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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突击攻关
- 院长王永志发出号召说：“研制‘长2捆’火箭的决心，我们已经下定了！这是一场硬仗，是我院天字第一号任务，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它！”
- 在9天的时间里，其中还有7天是雨天，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用自己的双手绑扎了600吨钢筋，共计绑扎了180万个结点。
- “阿里安”火箭公司说：“到时候，如果中国造不出火箭，或造出火箭后发射失败，你要再找我们合作，我们的报价可就要比现在高三倍咯！”
组织突击研制长二捆
1989年1月，研制“长2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全国迅速展开，几乎半个中国都在为“长2捆”兴师动众。
它涉及国家外交、电子、铁路、民航、海关、公安、物资、能源、冶金等20个部委和总公司，涉及26个省74个市的300多家企事业单位。
这其中，工作最紧迫、最忙碌、最繁重、最艰难的，当然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我国过去研制一枚新型号的火箭，一般是5至6年。现在研制“长2捆”大型运载火箭，却只有18个月时间。而且，退路已经堵死，没有一点余地。
也就是说，倘若这18个月造不出火箭，或者火箭造出来性能不合格，那国家的形象、尊严，以及中国火箭和中国火箭专家的信誉，都将受到严重打击。好不容易刚刚打开的国际市场，就有可能因此而自毁前程。
还有，巨额的赔偿以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就会使中国的航天事业陷入极为被动而尴尬的境地。
另外，中国的两代航天人奋斗了30年才获得的这个优势和机会，也将因此而前功尽弃。
总之，用火箭专家们概括的两句话说，就是：
丢不起脸！赔不起款！
就在国务院批准研制方案后，一天上午，在研究院可容纳1000多人的礼堂里，全院隆重地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
在会上，院长王永志发出号召说：
研制“长2捆”火箭的决心，我们已经下定了！这是一场硬仗，是我院天字第一号任务，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它！
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散会后的当天下午，大家的神经就绷紧了。
随后，研制计划安排出来了。可当计划刚一公布时，无论是研究所的所长，还是工厂的厂长，或者是车间的老师傅，大家无不大惊失色，全都使劲摇头说：“这是不讲理的计划！”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过去设计一枚火箭至少一年半到两年，如今只给3个月；过去生产一枚火箭至少两年半到3年，如今只给14个月！
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想得通得干，想不通也得干。这就是当时我国航天人唯一的选择！
紧接着，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五个难关：第一是理论关；第二是设计关；第三是生产关；第四是试验关；第五是发射关。
捆绑式火箭对设计师们来说，难点恰恰就在“捆绑”二字。
要在一枚大型火箭上再捆上4个助推小火箭，这种结构他们只在国外的一些画报上见过。到底该怎么弄？还得靠自己琢磨。
此后，主任设计师李福昌用铁丝和报纸做了个捆绑火箭的小模型。
他成天就对着小模型琢磨：如果4个助推小火箭发力不均衡，火箭在空中失稳怎么办？4个捆绑小火箭中，万一有一个出现故障，火箭在空中栽倒又怎么办？
不久，经过大家的集智攻关，捆绑技术的方案终于解决了。
与此同时，在研究所另一个机房里，设计师孙思礼、杨德生等人连续奋战36个小时，终于解析出47阶微分方程，攻下了液体晃动和弹性稳定问题。
李福昌他们解决了“捆绑”方案后，又开始着手解决在火箭结构动力学分析中遇到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设计部门没有大型计算机。
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类似这种高科技、高精度的火箭导弹的设计生产，研究院里许多仪器设备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品，甚至个别的还有20世纪40年代的产品！
于是，李福昌他们想请美国同行帮忙计算。
美方的答复很爽快：行！
但按西方人的规矩，需付费30至260万美元的劳务费。或者对中方人员进行一下培训，只教给必要的计算方法，这样可为中方节省一笔费用，但这需要付30至60万美元！
火箭总设计师王德臣听后一边表示感谢，一边婉言谢绝，说：“让我们自己先试试看吧！”
其实，他心里在嘀咕：我现在还欠着一屁股账呢，哪有钱给你们？
于是，研究员朱礼文和高级工程师鲁昌签等人，决定用小容量的IBM个人微型计算机，即家用电脑开始尝试着计算。
