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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中央派出友谊之团
-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 邓小平说：“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对赫鲁晓夫说：“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
刘宁一反对苏方无理指责
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6月9日，北京1万多名工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各国代表，热烈庆祝这次充满反对帝国主义战斗意志的理事会会议的巨大成功。
这是各国工人兄弟的一次盛大集会，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充满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以及兄弟般友谊的热烈气氛。
当天晚上，大会堂主席台上布满了盛开的鲜花。
主席台正中高悬着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旁，树立着10面巨大的红旗。
主席台对面挂着金字红底的中文和法文标语：
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7时3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北京市总工会主席王炯等，陪同世界工联主席意大利的诺维拉，副主席苏联的格里申、法国的弗拉商、墨西哥的托列达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瓦恩克、印度的丹吉、捷克斯洛伐克的苏普卡、波兰的洛加—索文斯基、乌拉圭的巴斯多利诺等登上主席台。
登上主席台的外宾还有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意大利的葛拉西、苏联的别列金、罗马尼亚的戴奥多里斯古、法国的布拉、印度尼西亚的苏吉利、苏丹的札卡里亚，以及执行委员会，理事会理事、候补理事，各国工会的特邀代表等。
这时人民大会堂里奏起欢迎的乐曲，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出席这次庆祝大会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朱学范、李颉伯，书记处书记栗再温、康永和和各产业工会负责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陈克寒。
到会的首都工人们全体起立，用充满友情的热烈掌声，向来自五大洲的世界各国工会代表们致以兄弟般的敬意和祝贺。
庆祝大会在庄严的中国国歌声中开始。北京市总工会主席王炯代表北京市职工向各国的工会代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且衷心祝贺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胜利闭幕。王炯说：
这次会议谴责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声援了阿尔及利亚、古巴、日本、南朝鲜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的正义斗争，号召国际工人阶级加强团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北京工人们对此表示完全拥护。
……
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对于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各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必将发生积极的作用。
王炯最后说，当前我们正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时代，让我们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击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侵略势力，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大道上奋勇前进。
世界工联副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理事会会议的工作，是在加强全世界工会和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争取保障各族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这次会议，像全世界进步人类一样，痛斥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集团。
格里申指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世界和平的最重要保障。社会主义阵营在与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各国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下，将束缚住任何侵略者，制止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挑拨的任何阴谋。
格里申强调，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仍将威胁各族人民的安宁，仍将制订发动新战争的罪恶计划，力图保持自己在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各国的统治，以便剥削和掠夺劳动人民，以各族人民的血汗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来大发其财。
他最后高呼：
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当庆祝大会结束时，乐队奏起国际歌，这时，各国工会的代表们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乐声用各种语言唱起这支鼓舞全世界工人解放斗争的歌曲。
庆祝大会结束后，外宾们同北京工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大厅里一起举行联欢，观看各种精彩的节目。
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前，中苏双方的分歧已十分明显，甚至双方的争论已经公开化。
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争论。
中国代表团认为，该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
6月1日，中苏双方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中方的这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掺杂感情色彩。
6月7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
中国在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上，首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
苏联方面就此提出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从此，中方开始考虑如何重新调整中苏关系。
中央组织编写对苏联答复书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成为中苏两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苏论战的全面爆发。
6月23日下午，苏联代表团将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21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交给中国代表团。这份文件的中文译本长达84页，主要内容是对中共中央进行全面攻击。
1960年6月24日，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果然不出中方所料，一开始，赫鲁晓夫就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进行全面攻击。
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并组织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
赫鲁晓夫煽动大多数党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给中共扣上了一系列的大帽子：“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等。
后来，中国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团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
代表团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发回指示，要求代表团做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对赫鲁晓夫仍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央指示，对兄弟党采取讲明真相、说清是非、坚持团结、尽量避免争吵的方针。
6月25日，中共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为了顾全大局，中方还是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中国代表团回国后，针对苏共的“通知书”，中共中央开始组织写作《答复书》。
1960年7月5日到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除了总结中苏关系之外，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书。
参加起草“答复书”的阵容很强大，有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姚溱、张香山、范若愚，还有外交部的乔冠华、余湛，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
