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命的光焰燃起来

应朋友之邀，聂耳进了当时上海的联华影业公司。开始说是让他当演员， 后来又说是搞剧务、管服装，又临时派他担任过场记。聂耳对这一切都感到

很生疏，但想到生活的转变，觉得很有味”。从此，聂耳进入了上海的电影圈，他日后许多著名歌曲，都是为影片所创作的插曲。

聂耳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冒雨到田汉的住处，并找到了夏衍等人，将北平“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和介绍他入党的介绍信，交给了党组织。

聂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后，更加积极主动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无论什么事都抢着干，从不分“份内”、“份外”。闲暇时间，他刻苦学习文艺理论、学习音乐、学习外语。因而深得组织上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喜爱。

1933 年初，经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赵铭彝介绍、夏衍监誓， 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赵铭彝教授回忆说：“1932 年，根据当时党提出的要在文艺界发展党员的指示精神，结合聂耳平时的表现，上海‘剧联’当时考虑可以接收他入党。1933 年初，就由我负责开门见山地找他谈话。聂耳听后很高兴，立即表示愿意加入党组织。于是叫他写了一份简历， 不久就由我和田汉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夏衍回忆，聂耳的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的角落里举行的。临时找不到党旗，就在纸上画了一面党旗来代替。

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我国领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 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期。在此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情况下，聂耳毅然以一个民族战士和阶级战士的姿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决心为党和民族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入党后，聂耳的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识到：“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决心拿起音乐这个战斗武器， 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

从 1933 年入党到 1935 年逝世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聂耳的艺术才华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了 30 多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短短的两年，是聂耳一生中最为充实、多彩和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

1、“银幕生涯”

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时，曾主动热情地做一些“份外”的上作， 协助导演和演员很好地完成电影的拍摄。

在拍摄影片《除夕》时，有两个演员需要表演一段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一同投江自杀的情节。但是重复拍了几次，演员总是酝酿不起悲愤绝望的情绪来。聂耳便想出了用音乐感染演员的办法，他在拍摄现场拉起了小提琴， 那悲凉的曲调，是他即兴创作的。哀怨、凄惨的气氛顿时笼罩了整个场地， 在这如泣如诉进而悲痛欲绝的琴声的强烈感染下，两个演员很快进入了角色。只见他们双双呆立着，用绝望的目光望着曾经给他们带来过一些温暖的家，泪如泉涌，无言地诅咒着那吃人的黑暗社会。突然间，他们像失去理智似地冲向江边，一同投入了那滔滔的江水之中⋯⋯。导演对这段表演极为满意。这组镜头拍完之后，女演员陈燕燕仍坐在雪地上，静静地流泪不止，久久地没有从她所扮演的角色中走出来。导演和演员都十分感谢聂耳，更钦佩他的聪慧多才。

聂耳为人直炎热情，又十分幽默风趣，加之他对各种社会活动的热心参

与，在“联华”以致在整个上海电影界深得人心。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他除了担任场记外，还担任了音乐股主任、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剧本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厂外，聂耳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常委兼组织部秘书， 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和任光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共同研究音乐理论和创作问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来差不多每天都在过开会生活，⋯⋯前天从早晨开到深夜一时。‘联华’航捐会执委、话剧剧本起草委、音乐股主任、联华一厂俱乐部执委、秘书、中国电协组织部秘书、电协组长、电游艺会筹备委员、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发起人。戏剧方面，公司工作，自己练琴、看书、运动、作曲、教唱歌、写信⋯⋯等，便是我的日常生活。”在这极为繁多的工作压力下，聂耳还挤出时间为报刊杂志写了一些文艺短评、电影剧本和电影故事。

此外，他还经常随左翼剧联到工厂、学校开展活动。一次，他随左翼剧联的剧团到上海郊区，用上海话为农民和学生演出反帝话剧，受到热烈欢迎。

1933 年 2 月的一天，聂耳终于在上海霞飞路（今日的淮海路）上租到了一间自己的小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搬家，高兴极！布置新屋， 处处都讲究美。”那是一幢临马路的三层楼房，聂耳住在第三层。房子里很明亮，聂耳把它布置得既美又朴实：一张木床，一个藤编的书架，一张五屉书桌，一个洗脸盆架，两把木椅，一个茶几，墙上挂着儿幅照片。