由于这种小计算机无法进行大规模数据计算，他们便只好自己编了1万多条程序，先将整体切割成若干小部分，再进行推导、归纳、综合。
就这样，朱礼文他们整整用了5个月时间，计算结果终于出来了。仅他们演算使用过的稿纸，堆起来就一米半高。
后来，大家把某些计算片段同美国的大型计算机的计算结果一对照，结果发现，连小数点后面的尾数都相同！这让他们大喜过望，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火箭上某个部件，加工精度要求极高。按我国现有的设备仪器条件，一般技术工人根本无法达到要求。大家都知道，老师傅徐青松怀揣绝技，只有他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可徐青松身患膀胱癌，刚刚做完手术，正在医院里休养。这可怎么办呢？
没几天，徐师傅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徐师傅打起精神下了病床，拖着虚弱的身子默默来到车间。
此后，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徐师傅总是佝偻着腰身站在隆隆作响的机器旁工作台前。他一边挥动着手中的小榔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部件，一边不时取下别在腰间的毛巾擦着头上的汗水。
领导们强令让他休息，但他死活也不肯，说：“这个时候我不上，咱们不都得‘等死’吗？”
火箭体壁板成形，是钣金加工中关键一步。由于新购置的大型滚床没有按时到货，生产一时“搁浅”。
在这紧急关头，54岁的老工人杨友业主动向领导请战，凭着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把机床的吃刀量调小，用10多个工人抱着20毫米厚的铝板，一点一点往里送。
这样来回滚动18次，使铝板乖乖弯成一定弧度。厚板成型加工任务终于完成。
在加工元件时，老钳工傅永贤的手被钢屑划出一道道血痕，殷红的鲜血流在砂轮上，他专注盯住机床，居然没有察觉到。
青年女工郭力平的孩子高烧40度，为了抢时间，她硬是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一步。
在卫星整流罩的生产中，有毒的黏合剂渗透了工人的乳胶手套，“腌”黑了他们的手掌，肿胀的疼痛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顽强地坚持着。
在突击研制“长2捆”的18个月里，中国火箭研究院成功地采用新技术21项，突破技术难题20个，新工艺难题126项。
同时，还完成设计图纸24套、44万张，完成近84项、数十万个零组部件的加工生产和总装包括5000套特殊工装的设计和生产，完成地面试验近300项。
时间如此之短，效率如此之高，这在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30多年的历史上，从无先例。在世界航天史上，也是奇迹。
1990年4月底，第一枚“长2捆”在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诞生！
军民紧张抢建发射基地
要把“长2捆”火箭发射上天，还得有发射场。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可以发射“长2捆”这种大型火箭的发射场。于是，在突击研制“长2捆”火箭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也开始在西昌破土动工。
这样一座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发射场，除了设计上的难点之外，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样是经费少，时间紧。
建这样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1.1亿美元，法国用了2.5亿美元，而我国的预算费用却只有1.4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我国的经费是美国的1/5，是法国的1/9。
钱少，办事当然就难。但是没有什么办法，研究所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紧。
建这样一个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19个月，法国用了29个月，而我国只剩下14个月。
如果14个月里发射场不能如期竣工，势必拖延发射，后果将不堪设想。
担任发射场设计的，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所。到底采用一座什么样的发射塔，设计师们搞出了八九个方案。
在这之前，50多人的设计班子，在武汉熬了40个昼夜，连春节也顾不上过，才总算完成了5000多张设计图纸。
担任建造发射场的，是解放军一二四团、国防科工委安装大队和西昌卫星中心工程营、汽车营等单位。工程同时还动用了西昌5个县上千的农民工。
当大批突击队人马开进时，工程场地还是一片荒丘，乱石成堆。
