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报效祖国
- 徐世平说:“党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 彭德怀感慨地说:“我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坦克,你们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把苏军装甲兵专业学到手。”
- 张重远说:“我决心把学到的知识用于报效祖国。”
徐世平等被委以重任
1951年6月,徐世平赴苏联列宁格勒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学习,兼任中国学员队队长。1952年9月底专业学习结束,国庆节之后即开始毕业考试。
考试由苏联国家考试委员会代表主持,学校校长和系主任参加。主课教员考试完后,由国家考试委员会代表等人提问,留学生们进行答辩。
10月9日,考试全部结束。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特地发来贺电。休息3天后,留学生们离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回到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苏联舰上实习3个月。
当时,带队的是苏联炮兵少校诺索夫和航海教员苏迪列夫海军中校。1953年初实习顺利结束。
3月5日,留学生们乘火车离开旅顺到大连,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张学思代表中国海军接受学员,并宴请苏联带队人员和学员队全体人员,从而胜利结束了两年的留苏军事学习生活。
徐世平后来回忆说:
在留苏学习的前前后后,有两个方面的感受最难忘怀。一个方面,就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厚望和关怀。党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毕业回国途经莫斯科时,适逢周恩来在苏联访问,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派吉合武官到火车站接留学生,张闻天大使请示周恩来批准,给这批留苏学员3万卢布,让他们在莫斯科停留参观一个星期。
回国后,海军组织他们进行留苏学习总结汇报。徐世平因工作和学习较好,受到了海军的奖励。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刘道生副政委向他颁发奖状。
奖状上这样写道:
徐世平同志在苏联海军学校技术学习中,自己能苦学苦练,努力钻研,虚心学习,获得了良好的成绩;负责行政管理,领导全队顺利完成任务。
因此,军委还让徐世平出席海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奖励金星钢笔,笔记本和纪念章等物品。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又专门召集留学生全体人员座谈,征求他们对建设中国海军的意见。
在座谈中,大家发言踊跃,都想尽其所学,在他们的海军司令面前为海军的建设和发展进上一言。
当时,有人提出在军舰现有蒸气动力基础上加喷气动力装置,作为战时加速用,以及用人造水平线仪,来解决因早晚光线昏暗,观测舰位时水平线模糊不清的问题等设想,受到了肖司令员的赞许。
肖司令员当即批了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初步试验经费。不久,这批学员都被委以重任。大部分被分配到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舰上工作,这是当时华东军区海军主要作战舰队,现已经改为驱逐舰第六支队。
上舰实习不到一年,在12艘舰中,就有9人接替了旧海军人员担任的副舰长工作。后来在这批人员中,有的调去北海、南海舰队驱逐舰、护卫舰上工作,有的调去海军机关、科研机构和军工厂工作,在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批军事留学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他们为海军建设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对海军的贡献功不可没。
张重远用知识报效祖国
1954年9月中旬的一天,国防部长彭德怀率军事参观团来莫斯科,随团来访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要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张重远、张书文、贺济堂人。
当天上午,他们按照大使馆的通知要求,来到莫斯科饭店,因许司令员临时外出,他们便在房间里等他。不一会儿,秘书通知他们:“彭老总叫你们一起吃午饭。”
这让3位学员十分激动,能与彭德怀共进午餐,他们连想也不敢想。午餐时,张重远坐在彭德怀对面,张重远曾在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所属部队任电台报务主任,虽然见过彭德怀,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接触过。
彭德怀身材魁梧,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一派大将风度。进餐时,彭德怀详细地询问3为学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并关切地问在国外生活习惯不习惯。
张重远说:“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都很好,就是开始吃西餐不太习惯,现在已经习惯了。”
这时,刘伯承首长亲切地说:
我带来了北京的八宝菜,你们好久没有吃了吧?来,每人尝尝。
说着,他给每人挟了一点。
张重远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吃着八宝菜,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接着,彭德怀感慨地说:
伯承、光达、亚楼等同志先后都在苏联学习过,那时的条件不如现在好,你们赶上好时机了。苏联的坦克比较先进,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坦克,你们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把苏军装甲兵专业学到手。你们知道吗?
彭德怀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派你们来学习,国家是要付学费的,每人40两黄金。”
听了彭德怀的话,他们3人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不约而同地以军人特有的气质响亮地回答:
请彭老总和各位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学习。
同时,他们默默地在心里立下了誓言,为了我军装甲兵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以最优异的成绩报答我的祖国和人民!