有了一间独居的房子，聂耳觉得工作和生活都方便了许多，但经济上却更加紧张了。他当时虽然身兼数职，担任许多工作，但每月的工资只有 28

元，后虽调整到 30 元，可每月的房租要 10 元，伙食费 10 元，车费、零用

10 元，其它杂费 4 元，反而入不敷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赶紧想法生产！”靠写剧本、写文章、当演员、教授提琴等挣点收入。有时候，还不得不向公司或朋友借钱用。

由于聂耳对戏剧电影表演的兴趣和才能，他曾先后在不少影片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帐房先生、医生、小提琴手、小商贩、矿工、船夫等各种群众角色。

1933 年夏天，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拍摄影片《母性之光》。聂耳除了担任场记外，还为该片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田汉作词），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电影歌曲，表现了矿工的苦难和反抗：

我们在流血汗， 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

人家在餍（y2n，饱，吃饱）膏粱； 我们终年看不见太阳，

人家还嫌水银灯水够亮。

⋯⋯

我们大家的心， 要像一道板墙； 我们大家的手， 要像百炼的钢。

⋯⋯

我们造出来的幸福， 我们大家来享！

聂耳创作的这首电影歌曲，得到了专家和群众的高度评价：“这里，唱出了阶级的矛盾，也唱出了工人的团结和他们的革命向往。聂耳以蓬勃的朝气，激扬的旋律，出色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在影片中，歌曲配合着南洋矿工的劳动画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矿歌》开创了我国 30 年代革命电影歌曲的先声。”

联华影业公司当时规定，公司职员除了担负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根据需要，随时准备担任各种群众角色。电影《母性之光》中有一个黑矿工的群众角色，化装时必须用颜料把全身涂黑。这样一个苦差事，当时没有一个人肯干。聂耳主动承担了这个角色，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出色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银幕形象。拍摄结束后，许多人都向他表示祝贺。

拍摄电影《渔光曲》时，导演蔡楚生因故不得不临时请聂耳饰演一个在海难中幸存的渔夫，聂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虽然没有什么准备，却演得真切实在，十分投入，使得全剧组很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戏的拍摄工作。这时， 聂耳不幸病倒了，扁桃腺发炎，体温高达 40 度，饮食难进。更不幸的是，他们拍摄的电影胶片冲洗出来后，发现聂耳所演的那段戏的底片很不清楚。大家考虑到聂耳当时的身体状况，都主张不去补拍了。但当聂耳得知这一情况后，却坚持非补拍不可，甚至从床上爬起来又跳又唱，以表示自己“没病”！ 大家怎么劝也无济于事。于是，第二天大家只好担着一份心，到海边生补拍聂耳的戏。聂耳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坚持工作了近 4 个小时。为了不让大家替他担心，他丝毫没有流露出疲惫和痛苦的神色。但当工作圆满完成时，他已劳累不堪，本已严重的病情更加重了。

聂耳对工作高度负责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除去《母性之光》和《渔光曲》两部片子外，聂耳还在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扮演了打砖工人老王；在影片《小玩意》中扮演了卖油炸臭豆腐的小商贩，并在电影《城市之夜》和《体育皇后》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

在音乐创作上，这一时期聂耳除了为电影《母性之光》写了插曲《开矿歌》外，还为话剧《饥饿线》写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董每戡（kān）词）、为电影《渔光曲》配乐等。他还为女报童“小毛头”写了歌曲《卖报歌》（安娥词），后来（1934 年）又写了《卖报之声》。

1933 年冬的一段时间里，在上海的霞飞路上，聂耳经常看见那个拖着两

条黑辫子，长着一对大眼睛的 10 岁女报童，每逢电车到站，她就挤在下车的人群中，挥动着冻红的小手大声喊着“卖报、卖报”。她那稚气可爱的样子和有几分凄楚的声音，深深打动了聂耳。他问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小姑娘说她没有名字，她是在妈妈干活的那个日本人开的纱厂的机器下长大的，大家都叫她“小毛头”。

