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留学生活

• 酆炳林就跳了起来：“我还没要求回国呢？！我一定要留下！就是累死，我也要坚持下来！”
• 肖劲光说：“希望你们要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努力学习俄文和海军技术。中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寄厚望于你们！”
• 苏联教员说：“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可以击败任何敌人。”

国际列车向苏联进发

1949年10月1日，古老的东方大地焕发新颜，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久经战乱的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为了新生共和国的巍然屹立，打破外国敌对势力的禁运与遏制，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苏方除同意派遣专家来华当顾问外，并接纳中国留学生去苏学习。

1951年，教育部等有关单位立即组织选送，本着“严格选拔、宁缺毋滥”的原则，经过层层选拔，考试审核，最后录取了首批留苏生375人。

在这375人中，铁道系统有25人。他们是程庆国、冯叔瑜、王光华、方举、林逢源、马许、许庆斌、孟庆源、高家驹、安宝椅、吴瑞、李日日、戈宁、李利庆、陈艾平、苏民、葛绍荣、雷腾、谭立成、朱长富、王宏楷、马如漳、杨衍明、刘宝庆、马鸿飞等。其中21名为研究生，4名为大学生。

他们有的是党政工团干部，如王光华是上海局团工委副书记，方举是太原局团委负责人；有的是各部门各单位青年技术骨干，如安宝清是郑州局技术员，正在黄河大桥参加防洪抢险，程庆国是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技术员，正在甘肃武山参加天兰铁路勘测设计；有的是大专院校青年教师，如马许是北京铁道学院助教，高家驹在哈尔滨工大进修俄文。

他们接到通知，立即安排好交接，顾不得施工、教学甚至新婚蜜月，从工作地点赶赴北京。在应试录取后，很快便启程出国。

在出国前，每个学生领回两只崭新的衣箱。统一置装的工作开始了。

当时，大家被集中在一起，由裁缝师傅给大家量尺寸。先是服装店的师傅来量男生的西服、女生的裙子的尺寸，然后又在此基础上量了冬大衣、秋大衣的尺寸。

接着，帽子店的师傅也来了，给每个人量单帽和冬天的皮帽子的尺寸。皮鞋厂也来人给每个人量单鞋和翻毛皮鞋的尺寸。

过了大约1个月，服装陆陆续续地送来了。衣服和鞋子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由于衣服、鞋帽都是由高级裁缝量身定制的，每个人穿在身上都合体熨贴。

冬季的皮领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五双，西服两套，一套是天冷时穿的呢料，一套是夏天的凡尔丁。中山装两套，衬衣12件，睡衣一套，毛衣、毛裤一套，皮帽子一顶，实习的工作服一套，领带若干。

女生的服装则是：冬季的双排扣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六双。其中一双为毛皮鞋，其余为单皮鞋。粗毛哔叽西服两套，冬天的御寒帽子一顶，粗线毛衣一件，毛料的长袖连衣裙一件，花绸的短袖连衣裙一件。

除此之外，每个女生还有布衬衣4件，长统丝袜4双，短袜套4双，纱巾1条，毛线围巾1条。女生还有一个小挎包，一小瓶香水和面油。

不论男女，每人发了皮拖鞋、梳子、牙刷、牙膏、香皂，还有一把毛刷，用来刷呢料上的灰尘。此外每人有一床中等厚度的羊毛毯和一件雨衣，还有一个上课时装书本的书包。

国家领导人对首批留苏生十分重视，周恩来、膝代远、安子文等部长都先后饯行送别。他们意味深长地告诉留学生：要以中苏友谊为重，虚心向苏联学习；要勤奋学习、俭朴生活、要树立良好的新中国青年学子的形象；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献身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不辜负党和人民培养和期望。

1951年8月19日，中国首批留学生肩负着祖国人民的信任与重托，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当时，北京莫斯科之间只有经过满洲里的一条铁路。当年留学生多，时间紧，就组织一列可容300多人的专车。列车越过满洲里即进入苏联边境站奥得堡。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初次出国，兴奋异常。

在奥得堡车站苏联边防、海关、卫生检疫等人员查验护照、黄皮书和行李，办理入境手续，对他们都很友好、客气。当时天近傍晚，路灯已亮，边防军佩带着军衔、军徽、戴着大沿帽，来去匆匆。一个个木栏围成的矮墙内是圆木堆砌的房舍，屋顶袅袅炊烟，窗口从不同颜色的纱罩里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线，窗上挂着洁白的纱帘，窗台还摆着鲜花，酷似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一路上苏联列车长、乘务员和厨师对留学生们非常热情友好，嘘寒问暖，十分周到。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使大家哭笑不得。同学们不习惯乘火车长途旅行，吃不下，睡不好，特别是女生，怕闻黄油煎炸食品的气味，不敢进餐车。