饭后,彭德怀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彭德怀慈祥的目光中,充满了对留学生们的期望。
在4年多的留学期间,张重远和其他留学生的心里总是想着毛主席、彭副总司令对自己的希望和教诲。想着肩上的重任,想着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
张重远后来回忆说:
作为一个留学生,自己的使命就是学习。要学习好首先要树立信心、要刻苦钻研,不断提高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目的明确了,在学习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学习热情和不畏困难的钻研精神。
张重远的话代表了当时所有留苏人员的心声。
在纪念苏军装甲坦克兵学院建院25周年院庆大会上,领导点名叫张重远代表全院留学生讲话致贺。在一年一度学院举行的军事科学研讨会上,张重远先后作了两次发言。
1956年,张重远讲的题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1957年讲的题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他的两次发言,都受到了好评,论文讲稿均留在学院资料室,供借阅参考。
苏军装甲坦克兵学院,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战出发实施教学,注意吸取战争经验,特别是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
学院每年都安排一个多月时间,在严寒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进行野营训练。在野营训练场上,学习操练技术兵器,进行坦克驾驶、实弹射击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演练,实施现地勘察、集团作业和首长司令部演习等科目。这种训练方式,使学员受益大、印象深。
为加深对苏军战史的了解,经苏联国防部批准,学院组织留学生到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沿线,参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重要战场遗址,了解当时苏军和德军双方作战企图、作战决心和会战结局等情况。
留学时间全部结束了,张重远的各科学年考试和国家考试成绩都是“优秀”,荣获全优生称号并授予他金质奖章。张重远和所有获得金质奖章的全优生一样,名字被镌刻在苏军装甲坦克兵学院的光荣墙上。
张重远说:
我能获得这样好的学习成绩,与党多年的培养教育,毛主席、彭副总司令、许司令员的亲切教诲和关心是分不开的,我决心把学到的知识用于报效祖国。
回国后,张重远同装甲兵留苏的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都是忠心耿耿,毫不懈怠。
当时,张重远的岗位是在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和装甲兵学院从事军事学术研究和教育训练工作。能够学有所用,张重远觉得很舒畅,工作干劲也比较大。
在探讨装甲兵未来作战理论和陆军发展趋势方面,张重远花了不少心血。在对我军装甲兵作战理论的研究方面,张重远认真剖析了世界几个主要军事大国陆军装甲机械化的发展过程,战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多次局部战争中装甲兵的运用,以及当今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他结合我军现代化建设情况、现有科技水平和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组织和参加编著了《装甲兵未来作战理论》一书。
该书针对未来战场环境和装甲兵的地位作用,在装甲兵的运用、作战原则、作战行动、指挥艺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
在张重远担任装甲兵学院院长和装甲兵指挥学院院长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办校方针、原则,结合装甲兵特点,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党委研究决定成立教改试验组,由张重远任组长。
重远任领导教改试验组经过两年在团职军事指挥班的改革试点,在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创新,取得了经验,提高了教学质量,为学院全面改革探索了路子。
在教学手段上,张重远研制了“微机控制模拟射击系统”,受到了上级奖励。研制的“坦克团战术训练模拟系统”,获全军教学改革一等奖。
后来,中央军委、总部首长视察学院,对微机管理系统、模拟训练系统很感兴趣,并给了较高的评价。军委首长说:“你们学院是办得不错的,办得很好嘛!”