聂耳回到住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一口气为小毛头创作了一首《卖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 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敌人恼羞成怒。1933 年 11 月 12 日，国民党的法西

斯组织“蓝衣社”的特务们，在上海当局的指使下，砸毁了曾经拍摄过进步影片的艺华影业公司。同时发出通告，禁止各影业公司及电影院拍摄和上映进步影片。

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的眼里，早被视为左倾分子。1934 年 1 月 24 日，公司老板以请聂耳“休养身体”为借口，将他辞退了。聂耳再次陷入失业的困难境地。

1934 年 2 月间，有人邀请他去参加江西南昌“中央怒潮剧社”的管弦乐队。由于当时他正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没有着落，那边所提供的待遇又比较优厚，于是聂耳就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当党组织了解到该剧社与反动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劝聂耳放弃此行时，聂耳立即毅然决然地听从了党组织的安排。他在 2 月 24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景光约我到南昌‘怒潮’去，已经答应了又打了回票，原因是不应当去！”

2、音乐之声

1934 年 4 月 1 日，聂耳在上海左翼文艺组织的帮助下，正式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协助任光、安娥担任收音、教授唱歌、抄谱、作曲等工作。后来又升任该厂的音乐部副主任（任光为主任）。尽管当时反动政府对报刊、杂志、电影实行着严格的审查与控制，但由于百代唱片公司是外国人办的，他们也不便进行干涉。而外国老板的原则是只要赚钱就行，其他事很少过问。

聂耳他们利用这一方便条件，在发行电影歌曲、流行歌曲的同时，也发行了大量革命歌曲，仅聂耳的歌曲就有 20 余首灌制了唱片。民间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昭君和蕃》等，都是由聂耳根据民间乐曲改编后灌制成唱片的。这是聂耳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做出的一项贡献。在百代公司，聂耳还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虽然只有 5 个人，但也公开演奏，很受欢迎。

6 月 30 日，左翼剧联在上海演出了由田汉编剧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聂耳为这部歌剧创作了歌曲《码头工人》歌（百灵作词）、《打砖歌》

（蒲风词）、《打桩歌》（蒲风词）和《苦力歌》（田汉作词，后改名为《前进歌》）。

聂耳创作《码头工人》歌时，经常到上海的码头去观察与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与工人一起谈心，一起劳动，一起哼着劳动的号子。早在“云丰申庄”时，商号就位于黄浦江码头旁。聂耳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码头工人在搬运沉重的货物时，所唱的雄壮有力的劳动号子。他曾因此而写道：“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 如今，聂耳亲眼看到码头工人们一边喊着“哎伊哟嗬”的号子，一边汗流浃背地背着大麻包，扛着木箱子艰难地前行。聂耳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码头工人的呼喊声融汇到新创作的歌曲里，谱写出了反映工人阶级心声的旋律。

聂耳在百代公司组织的“森森国乐队”以演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为主， 英国老板对此不很满意，提出要扩充并转为以搞西洋音乐为主。另外，聂耳他们所录制的进步歌曲，在群众中起到了抵制庸俗音乐泛滥的作用。聂耳的这些活动，遭到了百代唱片公司老板的非难，于是他辞职离开了百代唱片公司。

1934 年，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著名的《毕业歌》（田汉作词），就是聂耳为这部电影

创作的主题歌。

电影《桃李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筑工艺学校的高材生陶建平， 毕业后满怀着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决心，来到了某轮船公司工作。由于他正直、坦诚，坚持原则，极力反对为了经济利益而让轮船超载的作法，因此与公司经理发生冲突而丢掉了职业。为了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只好出去找工作。这时，陶建平的同学给他谋到了一个建筑师的位置，但不久他又发现了厂主偷工减料而不顾公众生命安全的可恶行径。正义的火，又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他找厂主提出抗议，回答他的是几句侮辱的语言和一记耳光。他又失业了。为了生活，他到造船厂去做苦工。妻子病重，他没有钱为她治病， 只好偷了厂里几块钱，但妻子还是死了。陶建平含泪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育婴堂。当他回来时，警察和厂里的会计已经等在他家里，他被判了死刑。一个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就这样被黑暗的社会毁灭了。