有一位女生几天没好好吃饭，一心想喝点稀粥，吃点咸菜。大家找餐车负责人，请帮助煮点大米粥，特别强调只用水和少量大米。

对方—一应允，稀粥做好了，正要端走时，一位厨师突然放进满满一勺奶油，并一本正经地说：只有大米怎么行，应当增加些营养。

去端饭的同学一下愣住了，转而又赶忙说：“谢谢，谢谢！”这位女生最后还是没喝到中国式的稀粥。

列车抵达莫斯科之前的一个晚上，为了感谢苏联列车员的热情友好招待，在大家的倡议下，组织了一次友好联欢晚会。

列车员们十分积极主动，把餐车布置得典雅、漂亮。大家一起跳舞，唱中苏两国歌曲，整个晚上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当列车驶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大家就听到欢快的《莫斯科——北京》乐曲，大使馆参赞以及苏联高教部的官员到车站迎接，简短的寒暄后即忙着组织大家搬运行李装到汽车上。

一出车站不远处就仰望着耸立在大街中央的高层方型建筑列宁格勒旅馆，给人以壮观感。之后，汽车把留学生们载到各自的学校，等待分配。

由于任务紧迫，行色匆匆，绝大多数人在语言上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因此，出国之初语言不通和生活不惯成了主要矛盾，加上又要在短期内完成国家急需的专业学习，因此，他们在学习上遇到不少困难。

后来，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

最简单的吃饭问题：点菜只好只点菜谱前二道，不想上来的全是汤菜，真是啼笑皆非；上街采购日用食品，先从汉俄字典找出品名列个清单，递给售货员，照单抓货，还得用上人家不大懂的英语，加上用手指指点点、比比划划，才能勉强表达意愿；寄封航空信，只好两臂平伸，再左右上下摇摆，以示飞机航行。至于听课，就更不用说了。头一年如坐飞机，腾云驾雾，听得晕头转向，还是似懂非懂。记不下笔记，就课后借苏联同学笔记抄写。而要从他们龙飞凤舞速记式的手书体中辨认出词语，弄懂意思，一节课要比苏联同学多花好几倍时间；时间不足，只好牺牲休息及文娱时间，夜以继日。

由于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睡眠就成为了首批留学生的大问题。有的人服用安眠药片，吃多了有人就出现“鬼剃头”，头发成小片自然脱落，有的甚至不得不暂时停学疗养。

大家学习十分刻苦，后来终于攻破了一道道难关。很多同学门门功课不但都得高分，而且在研究生中，学习还有独到见解，如王光华等创造性地把彼得洛夫教授创立的列车编组计划优选方案从64个简化为16个。

李利庆提出了电焊钢梁新技术的设想，陈艾平提出了以列车高速度克服限坡的线路纵断面设计方案，得到了教研室的赞许。

李日日、吴瑞、戈宁等3名大学生不但插班跳级，提前一年以门门5分成绩毕业，还被学校推荐，并经国内批准继续留学深造，攻读研究生，获得副博士学位。他们在苏联做到又红又专，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有的同学担任学生会、党总支、支部工作，负责接待新来留苏学生，代办酱油购销，为同学服务。

除学习之外，中国留学生还积极参加国际友好活动，如参加畅游伏尔加河活动，与民主德国青年共同架起国际主义与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当时，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他们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让留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但也并非毫无区别。苏方的学校禁听军用桥梁快速拼装方法课，禁看列车运行图等等。

但中国留学生还是千方百计把有关的知识学到手，并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不少技术资料与书籍。

许庆斌、高家驹，安宝琦等运输专业的同学就将刚出版的，内容十分丰富的运输组织和运输经济的教科书，一次就购了50套。此外，还将各科教学计划及教学情况及时寄回北京铁道学院，对当时教学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几乎所有同学都省吃俭用，把节余下来的生活费，买了大量书籍回来。

中国留学生初到苏联

1951年，中国首批留学生被派往苏联的各大高校。当年，有375名学生被公派到苏联留学，其中中国科学院派出了l0名。

中国政府决定，从1952年开始每年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和交换留学生，与这些国家的政府相继签订派遣和交换留学生的协定，任命驻苏联大使馆主管留学工作的参赞，设置了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并成立了中共留学生党委。

“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计划派出留学生1.01万人，其中到苏联的是9400人，留苏预备部招生1.28万人。另外，中央还决定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实习生1300人左右。

被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十分刻苦，他们为了建设好祖国，都努力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当然，他们远赴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第一天上课回来，两个同学为今天上了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同学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理由是听老师说到“18世纪”、“19世纪”的字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序论”。

不仅仅是听课，他们在生活中也因为语言障碍遇到不小的困难。

当时，中国留学生不敢上街。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看不懂站牌，不敢开口打听路，打听了也听不懂。一旦不得已必须上街，只好一站站地数，来时多少站，回去还是多少站。就是这样还是要么坐过站，要么没到站就跳了下来，没少走冤枉路。

一开始，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大家到了食堂，既看不懂菜单的格式，也看不懂菜名。有一次，一个同学拿过菜单琢磨了半天，最后对服务员说：“要这个！”

