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后期的政治概况

——八二一年——九○七年

唐宪宗死在八二○年二月，次年，唐穆宗改元，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是从八二○年开始。

唐后期凡八十七年。八二一年到八二二年，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局面，朝廷对三镇放弃统一的愿望，朝廷与藩镇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贯穿在唐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内部南司（朝官）与北司（宦官）之争和朝官间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大体上是依附南北司之争而进行的。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唐高宗改称为《姓氏录》），定士族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家数不多，其中还有轻南重北、轻山东重关中的偏见，上上至下下九品的区别，同是士族中人，仕途上待遇是不平的。唐世重进士轻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升迁比较容易，同是科场出身，进士与明经在仕途上的待遇是不平的。至于有人通关节而及第，有人才学优而落第，得失之间，当然也是不平的。士族入仕，又有科场出身和非科场出身（门资）的区别，在仕途上非科场出身的人是被轻蔑的。士流（流内也称九流）以外，又有流外九品，都是门户寒微，在官署里供吏职的读书人（能写能算和颇懂时务）。唐玄宗开元年间，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得过一百人，流外出身，每年倒有二千余人，足见流外人数量很大。流外每年有成千的人被铨叙作官（入流），固然妨碍流内的仕途，但不得任清资要官（文武百官分清浊，清流中又分清望官、清官两种，都有明白规定），仕进前程仍不及流内的远大，流内与流外在仕途上是不平的。唐高祖定制，“工商杂类，无预士流”。经营工商的业主和杂类（类似北朝的杂户隶户），根本不得入仕，与流内流外相比，是一个更大的不平。南北朝以来士族制度的残留部分和隋唐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不平，在唐中期已经暴露出来，到唐后期，相互间冲突变得愈益剧烈，表现为南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

宦官的出身属于所谓杂类，虽然也有官品，与士流、流外入仕情形不同。唐玄宗重用宦官，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神策军军士多是长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弟。例如唐僖宗时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祖先都是神策军籍，家产巨大，全国有名。

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禁军（神策军）派出去。禁军大将出重息向富家借钱，送给中尉，由中尉派作节度使，到镇后，加紧敲剥来归还本息， 利息一般是本钱的三倍，当时人称为债帅。显然，工商家子弟从中尉和债帅得官是不难的。八二二年，唐穆宗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限制，允许神策等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因此大批商贾、胥

吏（流外）用贿赂取得朝官资格。士流无法抵制，只好愤怒长叹。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宦官和朝官对立，也就是工商杂类和士族对立，宦官一方是官职的侵夺者，朝官一方是被侵夺者，南北司之争势如水火不相容，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士流的出路主要是做朝官，做朝官的门径主要是进士及第。自唐中期起，科场竞争愈趋于剧烈，举人（应考人）必须奔走名公贵卿的门下，设法取得公卿的赏识，公卿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及第后，新进士一起到主司（考试官）家通姓名，自称门生。门生们拜主司谢恩，行礼时，堂上有公卿观礼，这些公卿自然就是推荐者。崔群（唐宪宗时作宰相）曾知贡举，妻李氏劝崔群置庄田。崔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庄，良田遍天下。李氏惊奇。崔群说，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考试官看门生是自己的良田，门生看考试官是自己的恩师，再加上进士间的同年关系，以及进士与推荐者的关系，在仕途上很自然地会相互援引，到后来可能成为一个朋党。进士出身以外，门荫出身也是士流入仕的一条路，这两种出身的人，互相轻视，如郑覃的父亲郑珣瑜作过宰相，郑覃以父荫得官，到唐文宗时作宰相。他主张废进士科，认为士有才就可任用，何必有文辞。又如李德裕的父亲是李吉甫。李德裕不从科举出身，做官升迁到宰相职位。他也主张废进士科，以为朝官应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进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才干，总不及公卿子弟的熟悉政事。非科场出身的郑覃、李德裕二人是一个朋党，和郑李对立的一个朋党，首领是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孺。两个朋党各有大批徒众，一个朋党得势（首领作宰相），便尽量斥逐敌对朋党，让出官位给本朋党。为巩固本朋党既得的官位，双方都怀着杀机，要对方首领败死不能再起。大抵宦官侵夺官位愈多，朝官剩下的官位愈少，朋党之争也就愈益猛烈，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唐后期朋党之争， 一直延续到亡国，原因无非是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争夺官位，这批那批的形成却常常与科场有关系。及第的人骄傲轻薄，不及第的人失意怨恨，这两种人也结成深仇。失意人找出路，很多投奔藩镇作谋士，如李振屡举进士不第， 后来，帮着朱全忠覆灭唐朝，教朱全忠杀唐残余朝官三十余人（多是进士出身），投尸黄河。唐后期，南司与北司相争，这一朋党和那一朋党相争，再加流内和流外相争，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争，唐统治阶级分裂成许多敌对集团，各为争夺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刻剥民众来满足大量狂斗者的贪欲。

