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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抢险排障
- 胡世祥立即下达了：“第一，切断箭星电源；第二，按预案组织实施；第三，记录好现场状态！”
- 舱内的电源插头都是用绝缘胶带缠死了的，为了抢时间，他心一横，用牙齿将烧烤得滚烫的胶带一截一截地撕咬下来，然后再用手拔下电源插头。
- 当最后一根加注管路连接完毕后，战友们才将他匆匆送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他的呼吸道和肺部均严重烧伤，这位战士已奄奄一息。
第一次发射澳星失利
1992年3月22日晚，搭载着“澳星”的“长2捆”运载火箭矗立在了西昌发射场上。
中央电视台已准备好了将向全国和全世界进行现场直播发射实况。
从发射技术准备情况来看，这次发射准备，比以往任何一次发射所付出的代价都要大，比任何一次发射更加辛苦。
发射前的几次联试和综合检查，都很顺利。当天各系统设备运行情况，也很正常。
发射现场秩序井然，整个发射场区附近的山山岭岭，大路小道，同往常任何一次发射一样，围满了数千名参观的人。
所不同的只是，这次参观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前几次发射。
夜色降临后，数千名参观者拭目以待。所有的眼睛都毫无倦意，他们在期待着目睹“长2捆”火箭那辉煌的一瞬。
几百名中外贵宾分别乘坐3架专机赶到西昌。他们一下飞机就赶紧吃饭，然后来到指挥大厅的观礼台上就座静候。
发射前两小时，在距离发射场百里之外的西昌“腾云楼”宾馆，庆贺“澳星”发射成功的晚宴也已经准备就绪。
五粮液及饮料都已摆在了桌上。按计划，两小时后中、美、澳三国代表将在这里进餐祝贺。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南苑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也早已将鞭炮、锣鼓、秧歌、标语、贺电等安排停当，只待发射架上的“长2捆”火箭凌空一跃。
国家领导人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国防科工委指挥大厅观战。
一双双热切的眼睛，都注视着指挥大厅屏幕上的西昌发射场。
发射前10分钟，中央电视台直播现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播音员身后的画面，正是大凉山峡谷中的发射现场。随后，画面依次切换到指挥控制大厅，各个观测站，印有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三面国旗的“长2捆”火箭，以及火箭顶上的“澳赛特B”卫星上。
当扩音器里传出“一分钟准备！”的口令时，无数双眼睛都同时瞪大，一起盯住了“长2捆”。
随着“点火”的口令响起，人们看到火箭底部窜起一股棕黄色的浓烟，接着发动机轰然喷火，导流槽浓烟腾起，火箭开始抖动。
这时，所有人的心全都提了起来，急切盼望着那辉煌一瞬的出现。
然而，1秒钟过去了，5秒钟过去了，7秒钟过去了，火箭依然没有升起。人们看到的只是笼罩在火箭四周的滚滚浓烟。
坐镇“先锋指挥所”的副指挥长佟连捷，两眼正紧盯在显示屏幕上。当看到这种情况时，他的心猛地“咯噔”一下，心想：不好！出事了！
但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作为基地总设计师，他比一般人显得更为沉着，更为冷静。于是他下令：
紧急停车！
就在这一瞬间，先锋指挥所里的人都明白：出事了！大家的眼睛全都盯在他的脸上。
于是，佟连捷当即命令01战位指挥员徐宏亮：
通知各系统指挥员马上到位！抢险队做好准备！
紧接着，佟连捷来不及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按照发生故障预案，果断作出决策。他命令抢险队：
赶到现场后，要立即切断火箭电源！将所有火工品插头进行断路！取出爆炸器和引爆器！合拢固定塔摆杆和平台！
火箭点火前，指挥长胡世祥在离发射场6公里之外的指挥控制大厅。火箭点火后硬是不起飞，这也是他事先没想到的，自然是吃惊不小。
但是一旦发现险情后，用他自己的话讲：“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并没有惊慌失措！”
胡世祥在发射场摸爬滚打了近30年，各种事儿经历多了！之前，火箭紧急关机这种情况，他自己就已经经历过一次。
他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发射场发生的那次大爆炸。那次事故，导致苏联陆军元帅在内的共100余科学家和军人当场遇难。可以说，无论哪个国家的航天人都对这次事故讳莫如深。
因此，当情况突然发生时，胡世祥感到十分震惊，但如何首先保住卫星，保住发射场，保住人员的安全，在他脑子里是十分清楚的。
所以，火箭紧急关机后大约只有10秒钟，他便当机立断，下达了3道口令：
切断箭星电源！
