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寻觅的路上几徘徊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既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并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斗争的摇篮。

聂耳初到上海，经济上很拮据，生活异常节俭。“云丰申庄”的经营业务只有一桩，就是从上海采购香烟邮寄到昆明销售。他们串通一个在邮局工作的股东，私下里逃过按规定应邀纳的高额的特种消费税，从中牟利。聂耳看在眼里，心中充满鄙夷。

聂耳在“云丰申庄”所干的活计实在是辛苦而又琐碎，并且乏味至极。无非是提货、包装、邮寄、记帐之类，有时还要拉板车运货。每天工作达 10

多个小时。起初，申庄只管食宿，连工资都不发，后来每月发给 15 元钱，除吃饭外，也仅够添些简单的衣服和日用品。

这个商号位于上海虹口公平路的一条弄堂里，居住条件很差，周围环境混乱嘈杂。商号里的同事成天打麻将、看电影、逛马路，聂耳对此极为看不惯。他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英语、日语，阅读革命文艺理论和进步书刊，苦练小提琴。他在给二哥聂子明的信里说：“二哥，请放心吧！我虽没有钱用，这是无所谓的，我只希望我的生活能随我理想的有系统。现在我每天都在自修英、日文，但时间很少，单烧火煮饭的时间就要占一大半，还要做所谓公事。不过我都尽量找时间，做自己的功夫。繁华的上海， 藏污纳垢，您的弟弟早深深地感到。请您像以前一样地相信他，他决不会误入歧途的。”

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聂耳仍念念不忘火热的斗争生活。8 月 1 日，南昌起义纪念日这一天，聂耳兴奋地注视着街头，希望能看到革命群众迎接节日的游行活动。然而实际情况令他大为失望。他在 1930 年 8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的‘八一’料想中不会怎样，因为租界已经先期严密防范。今天的报纸开始便是‘今天八一，华租界严密防范’。”

聂耳到上海仅仅两个多月，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虹口区的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游行示威等活动。

在上海时，他最喜爱的乐器是小提琴，可是靠那几个仅够个 口的工钱是绝对买不起的。直到 1931 年 2 月，他替云南戏院租了几部上海影片，因而

得到了 100 元的酬劳。他把这笔钱的一半寄给母亲，另一半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和几本乐谱，这才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1931 年 3 月，“云丰申庄”因漏税之事败露，受到巨额罚款后倒闭。聂耳就此失业。正当他徘徊街头，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走时，他无意中从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明月歌舞剧社”招考小提琴师的广告，待遇是提供食宿，每月另发 10 元钱津贴。 聂耳兴奋异常，这不仅可以解决眼下的温饱问题， 更重要的是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他热爱的音乐事业了！

报考“明月歌舞剧社”的有 100 多人，经过初试、复试等严格考核，聂

耳终于幸运地成为仅被录取的 3 人中的 1 个。从此，他更加勤奋刻苦地练习

小提琴，每天练琴时间常在 6 小时以上。那一时期，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一天的小提琴生活”的字样。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聂耳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提高，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

聂耳报考“明月歌舞剧社”时，用的是“聂紫艺”的名字。由于他有一副 天 生 下 来 就 十 分 聪 敏 的 耳 朵 ， 又 极 擅 长 模 仿 别 人 13

说话的声音和腔调。有人回忆说：“从他耳朵里进去的，没有不能从他嘴里活跳出来的。”更有趣的是，聂耳可以用意念驱使他的耳朵前后上下地摆动， 做出许多滑稽样子。再加上他姓聂，因此很多人都戏称他“耳朵先生”、“聂耳博士”。于是，他索性在自己姓下面加一个“耳”字，聂紫艺就正式改名为聂耳了。

1931 年 7 月初，聂耳参加了“明月歌舞剧社”在上海北京大剧院的演出。

这是聂耳第一次在上海登台表演。那几天天气很热，每天要求连演 3 场，大

家实在有些吃不消。但他们连续演了整整 4 天，总共才得到 6 元钱的报酬。

为此，聂耳在 7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 “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赤膊露体的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着。”

1931 年 7 月 10 日，聂耳已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整整 1 年了。在这一天， 他自我反省道：“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虽有小小的变迁，但仍不如我计划中一年应有的进步。”他感到自已“背驰了原定的路线”，“放松了某一种中心思想的发展”，认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革命理论，用马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他开始制定学习计划。当他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时，他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愉快”。他兴奋地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现在的聂耳，已不是过去的聂守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思想上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这给聂耳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他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对于当时某些舆论所谓中日之间“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等论调极为不满，对当时有人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调停的愚蠢想法更是嗤之以鼻。那时的所谓“国联”， 哪里会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说话？忧国忧民的聂耳不断地听到国土沦丧的消息，“心里很不好过”，以致于“这些消息代替了早点，午饭减少了一大半”。