按照这些矛盾发展的情况，唐后期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八二○年——八四○年）

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对宦官，他们的得势或失势，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系，因之，朝官注意的是新皇帝有什么态度，至于皇帝的废立生杀，没有人敢持异议。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当时成德、幽州、魏博三镇相继叛变，朝廷不得已，承认三叛镇的割据。从此，河北三镇又脱离唐朝，唐朝也不再存收复河北的想望。唐朝廷要做的事，只剩下朝廷内部的冲突。

因为宦官势力极盛，朝官的分化也跟着激烈起来。八二○年，唐穆宗即位，首先斥退走吐突承璀门路的宰相皇甫镈，不久，由皇甫镈荐举的宰相令狐楚也被罢免，宰相换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有的走宦官门路，有的为宦官所满意，裴度为首的一部分朝官都受到压抑。元稹交结宦官，得做知制诰。元稹本是著名诗人，做知制诰是胜任的，只是官从宦官得来，被朝官们鄙视。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说，这东西从那里来的！朝官对依附宦官的朝官当作苍蝇看待，双方的怨恨可以想见。元稹助宦官破坏裴度对叛镇的用兵计划，八二二年，河北战事结束，元稹达到求相目的，被任为宰相。宦官和元稹排斥裴度出朝，一批朝官力请留裴度在朝， 结果是裴度、元稹同作宰相。两派继续争斗，二人做了几个月宰相，同时罢免。另一走宦官门路的旧相（唐宪宗时曾作相）李逢吉得到机会，又作宰相。八二三年，李逢吉引牛僧孺作相。牛僧孺是庸人，还不算是奸人，李逢吉荐引他，是利用他来阻止有作相资望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八二四年，唐穆宗服长生药病死。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比唐穆宗更荒淫无度，宦官王守澄、宰相李逢吉互相勾结，尽量排挤守正的朝官。翰林学士韦处厚上书劝唐敬宗重用裴度，并且说，管仲曾说过：“人离而听之则愚（《管子·君臣上篇》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与乱并无其他道理，只是“顺人（民）则理（治），违人（民）则乱”。韦处厚说治乱的本原是对的，说给唐敬宗听，却是对聋人说话。八二五年，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要发生变乱，辞去相位，出任节度使。一部分朝官力荐裴度，八二六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贬，出任节度使。八二七年，宦官刘克明等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庸宪宗子）。枢密使王守澄等所谓四贵（两个枢密使、两个中尉是最有权力的宦官，称为四贵）发禁兵迎立江王李涵（唐穆宗子即位后改名昂）为皇帝（唐文宗），杀刘克明、李悟等。李悟已经接见过宰相以下百官，算是准备登位的皇帝，王守澄等杀死李悟，另立唐文宗， 宰相以下百官不敢有异议。唐文宗感到本身毫无保障，想从朝官方面取得一些力量来和宦官对抗，皇帝有这种倾向，朝官也就敢于和宦官对抗，南北司的斗争在唐文宗时表面化了。