按预案组织实施！
记录好现场状态！
说完，他将耳机重重地扣在了桌上，把椅子一推，铁青着脸说：“我去现场！”
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当即对他说：“马上组织人员处理好现场，一定要确保卫星、火箭、塔架和人员的安全！”
测控系统部负责人沈椿年也急忙补充道：“不要慌，一定要沉住气，卫星是关键！”
“明白！”胡世祥拨开人群，带着计划处长唐贤明，急匆匆一路小跑，出了指挥控制大厅，冲向停在路旁的应急车，打开车门就是一声吼：“开车！”
司机心里一惊，知道出事了。二话不说，发动车子，就向发射场飞驶而来。
发射现场进行紧急抢险
在火箭出现险情的时间里，最恐慌的应该是在发射场四周的数千名观看者。
事故发生后，大多数人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忽然惊叫了一声：“完啦！要爆炸了！快跑！”
于是，观看现场“呼啦”一声，卧倒的卧倒，躲闪的躲闪。一时间，呼天喊地、惊慌失措的人群，便四散跑开了。
据一位摄影记者后来回忆：在火箭点火5分钟前，他的镜头就瞄准了“长2捆”。火箭刚一点火，他就“咔嚓”拍了一张。
接着，他就将镜头不断升高，不断抢拍。可等到连拍3张之后，才猛然发现取景框里没有火箭的影子。
他放下相机一看，火箭还坐在发射架上呢！这时人群已开始奔逃，他也提着像机跟着跑，连三脚架也顾不上要了。
可跑着跑着，他发现另一伙人却逆着人流的方向一个劲地向发射场跑，他不由得一下就停了下来，想弄清这伙人是干什么的？
这伙逆着人流冲向发射场的人，便是西昌卫星中心发射站的官兵们。
他们有的是勤杂人员，有的是当晚没有任务的人员，有的属于在外围工作的人员，所以都在四周的山坡上观看发射。
当一见发射场出现险情后，他们像听到了集合的命令，全部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逆着人流奔向发射场，没有一个往外跑的。
尽管当时基地总指挥已经下达命令：半小时内不许靠近发射场。可有的战士仍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硬是拼着命往里冲。
发射现场险情重重，尽管火箭已经紧急关机，但从6个发动机上喷出的余火还在继续燃烧，从箭体中泄漏的燃料仍不断腾起滚滚烟雾。
显然，无论是“澳星”还是火箭，不管是发射设施还是参试人员，都随时面临着危险。
因为箭体内贮满了400多吨燃料，倘若抢险操作稍有不慎，或者火箭本身发生意外，则必将引起一场大爆炸。而爆炸的威力相当于1万吨炸药的当量！真要是这样，发射场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都将化为一片火海。而毒气的扩散所引起的危害，则更是不堪设想。
发射场上6个发动机喷出的余火还在燃烧。2000多度的高温炙烤着发射台。
发射台是支撑火箭和卫星的最后依靠，一旦烧焦坍塌，火箭卫星定将“片瓦不存”。
但是，发射台上的消防系统由于水的压力不够，电动阀门打不开，致使自动消防失去作用。
正在先锋指挥所待命的发射站地面设备营副营长丁贤俊当即请战，想带人冲上发射台，用手动的办法打开消防阀门。
但指挥员考虑到太危险，硬是给拦住了。随后，丁贤俊带着战士王宝剑、李文刚，连防护衣和防毒面具都顾不上穿，便率先冲出了地下室。
与此同时，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沈辛荪、“长2捆”研制总指挥于龙淮，以及“长2捆”总设计师王德臣，在紧急关机后10分钟左右，就从指挥大厅匆匆赶到了发射场。
当指挥长胡世祥匆匆赶到发射场后，与佟连捷总设计和航天部几位领导一起，经过短暂的协商与布置，一场保卫“澳星”、保卫火箭、保卫发射场的抢险战斗立刻打响了。
担任抢险队队长的是丁贤俊。当丁贤俊等人来到发射架下时，由于发射台周围气浪太大，烟雾太重，使人无法接近。
于是，丁贤俊他们几个胳膊挽着胳膊，你靠着我，我推着你，硬是强行扑进气浪之中，打开了消防阀门。
余火还在燃烧，发射台周围的温度慢慢降下来。
几十秒钟后，当胡世祥他们终于看清楚发射台时，眼前的险情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火箭点火后，朝顺时针方向已经转动了约1.5度，4个用来固定火箭的防风螺栓，在巨大的推力下，有3个全都错了位！
也就是说，400多吨重的火箭，现在只有一个防风螺栓与之相连，而且这个螺栓也已经松动。
50米高、460吨重的火箭已移出原有位置2厘米多，火箭和卫星摇摇欲坠。
如果紧急关机再晚一秒，哪怕是半秒，那么，现在的发射场恐怕早就是一片火海了。
很显然，燃眉之急，是尽快想法稳定住火箭。
但是，发射台周围严重缺氧，燃料还在渗漏、喷发、燃烧，6个发动机的火口上还有一股极强的吸力。
第一个靠近发射台的是王招华。他刚一靠近发射台，一股气浪迎面扑来，一下子将他冲倒在地。没有办法，他只好匍匐着从地上一寸一寸地爬上发射台。
经过2000度高温灼烤过的发射台，消防水溅在上面，瞬间蒸发。
王招华的双脚踩在上面，鞋底“哧哧”作响。而刚被烈火炙烤过的火箭底座的连结螺栓，更是烫得瘆人。
