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云南省玉溪市北门街走到尽头，便是“聂耳故居”。

这是一幢土木结构两层楼房。房子虽年代已久，但房檐上仍依稀可辨书卷、香炉、福字等浮雕，可见当时建房主人的家境和心态。

距这里不远，当地筹款建造了聂耳公园。园中，一座高 2.4 米正作指挥状的聂耳青铜像，使人们仿佛又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旋律⋯⋯

一、穷人的孩子要成才

1909 年的一天，省城昆明甬道街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成春堂”的中药铺， 这是由刚刚携全家自玉溪迁来昆明的中医大夫聂鸿仪先生经营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春节前夕（1912 年 2 月 15 日），聂家喜添一子。父亲聂鸿仪给孩子取乳名为“嘉祥”，学名“聂守信”，字“子义”。他就是未来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聂耳”这个名字是他日后到了上海“明月歌舞剧社”自己取的。

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全家人都十分宠爱他。他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记忆力特别强，3 岁的时候就能识字 300 多个， 到了 4 岁，就认识 500 多个汉字了。母亲教他唱的民歌小调，他学几遍就会唱，大人讲给他听的故事，他也很快能够复述出来。最招人喜欢的，还是他的模仿能力。他经常学鸡、狗、小鸟等小动物的叫声，听到他觉得有意思的方言，便能一点不走样地学出来。有一次，他独自在屋里扭来扭去，哥哥问他在做什么，年幼的聂耳边扭边说：“我在学刚才来我们家的那个女人走路。”一看他那姿态，果然惟妙惟肖，把大家都逗得笑出了眼泪。

由于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聂耳从小就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品德。如爱整洁、讲卫生；与人和蔼相处；勤于跟大人一同做事。他从记事起，就牢记父母的教导，如“人穷志不穷”、“只要肯努力，穷人家的孩子也会成器”。有一年的春节，邻居有钱人家的孩子都穿红戴绿一身新衣服，聂耳依然是一身旧衣服，有个阔少鄙夷地骂聂耳是“叫花子”，聂耳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此，他坚决不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接触。在今后他所创作的许多歌曲中，几乎处处都留下了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的烙印。

1916 年秋天，聂鸿仪患了当时无法治愈的肺结核病，过早地离开了人

间。那时，聂耳才只有 4 岁。

父亲死后，全家面临着忍饥挨饿的严酷现实。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位刚强能干、温良贤惠的傣族妇女。她自幼没能入学读书，靠勤奋自学识了许多字，读了《百家姓》、《三字经》等几本书。结婚后，在聂鸿仪的帮助下，她学文化，并逐步掌握了中医中药理论和医术。丈夫死后，她不仅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而且承担了教育子女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医生的官方考试，她取得了行医的资格。每天，她一个人又看病又配药，依靠有限的诊药费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足部分，她就用晚上替人家洗衣服和做针线活来弥补。

聂耳最初的启蒙教师是母亲，在母亲的耐心教育和严厉督促下，他 5 岁

时就能认 1000 多个汉字了，而且对每个字都进行认认真真的“描红”。母亲总是用“头悬梁，锥刺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民间谚语和警句教育孩子们，要求他们勤奋上进，

不允许他们沾染半点不好的习气。

母亲还经常给孩子们唱娓娓动听的花灯调、洋琴调，把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唱给孩子们听，使他们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喜爱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艺术的种子。

1918 年，聂耳 6 岁了，他向母亲提出了要念书的请求，尽管家里经济不宽裕，母亲还是满足了儿子的愿望。

当时的昆明师范附小，要求学生一律穿蓝色制服，戴蓝色大檐帽，上边佩一枚铜制鸡心形帽徽。为了缴制服费和学杂费，母亲只好忍痛典当了父亲留下的唯一的“财产”——八音钟。

初小一年级的课程是国文、算术、修身（相当于现在的思想品德课）、体育、手工、图画和唱歌。聂耳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读书很用功。有一天下大雪，很冷，母亲说这样的天气就不要去上学了。她一是怕聂耳衣服单薄会冻病了，二是觉得这样的寒冷天里是不会有人去上课的，老师也不一定会来。聂耳却仍然按时来到学校。班里只来了三、四个同学，他们的杨实之老师不但照常给他们上课，还赞扬他们不怕苦勤奋读书的精神。凭着这股精神， 期末各科考试，聂耳都名列第一。

一天，聂耳见母亲在一边暗自流泪，才知道家里欠了房主几个月的房租， 就要被房主撵（ni3n）出去了。聂耳和两个哥哥商量，决定背着母亲到外边去干点临时工，挣些钱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当时，两个哥哥的年龄分别为 13

岁和 10 岁，聂耳只有 7 岁。

他们手牵手沿着昆明的街道从南走到北，从东找到西，几乎所见到的百货商店、酒馆茶楼、杂货铺子都问遍了，可由于年龄小，没有一家肯用他们。最后，兄弟 3 人满怀沮丧，饥肠辘辘地拖着沉重的双脚回到家里。

1922 年，聂耳从昆明师范附小初小毕业了，他本以为自己学习成绩优异，准能升入本校高小。但校方却宣布：凡已参加“童子军”的，可直接升入本校高小，未参加“童子军”的，一律转到私立求实小学高小就读。