紧接着 1932 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1 月 28 日这一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令将有抗日要求的十九路军调离上海。由于命令尚未到达时，日军已开始发动进攻了，英勇的十九路军官兵们没有走，他们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不顾蒋介石的禁令，奋起抗击敌人。他们顽强坚守了 1 个多月，毙敌万名，迫使日军三

易其主帅。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加之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被迫于 3 月 1 日撤退，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

在十九路军英勇作战期间，聂耳和一切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各种配合抗日斗争的活动。他曾只身一人冒着枪炮到战区拍摄照片，偷偷地将一艘日本大兵舰完整地拍摄下来。这张照片至今还保留在聂耳的日记里。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上海失守了，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聂耳猛醒，促使他严肃地思考自己的艺术观和应走的道路。他对自己曾一度脱离革命斗争，单纯追求音乐艺术的倾向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 10 天，即 1932

年 2 月 7 日，向自己提出了“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质问自己： “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

情绪吗？”“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居然如此之反动！”

就在这时，聂耳结识了当时左翼“剧联”的负责人之一著名戏剧家田汉， 通过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由任光、张曙、吕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并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的各种活动，经常为报刊杂志写电影音乐评论文章。

据田汉后来回忆，在他同聂耳的会晤中，聂耳向他谈了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倾吐了对共产党的仰慕和追求，表示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都献给党。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自身的努力下，聂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明月歌舞剧社”的主办者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仍然上演一些与时代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求格格不入的轻歌曼舞及《桃花江》、《毛毛雨》一类糜糜颓废的节目。聂耳对此深恶痛绝。他劝告主办者黎锦晖改变这一现状，但没有被接受。于是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 1932 年第 3 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了一篇《中

国歌舞短论》的文章，全文不到 1000 字。它以简洁而辛辣的语言批评了“黎派”歌舞。聂耳一方面肯定了黎锦晖的作品中反封建的内容，同时指出其中色情颓废的另一面。聂耳写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听不见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 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他还在日记中说：“我实在不该和这些没有希望的人鬼混，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

聂耳的文章，在“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又是开会研究、稳定内部的思想情绪，又是组织文章进行分辩，以求平息社会上的风波，消除舆论界的压力。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聂耳的主张。他们只能将聂耳辞退， 并专门在 1932 年 8 月 10 日的《时报》上刊登启事，声明今后有关聂耳的“一切言语行动，与本社无关”。就这样，聂耳以“叛逆者”的姿态，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

1932 年 8 月，聂耳离开上海来到北平（今北京），希望能在这个久已向往的古都谋得一个新的职业，或实现自己长期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愿望。

聂耳在北平期间，住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里。刚到北平的第二天，一个叫马匡国的人就请聂耳到青云阁听大鼓看杂耍。对此，聂耳心存疑惑，倍加警惕。他知道马匡国这人是一个血债累累、心毒手狠的特务骨干分子，曾于 1926 年从云南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的学习。1927 年被派回云南担任侦缉队长，专门从事破坏革命组织、逮捕、拷打革命者的罪恶活动。这个时候，他来北平干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是来“投考大学深造”。可谁相信这个已三十四五岁的特务头子真是来考大学呢？面对这一情况，聂耳决定先稳住和麻痹敌人。于是，尽量避免与进步人士接触，而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去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

聂耳与几位云南同乡先后去了中南海公园、北海公园、万牲园（即北京动物园）、颐和园和香山公园。他们在一起喝茶，讲故事，拉琴唱歌，回忆家乡云南美丽的风景，心情无比舒畅。

聂耳还经常深入天桥等贫民区，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搜集北方民族和

民间音乐素材，体察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呼声。“（我）钻入了一个低级社会。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叫，好像是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的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

最使聂耳难忘的，还是“清华之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是聂耳中学时代早已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如今去参观了清华，聂耳由衷地感叹道：“‘清华’的环境着实太好了。我玄想着要是我现在是里面的学生，我将会很自由地跑上大礼堂去练习音乐，到图书馆去读书，到运动场去打球，⋯⋯一时思潮起优，追忆起学校生活的乐趣。”