八二八年，名士刘蕡（音坟 f6n）应贤良方正科，对策中公开反对宦官。

他说，法应该划一，官应该正名。现在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 政权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没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认为无罪，法出多门，是非混乱，原因在于兵、农（民）地位悬殊，中外各自有法。又说：现在兵部不管军政，将军（上将军、大将军） 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朝官）看作仇敌；足一登军门，便把农夫看作草芥。这些武夫，依仗宦官势力，只会擅作威福，欺压民众。宦官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又利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这难道是先王经文（以文为主）纬武（以武为辅）的意思么！他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官，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以为这样做， 可以救皇帝和国家。刘蕡的对策，考官非常叹赏，因为怕宦官，不敢录取。许多朝官和士人替刘蕡抱屈，议论纷纭，准备上书给唐文宗。宰相裴度不让上书，以免双方冲突不可收拾。刘蕡虽然下第，却代表朝官发动了对宦官的攻击。唐文宗依靠朝官，作消灭宦官的准备，可是，他那种昏愚的行动，决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八二九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作宰相。李德裕是唐后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裴度推荐他，是有意义的。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走宦官门路，取得宰相职位，排挤李德裕出朝去做义成（治滑州） 节度使。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斥逐拥护李德裕的朝官，八三○年，连裴度也被排挤出朝去做节度使。他们还嫌义成地势重要，调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使离开朝廷更远些。李宗闵、牛僧孺这一朋党，依附宦官， 唐文宗只好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君臣间密谋诛灭宦官。

宋申锡秘密搜罗助手。八三一年，王守澄和他的亲信人郑注发觉宋申锡的密谋，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王守澄据诬告奏闻。李凑有些声望，唐文宗一向防备他，怕有人拥立他为帝，看到奏书，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近人，到宫中严审。亲近人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唐文宗自以为证据确凿，召集满朝大臣，宣布宋申锡罪状。朝官都知道是个冤狱， 有些朝官力争将狱事移到外朝来覆按，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锡作了些辩护。郑注怕覆按暴露出真情，劝王守澄请唐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算是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表示放桀于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来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锡。他并不察觉自己是失败者，还想用同样的方法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当然，只能得到更大的失败。

八三二年，唐文宗罢免宰相牛僧孺，召还李德裕。八三三年，任李德裕为宰相，罢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得势，排斥李宗闵朋党，这自然是两个朋党间权利的争夺，但李宗闵朋党被排斥，宦官势力也就多少有些削弱，对唐文宗是比较有利的。八三四年，唐文宗得中风病，王守澄荐郑注诊治，郑注竟成了唐文宗的宠臣。王守澄又荐举一个叫做李训的妄人，唐文宗认为是奇士，要用作近侍官。李德裕坚决阻止，唐文宗不听。王守澄、李训、郑注憎

恶李德裕，使唐文宗召还李宗闵为宰相，斥逐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员调动纷纭，朝廷为之不宁。唐文宗束手无策，只好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李宗闵朋党依附宦官，两个朋党相争，其中也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对宦官的意义，唐文宗不知保持用来较为有利的李德裕朋党，却为了想去掉朋党，因而加强李宗闵朋党，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党的包围中，但是，他还在想望诛灭宦官。

八三五年，唐文宗将心事密告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二人认为有大利可图，都答应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给唐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中尉， 分王守澄的权势，又斥逐李宗闵出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徒党，遭受贬逐，重要官职都换用二人的徒党。唐文宗任郑注为凤翔节度使， 李训为宰相。二人声威大振，杀死不少大宦官，又杀死王守澄，没有人敢出面反抗。二人密谋由郑注选凤翔兵数百人，作为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时， 唐文宗令全部宦官去会葬，郑注纵亲兵杀死全部宦官。郑注去凤翔准备兵力。李训和徒党商议，以为如此行事，功劳将被郑注占去，不如先下手，杀了宦官再逐走郑注，可以独得大功。李训上朝，使徒党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训率众官去察看。李训回来说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惊讶，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再去覆视。仇士良等前去，李训先使徒党率部曲数百人潜伏在左金吾，准备杀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夺唐文宗进入宫内。李训见阴谋失败，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宫，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训和他的徒党，宰相李训、王涯等以下被杀千数百人，郑注也在军中被杀。李训、郑注原先商定的阴谋， 唐文宗是同意的，后来李训自定的阴谋，也得到唐文宗的同意。这说明他只求杀死宦官，至于如何杀和杀了以后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虑的小事。他看宦官仅仅是若干个阉人，不看见宦官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甚至不看见宦官与神策军的关系，以为用阴谋一杀即可成事。这种愚蠢的想法和行动，决不会让他获得什么好处，果然，他行事失败，成为宦官的俘虏。

经过这次所谓甘露之变，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北司压迫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视。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着儒服（士人）的人，宦官士流间关系一时变得异常紧张。八三六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罪恶。昭义是个强镇，宦官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行施一些职权。南北司虽然强弱悬殊，在强藩声援下，南司仍保持对抗的局面。