参加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
《答复书》分为12部分，着重讲到5个问题：
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方的恶意攻击；第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援助中国的合同；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第四，赫鲁晓夫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苏共在“通知书”中对中方的观点极尽捏造之能事，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很多观点前后矛盾。一会儿说时代的性质、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不能对帝国主义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会儿又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能按老眼光对待帝国主义。
在《答复书》里，中方责问苏共，既然你们承认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不能放松警惕，不能麻痹，为什么赫鲁晓夫又大肆鼓吹“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苏共“通知书”里还讲到，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革命可以取得胜利，并举例说日本、南朝鲜、土耳其等国家群众运动兴起，15年来，有27个国家取得独立。他们把这些算作是和平共处的结果，说和平共处能够促进革命的胜利。
中方就此反驳苏方，说他们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诡辩，这些胜利从根本上说是这些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结果，是人民革命运动，特别是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不能算在苏共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账上。
在《答复书》里，中方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过激言辞没有理睬。比如他说什么“民兵是一堆肉”、“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到北京去”等等。但揭穿了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搞中苏共同舰队的阴谋。
苏共在《通知书》里对此事讳莫如深，中方在《答复书》中指出，赫鲁晓夫就是因为中国抵抗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所以才攻击中国。
在《答复书》里，中方还提出以团结为重、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等五项建议。这五项建议是：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原则，是中苏两党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判断是非的准则。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原则。
第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来求得解决。中苏两国、两党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的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取得一致。
第四，中苏两党应该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第五，中苏两党应当在上述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11月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
中共中央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多次与苏共交换信件，并且广泛听取各兄弟党的意见，同意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然后由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组成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共同协商，起草一份文件，最后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即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邓小平率团抵达莫斯科
1960年9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答复书》草案进行讨论和最终定稿。
10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和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这个《答复书》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准备在15日动身去莫斯科，跟苏共代表团进行谈判。
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一行有几十人，代表团成员中包括联络部和外交部的负责人。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毛泽东家中开会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估计，这次会谈一定会争论激烈。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是试探苏方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压制中国。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会议认为，赫鲁晓夫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激烈地斗争。中方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说：
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这年，邓小平56岁。早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的一员。此前，做为副职，他曾数次赴莫斯科，参与中苏论争。
出发之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还一一检查了正在这里进行着紧张准备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逐件逐件地检查落实各项事情。
看着邓小平那种认真的劲头，有人笑着对他说：“小平同志，你对毛主席讲，要他放心，那我们也对你讲，请你放心……”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邓小平认真地对大家说：
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担子不轻，意义重大。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总之，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于9月15日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北京。如果同坐一架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损失就太大了。
邓小平和陆定一等坐一架飞机，彭真和其他人坐另一架飞机。邓小平乘坐的飞机当天就到了莫斯科，彭真乘坐的飞机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后，因为天气不好不能直飞莫斯科，只好改坐火车，于9月16日才到达莫斯科。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乘苏联图—104专机，先飞伊尔库茨克，受到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别洛夫、苏共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苏共国际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阔夫的热情迎接，在他们陪同下一起到达莫斯科机场。
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
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别墅坐落在林木茂盛，环境优美的地方。
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非常友好，是高规格的。
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是在大使馆进行。
有一次，翻译李越然等人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立刻找他们联系，严肃地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
看到苏联警卫人员紧张的神情，李越然不由得想起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邓小平时，曾对赫鲁晓夫讲过的一句话：
希望你们把他像我一样来对待。
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时，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高规格的欢迎宴会。
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入大厅。赫鲁晓夫等候在大厅里，双方互致问候，一一握手。