王招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扑了上去，忍着难熬的灼痛，硬是用双手将连结螺栓插入螺孔，然后再迅速用板手将螺栓固定。
与此同时，抢险队的官兵们与航天部的专家们，又用钢丝绳将另外3个连结螺栓迅速固定。
紧接着，22名抢险队员在队长万超的带领下，急中有稳，将固定塔的工作平台，准确无误地合拢。
火箭总算被稳住了，发动机喷口的余火，火势也逐渐减弱。
但是，火箭上的电源插头还没拔掉，电爆管和引爆器等火工品也未取出。
倘若出现静电，或者外界偶然出现干扰信号，箭上的电源随时都有可能自动供电，使火箭再度进入启动程序，从而引发火箭再次点火起飞。
因此，拔掉箭上电源插头、取出箭上电爆管，是确保火箭卫星安全的下一个关键任务。
这些火工品都在火箭体内，要拔掉它们，操作人员只有从40厘米见方的舱口爬进去。
这种尺寸和高度的舱口，在平时火箭安全状态下，人要进去都极为不便，何况此刻舱内气浪滚滚，烟雾呛人，温度极高，又无照明。
若是昏黑中操作稍有不慎，什么事故都可能发生。所以，拔掉电源插头、取出电爆管，无异于虎口拔牙。
抢险队员们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们冲了上去，来不及搭工作梯，就一个个踩着肩膀爬。
他们顾不上戴防毒面具，就用衣衫和手巾堵住口鼻呼吸。
没有照明灯，他们就在气浪涌动的黑暗中靠平时的经验摸索着干！
一个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当时正在山坡上观看发射，在险情发生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回了发射场。
现场领导看见他没有防毒面具，不让他参加抢险，他偷着溜进了抢险队，冒着浓烟，冒着危险，顶着高温，钻进了第一级火箭发动机的尾舱。
舱内的电源插头都是用绝缘胶带缠死了的，为了抢时间，他心一横，用牙齿将烧烤得滚烫的胶带一截一截地撕咬了下来，然后再用手拔下电源插头。
为此，他的嘴和手烫起—个个血泡，但他连哼一声的时间都没有，直到拔完最后一个插头。
另外一个小战士，在电梯不能启动的情况下，30多米高的工作平台，他几十秒钟就冲上去。
他刚一打开第二级火箭尾舱的舱口，一股强大的气浪便将他掀翻在地。
他爬起来，让几个战友强行将他推进尾舱。尾舱里泄漏的燃料还在扩散，还在辐射，呛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
他强憋着一口口气，硬是拔下了6个电源插头。当战友们将他拖出火箭尾舱时，他脸色惨白，一下昏倒在了平台地板上。
还有一个年轻的基层指挥员，当他爬进火箭的尾舱时，有毒的气体使得呼吸困难，四肢无力。
他双手抓住电爆管插头，想尽快将它拔下，可力不从心，就是拔不动。
他急得满头大汗，两眼喷火，干脆一边用手抓住插头，一边用嘴咬住插头线，然后叫人抓住他的双腿，连人带插头，硬是一齐往外拖。
两个插头算是拔下了。可他刚一站起身，一口鲜血便从嘴里吐了出来。
他稍稍喘了一口气，又朝卫星与火箭连接的高处爬去。
就这样，电源插头、电爆管等火工品终于卸完，火箭卫星的第二个威胁排除了。
此刻，400多吨燃料还在火箭肚子里，价值上亿美元的“澳星”还在火箭的头上！
因此，抢险队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向题是：燃料怎么办？火箭怎么办？“澳星”怎么办？
此时此刻，远在西昌市“腾云楼”宾馆专为贵宾和中外高级专家们准备的宴席，早就凉透了。宴会现场见不到一个人。
在离发射场不远处的协作大楼里，航天部高层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发射突然受挫，他比一般人更深知其利害关系，因而内心自然更为沉痛。
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坐在床沿上，两个人都非常焦虑。
虽然箭体的故障尚待查明，但问题的大致范围已经明了：故障出在航空航天部研制的火箭上。身为该部的两位部长，心情可想而知。
卫星测控系统部部长李宝铭刚从发射场上赶回来。发射失败后，他最先赶到了发射现场。
当他刚同基地的几位指挥员商定了抢险方案后，很快又被沈荣骏一个电话召了回来。
他风尘仆仆地站在窗前，一脸花黑，浑身都还散发着浓烈的燃料的气味。
会议开得很简短，中心议题是：如何确保“澳星”、火箭的安全。
在紧接说到当晚的宴会是否还举行时，几位高层领导都有些作难。
宾馆的宴会早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外宾全都在宾馆等候消息。宴会是继续举行？还是干脆宣布散伙？如果举行，情调自然不对，场面也会尴尬。如果不举行，岂不更为丢人？
沉默片刻之后，李宝铭部长发话说：“我觉得，这宴会无论如何还得举行。”
沈荣骏想了想，终于表了态：“对！没有别的选择了，今晚的宴会……今晚的宴会不管怎样，我们都得去。”
“这次请了这么多的外宾，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应有的姿态，才好对大家有个交待。”