唐文宗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八四○年，唐文宗病死。

第二段（八四○年——八五九年）

八四○年，仇士良等立颍王李瀍（音禅 ch2n）为皇帝（唐武宗）。唐武宗用李德裕为宰相，唐文宗时候的紧张形势，开始缓和起来。宦官与朝官冲

突，朝官固然受损害，宦官也不是完全有利，极度紧张以后，双方都需要有一时的安静。当时朝廷对昭义镇用兵，边境上有回鹘的侵扰，也是朝廷内部需要安静的一个原因。李德裕处理藩镇和边境事件，都收功效，南司威望提高，北司也就相对地退缩，因而呈现暂时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自唐武宗至唐宣宗，前后保持了二十年，在唐后期中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期。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德裕富有政治才能，足以取得这种信任。会昌年间，唐朝声威颇有再振的趋势，这和李德裕的相业是分不开的。采取适当的态度对待宦官，是他相业有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待宦官——宦官与士族对立，又同为唐政权的构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势必不得士人心，触犯宦官，又势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监军杨钦义奉召还京，大家都说一定去做枢密使。李德裕接待他同平常一样，并无加礼，杨钦义很不满意。过了几天，李德裕请杨钦义宴会，情礼极厚，宴后，还赠送不少礼物，杨钦义喜出望外。杨钦义行到汴州，奉旨仍回淮南。杨钦义送还礼物，李德裕不受，说这不算什么。不久，杨钦义被任为枢密使。唐武宗用李德裕为相，与杨钦义颇有关系。李德裕不因杨钦义将作枢密使特加礼貌，也不因不作枢密使收回礼物，使杨钦义不敢以炎凉鄙态来看待李德裕。临行设宴送礼，使杨钦义感到同僚的情谊。杨钦义荐举李德裕，并非李德裕有求于杨钦义。这样对待宦官，在唐后期，应该说是较为适当的态度。

李德裕在相位，抵御回鹘、收复昭义镇，用兵都有功绩。立功的原因之一，是对待宦官得法。李德裕以为唐德宗以来，朝廷出征总是失败，原因有三个。一是诏令自宫内发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二是监军任意指挥军事，将帅不得自为进退。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牙队（卫队），留老弱兵出阵战斗，战时，监使率卫队骑马在阵后高处观望，见阵势小却，便策马先走，阵上兵士望见，跟着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等商量，一请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二请监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牙队，有功一体给赏。牙队人少监使自然不敢到阵后观战，不观战也同样得赏，真是有利无害。杨钦义等赞成他的意见，奏准实行。从此诏令不从宫中发出，将帅得施展所长，战争都获得胜利的结果。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显有成效，因之对宦官不甚依重，宦官势力也就有些削弱。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任命崔铉为宰相。老宦官埋怨杨钦义等，认为枢密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势改变，不敢出面争老规矩。唐武宗憎恶仇士良，表面上却极为尊宠。仇士良自称老病，唐武宗允许他致仕。仇士良回家，给送行的宦官传授秘诀， 说，天子不可闲着无事，要常常引导他纵情享乐，乐事一天比一天新，一月比一月好，忙得他别的事都忘了，这样，我辈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紧的是不可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朝兴亡的故事，心里害怕，我辈就要被疏远，仇士良说出了秘诀的前一半，不说出的后一半是用神策军威胁朝廷。唐

武宗、李德裕在前一半范围内削弱了一些宦官势力，宦官所损极微，朝廷却获益不小。

防御回鹘——回鹘被西邻黠戛斯部落攻破，诸部逃散。八四○年，回鹘一部分贵族嗢没斯等各率所部到天德军（天德军使驻天德城，城在中受降城西北三百里。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等谋立边功，请出击回鹘。李德裕力排众议，坚请唐武宗约束田牟，不许邀功生事。八四二年，嗢没斯等入朝，任归义军军使。回鹘乌介可汗率所部侵扰天德、振武（振武节度使驻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两军边塞，八四三年，唐兵大破乌介所部，乌介逃走。回鹘衰弱，正是边将邀功生事的机会，李德裕约束边将，设计分化敌军，部署既定，一击成功，可谓善于用兵。

