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如何培育良好家风

学习先辈家风 汲取治党力量

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优良家风，是全面从严治党，抓好作风建设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骨髓，“修身”之后必要“齐家”，“齐家”而后能“治国”。当下，家庭依然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与党风、政风、社风相互联动。优良家风，不仅是个人修为的体现，更是传承精神品质的纽带，亦是约束人心的规范。与制度、法律相比，家风既拥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又有着丰富的亲情感染力，对个人的教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无论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赶考”的峥嵘岁月里，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一直为人称颂，成为塑造人们道德品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无形力量。从本期开始，本刊将推出专题，讲述历史上动人的家风故事，从中汲取管党治党的养分与力量，敬请关注。

——编者

在我们党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积淀了许多优良传统，对我们党的发展以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其中，老一辈革命家所树立的醇厚家风，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内化于我们党的精神气质。他们的家风，于家而言，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于党而言，是党内优秀传统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日，让我们一起回首往昔，去感受共产党人前辈们所涵养的家风传统，以汲取管党治党的精神力量，推动以德治党发挥更大作用。

以身作则 树立典范

“修齐治平”，修身为先。党员干部良好家风的养成，首先在于党员干部个人的品行。党的革命先辈秉持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理想信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锤炼自我，在和平建设时期坚守自我，锻造出高尚的人格，纯粹的品质，成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典范。

【家风故事】

有了权力和地位，能够坚持不搞特殊化，坚持党员本色，是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一项优秀品质。陈云同志在这方面就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

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在生活中，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专家点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原局长薛庆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实际上是贯彻群众路线，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组成部分。

作为先锋队，党员干部在家风的道德标准上应该高于普通群众，领导干部应该高于普通党员干部。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与党风、政风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在群众看来，领导干部的家庭与干部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家风的好坏反映领导干部个人作风的好坏。

老一辈革命家从战火中走来，深刻体会到新中国来之不易，知道必须时刻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这就要树立良好的形象，起到带头和榜样的作用，这是树立个人的威信，也是树立党的威信。因此他们在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方面做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全党学习和发扬。

立规立诫 道德约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训、家规在传承个人品德以及民族精神中起到了重要载体作用。许多家训传承百年，升华为乡规民约，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孔子尚德明理，克己秉公的《孔氏祖训箴规》，王阳明“蒙以养正”的良知教育，纪晓岚“守正规直”的诗书传家……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亦在这方面起着引领示范作用。

【家风故事】

为了亲属不搞特殊化，周恩来同志曾定下“十条家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便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规矩：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在工作生活中，周恩来也是严格执行自己定下的家规。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女赴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参军。周恩来得知后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还专门给相关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个侄女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周恩来的家规既是对亲属的约束，也是对自身秉持公心、廉洁为民理念的践行，这为领导干部如何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把握好权力与亲情的关系树立了榜样。

【专家点评】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从这些年反腐败的案件中可以发现，领导干部子女亲属以及身边人的腐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便有的领导干部个人没有腐败行为，也会被子女亲属拖下水。

领导干部对于子女亲属的管理，有些时候是难以用硬制度约束的。这就要领导干部通过家风、家规、家训等，用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对子女亲属及身边人进行约束。党的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比较注重家风，注意让工作与家人“绝缘”，这就是自觉维护权力运行的规范。

现在对于家风的强调，不仅会对未来产生积极影响，当下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领导干部是有亲情的，但是权力要“六亲不认”，不能将亲情与权力挂钩。所以，立家规、族训可以看作是对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的一种精神上的“硬约束”，落脚点其实也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手中权力的约束。

践行家风 传承精神

优良的家风不仅传承于精神中，流传于话语间，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发扬。很多党的革命先辈在教育子女时有着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自己遵规守纪，不搞特殊化，更是让子女亲属在工作生活中与群众保持一致，不让其沾染自己手中权力的“便利”。