林宗棠和刘纪原也点头同意。林宗棠说：“是啊，大幕既然已经拉开，这台戏我们就得唱到底。”
沈荣骏赶紧整了整领带，催促说：“既然这样，那就快走！”
李宝铭指了指自己花黑的脸说“不行，得等一等，好歹也把脸洗干净。
沈荣骏说：“对，先洗把脸，再换上一套西装！受挫可以，但我们的精神不能垮！”
“待会儿在宴会上一定要把精神提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
片刻之后，沈荣骏和李宝铭驱车前往西昌“腾云楼”宾馆赴宴。
途中，两人开始商量：宴会如何安排，谁先讲话，谁后讲话，如何做好外宾的接待工作等等。
宴会原定是9时30分开始，等沈荣骏和李宝铭驱车赶到宾馆时，已近10时了。
人们开始礼节性地入座。
宴会开始，由部长李宝铭先致辞。他站起来，欠了欠身，环视了一眼几百名阴郁的贵宾和专家们，心里陡然冒起的是一股难言的酸楚。
本来，按原定的计划，此时此刻站在这里，应该是举杯致贺。可现在，他却只能强忍着热泪，作礼节性的发言。
李宝铭说：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西昌观看“澳星”发射。同时，还不顾旅途疲劳，一到西昌便参观了我们的发射场。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运载火箭一、三助推器发动机工作不正常，导致发动机紧急关机。
目前，现场正在做两件工作：一件是保护好“澳星”，保护好现场；另一件是组织专家尽快查找故障原因和制定新的措施。
由于今晚没有发射成功，我们深感对不起大家！
李宝铭讲到这里，突然感觉讲不下去了。随后，他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
所幸的是，就目前看来，“澳星”完好无损，火箭也没受到致命损伤，发射场和设备、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气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故障的原因，继续组织再次发射！
到那时，我们一定还请大家来！
李宝铭讲完后，大家给予掌声。
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发言，他说：
我们见到了中国技术人员高超的技术及果敢的决断，他们挽救了一场大的灾难，火箭及卫星仍然完好。我相信经他们小心查探后，“澳星”会再次升空。我感谢工作人员的合作！
随后，长城公司的总经理唐津安也讲了话。
之前，在“澳星”实况转播时，最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用极其压抑的声音宣布“‘澳星’发射失败”的就是唐津安。
从他那双闪着光的眼睛里，大家不难看出他内心的悲痛！
“澳星”是商业性发射，这种结局，后果已不言自明。何况，卫星、火箭的安全一时前途未卜。可想而知，他此刻手中端着的酒，该是何等苦涩。
唐津安讲话结束后，晚宴在极其压抑的气氛中开始。
部长李宝铭刚一落座，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便来到身旁，小声说道：“李先生，约翰逊和派克先生有急事相请。”
于是，李宝铭唐津安和陈寿椿等中方高层，跟着斯坦豪尔匆匆离开了宴席。
这时，有人发现，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两位代表，均未到场赴宴。
吊装战士紧急抢救澳星
在西昌“腾云楼”宾馆，美国休斯公司副总裁约翰逊和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首席代表戈登·派克刚刚接到发射失利的消息，一时间，他们像在梦中一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他们已同中国专家打了好几年的交道，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次发射的可靠性，他们对这次发射太深信不疑了。
此时此刻，他们俩深深忧虑的都是同一问题：到底怎样才能确保那颗价值上亿美元的“澳星”的安全呢？
李宝铭部长在宴会上刚一结束讲话，就被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匆匆请到了约翰逊和派克两位先生的房间里。
长城公司副总理陈寿椿、“长2捆”火箭总设计王德臣等人，也随后赶到。
在约翰逊和派克的房间里，中、美、澳三方，就下一步采用何种方案确保“澳星”的问题，展开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到底是先卸燃料？还是先卸“澳星”？
中方意见是：最重要的是确保“澳星”的绝对安全。
虽然当时发射场方面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不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由于燃料还在箭体内，有燃料“澳星”就有危险。因此，希望休斯方面尽快从火箭上卸走“澳星”。
