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革命先辈的优良家风

张闻天“苛待”儿子

张闻天曾相当长时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他对任人唯亲及裙带风等深恶痛绝，不止一次地告诫子女：“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你们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

张闻天有一儿三女（儿子张虹生、大女儿张维英、二女儿张引娣和养女张小倩），但无论身居何位，他都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小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

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父如此，子亦如此。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作者：张珊珍）

叶帅要求子女“夹着尾巴做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家风、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

老一辈革命家经历过枪林弹雨、艰苦创业，更加重视家庭、重视家风、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叶剑英是新中国开国元勋之一，长期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对于家风，叶帅一直抓得很紧，严格要求，一以贯之。叶帅经常对子女们讲“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要求子女铭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

叶帅女儿读大学期间，每当星期日，要从学校乘坐公交车回家，途中要换三次车，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到北京西郊的家里。她往往星期日早上从学校出来，回到家里只能吃顿午饭就要赶回学校。

有一天，“赤日炎炎似火烧”，叶帅女儿冒着酷暑从学校回家，怎么也挤不上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车，在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才到家，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回家就发牢骚，抱怨叶帅不派车接自己，叶帅一听，厉声批评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交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

叶帅的严厉批评，使女儿受到深刻教育。从此，她再也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发过牢骚，自觉严格要求自己。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4日，作者：钟石）

陈云要求身边人不搞特殊化

陈云同志经常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

陈云首先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长街上，由于房子受到地震震动，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全都弄好了，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陈云对家人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给家人订下“三不准”原则，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这“三不准”原则，被视为共产党人家风的典范而广为传颂。

解放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

陈云还特别交代身边工作人员，孩子上下学不许接送，不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孩子一样学习生活。一次，陈云与刚上寄宿制小学的长女陈伟力聊天时，提醒她和同学们相处不可有任何优越感，到什么地方都要守规矩，不可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什么大官，自己就怎么样了。他说：“我自己实际上是个工人出身的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长大了也要这样为人民服务。”

陈云不仅要求家人以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还把自己和工作人员放在平等位置。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有一次陈云外出时，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日常起居的某些方面做了小改动。过了一段时间，他用商量的语气跟身边工作人员说，有四件事情你进行了改革，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客观效果不好，没经过实践你不知道，没经过实践我也不知道，现在咱们退回去重来怎么样？由此不难看出，陈云不仅尊重事实，而且平易近人，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作者：张德义）

朱德让儿子当工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但在有的领导干部身上却没有得到具体落实。从一些腐败案件看，不同程度存在着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等情况，有的借家属亲友大搞利益输送，家族式腐败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请看看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是如何教育儿子当工人的吧。

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是抗战干部，在前线作战中因腿部中弹致残，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科长。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朱德在百忙中见到了朱琦和儿媳，非常高兴。谈话中，朱德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朱琦表示想去铁路工作。朱德说，你到铁路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3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调到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仍经常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朱琦的夫人问“在哪里？”朱琦高兴地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朱德的家教、家风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地强调家风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把它作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严格督查，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7日，作者：薛庆超）

罗荣桓告诫家人不能搞特殊化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远在湖南老家的女儿给他写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爸爸当了大官、一家人可以进京享享福的想法。罗荣桓提笔回信：“你爸爸20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女婿）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罗荣桓的信件对女儿的思想震动很大，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罗荣桓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来教育子女，教育他们作为干部子女不能搞任何特殊化。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一生清苦，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这不仅是他给予子女的精神财富，更是他给予全党的精神财富。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12日，作者：高中华）

陈毅与家人“约法三章”

陈毅元帅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曾在1961年写就《示儿女》一诗，其中写道：“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

陈毅对亲属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准搞特殊化。1950年春，组织上把陈毅的父母和妹妹从四川老家接到上海来住。过了一段，陈毅督促妹妹自己去独立工作，并动员去报考学校。妹妹想上大学，请求哥哥写个条子或打个招呼。陈毅坚决不同意：“这样的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我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嘛！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妹妹报考了卫校，被录取在上海市卫生人员训练班。

陈毅经常对干部说：“干部亲属的言行，在群众中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他自己非常注意对亲友们的教育，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后来，陈毅的父母提出回老家生活，他提出三条具体的安排意见：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省委；二、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机关要房子；三、安家事宜自行解决。“约法三章”落实后，陈毅很满意。

陈毅还有另一首示儿诗，诗中写道：“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他谆谆告诫子女要有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莫要当纨绔子弟，“浪荡”一生。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陈毅的子女都非常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三儿子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时，正好是夏天，前去家里祝贺的宾客看到桌上仅放着一个大西瓜，俭朴的“西瓜宴”就成了“婚宴”。在陈毅的影响下，子女们耳濡目染，养成了良好的品质，在生活上不仅克勤克俭，而且待人谦和。陈毅住院期间，子女们对医护人员都非常敬重，主动取药、打扫楼道卫生。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子女们终生的骄傲，也让他们终生获益。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28日，作者：高中华）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女赴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参军。周恩来得知后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还专门给相关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个侄女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是国家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它像一面镜子，告诫我们如何掌好权、用好权，如何过好权力关、亲情关。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21日，作者：张东明）

刘少奇教子改过

刘允若是刘少奇的二儿子，1954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留学期间，刘允若因和同学关系不大融洽，向留学生党组织提出要转系甚至调换学校的要求。党组织原想通过做思想工作使他改变想法，但他仍固执己见，还连续给刘少奇写了几封信，希望得到父亲的帮助和支持。

针对儿子暴露出的思想问题，刘少奇没有迁就。他即刻写了几封回信，对儿子进行批评教育：“根据你的来信，你既不是因为功课重，又不是不喜欢学航空，而是和这一帮人处不下去。这不能成为要求调换学校的理由。你同这个学校的同学搞不好，到另一个学校难道就能够搞得好吗？”“你一贯的错误，就是你在劳动人民面前，在同志们面前，不肯‘俯首甘为孺子牛’。现在根据你的来信看，你这个毛病不仅未改，而且有了发展。现在你应该向你的组织声明承认错误，请求同志们批评，虚心地接受大家的意见，使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常起来。”同时，刘少奇还对儿子提出殷切希望：“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意见，真正改正错误，与同学们搞好关系，长期坚持下去，经常注意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培养自己成为国家的一个有用的人。希望你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不要辜负祖国和我们对你的期望！”

刘少奇通过耐心的教导，教育儿子正确对待兴趣爱好、正确对待批评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事例，直至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19日，作者：吴文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