《毕业歌》是一群充满激情，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建筑工艺学校的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高唱的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里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

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歌曲热情洋溢、激昂嘹亮，不仅揭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危机，也提出了青年参加民族生存斗争的使命。从此，《毕业歌》作为抗日救亡的著名歌曲，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巨大的共鸣！他们在进行抗日宣传时唱着它，在投笔从戎时唱着它，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唱着它，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也唱着它！

1934 年秋，聂耳承担了为影片《大路》配乐的工作，创作了著名的《大路歌》（孙瑜作词）和《开路先锋》（孙师毅作词）两首歌曲。

孙瑜编导的电影《大路》，塑造了青年筑路工人的群像：自幼就做苦力的金哥、沉默刚毅的老张、粗莽笨拙的章大、千灵百怪的韩小六子、梦想着有一天能驾驶压路车的小罗和离别东北家乡到处流浪的青年大学生郑君。他们在一起生活、劳动，从不叹息失望。他们在都市里找不到工作，就到内地各处去修筑公路。在烈日下，他挥着汗，挽着绳，拉起铁磙，高唱着郑君编

写的《大路歌》：

哼呀咳嗬咳！ 咳嗬咳！

哼呀嗬咳吭！ 嗬咳吭！

大家一起流血汗！ 嗬嗬咳！

为了活命！

哪管日晒筋骨酸。嗬咳吭！

合力拉绳莫偷懒， 嗬嗬咳！

团结一心，

不怕铁磙重如山。嗬咳吭！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

辗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只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

那时修筑公路，根本没有什么压路车，巨大的铁磙，全靠人力来拉，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繁重的劳动。聂耳在创作《大路歌》的过程中，曾到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铁磙，切身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努力写出工人们艰辛的生活，内心的感受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这首歌曲，也表现了中国的筑路工人抗日反帝的鲜明主题。

《开路先锋》是影片《大路歌》的序曲。聂耳创作这首歌时，已迁至虹口区，租一间楼上的房子，楼下住着白俄房东。为了抓住进行曲的节奏，他连续几个晚上在房间的地板上踏着步子走来走去，嘴里哼着歌曲的旋律，而且不断地重复着歌曲一开始的“轰！轰！轰！哈哈哈⋯⋯”的笑声，一直折腾到深夜。好几次把房东吵醒了找他提意见，聂耳总是满怀歉意地说：“等我作好了这曲子，再向你赔罪。”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苦战，《开路先锋》的曲子终于创作出来了。当他诚心诚意地去向白俄房东赔罪道歉时，房东看他那质朴可爱的样子，再次谅解了他。

1935 年元旦，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民众，看到了新片《大路》，听到了《大路歌》和《开路先锋》两首工人阶级的战歌，它们以豪迈的歌词和昂扬的旋律，很好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团结奋进的坚强意志。“我们是开路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大家莫叹‘行路难’，叹息无用，无用！我们，我们要，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对准了它轰！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炸倒

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是开路先锋！” 1935 年 1 月，聂耳重新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二厂的音乐部主任，同

时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孙师毅作词）组歌。

影片《新女性》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女主角韦明由当时的电影红星、深受观众喜爱的阮玲玉扮演。

《新女性》通过韦明的悲惨身世，深刻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女性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通过影片，人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一幅杀害妇女的血淋淋的图画：封建势力的束缚，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玩弄，阔少爷们的污辱， 失业贫病的折磨，暗娼经纪人的寡廉鲜耻，书店老板的唯利是图，黄色小报的造谣勒索⋯⋯影片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同时也指出了她性格软弱的一面。与韦明相对照，编导们刻划了一个有觉悟的先进女工李阿英的形象，通过她，给人们指出了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

为了创作《新女性》组歌，聂耳多次踏着晨霜夜露，长途步行到沪西的纱厂去观察体验女工们的劳动生活；深入到女工的家里，倾听她们的呼声， 了解她们的疾苦，学习她们的语言。《新女性》组歌有 6 首歌曲；《回声歌》、