美方意见是：几百吨燃料还在箭上，如果当时就上塔去卸卫星，人员和卫星都极不安全，希望中方先卸下燃料后，他们再才卸卫星。
这时，电话响了，是远在发射场的胡世祥打来的。胡世祥的声音在电话里急切而坦率：希望休斯方面尽快考虑先卸卫星！
但休斯方面仍有自己的考虑，卫星除美方工作人员外，中方人员绝对不许接触。
虽不说中方在拆卸卫星过程中会趁机窃取卫星技术，但这毕竟是个原则！
最后，美方的意见还是先卸燃料，后卸卫星。中方勉强同意。因卫星精密，夜晚拆卸容易失手，准备天亮后开始行动。
然而，第二天2时30分左右，发射场值班人员打电话报告：发射架上冒烟冒得厉害！
连眼皮还没合一下的火箭研究院院长沈辛荪、“长2捆”研制总指挥于龙淮和火箭总设计王德臣接到报告后，不忍心叫醒刚刚躺下的司机，他们顶着寒风，一路小跑来到几里外的发射场！
为防止发生意外，中方指挥部又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对情况再次作了分析后，决定连夜先卸卫星。
随后，他们给休斯公司主任海伦打去电话，要求美方尽快派人拆卸卫星！
海伦先生也没睡。他拿起电话，很是不解地说：“刚才不是说好了先卸燃料吗？怎么现在又要先卸卫星了？”
中方只得将情况如实相告：“火箭底部的防风固定螺栓现在只有一个在位，400多吨的火箭与卫星全靠这一个螺栓支撑。火箭的燃料重达400多吨，而卫星的重量近10吨。如果先卸燃料，就会形成头重脚轻。火箭一旦倾倒，卫星就会彻底完蛋！”
美方听后大惊，这才同意先卸卫星。但燃料还在箭上，先卸卫星必然存在危险，因此，美方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中方干脆表示：“你们如果考虑有危险，拆卸卫星的工作由我们来干！我们可以保证，把卫星安全送回厂房！”
美方终于同意，并很快为中方提供了工具。
但他们有个条件：必须要在塔架上接通监视器，对中方卸拆卫星的全过程，他们要作全方位的监视。
中方爽快答应了。这时，已是凌晨4时了。
3月23日5时，身着红色服装的吊装战士出现在发射架上。
他们顶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经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将“澳星”稳稳当当地从火箭头上卸了下来，并平平安安地送回了厂房。
但是，火箭里的燃料还未泄除，发射场还在高危之中。本来要将几百吨燃料一滴不漏地“喂”到火箭的肚子里，就够危险艰难的了。现在，又要按照相反的工作程序，让几百吨燃料再从火箭的嘴里“吐”出来，其危险和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
由于“长2捆”火箭是两级组成，燃料分别装在两级火箭里。
为了降低火箭的重心，避免头重脚轻，就必须先泄第二级，然后才可以泄第一级。
而且，400多吨重的燃料又分别装在火箭的20个储存箱里。要泄，就需500根几米长的气管来将管路连通，而每个管路上形状相似的阀门多达20余个。稍有不慎，就可能搬错阀门。
另外，管路与火箭的连结处很难保证不出现一点缝隙，渗出的燃料一旦与空气接触，一股股臭味刺鼻的黄烟便会“哧”地一声爆燃。
若按正常程序给火箭加注燃料，对加注中队的官兵来讲，可谓轻车熟路。但现在一下要按相反的程序泄除燃料，不但战士们没干过，就连已经过九次加注任务的指挥员，也是第一次遇到。
险情就是命令，没危险要上，有危险更要上！
在抢险队伍中，有个战士是一个病号，因长年接触火箭燃料，他的左胸肿大已达一年之久。
他本来已经住进了医院，本来完全可以不参加发射，但当他得知发射准确时间后，还是偷着跑出了医院，一回连队就参加了连续几天几夜的加注任务。
发射失败时，他捂着疼痛的胸脯，望着大山偷偷流了一回泪。当一声令下，燃料需要泄除时，他又像没病一样，立即加入了抢险的队伍。
另外，有一个技术相当熟练的加注战士，当他将几十根管路和气管连接器连接完毕后，却没有设备检测连接好的管路是否漏气。
于是，他俯下脸，用自己的鼻子靠近管路，一次一次地闻！当他的鼻子移到一个管路与火箭活门的连接处时，闻到一股浓烈的臭鸡蛋味。
他当即作出判断：此处有泄漏！于是，他顶着毒气，迅速拧紧螺栓。
泄漏的燃料止住了，他却因中毒而倒在了发射台上。
战友们见状，很想过去扶他一把，但别的管路还未接好，谁也不能停下来。
当最后一根加注管路连接完毕后，战友们才将他匆匆送进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他的呼吸道和肺部均严重烧伤，这位战士已奄奄一息。
就这样，经20多小时的紧张战斗，400多吨燃料全部安全泄除。
至此，整个发射场的抢险工程初步结束。
面对危险，西昌航天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奋不顾身地冲向现场。当时，发射台已被总设计2000度的烈火烘烤过，手脚一接触就被烫得发出“哧哧”声，但谁也没有后退。
有人做过试验，在一定浓度下，将米粒大小的物体从1米高处掉在地上，产生的冲击力就足以引起推进剂的爆燃。