【家风故事】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专家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恨不得子女大学一毕业就提拔到很光鲜很高的位置，没有经过历练，对子女的成长并非好事，也是造就了很多纨绔子弟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做法也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群众对于领导干部家风的议论会消解许多正能量，对干部形象造成很大损失。更有甚者，如苏荣般，自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整个家庭都卷入贪腐的漩涡，可见家风不正的后果之严重。

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对子女有着严格的要求，让其在基层摔打，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让他们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懂得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对于领导干部个人修为的要求，也是对于整个社会长期道德建设的一种关注。领导干部个人的行为是家风的重要源头，其言行举止会对子女亲属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家风看似无形，但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心的约束是有形的。因此，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的养成，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传统美德，从而推进党风政风社风的向好发展。

（原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作者：赵兵）

传承好家风 引领好作风

古人云：“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家风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对领导干部来说，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直接影响党风、政风、民风好坏的一件大事。正所谓家风正则行得正，家风淳则风气淳。

在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中，涌现了一批把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划得清楚、想得明白的“本分人”，他们遵规守纪、从严治家、勤政爱民，把伟大的人格、醇厚的家风留给后人，深受百姓称颂和缅怀。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今天，这些浸润着党的宗旨和优良传统的好家风犹如一件件“传家宝”，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为改进党风政风、落实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抓手”。

公私分明 不为家人谋私利

公是公，私是私，只有公私分明，才能坦荡做人。焦裕禄、谷文昌等党的先锋模范把公私划得清楚，将公家的东西看作无论如何不可触碰的“禁区”；他们严待家人，无论什么时候从不为谋取私利打开“方便”之门。靠着对自己和家人的严苛，有时甚至于“不近人情”的要求和约束，他们守住了党员该有的底色和本分，真正做到了公权为公、公权为民。

【家风故事】

手握公权，只一心为民，从不私用，从不让家人沾权力的光，不用公权为家人换取任何好处，这对领导干部来说是极为难得、尤为可贵的。然而，焦裕禄、谷文昌等共产党人却做到了，而且坚持了一辈子。

焦裕禄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从不给子女“特殊关照”。三女儿焦守云在回忆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大姐毕业以后要工作，母亲就问父亲怎么安排，父亲说，一个选择是在机关打扫厕所，一个选择是去咸菜厂当工人。”母亲听了很高兴，觉得当工人很不错。没想到焦裕禄竟要求女儿不但要在咸菜厂干活，还要挑着担子在大街上卖咸菜。“当年大姐是一个大姑娘，脸皮薄，父亲又是县委书记，怎么也想不通。”僵持了很久，焦裕禄说，那我和你一起卖咸菜。“这样才做通了大姐的思想工作。”

在焦裕禄的影响下，妻子徐俊雅也对子女严加管教。兰考刚兴装电话的时候，在乡里工作的儿子跃进兴冲冲地也打算在家安一个，没想到徐俊雅坚决不同意：“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走村串户，怎么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困难？”最小的儿子保钢参加工作的时候，徐俊雅坚决让儿子到汽车修理厂当临时工……桩桩件件，折射出焦家的清正家风。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是谷文昌对子女的一贯要求，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哪怕是政策允许的事，谷文昌也不替子女“争取”。

1976年，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谷豫东向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谷文昌沉默许久，还是劝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谷文昌说：“我是领导干部，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

而谷文昌的女儿谷哲慧从一名临时工到转正则花了15年的时间。1963年，谷哲慧高中毕业进了县财政科当临时工。她人很老实，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能吃苦，下乡就睡地铺，旁人根本看不出这是县委书记的女儿。1964年，谷文昌调任福建林业厅副厅长，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谷哲慧转为正式工，随谷文昌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坚决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此后，谷哲慧还有多次机会转正，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979年才转正。

谷文昌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妻子同样如此。谷文昌的爱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初和谷文昌一起来到东山，当时是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在此后30多年的工作中，她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

谷文昌对自己和家人异常严格的家风，在有些人看来显得“不近人情”，而正是如此，谷文昌在百姓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专家点评】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党的领导干部疼爱子女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领导干部必须公私分明，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规逾矩。焦裕禄、谷文昌等党的先锋模范一生清正廉洁，严管家人，铸就了共产党员的高洁品行和卓异操守，培育了好的家风。当下，党的领导干部要有看齐意识，要学习典范，提升境界，涵养好家风。

