奥地利等国总统访华的时候，都对中国的军乐团赞美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