“童子军”是国民党时代在小学实行的军训化组织。聂耳由于家境贫寒无力购置童子军服等衣物，因而没有参加这个组织。虽经聂耳再三力争，却最终未能留在昆师附小。

私立求实小学，是由昆明市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苏鸿纲先生筹资创办的。由于没有校舍，只好借用位于市中心的孔庙（今天的文庙）上课。在开学典礼上，聂耳聆听了校长的讲话，得知求实小学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兴办起来的，心中感动不已。这一年，聂耳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并任本班的班长。

不久，孔庙要修缮，有关方面让求实小学暂时迁出，待完工后再行迁回。然而他们却自食其言，事后拒绝学校迁回。学校因而面临被迫停办的命运。聂耳作为大家推选的学生代表，与苏校长一道到孔庙当局那里去进行说理斗争，又到教育主管部门请愿，均遭无理回绝。在聂耳等学生积极分子的组织下，学校成立了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讲，呼吁各界人士给予同情和声援。经过几天的斗争，果然得到各校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求实小学的全体师生重新得到了他们的校舍。

为了表彰聂耳发奋学习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学校特颁发给他一张“第一号褒状”的奖状，以资鼓励。

到了 1955 年，原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先生还在《云南日报》上追述道：

“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

聂耳自幼喜爱云南丰富优美的民歌、花灯、滇剧、洞经调等民族民间音乐。“当一个音乐家”，是聂耳少年时代美好的梦想。

由于生活所迫，聂耳的母亲带着孩子们几次搬家。他们在端仕街居住时， 不远处有一家小木器店，店主是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闲来喜欢吹吹笛子。聂耳被邱师傅的笛声吸引，听得十分入神。终于有一天，他向邱师傅学会了吹笛子。

而后，他又向一位小学老师学会了拉二胡。后来，他又先后学会了弹弄三弦和月琴。

1924 年 11 月 1 日，学校正式成立了“私立求实小学校学生音乐团”， 聂耳和两个哥哥都是这个乐团的成员，同学们一致推举聂耳担任音乐团的指挥。

然而，到了高小二年级，聂耳再次面临着失学的威胁。由于家中经济实在困难，学校同意将聂耳的学杂费减免一半。这在当时的私立小学里，已是十分难得了。但另一半费用上哪儿去弄呢？母亲终于咬咬牙，卖掉了被典当又曾被赎回的那只八音钟。

失去了心爱的八音钟，全家人都难过得哭了。从此，聂耳变得更加懂事， 也更体贴母亲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从未买过一本教科书，都是借同学的书来一本本地抄写，抄得十分认真、工整。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样做有多么辛苦，反而为能够省下买课本的钱而感到欣慰。他认为这样整本地抄书， 可以熟悉课文，巩固记忆，对学习更有利。就这样，聂耳使用着手抄的课本， 在班上始终保持着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

1925 年 7 月，聂耳高小毕业了。考虑到家庭实际经济状况，聂耳接受杨实之老师的建议，考入了因允许走读而相对收费较低廉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

（当时的中学多为住读）。

升入中学后，聂耳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功课再忙，他也总是坚持晚上去英语学会补习英语，有时到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去听英语课。在那里， 他结识了他的恩师柏希文先生。

柏希文是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外籍学者。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广东高州人。他对于聂耳英语水平的提高、思想认识的发展和音乐爱好的培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常常给学生灌输无神论思想，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促使聂耳对钢琴等西洋乐器发生了兴趣，进一步加深了对欧洲音乐的了解。在柏先生的指导和聂耳自己的努力下，聂耳初中毕业时，已能阅读一般的英语读物和进行普通的英语对话了，并常常用英文写日记。

中国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教育了聂耳。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使聂耳认识到：“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他积极投入到蓬勃的学生运动中，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组织的募捐，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

1927 年秋，聂耳初中毕业。当时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全省唯一的一所公费学校，学生的学杂费和膳宿费都由国家负担，因而报考的人很多， 录取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即使这样，聂耳仍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高中部的“外国语组”，主修英语。

在学校，他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剧时经常任女主角（因当时实行男女分校制）。因他曾在《克拉维歌》中出色地扮演过女主角“马莉亚”，

后来“马莉亚”竟一度成了他的外号。

当时的省立第一师范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该校学生们参加校内外的进步活动非常踊跃。聂耳在同班同学的帮助下参加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云南的军阀当局也搞起了“清党”的罪恶勾当，昆明很快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亲眼见周围的进步师生和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聂耳满腔悲愤，但他一点也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的决心。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在生死考验面前，聂耳毅然于 1928 年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作为党领导下的“救难会”的成员，曾多次去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按照团组织的安排，他还从事刻印、张贴传单等革命活动。