清名在外 不为特权开“绿灯”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在人前人后留下好名声是不少领导干部的内心向往。然而，好名声不会不请自来，领导干部只有尽职恪守、一心为民，才会赢得清名。同时，领导干部还须随时看好手中的权，时时管好身边的人，莫让清名成恶名。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先锋模范通过立规立戒，对家属在外言行严加管理和约束，从而培育好家风、锤炼好作风、留下好口碑。

【家风故事】

一次，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为了看戏，告诉售票叔叔：“焦书记是我爸爸。”他没买票就进去了。焦裕禄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焦裕禄又建议县委起草了《干部十不准》的通知，不准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而谷文昌的儿子谷豫东也领教过父亲难得的一次发火。上高一时，父亲已经从下放地宁化回到龙溪地区任职。那时候物资匮乏，买啥都得凭票。高中男生，起哄买烟，有人怂恿豫东：“你爸不是官吗？他们有买烟指标。”谷豫东攥着凑起来的钱奔小卖部，“我爸是某某某，让我买包烟。”这招果然管用。谷文昌得知此事后，不仅狠狠地训斥了儿子，还领着他到小卖部向阿姨道歉，检讨自己没管教好。“爸爸认为，我打着他的旗号，就是有特权思想。”谷文昌向子女进一步明确了家规：不允许揩公家一点油，不允许沾父亲一点光。相反，为支持父亲更好开展工作，无论是正常的招工转正、提级升职，还是上学参军，谷家子弟一律“先人后己”。

不让子女沾光，也不给亲戚开“绿灯”。一天，一位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只求你这么一次。”杨善洲笑了：“唉，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后门”电话。杨善洲锁定了权力的“阀门”，关闭欲望“禁区”，在平凡与简单中，赢得了百姓的敬仰。

【专家点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只能为民办事，而不是身边人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的旗号，更不是亲属谋取好处、捞取油水的工具。领导干部在内严管家人，不为家人谋取私利；在外珍惜名声，不让亲属乱打旗号，这是他们对党规党纪的高度重视，是对手中权力的敬畏、对家人和百姓的高度负责。现在，有的领导干部一味放纵身边人靠着自己的名声谋私，从长远看，一定会损失很多，并最终被“拉下水”。只有强化家庭教育，管好身边人，涵养好家风，领导干部才能拥有清名，得到百姓支持。

泽荫后人 不让家风失传承

立下家规家训，用好家风培育子女好作风、塑造后人好品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诸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家规家训，虽历经千年依旧焕发光彩，为后人恪守和传承。党的优秀干部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他们严立家规，培育好家风，留给后人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正是简朴的生活，严格的家规，奠定了后人们坚实的人生基石。如今，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共产党人“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广为传颂。

【家风故事】

人格塑造家风，家风孕育人格。领导干部严于律己、清白为官、清正做人的品质和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焦裕禄临终前嘱托妻子道：“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是丈夫的遗训，也是焦家的家规。从32岁失去丈夫，拉扯着6个孩子、侍奉着两位老人，几十年里，徐俊雅始终坚守一条：符合老焦这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

正是这样的坚守，让焦门家风历久弥新。有人劝徐俊雅：“时代变了。”她说：“心不能变。”几十年风雨沧桑，在她的心里，老焦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她照着自己也照着儿女，决不许有丝毫偏差。她告诫孩子们：“你们做好了人家会说，看，这是焦裕禄的孩子；你们做不好，人家同样会指着你们脊梁骨说，看，那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如今，焦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共有27人，第三代10个孩子中，有一半在打工或待业，谁也没有搞特殊化。

而谷文昌的后人们也都深受他的影响，都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吃苦耐劳，生活简朴，真诚待人。

谷文昌去世后，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老谷走后，史英萍继续过着清贫的生活，省吃俭用之余热心公益。7年多时间里，她从微薄的离休金中挤出两万元资助了18位特困大学生。