但是，当聂耳了解到北平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后，他又对自己究竟应该立即投入实际斗争还是专心去上学，仍然拿不定主意。“我想到若是进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重新再度学生生活，这会给我感到何等的悠闲，更想到以后来参加‘清华’的乐队演奏。但是，回头想想过了两三年的平静生活以后将怎样？！算了吧！还是不要异想天开！”“老实说，考什么学校？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试问我进 3 年的学校比做

3 年的事是哪一样的希望大些？！”

但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聂耳还是决定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 自从中师毕业后，聂耳已有两年多时间没有接触与这次考试有关的那些

专业基础课程了。在上海工作时又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来到北平后， 云南会馆那里地方小人员多，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加上他来北平后不久就患了严重的痢疾，很长时间不见好，直到报考前几天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聂耳没能扎扎实实地复习功课。9 月 13 日，聂耳到艺术学院报了名。“明天要考试了，什么也没有预备”，聂耳焦急万分。

9 月 18 日，是日军侵占东北三省 1 周年。上午，聂耳和许多进步青年一道，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但街上戒备森严，分布在天安门附近的军警更是三米一岗，五步一哨的。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下已聚集了许多群众，但紫禁城的门却紧闭着。大家明白，群众的正义集会又被统治当局严令禁止了。

这一天，也是聂耳最痛苦、最失望的一天。艺术学院的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录取榜上没有聂耳的名字，这对聂耳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这是他平生投考学校第一次落第！他过去考学，无论是考初中、考师范，还是到上海投考联华音乐歌舞学校（“明月歌舞剧社”），统统都是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然而这一次，他的的确确是彻底“失败”了。他苦恼、痛心。朋友们纷纷鼓励他，安慰他，并告诉他：在失败面前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信心！

事后，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作出艰苦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千万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更不能靠碰运气。

从这次失败中，聂耳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没有考上艺院，聂耳更加勤奋地自学起来了。经友人介绍，聂耳决定到北平当时著名的俄国小提琴教师托诺夫门下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小提琴的演奏。

在严师面前，聂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往往从上午 8 点一直练到下午 4

点，整整拉 8 个小时！他还买了《音乐通论》、《音乐的性质和演奏》等书

籍，常常一直看到深夜，实在是爱不释手。

由于聂耳刻苦的训练和认真的准备，每次到托诺夫那里去上课，成绩都非常好，受到托诺夫的称赞，他说他“顶喜欢这样的学生”。但是，当时聂耳没有工作，因此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而交给老帅的学费却很贵。

聂耳想，只要自己努力，练出好成绩来，请教师免费教学的计划就大有实现的可能，这样也可以激励自己非用功不可。若是连续 3 个星期不出错误， 老师满意的话，那就好向老帅开口了。

聂耳在学习音乐艺术的同时，并没忘记和远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他通过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血衣》中扮演了一个老工人的角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月 28 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聂耳准备的节目是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他心中异常激动，因为这是他到北平后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当时的会场内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空气很紧张，台下的右派学生不断地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跑了。聂耳不畏强暴，仍然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演奏完。那响亮有力的琴声和《国际歌》激昂奋进的旋律，鼓舞着数以千计的爱国学生。大家随着音乐声心中默咏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场内的秩序好极了，那些离乡背井的东北学生，更是感奋不已，心潮难平。

这期间，还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协助他们草拟组织大纲，召开成立大会，为北平音乐家联盟的尽快成立做了许多事。

与左翼组织的频繁来往和参加各种进步文艺活动，使聂耳受到莫大鼓舞和鞭策，他感到自己的前途有了新的目标和希望。他曾写道：“半年的北平生活，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注入正流的界堤。”

聂耳曾希望留在北平，并为此作过努力。他去找在北平私立美术学院教书的同乡王丹东，请他想办法给自己谋个教书的位置，这样，一来可以使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二来可以有学费继续到托诺夫那里去学小提琴。王丹东也尽力为他争取，把聂耳的情况向学校领导作了推荐，向学生作

了介绍。学生们普遍对聂耳的热情诚恳，演奏艺术上的纯熟和所富有的感染力很有好感，一致向校方表示欢迎聂耳来教小提琴。但院长得知他从事过许多进步活动，怀疑他有什么“政治色彩”，因而坚拒不收。这对想在北方学生的火热斗争中继续锻炼成长、多作贡献的聂耳来说，又是一次打击。

聂耳无法再在北平生活下去了没能进入大学学习，又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经济来源早已断绝。冬天到了，北平的天气已十分寒冷，而聂耳的棉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北方的冬天，没有棉衣怎么能度过呢？

正在这时，聂耳收到了一封上海朋友的来信，告诉他“联华影业公司” 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消息。

就这样，聂耳于 1932 年 11 月 8 日重新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