工程破土动工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施工者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发射场坪的基础工作就只有靠推土机、拖拉机、大卡车、牛拉车、毛驴车和竹筐、背篓、铁锹、铁镐、钢钎，以及大量的人力苦干去完成。
火箭底部喷火时，需有一个导流槽。这个导流槽深30米，长70米，由于地底下全是石头，推土机拱到四五米深，就再也无能为力了。
剩下的只得靠人力，先爆破，再用两手往上抱，用背篓往上背。
当导流槽挖到了22米深时，坑底积满了70多公分厚的烂泥浆，使浇铸混凝土无法进行。
这种泥浆水泵抽不动，机械工具也无能为力。最后，官兵们只好挽起裤腿，用脸盆一盆一盆地往外端。
整整五天五夜，他们用脸盆从20多米深的槽底端出烂泥浆1000多立方米！
4月份，是西昌的雨季。为了赶在雨季到来前竣工，工地上彻夜灯火通明，大家是人歇工不歇，每一班又常常昼夜苦干。
就这样，短短几个月里，共挖掘、回填土石方近15万立方米，浇铸钢筋混凝土2万多立方米，砌各种毛石工程4万立方米，完成施工面积近2万平方米。
负责兴建这个发射场的副指挥长、原西昌卫星中心主任曲从治，本是一位相当壮实的汉子，可到后来，身体也只有靠苦苦支撑了。
为了能保证他支撑下去，老伴辞去工作，专门从北京赶到西昌，想给老头子洗上几件衣服，做上几顿饭。
老伴知道曲从治的胃不好，只能吃面条之类的软食，所以，临行前，便什么也没带，只把儿子从日本专门为他买回的压面机背到了西昌。
可老头子不分白天晚上，全泡在了工地，有时十来天也不见人影。结果，那专门从日本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到西昌的压面机，倒成了老伴的“伴儿”了。
在这场恶战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防科工委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
据说，这个安装大队大有来头：早在1962年，经周恩来同意，中央军委批准，从工程兵部队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六级以上工人中挑兵选将，组成了这支解放军唯一的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
在30年中，无论是人民大会堂庄严的国徽，军事博物馆巨大的石星，还是西昌、太原发射中心那高高的发射塔，都是由他们负责施工安装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留有他们足迹。
就是这支传奇的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在抢建发射场的420个日日夜夜里，为了抢时间，他们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从没休过一个星期天，创下了一个个神奇的记录。
他们在45天时间里，57人将近10万米的钢管搬运就位，将7万多个扣件一个一个地扣套在钢管上，将18万套螺栓用扳手一个个拧在扣套上。干完后，57人的平均体重下降3斤多。
在9天的时间里，其中还有7天是雨天，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用自己的双手绑扎了600吨钢筋，共计绑扎了180万个结点。
在7天时间里，他们用肩膀将一袋袋水泥，从火车站转运到20公里之外的发射场，共装卸了水泥4700吨，平均每天每人装卸水泥12吨。
在一年时间里，汽车连的汽车兵靠着4个轱辘，转运钢材5千吨，木材2千方，水泥4万吨，石子3万方，砂石3万方，机砖120万块，行程共计153万公里。
在进行发射塔施工时，支撑活动塔的车梁是一对笨重的庞然大物，它长29米，宽2.7米，高3.3米，重120吨。
要把这家伙从车上卸到月台上，再运到400米处的安装位置，然后再翻一个身，需要150吨以上的吊车和200吨以上的拖车。
但租用别人的拖车和吊车，需要40万元的租金。基地拿不出这笔钱，他们只好土法上马。
他们先用1500根圆枕木垫在地上，再用人拉、手推、钎撬，所有官兵的肩上和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和茧子。
就这样，他们硬是一寸一寸地将这两个庞然大物挪到了安装位置。
发射活动塔共有789根主杆件，需要拧上2万多套螺栓。要把这些杆件对接起来，必须有人爬进口径只有35厘米的口子里，由里往外串螺栓。
这个任务落在又瘦又小的小战士甘国林身上。他每天爬进离地面74米高的“黑洞”里作业。
就这样，他一个人拧完了两万多个螺栓。为此，他还被碰掉了3颗门牙。
40岁刚出头的大队长彭松林，身患颈骨风湿病，在抢建发射场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他和战士们风里雨里一起干。
工程结束后，他疲惫不堪地爬上了从成都开往北京的八次特快列车。当他屁股刚一落座时，对面一位小女孩竟亲切地叫了他一声：“爷爷好！”
浇铸导流槽时急需数以百吨的钢筋，这数以百吨的钢筋战士们用肩膀扛了7天7夜。
当副队长冯在强见战士们一边抬着钢筋，一边打着瞌睡迈着“醉步”时，实在不忍心了，便下了命令说：“原地休息5分钟。”