这么多年来，谷文昌的家人从来没有找过县委、县政府帮忙办事，县里多次邀请他们全家回东山走走看看，他们都婉拒了，每年清明节来给谷文昌扫墓，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从来没有让地方上提供方便。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就多次谢绝了组织的好意，没有将家人转为城镇户口。如今，大女儿仍在家务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是小学教师和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而是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女儿杨惠兰说。

斯人已去，家风犹存。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人留下的好家风代代相传，恪守家规的后人们，不伸手，不特殊，诚实劳动，自食其力，个个努力做一名好公民、好党员、好干部，在当地广受称赞。

【专家点评】

中央党校教授高中华：好的家风彰显着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和厚爱。林则徐曾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与其留给子孙后代金山银山，不如立下好的家风。家风带不走，代代永流传。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新时期的优秀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留下好家风，让家人靠着自己的本事吃饭，过得充实自在。如果8700多万党员都能树立好家风，就会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向上的力量，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好风气。

（原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6日，作者：孟祥夫）

镜鉴腐败家风 严防废职亡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治国必先齐家。领导干部只有首先正身齐家，教好子女、管好家人，才能一心在公，用好权力、干好事业。

然而，有的领导干部却不能摆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关系。一些落马的官员不仅没能“正身律己”，没有守住公权的边界，反而溺爱子女、纵容家人，任其将职权当特权，拿公权换私利。最终，正是万般溺爱的儿子将自己送进铁窗、情同手足的兄弟让自己身败名裂、患难与共的妻子让自己跌入深渊……在中纪委2015年发布的34份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有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家风不正，其危害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领导干部当以此为鉴，让好家风成为为官从政的“护身符”。

溺爱子女，权力成为“害人毒药”

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乃至于留下终身烙印。处于启蒙阶段的孩子，父母的言行便是最好的教育和垂范，家风家教是孩子价值观养成的“第一粒扣子”。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非但没有为子女树立好榜样，反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灌输“做人要学会走捷径”之类的错误思想，为日后走上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不归路埋下祸患。

【案例剖析】

“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父母对子女的爱，超出了一定的界限便是溺爱。从“老子办事、儿子收钱”到“父女齐上阵”，一桩桩腐败案件的背后，无不折射出领导干部对子女管教的缺位和家风的不正。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落马，则为那些溺爱子女、家教不严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法院判决书显示，在刘铁男案涉及的3558万余元财物中，通过儿子刘德成收受的达到3400余万元。而儿子的贪婪，则直接源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刘德成记得：“小的时候我爸每次在路上都会跟我说，做人要学会走捷径。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

刘铁男的教诲在儿子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长大后的刘德成，脑海中全是父亲灌输的扭曲的金钱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也是他后来为何会利用父亲职务的影响力来大肆攫取金钱的原因所在。

总希望有人“带带儿子”“多帮帮儿子”的刘铁男，给了绕其身边、深谙商场攻略的老板们突破口。浙江一民营企业董事长邱某是向其“进贡”最多的一位。为扩大PTA项目产能，邱某请刘铁男在审批上予以关照，刘铁男表示得按程序走。邱某问：“听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刘铁男不失警觉：“你问这个干吗？”邱某说：“如果他回国了自己做生意，我们合作，我可以带带他。”刘铁男当时没表态，邱某回酒店不久，刘铁男就打来电话：“你说的事倒也可以考虑……”

在“你情我愿”“你知我知”的自我麻痹中，刘铁男与老板们一拍即合。2006年，邱某出资100万元为刘德成在杭州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并以虚假化纤贸易方式为刘德成获利825万余元……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疯狂的贪腐就会一泻千里。“如今觉得当时我们父子都错了，抛开以权谋私不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错了，奋斗的原动力就错了，这也是我们父子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被关进冰冷的铁窗后，刘德成悔恨地说。