《天天歌》、《一天 12 点钟》、《四不歌》、《奴隶的起来》、《新的女性》。为了在这部影片的首映式上演唱好《新女性》组歌，聂耳专门组织起一

个群众性的业余歌咏团体“联华声乐团”，从考试录取，到辅导指挥，几乎全由聂耳一人负责。这一年的除夕夜，聂耳亲自指挥身穿女工服的“联华声乐团”的姐妹们，公开演唱了《新女性》组歌。

⋯⋯

新的女性，

是生产的女性大众； 新的女性，

是社会的劳工； 新的女性，

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新的女性，

要和男子们一同。 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暴风！

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 暴风！

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 不做奴隶，

天下为公， 无分男女， 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许多女工观众热泪纵横，她们衷心地感谢聂耳为她们创作出了这样好的歌曲，感谢党领导下的左翼音乐工作者唱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

除《新女性》组歌外，聂耳还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为主题的歌曲，主要

有《梅娘曲》（田汉作词）、《塞外村女》（唐纳作词）、《采菱歌》（田汉作词）、《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飞花歌》、《牧羊女》（皆为孙师毅作词）、《一个女明星》（安娥作词）等影、剧插曲，以及《春日谣》（鲁戈作词）、《茶山情歌》等群众歌曲。

这一时期，聂耳也创作了部分儿童歌曲，如前面所讲的《卖报歌》、《卖报之声》（武蒂作词）、《雪花飞》（柳倩作词）、《小野猫》（陈伯吹作词）等。

当代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1934 年至 1935 年“这一段时间是聂耳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显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风貌。”

3、《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35 年 3 月，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听说影片中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聂耳便主动跑到当时负责上海文艺领导工作的夏衍同志那里去“抢工作”。夏衍回忆说，1932 年到 1935 年这短短 3 年中，“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说：‘有哪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

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中，青年诗人辛白华和大学生梁质甫是极要好的朋友。“九·一八”后，他们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他们的邻居，是一个叫阿凤的穷苦姑娘和她的母亲， 辛白华和梁质甫经常给她们母女以帮助。不久，梁被捕入狱，辛白华在仓促逃避中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寡妇，他们在一块儿过上了悠闲自在的日子。阿凤在母亲死后，参加了歌舞班到各地演出。梁质甫出狱后就北上抗日去了。在青岛，阿凤与辛白华相逢，阿凤在歌舞班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及好友梁质甫在古北口抗敌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终于使辛白华毅然舍弃了那桃花园式的安逸生活，走上了抗敌的最前线，他和战友们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投入到华北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

在筹拍这部影片时，著名剧作家田汉、阳翰笙等人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周扬和夏衍等仍在上海坚持文艺领导工作。1935 年初，夏衍参观了许幸之和吴印咸联合举办的绘画、摄影展览之后，建议许幸之接受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许幸之回忆道：“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 把作曲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因此，我们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地谈笑风生了。”

在创作中，聂耳告诉许幸之：“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医院去，总算便宜你了。”许幸之笑着说。

4 月里，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许幸之还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 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聂耳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桌子上打着拍子，大声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那激昂豪迈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许幸之的心。聂耳和许幸之研究、商量了一阵，征求了他的一些意见。最后，聂耳将歌曲末尾处，田汉所作词的原文“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一份初稿，聂耳到了日本后不久，即把修改后的定稿寄回了国内。对此，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一文中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

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 却因没有时间，写完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1949 年 9 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许多人也认为它铿锵有力和庄严昂扬的旋律，它在民族危亡时期所起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的历史作用，都是其它歌曲所不可比拟的。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它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为争取独立、谋求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还需要号召和鼓舞，只有这首歌曲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了让人们能够不忘过去、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会议于1949 年 9 月 27 日作出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因词作者田汉受迫害而使《义勇军进行曲》受到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竟不知道我国的国歌究竟应该是什么。1978 年 2 月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作为代国歌的，会议决定为这首曲子填入新词作为正式国歌。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填入的新词是这样的：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 进！

1982 年 12 月 4 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认为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反映的是民族灾难深重时期，唤醒人民奋起抗争的真实历史。居安应该思危，为了使人民不忘过去、不忘历史， 更好地完成建设祖国的大业，应恢复使用《义勇军进行曲》原词、原曲。会议决定：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