话音刚落，52名战士“呼啦”一声全倒在了一片潮湿的泥地上。一瞬间，他们就呼呼地进入沉睡状态。
副队长一边看着手表，一边看着睡在地上的战士，眼泪忍不住唰唰往外流。
他很想让战士们多睡上一会，可一想到10天之内必须完成的任务。于是，5分钟刚一到，他一狠心，又使劲吹响了集合哨。
听到集合哨响，战士们一个激灵，“呼啦”一声全都爬了起来，一声不吭地又干上了。
王焕岐、侯永祥、赵锡清、任英、尹中田、杨国堂6个人，都是安装大队名符其实的老兵，清一色的“老八级”。
他们之中，最大的73岁，最小的55岁，都已退休在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机械化设备少，施工条件差，他们干活全拼体力。因此，几乎每人都患有骨质增生、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
但是，为了确保发射塔的安装质量和工程进度，领导希望他们能去现场督阵参谋。
当大队参谋长牛三申赶回洛阳，向他们说明来意后，本已安度晚年的6位老师傅什么条件也不讲，当即便从洛阳赶到西昌。
他们每天从8时干到13时，在工地啃上点面包或饼干，然后再接着干。
在抢建发射场的420天里，安装大队的937名官兵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会战结束后，他们每人体重平均下降6斤。
另外，在这期间，还有17人的亲人病故，等他们建好发射场回到家里祭奠时，亲人的坟上已长出了嫩绿的青草。
就这样，14个月后的1990年2月初，新建的发射场如期投入试运行，随后进入入场设备调试阶段。
对外协调确保顺利工作
就在国内突击研制火箭、抢建发射场的同时，我国的对外协调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这句话对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来说，无疑十分恰当。
随着各国航天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竞争已日趋激烈。
早在我国与美国休斯公司签订发射合同之前，即“长2捆”火箭的研制计划刚向外媒透露的时候，就受到了来自国际上一些发射承包公司的排挤和打压。
例如号称美国“三大巨头”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麦道公司。
“三大巨头”公司实力雄厚，其“大力神”火箭、“宇宙神”火箭和“德尔塔”火箭技术成熟，大有包揽天下的气势。
所以，他们对一心想打入国际发射市场的我国“长2捆”火箭，自然是深怀戒备。
另外，当时苏联和日本虽然尚未跨入国际市场的大门，但各自都在暗中加紧准备，寻找时机。
这两个国家向国际卫星市场挺进的脚步声，已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与不安。以至于“阿里安”公司的总裁海登不无感慨地说：
苏联进入国际卫星商业发射市场，只是个时间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对北美“三大巨头”来说，当时最具竞争力的，要算以法国为首的欧盟联合企业“阿里安”航天公司。
该公司为了想长期垄断国际发射市场，因而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型火箭的出现，都相当敏感。
就在我国与美国休斯公司频繁接触期间，该公司一方面通过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某些火箭商业公司，向美国政府提请否决美国卫星在中国发射的许可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惜采取低发射价格，即将最初约5000万美元的报价降至3400万美元等各种办法，拉拢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
他们企图说服“澳星”公司改变初衷，从而达到选用“阿里安”火箭进行发射的目的。
据称，当该公司被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婉言拒绝后，他们还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到时候，如果中国造不出火箭，或造出火箭后发射失败，你要再找我们合作，我们的报价可就要比现在高三倍咯！
与此同时，西方的某些媒体，也对中国承包发射外星一事，大肆指责中国违反了中美政府关于中国发射商业卫星的协议。中国火箭靠国家补贴搞“低价倾销”、“提供廉价的发射服务，使国际发射市场陷入混乱”等等。
其实，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只不过是为了寻求一条生存的道路而已。
例如1988年底到1990年1月间，在国际市场上13个招标的卫星发射服务中，美国中标3颗，阿里安中标9颗，而中国仅中标l颗。
这就意味着，卫星市场上的大部分“油水”都流进了西欧人的腰包。
用我国航天人自己的话说：“我们不过是想出去找几个零花钱而已。”