从刘铁男的“带带儿子”，到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以“是否帮助儿子”为提拔干部的标准，再到广东韶关市委原政法委书记叶树养以“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为人生目标，公权滥用的背后是价值观的扭曲和家风的不正。正是对子女的一味溺爱，让他们最终在丢了乌纱帽的同时也毁了家庭。

【专家点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局长任贵祥：像刘铁男这样的落马官员，没有认识到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对子女过度的溺爱，终会害人害己。作为领导干部，不能被舐犊之情迷惑了双眼。真正疼爱子女，就应该涵养好家风，从小培育孩子正直的品质和出众的能力，让孩子经历摸爬滚打、砥砺成才。

纵容亲属，权力掉进“亲情陷阱”

“冰冷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早些年山东省供销社原主任矫智仁受审时说的一句话，如今已成为许多落马贪官的内心独白。在一些领导干部被查后，以其为中心形成的贪腐链条往往很快浮出水面，而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则是家人亲属把守着。从“贪腐夫妻档”到“上阵亲兄弟”，虽然形式各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落马的官员不仅没用好手中的权力，还纵容亲属，为特权大开“绿灯”。不良的家风让领导干部废职毁家的同时，也让亲情蒙羞，平日笑脸相迎的亲人，在金钱的蛊惑下，露出了丑恶的一面。

【案例剖析】

江西德兴市委原书记何金铭，就是“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代表人物。

“亲爱的弟弟，最后在这里向你下跪、向你忏悔，你受苦了。我从来也没有害过任何人，却偏偏害了你，我自己的亲弟弟，若上苍给我机会，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报答你、呵护你……”这是何金铭的哥哥何荣钦在狱中写给弟弟的一段话。

在何金铭担任德兴市委书记期间，哥哥何荣钦利用弟弟的职务影响力，在德兴肆无忌惮地插手政府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获取巨额利益。而何金铭，不仅对哥哥插手工程视而不见，自己也从中收受贿赂。变味的“亲情”，就像白蚁慢慢地啃噬着何金铭的纪律防线和最后的良知。

对哥哥的纵容，最终让何金铭品尝到了亲情的苦涩一面。他因存在纵容亲属插手工程，收受贿赂249万元，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5年4月，江西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

此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郑筱萸曾纵容妻儿借“顾问费”“分红”等名义，收取某制药公司财物292万元；广东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放任亲哥哥与表兄弟等亲属与管理对象合伙经商，并从中敛财，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不敬畏手中公权、对家人亲属纵容的领导干部，都最终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

【专家点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要管好家人和亲属，领导干部必须强化家庭教育。领导干部在本人严守权力界限的同时，必须谨记，在对待家人上，严管才是厚爱。只有用好权力，管好家人，事业才能长久，家业才能长兴。

封妻荫子，权力沦为“升迁工具”

不少案件表明，“一人做官，全家沾光”的思想在一些干部脑海中根深蒂固，直到最后进了铁窗方知悔悟。还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肆意支配手中的权力，直接为家人亲属“加官晋爵”。这种“让权力牢牢攥在‘自己人’手中”的不正家风，最终只会落得废职毁家的可悲下场。

【案例剖析】

2014年8月底，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一个多月后，其妻张慧清被撤销云南省政协常委、委员资格。据媒体报道，作为白恩培的第二任妻子，张慧清此前曾是招待所的一名服务员，在成为白恩培的妻子后，一步步登上了云南电网公司党组书记的宝座。

而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女儿、女婿在公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利益。2015年2月17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中纪委对许爱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而就在一个月前，景德镇政协撤销了景德镇市财政局原副调研员杨燕萍、市政协原副县级干部许灿灿政协委员资格。杨燕萍、许灿灿分别为许爱民的妻子和女儿。2014年年底，许爱民的女婿、许灿灿的丈夫徐楷因涉嫌违规提拔和年龄履历造假被查，被免去鹰潭市团市委书记职务和政协委员资格。一家出了4个政协委员，又先后被撤销资格，一时在坊间引发热议。