然而，为了保住发射场，保住火箭和卫星，西昌航天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据世界航天资料记载，像“澳星”发射出现的这种事故，抢险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国外航天界同行由衷地赞叹：
这是中国航天最成功的失利！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国家在世界航天史上是失败次数最少的，没有遗憾的中国人迎来了更大的挑战。
火箭残体被运回北京
在航天部试验队的宿舍里，10几位专家躲在一间小屋里，门从里面关得死死的，所有的人无心吃饭，无心抽烟，更无心喝酒，甚至连食堂的门也懒得进。
大多数屋子里的灯光都灭了，一切语言都显得是那样的多余，只有黑夜和这一切才显得那么协调。
有人说，在“澳星”发射失败的那个晚上，王德臣像瘦了一圈。这话并不夸张。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火箭的总设计师，当数亿国人及无数海外友人坐在电视机前，一心一意等着你设计的火箭升空，而你的火箭却偏偏趴在那里—动不动时，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虽说责任不完全在总设计师一人，但无论哪个系统出了问题，不管直接责任该由谁负，这枚火箭的总设计无论如何也是“在劫难逃”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指挥大厅。当他从大屏幕上看见火箭点火失败后，便很快带着秘书，驱车赶到了发射场。
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
因晚上山里天气冷，王总身上只穿着单衣，我特意塞给他一件毛衣，可后来发现，毛衣被他仍在了车上，他竟忘了穿上！
王德臣到发射场察看了现场后，很快便组织人研究如何走反程序，即如何按相反的程序来处理现场。
因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么大的发射失败的情况，所以没有预案。直到很晚，他才回到宿舍。
他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人们发现，壮壮实实的王德臣不仅瘦了一圈，而且那本已斑白的头发，似乎又多了一片白发。
“澳星”失败后，西昌市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街头巷尾，几乎见不到穿军装的军人。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特别是在西昌，在军界排居老大，自然当之无愧。在过去，别说逢年过节，就是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卫星发射基地的军人在西昌市里也是举目皆是。
一夜之间，发射基地的人都有了一种内疚的心理。许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西昌。
有的人急着要进西昌办事，也都换成便衣。而且就是穿着便衣走在西昌街上，浑身都有一种极不自在的感觉。仿佛四周总有无数双蔑视的眼睛在盯着似的。过去走在街上那种得意的感觉，想找也找不回来了。
据说有的同志连发的工资袋也不好意思拿出去用了，因为怕老百姓认出是基地的人。甚至有的战士还不无担忧地说：“进了西昌，要是被人认出来了，会不会挨揍哟？”
“澳星”发射失败的第四天，一列从西昌开往北京的专列火车，停在距发射场30余里的车场。
在西昌参加发射任务的部分航天部研制人员，怀着沉重压抑的心情，守护着伤痕累累的“长2捆”火箭，一起返回北京。
国防科工委和西昌卫星基地有关专家与领导，以及发射技术人员，专程前来车站送行。
这是一次少见的带有几分凄凉与悲壮的送行。天气阴沉，小站清冷。平时吵吵嚷嚷的火车站静得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
大家相互紧紧拉着手，默默给着对方打气。谁都知道，这时候，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
本来，发射站的人员还特意准备了鞭炮，想在这送行之际，为航天部的专家们放上几串，让他们高兴高兴。可临了儿，见谁也高兴不起来了，他们只好又将鞭炮悄悄收了起来。
汽笛一声长鸣，专列即将启程，航天部的专家们陆续登车。“长2捆”火箭研制总指挥于龙淮再次返身回来，含着眼泪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
于龙淮已是61岁的老人了。“澳星”失败后，他一连几天几乎没有合过眼。作为研制这枚火箭的总指挥，从组织、协调、指挥、生产，到火箭出厂、安全运到发射场，他不知耗去了多少心血。
两个月前，当“长2捆”火箭从北京搭乘专列来到漫水湾车站时，迎接的场面是那样的喜庆热烈，“长2捆”是那样的威风凛凛！
可现在，“长2捆”伤痕累累，如同一个战士，枪炮刚一打响，便躺倒在了“血泊”中。而他恰似一个打了败仗的指挥员，现在不得不带着受伤的队伍离开前线了。