为了疏通、理顺国际上有关的各种网络和关节，取得美国政府发放“澳星”的出口许可证，外交部、外贸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及海关等对外联络部门，一直坚持对外周旋，四处调解。
为此，他们默默付出了大量的、艰苦的努力。
为了支持中国的“长2捆”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按照国际惯例，在相同的保险条件下，对“澳星”发射采取了与国际市场相当的费率，承担了这份保险，使中国发射“澳星”有了可靠的经济后盾。
此外，为了保证美国卫星的技术安全，我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
中国无意通过发射外国卫星谋取其任何技术秘密。外国卫星及其辅助设备运抵中国直至发射过程中的技术安全，完全受到保障。
并且，外国卫星及其设备在出入中国国境时，还将受到海关免检的优惠待遇。
这就使外国的卫星在中国发射时，不再过多地担心自己的技术秘密被人窃取，从而在心理上有了安全感。
与此同时，中国的“长2捆”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在技术上的协调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
1989年3月27日，“长2捆”总设计王德臣带队前往美国洛杉矾，与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举行了关于“澳星”的第一次技术协调。
同年5月15日，澳大利亚卫星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又来到北京，与中方进行了第二次技术协调。
此后，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下令：
暂时中止使用已向中国颁发的“澳星”出口许可证。
于是，中美间火箭与卫星的技术协调工作，被迫中断。
此后经中美公司多方共同努力，直到同年9月29日，美国政府才宣布解除“澳星”许可证暂停令，中美双方可以恢复技术协调，并允许中方前往美国进行火箭与卫星的对接试验。
同年11月和第二年5月，中美双方又分别在洛杉矶和北京进行了两次技术协调。
至此，“长2捆”火箭发射前的对外协调工作，才算取得成效。
长二捆首次试射成功
1990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长2捆”大型运载火箭，竖立在西昌发射场97米高的发射塔上。
这一天，离合同规定的火箭试射时间，仅仅相差一天。
火箭上除搭载了一颗巴基斯坦的科学试验卫星外，还有一颗“模拟卫星”，即与“澳星”重量相等的铁疙瘩！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商业性模拟试验发射。因此，它不仅受到国内的关注，也受到世界的关注。
原因很简单：试验发射若是成功，“长2捆”火箭便可取得发射“澳星”的合格“通行证”；万一发射失败，我方不仅要赔款100万美元，而且中国的火箭通向世界的道路，便可能因此中断。
因此，举国上下，对这次发射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江泽民为此作了专门指示；李鹏、刘华清为此也有重要讲话；航天部参试的工作队，也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长2捆”火箭转往发射场的前夕，卫星工厂旁100多吨重的电动大门突然打不开。大门打不开，“澳星”的整流罩和其他设备便无法运出。
这时，被人称为“电总设计”的姜秋江当即爬上了13米高的铁门抢修电机。
电机修好了，可就在他准备下到地面时，由于劳累过度，他眼前—花，便从空中重重地摔了下来。
噩耗传来，西昌基地所有的人心里像堵了一块巨石。大家强忍住泪水，坚持继续手里的工作。
7月8日，火箭按时加注。第二天，火箭预备发射。由于正值酷暑，烈日炎炎，西昌基地像笼罩在蒸笼里一样。
中午时分，气温更高，而火箭体内温度又很低。高温高湿的环境使箭体内外形成了很大的温度差，从而引起火箭大量“出汗”。
这些“汗水”顺着箭体流入仪器舱，浸湿电缆，很容易导致短路。发射只好推迟到第二天。
第二天，天气照样炎热，火箭照样“出汗”不止。于是，基地指挥部领导一声令下，调来几百条毛巾，立即组织人员爬上塔架，每人手拿一条毛巾，为火箭一点一点地“擦汗”。
可箭体表层的“汗水”刚一擦净，箭体内又不断有新的“汗水”外往渗出。
现场有关专家们采取了多种急救措施，仍然不能解决问体。为稳重起见，指挥部决定：
暂时中止发射！
这时的火箭，几百吨燃料已经加注进去。
由于燃料加注后火箭未能按时发射，燃料在箱体内存放时间太长，因此，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燃料的腐蚀，火箭4个助推器上的传感器出现燃料渗漏！
燃料渗漏，危险极大！专家们当即决定：用胶带堵漏！
堵漏未能奏效。专家们又下令：改用扳手拧紧传感器！
但是，渗漏依然不止。指挥部果断决定：立即泄出四个助推器的燃料，更换新的传感器，堵死接管嘴！
于是，火箭总装厂副厂长乔守棣带着30名工人和技术员，立即进行排险！
国防科工委、航天部、基地和研究院几位领导亲临现场指挥。
7月13日上午，魏文举、陆阿宏两位老工人戴着防毒面具，抢先钻进火箭的尾舱，开始卸除传感器。