2015年10月16日，中纪委官网公布了广西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余远辉“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是他涉嫌违纪违法活动中的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领导干部如果家风不正，幻想着通过歪门邪道为家人谋取一官半职，到头来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专家点评】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身为领导干部，既要管住自己，又要管好亲人家属。领导干部之所以想着为家人加官晋爵，还是特权观念和不正家风在作祟，他们以为提拔了家人，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即使将来退了，仍有权力的庇护。实际上，这样做得不偿失，必然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原载：《人民日报》2016年2月2日，作者：孟祥夫）

植根优秀传统 求索治家良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生的光阴若白驹过隙，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如鎏金石刻般，虽经时光河流千百年的冲刷，不但没有流逝，反而越发弥足珍贵。这其中，就有那些充满温情和智慧的家风故事，其所蕴含的传统与美德，融入语言，汇入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今日看来，这些优秀传统家风依然可以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范仲淹：“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

父子相传，精神相继。父母是子女言传身教最好的典范，为人父母树立道德上的典范，养成良好的家风，最受益的人恐怕就是至亲骨肉。宋代名臣范仲淹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纪晓岚称颂为“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自身立言立德的同时，对子女教育亦非常严苛。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其子女也得以传承父辈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家风故事】

《宋史》记载，范仲淹年少时就很有大志，前往应天府学习时，异常用功且很能吃苦。他昼夜不停地刻苦学习，冬天读书十分疲乏时，就用冷水浇脸；有时没东西吃，甚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后来为官，范仲淹也秉持了这种勤廉简朴、甘于清贫的优秀品质，且胸怀天下，爱民敬民。

范仲淹性情刚烈，但外表温和，本性十分孝敬，其母在世时，家境正处贫困。后来，范仲淹虽然做了大官，若不是家中来客，也决不大吃大喝。妻儿的衣服和饭食，仅仅只够自己充饥、御寒。同时，他“泛爱乐善”“为政尚忠厚，所致有恩”，也因此深受百姓爱戴。他去世时，四方闻者，皆为叹息，甚至“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

范氏家风，对于后人影响深刻，塑造了范仲淹儿子为人为官的优秀品质。儿子范纯仁年少时学习也不分白天黑夜，有时因学习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成了像墨水一样的颜色。范纯仁性情平易宽简，不以声色强加于人；正义所在，则挺拔特立，一点也不屈从；后官至宰相，一生秉持“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的德行操守。史书评价范纯仁“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除了范纯仁，范家子女都深受父辈风范影响，范仲淹曾评说“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

【专家点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原局长薛庆超：范仲淹的精神品质和优秀家风，在其子范纯仁等人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范氏子孙繁衍千年，依然秉持先人所开创的家风。可以说，父母是子女的人生第一导师，也是最好的一本教科书。这对于当代的领导干部也有重要借鉴意义，管好子女亲属和身边人，严管才是厚爱，并且还要以身作则，用真实行动引领教育子女。

彭玉麟：“廉以率下，不名一钱”“淡于荣利，公而忘私”

中国古代历史极其复杂，时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往往异常艰辛。每个朝代末期都会出现政治衰败之象，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然而，仍有人自可出淤泥不染，置身其中而保持清正本色，清末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的彭玉麟，正是其中之一。彭玉麟历任两江总督、兵部尚书等显官要职，然而终其一生，皆能保持名节不朽，对于子女也严以要求，教育其戒骄奢、学刻苦，树立了良好家风。

【家风故事】

彭玉麟戎马一生，充满传奇，他为清朝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一生曾六辞显官：他曾因习于军营而疏于民政，请辞安徽巡抚；以不懂漕政、性情褊急、见识迂愚为由，请辞督掌八省的漕运总督这一“天下第一肥缺”；曾在四年间连续四次请辞兵部尚书……危难关头，彭玉麟总会临危受命，而后功成身退，从不贪恋权力。

彭玉麟廉洁奉公，虽居高位，却始终坚持“不要钱”的生活准则。他曾将7年间所得养廉银二万一千五百余两，分文不取，全数上交国库充作军饷。在权贵当道、腐败横行的清末，彭玉麟成为一个罕见的清廉、正直、淡泊的名臣。