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方法很高明。学校内有两个亭子，他能一面和生疏的同学周旋着，一面反手就把标语、传单贴在柱子后面。由于他经常张贴文艺活动的通知，学校当局并不怎么怀疑他。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书的时候，因共同的爱好，他结识了在省师附小教音乐的张庚侯，并开始练习拉小提琴。在省师附小的孩子们的要求下，他俩合作写了《省师附小校歌》，由张庚侯作词，聂耳谱曲。当时省师附小的学生， 现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一提起当年聂耳、张庚侯教他们唱的校歌，仍记忆犹新：“同学们，大家团结起来，锻炼勤苦耐劳的个性，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造就健全生活的本领⋯⋯”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回忆道：“在创作校歌时，聂耳根据歌词反复琢磨， 并在屋里高声试唱，边唱边改，没有几天就完成了。这首校歌，不仅在校内流行，也成了校外学生普遍爱唱的一首歌了。”那时的聂耳，只有 16 岁。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到第三个学期，心里逐渐产生了去外省探索真理、寻求出路的念头。他想到外省去读公费学校，但又没有哪个学校来云南招生。他还想外出谋一个合适的工作，却又没有什么门路。

1928 年冬，驻扎在湖南郴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来云南招收“学生

军”。几天之中，报名者就达 200 多人。一时间，聂耳也显得异常兴奋：“云南不是我呆的地方。虽然我的家庭是这样快乐，学校生活也是这样有趣，思来想去，宁肯牺牲了一切一切，甚至于牺牲了我的可爱的小朋友。我决定了， 无疑了，明天一定和他们走吧！”

从云南到湖南，绝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须先沿滇越铁路到达越南河内， 由越南港口城市海防乘船到中国的香港，再由广州出发乘车到湖南。

聂耳一行人几经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 1928 年 12 月 15 日到达十六军驻地——湖南郴州。

这时，聂耳才发现，他们哪里是什么“学生军”，实际是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为了补充兵源而招募的新兵。他们被编入“新兵队”受训，在那里，聂耳亲身感受了旧军队内部的黑暗与腐朽，认识到自己受了骗上了当。

新兵的生活很凄苦，聂耳在日记中写道：“看见新兵之惨状，见熟人之流泪。吃罢晚饭，稻草三把灰毯一床。”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天都有新兵逃跑。被抓回来的不是被活活打死， 就是被打致残，有的被罚做苦役。

由于一位同乡的疏通、帮助，聂耳于 1928 年 12 月 26 日离开了新兵队，

到连里当了文书。1929 年 3 月随十六军军官团南下广州。聂耳希望能在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后因资历不够未能实现。同年 4 月，聂耳等人被该军遣散， 结束了近半年的军队生活。

聂耳徘徊在广州街头，不知何去何从。到上海报考公费学校？没有把握。在广州等待投考航空学校？要等 4 个多月，仅有的一点遣散费根本维持不了那么久。回昆明？哪里有颜面去见亲朋呀。此时，他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演剧学校招考公费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去报了名，待考取后才得知，该校只是学习粤剧中的锣鼓、丝弦等乐器、实在与聂耳的兴趣不相投。

聂耳心灰意冷，决定尽快回昆明。1929 年 5 月，他向人借了一笔路费， 才回到了家乡，继续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

经过这次挫折，聂耳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他在学习专业课之余，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并以文艺演出的形式，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及募捐救灾、办学的宣传活动中。

1929 年 7 月 11 日，云南的军阀为了备战而搬运军火，结果引起昆明市

北门街江南会馆火药库的大爆炸，无辜的百姓死伤在 4000 人以上。中共云南地下党在“济难会”掩护下，组织救济灾民。聂耳作为“济难会”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学生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他尽全力协助灾民解决衣物、食宿、卫生、教育等问题，并四处奔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他还发动灾民向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当局对此大为恐慌，派军警四处搜捕学生。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被安排去乡下躲避了一段时间。

1930 年初，云南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结束，他们得以转过来镇压革命人

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 5 月，有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敌人开始对聂耳进行暗中监视， 就要向他下毒手了！

一天，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好友李同文突然跑到聂耳家，说他在父亲的办公桌上偷看到一份逮捕名单，上面有聂守信（即聂耳）的名字。李同文的父亲是当时昆明地方法院的院长，参 与了密谋逮捕的工作，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聂耳必须立即离开昆明。

可离开昆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时聂耳刚由省立师范毕业，玉溪教育局曾聘请他到玉溪中学教英文。可是到了玉溪，也仍然在云南反动政府的魔爪下，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只有远走外省比较安全。然而路费上哪去弄呢？即使走成了，今后的生活也是没有着落。

这时，正巧有一个机会，使聂耳的出走计划得以实现。三哥聂叙伦的一位福建朋友薛耕愚先生，在上海设立了“云丰申庄”，经营纸烟业务，他约聂叙伦去担任会计。三哥想，如果把这个工作让给聂耳，弟弟就能很快离开昆明了，况且全部路费都由店方提供，到了上海有个落角的地方，生活上也能有保障。为了使弟弟逃脱被反动派逮捕的厄运，三哥立即同薛先生商量， 以自己要在家照顾老母为托辞，让聂耳顶替自己去上海。薛先生同意了。

1930 年 7 月 10 日，聂耳告别了亲人故友和家乡，只身取道越南，途经香港，不远万里来到了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开始了他在外独立谋生的日子。那时，他只有 18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