由于烟雾笼罩的舱内，不足5平方米，他俩只能一人举着灯，一人排除故障。
可当第一个传感器卸下后，由于贮箱内残存的液体喷流出来，使整个舱内毒气弥漫，一片昏黑，两位老师傅只能凭经验摸索着干。
毒气很快包围了他们，陆阿宏的手当即烧伤。十几分钟后，魏文举又中毒晕倒。
守候在外的协作人员立即将两位师傅拖出舱口。由于魏文举严重中毒，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
紧接着，第二梯队又爬进舱里继续排险。很快，陈立忠师傅又被烧伤中毒，也送进了医院。
又有人接着爬进去，又有人接着中毒晕倒。陆阿宏老师傅见状，带着伤痛又再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爬进舱内。
当时，陆阿宏老师傅已是一位年近60岁的老工人。解放前他是个做豆腐的小童工。
从事航天工作几十年来，小到车间，大到全国，他总当劳动模范，得来的奖章、证书、奖状有一大堆。
他很想买一个精致的小皮箱把它珍藏起来，可用他的话说就是：“买不起这样一个小皮箱，只好将它们装在一个饼干盒里。”
这一次，陆阿宏先后七进七出有毒燃料箱，凭着娴熟的技术和拼命的精神，一共8个传感器，他一个人就换下7个。
送进医院的陈立忠，从病床上醒来后，见同事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送进了医院，再也躺不住了，拔下氧气管就冲出医院。
然后，他拦住一辆大卡车，又匆匆返回了百里之外的发射场。
就这样，排险工作一直进行到当晚的24时，险情才终于得到控制。
可陆阿宏等12位工人师傅，都因中毒而被送进了医院。其中有4人被发了病危通知。
魏文举师傅则由于中毒严重，抢救无效，于当晚19时停止了呼吸。医生说，魏师傅的肺全被四氧化二氮烧烂了，完全失去了呼吸的功能。
噩耗传来，数千名参试者悲痛难抑。几位与魏文举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哥们，抱头痛哭不止。
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凝聚了我国航天人智慧、心血、汗水乃至生命的“长2捆”大型运载火箭，终于拖着桔红色的火龙，飞向太空！
美国“大力神”火箭副总设计八条先生也应邀观看了这次发射。
在当晚庆贺的宴会上，八条拉着总设计王德臣的手，有些歉意地说：“王先生，我上次讲的话，真对不起，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便研制、发射了火箭，实在了不起！看来你们中国人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我从心里为你们而感到高兴！”
他说的“上次”是指：他听说我国航天人要在18个月内造出“长2捆”大型运载火箭时，他不无揶揄地说：“中国人是不是吃了鸦片？”
“长2捆”大型火箭首次试飞成功，对中国走向世界，的确是相当关键的一步。
不过，与其说这是中国航天人的一大胜利，倒不如说这是对我国航天人恰如其份的一次安慰。
这次发射，将巴基斯坦搭载的一颗卫星准确地送入了预定轨道。
为此，巴基斯坦贝·布托总理专门发了贺电，巴基斯坦邮电部为此还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
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评论说：
“长2捆”可能使中国跻身于载人太空探索的先进国家行列。
法国《世界报》也评论说：
这是一枚令人生畏的火箭，通过7月16日的成功发射，加强了中国运载火箭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竞争对手的嘲笑，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但遗憾的是，这次发射，由于装在“长2捆”火箭第二级的某个系统发生故障，故未能将模拟的“澳星”送入预定的椭圆轨道。
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和休斯公司对此十分关注，并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中国火箭研究院很快对故障系统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最后确定故障原因，是由于某电路中一根插座的连线错误所致。
为此，以总设计师王德臣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又去洛杉矶，进行了多次技术协调。
1991年9月19日，“澳星”公司与休斯公司联合组成了一个有18人参加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中国。
他们对中方“长2捆”火箭的总装质量及调装定向系统修改试验情况，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评审，评审结果是他们表示满意。
于是，中美澳三方决定：
1992年2至4月，“澳星”在中国西昌基地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