虽然这次在莫斯科是高规格的接待，但斗争仍然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的气氛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此行的目的。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1960年9月15日晚，苏共中央为中国代表团的到达举行高规格的欢迎宴会，地点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参加这次宴会。
宴会一开始，赫鲁晓夫同邓小平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正式开始。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锋，从这天一见面的欢迎宴会上就拉开了序幕。
在宴会前的记者见面会上，邓小平显得冷静沉着又大度从容，赫鲁晓夫虽然保持着惯常的那种微笑，但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不妙的感觉。
赫鲁晓夫陪同邓小平来到主宾席前就坐。
宴会开始后，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尔巴尼亚问题开始挑战。赫鲁晓夫指责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党很不像话，对不起苏联共产党。”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他是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激动，涨红了脸大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邓小平温和地看了看赫鲁晓夫，接着严肃地说：
你们不是说援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吗？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邓小平的话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就在两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
还没有等中国政府回复，赫鲁晓夫已经命令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
苏联的这种做法，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国民经济损失惨重。显然，苏联的做法伤害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之间的道义。
邓小平的话刺中了赫鲁晓夫的要害。
被将了一军的赫鲁晓夫按捺不住，性格粗暴卤莽的他不再绕圈子。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再次指责中国共产党。他煞有介事地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
赫鲁晓夫不甘示弱：“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邓小平说：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说着，邓小平把头转向米高扬。
米高扬看了一眼赫鲁晓夫，就假装着给别人敬酒去了，赫鲁晓夫气得拍起了桌子：“那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
邓小平环视一下四周，说道：
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赫鲁晓夫抱怨道：“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
邓小平直言不讳：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为由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这时，赫鲁晓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出少有地严厉：
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这将会载入历史的。
对高岗的处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他拒绝了“高饶集团”拉拢的阴谋诡计。中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也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党的内部团结。
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他在继续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对此，邓小平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他不屑地说：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说这些干什么？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知道赫鲁晓夫的鲁莽脾气又发作了，纷纷起来打圆场，互相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赫鲁晓夫自己也借助碰杯，在觥筹交错中转移了话题。
这一次，中国代表团就其“通知”中的指责做出答复。赫鲁晓夫以主人身分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
对此，邓小平从容自若地说：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他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赫鲁晓夫情绪又有点激动了，他说：“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反调。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
邓小平仍然心平气和地说：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
“哼，有的党口头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联的台。他们在和平过渡，东西方缓和问题，在裁军和苏美首脑会晤问题上与我们唱反调。”
赫鲁晓夫忽然明白过来，自己又失言了，也就借机碰杯，在觥筹交错中转移了话题。
这时，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们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担心再这样僵持下去会给会谈带来极大的被动，就纷纷过来打起了圆场，互相敬酒，借此打断了赫鲁晓夫的话。
邓小平与苏斯洛夫正面交锋
1960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当时，邓小平56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个子小，但是肩宽体阔，精力充沛。
自9月17日到20日，中苏之间围绕中共中央的《答复书》展开激烈的斗争。
中苏两党正式会谈从9月17日开始。
苏共代表团以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为首，包括新到苏共中央工作的科兹洛夫，还有安德罗波夫、波斯别洛夫。
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的除了邓小平外，还有彭真、陆定一。
苏斯洛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他瘦高个子，喜欢戴一顶圆型列宁帽，说话比赫鲁晓夫更注意逻辑性。
在会谈中，苏斯洛夫指责中国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令他们无法工作。
苏斯洛夫用左手拇指触触眼镜框下沿，瞥一眼邓小平，继续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轮到邓小平发言了。
邓小平两臂放在桌面上，左手中的香烟还在悠然地冒着白烟，他的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缓缓扫过，从容地说：
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
苏斯洛夫不抬头，只把眉毛做遗憾状地耸了耸，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得有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
苏斯洛夫说：“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
邓小平紧追不放：“那么，到底为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个重要经济部门。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邓小平眼里像打闪一样射出锐利的光波：“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邓小平的话是深刻的。赫鲁晓夫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损害留下的伤痕印在几代人的心灵上。
记得1960年8月，周恩来在为将要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回顾了中苏友谊的发展历史后，动情地说：“全体苏联专家与中国同事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全部撤走，虽然我们一再表示挽留，但是无效。今天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惜别，我的感情已经不允许我讲下去了……”
当时，许多苏联专家难以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苏斯洛夫说苏方愿意消除分歧，但初步研究了《答复书》以后，认为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苏斯洛夫指责中方在《答复书》里面讲了很多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不考虑苏共的意见，是20年代托洛茨基事件以来对苏共最严重的攻击。接着，他开始发表长篇大论指责中国。
苏斯洛夫这么抢先讲一大堆话后，又气势汹汹地说，这还是对中共《答复书》的初步评价，他还有话要讲。最后，苏斯洛夫也说了一些希望能够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套话。