收复昭义镇——昭义军所辖有泽（治晋城，山西晋城县）、潞（治上党， 山西潞城县）两州，又有河北邢（治龙冈，河北邢台县）、洺（治永年，河北永年县）、磁（治滏阳，河北磁县）三州。节度使驻潞州。唐文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仇士良拥立唐武宗，刘从谏愈益愤恨，积极准备割据。八四三年，刘从谏临死，使刘稹继位。李德裕劝唐武宗用兵，说，泽、潞地近京师，如果准许节度使世袭，四方诸镇谁不想效尤， 朝廷号令再不得行了。当时宰相和群臣都主张姑息，请唐武宗同意刘稹作留后。这确是唐朝廷的严重关头，李德裕独排众议，坚持收复昭义镇，对朝廷是一个大功绩。唐武宗问用兵的方略。李德裕说，刘稹依恃河北三镇的援助， 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势孤，就难有作为。委两镇攻邢、洺、磁三州，并允许重赏有功将士，两镇比较利害，可能听朝命。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决心讨伐刘稹。

战事完全按照李德裕的预定计划进行。邢、洺、磁三州抵不住两镇的压力，八四四年，开门出降。朝廷派人作三州留后，防止两镇请地。泽、潞被唐将石雄等攻击，势已不支，失去河北三州后，内部更慌乱，泽、潞诸将杀刘稹来降，朝廷收复昭义镇。

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八四○年，李德裕任宰相，初次见唐武宗，便论及朋党。他说，要做好政治，必须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 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主鉴别邪正，确是难事。他提出鉴别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专闹朋党。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别邪正，这个标准并不错，但自信正人不会闹朋党，这就使他不能发觉自己也在闹朋党，与李宗闵、牛僧孺辈同样排除异己，报怨复仇。事实上，李宗闵、牛僧孺是朋党的首领，不同于一般徒党；李宗闵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闵，二人情节也并不全同；至于一般徒党，各人情节更有多种的差别。一概看作邪人， 予以排斥，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八四二年，唐武宗想用白居易为宰相，李德裕说，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他的堂

弟白敏中有才干也有文学，可以擢用。唐武宗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居易是时已七十一岁，患中风病有三四年，不堪作相是事实。白居易妻族杨氏属于李宗闵朋党，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时，为避免朋党的牵连，力求作闲散官， 无意仕进。李德裕答唐武宗问并荐举白敏中，似乎不曾疑忌他们有朋党。可是，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的做法，连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见朋党相争，受伤害的人是很多的。

朋党积习使李德裕不免凭爱憎用人，日久积成众怒，宦官乘机进谗言， 说他太专权。八四六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继位。唐宣宗用白敏中为宰相，君臣二人以更严重的朋党积习排斥李德裕朋党。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与唐穆宗为兄弟，按常例不可能继承帝位。因为他从幼年时起，很象个痴人，唐文宗、唐武宗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和对文、武二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他为皇帝。唐宣宗即帝位以后，宦官和朝官才知道他有心计，痴是伪装出来的。

唐宣宗的施政方针是尽量否定会昌（唐武宗年号）年间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徒党，说李德裕是奸臣。李德裕用是否依附宦官作区别邪正的标准，对李逢吉、李宗闵这些走宦官门路的首领来说，是适合的。唐宣宗区别忠奸，也有他的标准。他要表明自己是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诬郭太后（唐宪宗正妃）、唐穆宗母子与宦官同谋杀唐宪宗。唐穆宗既被指为逆， 诸子敬、文、武三宗自然也是逆，李德裕得唐武宗信任，称为奸臣也就有理由了。以仇视奸逆的精神来进行朋党争斗，朋党积习更发展到最高点。

唐宣宗前后信任两个宰相，自八四六年至八五一年，白敏中为相，自八五一年至八五九年，令狐绹（音桃 táo）为相。白敏中与李宗闵朋党有关系。令狐绹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楚与皇甫镈、李逢吉同朋党，唐宪宗时为宰相。令狐绹本人是李宗闵朋党。白敏中、令狐绹逢迎唐宣宗，凡不被李德裕重视的人，一概重用，被李德裕排斥的那些朋党中人，自然更要重用；凡唐武宗时做成的事，如废除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如裁减州县冗杂佐官一千数百员，唐宣宗时改为复兴佛教、增设冗员。举这些例可以推知当时的朝政。