人们望着明显衰老的于龙淮，想说什么，可又什么也说不出口。
列车徐徐启动。车厢里的气氛仍然很沉闷。大家沉默地望着窗外。列车穿过几个山洞，越过几座大山，大家的心才稍稍地平静下来。
然而，由于于龙淮在发射场连续苦战了100多天，加上“澳星”失败后受到沉重打击。这位刚强汉子倒下了，专列刚到成都，他便高烧39度，卧在铺上不能动弹。
3月30日21时，经过5天5夜的折腾，专列悄悄地驶进了北京车站。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王礼恒等前来车站迎接。
夜色中，沈荣骏、林宗棠、刘纪原和王礼恒已在站台等候好些时候了。北京三月的夜晚，寒气依然袭人。当专列徐徐驶进站台时，他们心里涌起的是一股难言的复杂滋味。
专列停稳后，车门打开时，人们看到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场面：一级火箭伤痕累累地躺在那里，病重的总指挥于龙淮躺在担架上，被几位同事从车上抬下，然后一步一挨地走出站台。
查明发射故障的真相
坐落在北京南苑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便是诞生“长2捆”大型运载火箭的摇篮。
“澳星”发射失败后，拥有近3万人的研究院一夜间仿佛坠入了一个无底洞。
专家们流泪了，工人们流泪了，家属们流泪了，连几岁的孩子也跟着流泪了。刚刚热闹了一阵子的大院，又陷入了比往日更加沉闷的寂静之中。
在最初的几天时间里，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语。收音机不开了，录音机不响了，偶尔有人打开电视，音量也开得很小很小。
甚至连每天上班时，往日人流如潮、笑语欢歌的大院门口，除了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和自行车轱辘的转动声外，也几乎听不到一句说话的声音。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失效分析中心，箭上点火控制电路中的程序配电器送到后，大家不顾旅途劳累，立即进入试验室。
大家连夜对程序配电器进行精确的性能测试，并在激光电镜下进行外观检查、解剖和录像。
总设计王德臣默默查看火箭出现故障部件后，连续几夜失眠了。
此后，他不顾自己感冒发低烧，衣袋里装上大把药丸，动手设计出一个独特的简易电路，为搞好故障分析试验攻克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经过17个昼夜的紧张工作，上百次故障复现模拟试验，4月14日，由航天专家屠守锷、粱守槃、梁思礼、陈芳允、王永志、谢光选等人组成的故障分析专家审查委员会，通过了故障分析报告。
“澳星”发射故障终于真相大白：
在箭上程序配电器第四、第五触点之间，有一个比米粒还要小得多的铝质多余物！当第四触点闭合时，活动的铝质多余物正好在该触点处，几次连锁反应后，致使第一、第三助推器发动机副系统关机。
导致发射失败的“祸首”竟然是一根像头发丝粗细的铝质多余物！就是这个概率极小的偶发性事故，导致了“澳星”发射的失利！
多么惨痛的教训啊！这在广大航天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为了这次发射，参加火箭设计、研究、生产、试验和发射的航天人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苦自不必说。然而，科学是无情的，一枚火箭由几十万个零部件组成，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发射的失败。
这次事故之所以没有造成灾难，是由于火箭本身自动紧急关机系统的作用：点火后7秒钟，所有发动机全部自动关机。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失利没有压垮中国的航天人，他们深深地知道，我们不能再输了，否则就要被别人挤出世界卫星商业发射市场。
中美澳三方继续合作
“澳星”发射失败，使中、美、澳三方原协定好的3月份发射第一颗“澳星”、8月份发射第二颗“澳星”的计划被打乱了。
下一步，“澳星”到底还让不让中国发射？如果让中国发射又何时进行？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经中、美、澳三方重新商定。
发射失败之后，我国航天人得到了美方和澳方的理解与支持。
发射失败后抢险的当晚，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的代表戈登·派克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
今晚发生的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人人都非常失望，但你可以听到几乎人人都在说：“我们将再来一次！”
失败的第二天，美国休斯公司负责人约翰·帕金森和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也表示说：