邓小平针对苏斯洛夫的长篇讲话作出答复。
邓小平说：
你们那个“通知书”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的这个《答复书》是由你们那个“通知书”引起的。你们不仅有那个“通知书”，而且还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采取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一系列严重的行动，所以我们的《答复书》不能不提这些问题，不能不就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听了邓小平的话，苏斯洛夫面有惭色。
接着，邓小平说：“现在你们看了我们的答复，但并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我们的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
会议结束时，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对苏方表示：希望你们慎重考虑，作出认真的答复。
6月19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与会人员和第一次会谈一样。
这次也是苏方先发言，讲话的是科兹洛夫。科兹洛夫原来是列宁格勒的书记，苏共二十一大时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科兹洛夫几乎是在重复苏斯洛夫的老调子，同样指责中方的《答复书》是严重的，是不能接受的。
科兹洛夫说，分歧并不是苏共引起的，而是中共引起的。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不指名地指责兄弟党，攻击苏共。
科兹洛夫举例指出《人民日报》的一些文章，《贵州日报》一篇《边干边学》的文章和《红旗》杂志刊登的《思想解放》的文章。
中方在《答复书》中指出，中国过去在苏共困难的时候，本着团结的愿望，为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曾帮助苏共解决过这些问题。
那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过激批评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相继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与东欧的局势一时变得十分紧张。
为了缓和危机，赫鲁晓夫想起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周恩来，想请他到苏联、波兰和匈牙利走一趟，化解这次危机。周恩来不辞辛苦，连续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之间的团结奔走呼号，终于缓和了这次危机。
此时，科兹洛夫却说，中国共产党为把过去的分歧又提出来，是要挑拨苏联跟波兰、匈牙利的关系。这完全是把事实颠倒了。
科兹洛夫还讲到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二十大之后，中国《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评论文章。中方在《答复书》里批评苏联对待斯大林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棍子打倒斯大林”，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科兹洛夫在讲话时为这个事情进行辩解说，这跟批判斯大林没有关系。
其实，苏共中央后来也发现继续反斯大林不妥，会导致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对立，所以，在1956年7月间，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决议，纠正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一些错误。
科兹洛夫想要赖账，认为是中国对他们的攻击，说中国制造思想混乱，诋毁他们党的领袖赫鲁晓夫。
科兹洛夫在讲话最后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要改变过去的做法，要谈问题的实质，如时代、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共处等等。
邓小平批驳说：
苏共不能回避事实，你们犯了错误，就应该承认。
实际上，《答复书》正是就这些问题批评苏联，其中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证明苏联是违反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科兹洛夫发言结束后，邓小平针锋相对，开始反驳。
邓小平和彭真一致指出，不要诡辩，不能逃避事实，必须面对事实。苏共中央犯了错误，错了就是错了，应该承认。
这时，苏共方面沉不住气了。安德罗波夫、波斯别洛夫纷纷插话，苏斯洛夫也面红耳赤，你一句我一句，完全乱了套。
会谈最后，邓小平指出：“今天会谈休会，对苏方两个发言，我们将作系统答复。”
9月20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
在这次会谈上，邓小平首先讲话，主要是批驳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在前两次会上的长篇讲话。
邓小平从苏共中央在朝鲜战争以后，在刚果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上指出其颠倒敌我关系，以敌为友、以友为敌，在塔斯社声明之后美化反动派，攻击兄弟党的错误。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赫鲁晓夫大捧艾森豪威尔，骂中国“要试探资本主义稳定性”，说中国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严重颠倒了敌我关系。
邓小平说，在兄弟党的关系上，苏联搞的是父子党，要各兄弟党都得听苏共的。中国不听，他就要控制中国。
邓小平在发言中列举出共同舰队的问题、长波电台的问题、撤专家和撕毁全部协议的问题、封闭《友好》杂志苏联发行的问题、挑起边境纠纷的问题。
接着，邓小平讲到苏联撕毁合同的事情，他说：
苏联撤专家、撕毁协议，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即使这样，我们也绝不屈服。我们要自力更生，用自己双手来弥补这些损失。
邓小平还义正词严地责问苏方：
你们究竟要把中苏关系引到什么方向去？
苏方无人敢回答，苏斯洛夫的脸涨得绯红。
最后，邓小平降低了声调，从容地说：
希望苏联能够改变态度，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我们之间的分歧。
据代表团成员杨尚昆在日记中的记载：
苏共方面今天十分被动，个别人曾表示愤怒，小胡子（即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对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国际联络部长波诺马廖夫）几次掼铅笔，表示听不下去，但为我方镇静态度和要求说完，打下去了。最后，他们不能不把这些挖到他们痛处的话全部听完！是一场痛快的争论。
第三次会谈后，中国代表团经过协商，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会谈实在很难继续下去。既然现在苏联不准备冷静地坐下来讨论问题，不妨把问题推迟到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去讨论。
代表团就此事请示中央后，在21日的会谈中，中国代表团提出：
在目前情况下，中苏两党的分歧很大，一时也难得谈妥。现在离起草委员会开会日期不远，可以考虑两党会议就此告一段落。没有解决的问题到起草委员会开会时再谈。
苏方代表团在交头接耳商量一阵之后，也表示同意。
看来，他们也并没有准备在这次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仍想在更大范围的会议上以多数逼迫我们屈服。
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访苏
1960年9月22日，中共代表团从苏联启程回国。
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每天都把会谈的情况用电报发回来。毛泽东曾多次主持常委会议，讨论代表团的报告和请示，并电复。
代表团回国后，9月24日向中央作汇报。
在汇报会上，毛泽东指出：
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需要团结，苏共也需要，因为分裂对他们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也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毛泽东还说：
即使如此，苏共还是要继续孤立中国党。对此我们不怕，要做最坏的准备，准备他们采取1948年对待南斯拉夫党那种办法，把中国逐出教门。
……
将来在26党的起草委员会上，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在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时也采取这个方针，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的方针是坚持斗争，以不分裂为限度。如果他硬是要分裂，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邓小平这次访苏，充分展示出他高超的外交才华。
对于邓小平的这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在9月24日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评价道：
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因为苏方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训斥兄弟党，像老子训斥儿子那样，不习惯在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
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也认为邓小平率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工作斗得好，抓住要害，猛攻一顿，最后双方还是同意以后继续谈，没有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