在总参谋部一次部局长会议上,迟浩田首长说:
装甲兵指挥学院院长张重远同志50年代留苏学习深造,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水平和较好的教学工作经验,工作也很好。
这是上级党委和首长对张重远的鼓励和工作上的肯定。张重远等人留苏归国后,在党组织和上级首长的关怀和领导下,和大家共同努力,为中国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于龙淮等开拓航天事业
1951年,于龙淮被派往苏联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
于龙淮,1931年2月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一家7口人中,于龙淮排行老四。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毕业于南开大学,母亲则毕业于师范学院。迫于时局的动荡与生活的压力,1931年到1933年,于龙淮一家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活。
一家人从东北走到北京,父母一路上靠辗转做教员来挣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1947年,于龙淮中学毕业后,哥哥介绍他到哈尔滨外语学校学习了两年俄语。1949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空军沈阳第四航校做翻译。
那时候,中国的空军力量很薄弱,于是苏联派了一个空军团来支援保卫大上海。于龙淮凭借着熟练的外语被选中,在1950年去了上海,成为上海空一师翻译。
抗美援朝时,于龙淮成为青岛第十四师翻译,之后随大部队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由于国家需要,于龙淮被派往苏联学习,成为新中国首批派遣的苏联留学生之一。
1958年2月,于龙淮完成学业,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从此,他投身于中国的航天事业。于龙淮班上3O多人,除一半人留在了空军,其余均分配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1959年,五院党委提出仿制苏联的P-2导弹,它是一个近程导弹。然而,问题一提出就在全院引起了极大反响。一部分人主张立即开展中远程新型号火箭的研制,高起点,高速度,有利于加快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因为当时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几十年了,要迎头赶上。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起步,懂得火箭专业的人才极少,对制造业的知识甚缺,国内尚未形成协作网络,一开始就研制新型号,欲速不达。
从培养人才角度出发,循序渐近更为适宜。院党委很快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并决定:先仿制,后改进,再设计新型号,并且组织制定了“八年四弹”长远规划。
不久,于龙淮下到沈阳,任务是仿制导弹的发动机部分。于龙淮愉快地投入工作,和大家一起学习、消化图纸资料、翻译设计工艺文件,向苏联专家学习,奋发努力地工作。在工厂的日子里,他们克服了许多生活上的、技术上的困难,不分昼夜地奋战在生产现场。
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方撤走所有专家,仿制的任务全部落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肩上。
面对着党和人民的期盼,肩负着民族的重托,他们与工人师傅密切结合,运用集体的智慧,只用不到半年时间,就取得了仿制的成功。
当年10月,运往靶场,首次试验成功,揭开了中国导弹、火箭史上重要的一页,也为我国航天事业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于龙淮与同学又接到自行研制中程导弹的任务,于龙淮担任发动机主任设计师,组织大家全面展开设计,配合工厂生产试验。研制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实用的参考资料。如结构强度计算,流体力学计算,设计方案的选择,产品试验的技术条件等等,一切都要靠全体工程技术人员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
于龙淮后来回忆说:
从失败到成功,在失败中取得经验和教训。边摸索边干,真可谓“摸着石头过河”。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1961年底我们将新研制的发动机交付总装车间进行总装配。1962年3月21日,进行首次飞行实验。导弹起飞后21秒偏离方向,掉在戈壁滩上。试验失败了。
于龙淮和大家都感到十分沉痛。当时,聂荣臻元帅到现场亲切慰问并鼓励大家不要因为失败而气馁,要认真总结教训,再接再励。
此后,由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在后来的1964年,于龙淮再次去发射基地和广大技术人员一道进行试验。此次试验获得成功,实现了“零的突破”,它充分证明了中国是有能力自己设计,自己研制导弹武器的。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自己设计、生产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于龙淮与同事们光荣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迈誓言。
后来,于龙淮回忆说:
回首往事,我心潮奔涌,为建设繁荣强大的祖国,我们付出了心血和努力。为中国航天付出一切,我无尚光荣和自豪。毛主席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鞭策和鼓舞了我们这一代人去创造、去开拓、去奋斗。相信也会鼓舞着下一代人更加奋发图强,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强大。
于龙淮的话,说出了所有留苏学生们的心声。
程庆国等将天堑变通途
1955年,新中国第一批铁道系统的留苏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他们按铁道部分配投入工作,在各个领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安宝琦与王光华一起在丰台站进行调车作业改革,成功地将土驼峰调车方法推向全国78个站推广,提高了调车作业效率,受到滕代远部长的嘉奖。
许庆斌、马许回国后向高教部详细汇报,并翻译了一批苏联运输科学著名著作。
吴瑞在铁科院最早组织240型双缸和多缸柴油机试验室,并成功地完成2412型双缸模拟高增压试验及多种功率机车柴油机的研究,为中国发展240型柴油机机车打下基础,参与牵引动力发展技术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为中国铁路发展重载货物列车与高速客运列车创造了前提条件。
斜拉桥是未来跨越各大水系的必然选择。程庆国回国后,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铁路斜拉桥。
少年时代,程庆国历经战乱,目睹日寇种种暴行,不仅在他年幼的心灵中激发起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而且渐渐形成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经久不衰的责任感。
1946年,程庆国同时被上海交通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毕业后即投身西北天兰铁路建设。
1956年,程庆国获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副博士学位。当年,程庆国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从那以后,他为我国铁道事业及桥梁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奉献了一生。
在后来的1965年,程庆国投身举世瞩目的成昆铁路建设,担任桥梁技术委员会委员兼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新技术组组长。