火箭发射出现故障是任何国家都难免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保证了卫星的安全，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愿意同中国继续合作。
而且，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和休斯卫星公司在失败后的第三天，就在悉尼发表了由澳大利亚卫星公司和休斯公司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
该声明指出：
尽管中国的“长2捆”火箭22日晚发射“澳星”没有成功，但两家公司完全相信这—问题会得到解决，下一次发射将会得到尽快安排。
我们无意改用其他国家的火箭来发射这两颗“澳星”。
发射失败的第四天，美国休斯公司总裁道尔夫曼便从洛杉矶向中国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发来一封电传。
发射受挫后，近共2000封感人至深的电报、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地飞向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中国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十一队的98名官兵来电说：
百折不挠的努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一切困难。别气馁，我们期待你们再次腾飞。
我国发射澳星受挫，没有影响国际市场对中国发射能力的信赖。
美国休斯公司、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为发射投保的保险公司认为，这次发射不是失败，而是紧急关机，发射中止。因为，火箭没有离开发时平台，澳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澳大利亚澳普图斯通讯集团主席史蒂夫·多尔夫曼当即表示：
委托中国发射卫星的计划不变。
组织火速再造长二捆
中国必须再造一枚新的“长2捆”火箭！而且，这次的时间不再是18个月，而是只有100天！
由于“长2捆”火箭已经实施点火，第一级火箭已经烧得遍体鳞伤，下次如果发射，现有的这枚火箭是肯定不能再启用了。
5月4日，中方科技人员飞赴美国的洛杉矾，向休斯公司同行通报故障分析结果，美方表示满意。
但他们希望将第二次发射的时间，提前到8月中旬。中方专家一听，心里暗暗吸了一口凉气。
这就是说，从3月22日失败这天起，到6月30日这天止，100天之内，无任何条件可讲，无任何价钱可谈，必须重新造出一枚“长2捆”火箭，保证6月30日火箭准时出厂！
中方专家略作思考，咬咬牙答应了。
消息传到研究院，全院2.7万名专家和职工发愤图强，急如星火，当即拉开了再造“长2捆”火箭的大会战。
院长沈辛荪深感肩上担子的份量。在赶制火箭的紧张日子里，他深入试验现场、研究室、生产车间，现场办公解决问题，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一个多月下来，他的身体消瘦了一圈。
火箭总指挥于龙淮因劳累过度血压升高，从西昌返回北京被送进了医院。
这位早已超过退休年龄的老专家，心里一刻也丢不下火箭，不停地打电话了解研制进度，请人来医院商量解决生产工艺中的难题，把病房变成了临时指挥部。
两天后，他索性悄悄从医院溜回研究院，加入了再造火箭突击队的行列。
火箭配件生产车间的石尚义是一名普通青年工人，他参加过第一枚“长征2号”捆绑火箭的赶制生产，并为此几次推迟婚期。
他这次承担起加工生产电阻盒的紧急任务，顾不上去探望住院的女友，带领钳工组的同伴们昼夜奋战，有时一口气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
当他提前一天完成任务，急匆匆赶到医院时，女友已溘然长逝。
火箭研制生产大会战中，许多单位摸索创造出流水作业“一条龙”的科学方法，大胆打破工序、工种间的生产界限。
铣工帮助钳工镗孔，钳工主动帮助下道工序划线，设计人员帮助生产人员，形成热气腾腾的大协作的生产场面。
大家自觉把产品质量放到首位，从自己做起把好质量关。据统计，有关科技人员、工人累计加班10万多小时，许多关键岗位的同志已连续加班一个多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或其他形式的补助，完全是靠自觉行动。
结果，100天之后，一枚新的“长2捆”火箭准时出厂。
1992年7月4日21时40分，载有“长2捆”火箭的专列经长途奔波，安全抵达西昌发射场。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各路航天专家，亦先后纷纷到达西昌。
中、美、澳三方风险合作，再次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