当时吐蕃内乱，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据秦（治成纪，甘肃秦安县北）、原（治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安乐（鸣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三州及七个关（原州有七个关）来归。三州士民千余人到京师阙下朝见唐宣宗，欢呼舞跃，庆喜得回到故国来。士民当场解除吐蕃服装， 换上唐朝衣冠，观欢都感动得高呼万岁。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肃敦煌县）人张议潮，乘吐蕃大乱，率汉民众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来朝。唐宣宗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发兵收复瓜、伊、西等十州，使张议潭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湟土地上汉民众全部归唐。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节度使。唐肃宗时，吐蕃夺取西北州镇，唐国境退缩到凤翔、邠州一带，原因是安史叛乱。唐宣宗时，十一州来归，原因是吐蕃内乱。唐朝君臣不在这一点上有所戒惧，却早在三州七关来归时，

宰相便以克复河、湟为理由，请唐宣宗加尊号，唐宣宗也认为河、湟克复了， 给唐顺宗、唐宪宗上尊号“以昭功烈”。事实上，唐宣宗君臣这种浮夸不实的做法，正说明满足于三州七关的取得，并无勇气去收复河湟。河湟收复， 是汉族民众的力量，唐朝廷并没有什么“功烈”可说。

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唐宣宗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杀唐穆宗作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被杀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罚。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诏说，长庆（唐穆宗年号）初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经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难知的罪名滥施刑罚以后，对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对宦官方面， 却和唐文宗一样，杀了一批谋害唐宪宗的宦官，还想杀所有宦官。八五四年， 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 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自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内战，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较最平静的一段时间。这是大震荡到来以前的短暂平静。在这段时间里，爆发大震荡的条件酝酿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党的失败和南北司争斗的再度紧张，使得唐朝统治又有进一步的削弱。统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败坏，久受剥削和压迫的民众，自然要起来反抗这个腐朽统治。但是，民众还没有养成取得胜利的力量，各种腐朽势力却乘机大扩张， 这就出现了大震荡的局面。

唐宣宗反对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独不反对吃道士的长生药。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长生药病死，宦官王宗实等立他的长子李漼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严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马植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马元贽送马植一条宝带，被唐宣宗发现，第二天就革去马植的宰相职位，贬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韦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补一个重要官缺。韦澳辞谢不做。家里人埋怨他，他说：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说我走什么门路得来，怎能辩白清楚！你们不知道时事不很好么？都因为我们这些人贪名位的缘故。照韦澳的说法，依附宦官仍旧是求官的一个门路，不过要做得非常隐蔽，否则就会遭受众人的攻击。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门路，另方面，多数人为表现自己，争夺名位，造成一种虚矫的风气。不管事情多么小，只要与宦官有些牵涉，便成被排斥的对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进士叶京经过宣武镇，参与宴会，识监军面。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路上遇监军，彼此打了个招呼，大家喧哗斥责，叶京一辈子不得仕进。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唐统治崩溃的一个标志。南北司相互仇视，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内部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展着朋党积习，彼此寻找借口， 互相排斥。唐中期以来构成统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状态，崩溃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来，雇佣兵成为支持唐政权（自神策军至京外各镇）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雇佣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骄兵（包括悍将），军事重镇的士卒多骄悍成风，尤其是那种受特别待遇类似部曲的亲信兵。例如唐穆宗时，王智兴作武宁节度使（驻徐州），募强悍兵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都（军）。这种骄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乱，群起附和，节度使只好从后门逃走。一类是弱兵。军事上次要的藩镇，兵将都有（未必足额），战斗力不强。一类是虚兵。军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数很少，根本没有战斗力。例如浙江东道设都团练观察使，治越州（治会稽，浙江绍兴）， 辖地有越、台（治临海，浙江临海）、明（治鄞县，浙江宁波）等八州。越州现兵不满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数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弱兵容易调动，人数又多，一道有事，邻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镇压个别的民众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调动时，唐朝廷就难以维持了。

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众起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三段可分前后两部分。自八五九年浙东裘甫起义至八八四年黄巢兵败被杀为前一部分，这时候，广大农民与唐统治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居于第一位，掩盖了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为后一部分，

这时候，唐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又居于第一位，藩镇起初利用这种冲突得到割据的利益，最后藩镇消灭这种冲突，转入五代十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