程庆国针对成昆铁路地质地形复杂险峻、工程艰巨、工期紧迫的特点,提出了发展串联梁和悬臂施工大跨径桥梁以加快铺轨进度、提高桥梁技术水平的建议。经过日以继夜的顽强拼搏,战胜了生活环境艰苦、交通阻隔、洪水袭击等等困难,在短短3年时间内,实施了多项新技术,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桥梁技术的发展,而且锻炼了一支技术上和思想上过硬的科技队伍。
冯叔瑜创立了中国爆破工程的理论和工艺。
冯叔瑜,四川省邻水县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5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获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
冯叔瑜回国后,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冯叔瑜最早将苏联大爆破技术引用到我国鹰厦、川黔、成昆、湘黔等铁路新线建设中,取得良好的工程效果。协助并组织开展了定向爆破筑坝技术的研究。
冯叔瑜提出的大爆破药包布置理论和计算参数、参与国家科委三峡工程水利大组爆破小组的组织领导工作,提出定向爆破筑坝的设计理论和坝体堆积计算方法等已被国内工程普遍采用。
冯叔瑜通过铁路路堑大爆破工点的大量调查,为建立爆破工程地质学奠定了基础。参与和指导国家科研项目“七七工程安全防护技术”的试验研究和我国爆破安全、大爆破、城市拆除爆破三部法规的编写和制定工作;积极推动创建了我国工程爆破协会,担任副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对促进中国爆破工程作业的安全、可靠和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的留学生归国后,为国家培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并成为第一批本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生导师。有的成了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享有特殊津贴的特殊贡献者。
有的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铁路合作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程庆国不但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受聘为俄罗斯运输科学院院士。冯叔瑜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总之,25位首批留苏学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努力,成为本学科的佼佼者。
回首往事,他们深感自豪与欣慰,可以无愧地讲,已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
首批留苏博士陆续归国
1951年,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学生在学完本科专业后,都回到祖国。因为专业性质的差别,有的学生则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才回国,他们是留苏归来的首批博士生。
当时,苏联的学位学衔制度十分严格,与西方国家不同,自成体系。大学本科为五六年,毕业后获工程师一级的称号,可任工程师、讲师一级的职务。也有的六年制工学院的本科生,另发相当西方硕士的证书,如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莫斯科包曼高工就给中国本科毕业生颁发了此类证书。苏联的副博士相当于西方的博士。
当时,中国没有正式向苏联派遣博士生,只是由于在校的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学习成绩特别优秀,苏联导师认为有培养前途,方举荐到苏联高等教育部,再由苏联高教部正式致函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国内有关部门批准才可做博士生。
第一位留苏博士是高景德。
高景德是陕西佳县人。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电机系,后任西安西京电厂技术员,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助教、讲师,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赴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学习,因研究论文出色,成为获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博士的第一人。
1956年,高景德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科研处处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副校长、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等职,历任民盟中央第五、六、七届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技术科学部常委、副主任,中国科协第三、四届常委及荣誉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高景德是国家攀登计划“现代电能系统运行与控制的新理论与新技术”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当选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高景德长期从事电机和电力系统分析和控制的研究,发展和深化了电机理论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高景德在清华大学指导建成中国第一个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
另外一名博士名叫张鹤宇。1951年,张鹤宇被选派赴苏联深造。他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兽医学院解剖学教研组攻读博士学位,在苏联著名家畜解剖学家博格达舍夫指导下进行解剖学研究。
张鹤宇亲自动手,认真细致地解剖并制作研究用标本,绘制详细的线条插图,查阅文献,进行分析、对比和研究,至1956年终于完成了题为《马盆腔脏器的血管、神经分布》的博士论文。
论文包括公马和母马两部分,内容丰富,对解剖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论文答辩会上,一向态度严肃、很少赞扬别人的委员、动物学专家维诺格拉多娃,对张鹤宇亲手绘制的10多幅插图十分惊讶,给予高度评价。
在答辩过程中,张鹤宇回答问题严谨。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论文答辩。张鹤宇成为第一位获得苏联生物学博士的中国学者。
1956年张鹤宇学成回国。他一直从事家畜解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为新中国家畜解剖学和兽医监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微分方程博士谷超豪,他是中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得意门生,由上海复旦大学选送到莫斯科大学,成为进修生。谷超豪原来并没有打算得什么学位,只是由于他在进修期间写了几篇文章并参加过几次数学学术会议,受到苏联数学界的高度评价,授予他苏联科学院数学博士学位。
除此之外,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有未领证书的博士宋健、被使馆工作人员称为“泥沙博士”的窦国仁等。
这一代留学生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他们学成归国后,奉献出自己了的智慧和青春年华,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