不仅严以律己，彭玉麟对待子女亦非常严苛，从家书中可以看出其良好的治家风范。当得知儿子修葺旧屋花费不少时，彭玉麟“谕子”书中写道：“以起屋买田，视作仕宦之恶习，己身誓不为之……不料汝奢靡若此。”“今小民庐舍被焚，归无足蔽风雨者，官员亦多贫乏，兵丁欠缺粮饷……小子狂妄，使予赧愧！”他还曾劝诫儿子“习勤保家声”：“今后当痛自改悔，锐志向学，慎勿享馀荫，以为衣食饱暖无所忧，便学走马王孙故态，盖自堕落之不足，而堕落其家风也。”

不仅对子如此，彭玉麟对亲属亦多有要求，他写信给弟弟告诫其不要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之则引私人，结朋党，于国事无补，徒糜国库……恐其违法，而有私情屈逆吾心，不能正法。”

【专家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要想为子孙后代树立良好家风，首先得自己行得端正，坚守原则。自己作出典范，无论是在多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始终保持清廉本色，这才能够成为后人的榜样。现在的党员干部也要先做到自身过硬，这样才能正人正己。同时，家风也需要有意识的养成，对子女亲属的不当行为要时常提点，才能及时矫正，筑牢思想防线。

何以尚：“承家节操，澡行诗书”“教子以孝，而作之忠”

家风的力量总能穿越时光，发挥出令人惊叹的道德引导力和约束力。家风家训家规，或刻于石碑之上，或镌于牌匾楹联，或传唱诗词之中，其影响力早已超越有形，于无形无声处指引着子孙后辈向优秀先辈看齐。有些家风已传承几百年，如明朝太仆寺卿何以尚所相传恪守的何氏家训，500年间不曾断续，教化早已超出本家族人，对当地整体民风民情亦有着泽润之效。

【家风故事】

何以尚历任明朝户部主事、南京大理寺丞等，官至太仆寺卿。他一生为官清正忠诚，敢于与当时的权臣严嵩的腐败行为做斗争。何以尚之所以能够刚正不阿，与其家族家训有着密切联系。

早在明朝初年，何家就制定了《何氏家训十二则》，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敬祖、敦族、为善、守成等12个方面，教育子孙忠孝、清廉、正义。何以尚的父亲何世锦孝行出名，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他在庭院悬挂“非仁毋为，非义毋行，夙夜匪懈，无忝尔所生”的训辞匾额，并一再力戒后人“但为天子官，勿为私家官，但为庶民官，勿为子孙官。”

何以尚中举后，乡民在村中旌善亭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贺仪式。庆祝之时，何以尚建议拟些村规民约，以改变村风，弘扬正气。于是在其父的主持下，拟定了《乡约十条》挂于亭中，并更名亭子为“乡约亭”。历经460多年，“乡约亭”一直完整地保留至今。何以尚的一生都在忠诚地践行着何氏家风，在其告老还乡时，朝廷封赐玺书称其“承家节操，澡行诗书；宏猷末试，终养归休；教子以孝，而作之忠。”

“村中子弟务宜礼教修明而后文人蔚起，人才辈出，簪缨继美，登科甲之荣。村中子弟务宜读书积善，正心修身，弘扬文章报国，忠孝传家风。崇尚节俭以养廉，厚储资财以育才养贤……”这10条乡约与何氏家训一起，成为传承何氏家风的精神纽带，从此该乡中秀才、举人的，在兴业县居榜首，自明嘉靖至隆庆、万历三帝就有12人中举。纵观历朝历代何氏族人，不论文治武功，始终遵法纪守规矩，为民者鲜有违法犯罪，为官者均清廉正义。

【专家点评】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中国古代有许多名门大族都有成文的家规家训，其后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会相对遵纪守法，这其中家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因为这些族人从小就耳濡目染，良好的家风对他们有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同时，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家规家训对他们有着强烈的道德约束力。今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家风作风建设，这些传统资源无疑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原载：《人民日报》2016年2月16日，作者：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