服务员一看，笑得弯了腰，原来这位同学手指的是菜单最下面的“食堂主任”。

郭子恒，直隶饶阳人。1939年在饶阳县《大众报》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兴山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曾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副处长。1951年，郭子恒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创伤矮形外科研究所学习。

当时，郭子恒所在的学校餐厅里有一种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肴，叫做“古俩什”，而青蛙的俄语发音是“俩古什”。

一次在食堂用餐，郭子恒想要一份“古俩什”，不料开口说成了“俩古什”，引得餐厅服务员和就餐的苏联人哄堂大笑。服务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从来不吃‘俩古什（青蛙）！’”

一天，一位女生走进生活用品商店，她想买一把切菜用的刀子。不料，她一开口说道；“我想要一个丈夫”。

店员听了莫名其妙：“我们这里不供应丈夫”。原来，俄语中刀的发音是“诺士”，而丈夫的发音是“慕士”。她一紧张，把“诺士”说成“慕士”了。

苏联方面为了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尽早摆脱困难处境，想了各种办法。

有的学校在常规课程结束后，又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为中国学生补课，提高俄语水平。很多学校特地安排品学兼优的苏联同学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寝室，或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在一起听课，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以便在语言和学习上进行辅导。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决方案都为中国学生乐于接受。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贾泽林后来回忆说：

精湛的俄语是学好哲学的基础。学校曾建议我们先用一年的时间专攻俄语，俄语过关后再进系跟班学习。我们哲学系的八个同学都不同意这样做：一是不愿被别人小瞧，不愿给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们都怀有强烈的尽早报效祖国的愿望，不甘心晚一年毕业，落于他人之后。我们在几乎听不懂课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开始跟班学习。

在后来的1956年，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

学校为了照顾大家，建议开一个特别班，由苏联老师单独授课，等将来俄语程度提高了再进大班听课。不料，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校方进行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进系跟班学习。结果，有一部分同学通过了考试，和苏联同学坐在一个课堂上。

当时，在苏联，大学里授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讲课时，老师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描述公式，才在黑板上写板书，其他时间都是口述讲义。

考试的时候，一般也会围绕平时讲课的内容。因此，课堂上的记录成为获得核心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

大学第一年上课老师讲的内容听不明白，也记不下来。一位留学生回忆说：

每天一下课，我们就赶紧找苏联同学的笔记拿来抄。一般是借女同学的，因为女孩子上课记得认真，字迹也工整容易辨认。先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再抱着字典查明白每个单词和每句话的意思。抄完笔记，再找来老师推荐的参考书阅读，务求做到理解老师讲的内容。日复一日，就这样抄了一年多的笔记。

女学生杜斌为了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每天上课之前，都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事先预习一遍，一下课马上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跑到图书馆一边抄一边理解。晚上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入睡，再把当天老师讲过的内容完完整整地回忆一遍，一旦发现有不清楚的问题，马上跳起来查看笔记，直到所有问题都明白了才能安心地睡觉。

杜斌后来回忆说：

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些中国男同学对我说，你看人家苏联女孩子都花枝招展，你们怎么也不打扮打扮？我心说，每时每刻想着学习上的事，哪有那份心情啊？！有时周末同学拉我去参加舞会，我坐立不宁，心里惦记着功课，总是中途就跑了。

沈菊生，1933年11月生，江苏吴县人。1954年公派去前苏联留学，在后来的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

沈菊生后来回忆起初到苏联留学的情景时，还感慨不已，他说：

我们大学生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我们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这时图书馆已经要关门了；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的。

大约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国留学生普遍都通过了语言关，听课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头晕头疼等病症，无法继续正常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上关节炎、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周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

酆炳林说要坚持下来

1951年，中国向苏联派去了首批留学生，他们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城市，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面对艰难处境，更多人坚持了下来。

列宁格勒位于大涅瓦河和小涅瓦河汇聚的三角洲地带，在18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沼泽。列宁格勒共有42个小岛，由423座桥梁连接。由于这里的纬度比中国高很多，冬天特别寒冷，许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因此生了病。

酆炳林，1933年12月出生于山西定襄神山村。1946年初参加解放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酆炳林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军工武备系学习。在校期间仍兼党支部书记。

由于列宁格勒气候湿冷，酆炳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不得不进入当地的医院治疗。使馆为他安排了在雅尔塔3个月的疗养。在那里，酆炳林得到很好的照顾，疗养期结束病基本痊愈了。

可是回到学校，酆炳林的心情十分低落。他本来学习就比较吃力，前后又停了半年课，学习起来就有些困难。由于思虑过度，不久以后他出现头晕头疼的症状，听课受到影响。

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征求酆炳林的意见，告知他实在困难可以申请回国。当时，国家有政策，像酆炳林这种情况中途回国还可以在国内大学接着念，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当时，酆炳林心里作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酆炳林后来回忆说：

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想到国家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如果轻率地放弃，怎么有脸面对祖国的父老乡亲呢？

这时，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人员来到列宁格勒。他不知从哪里解到酆炳林的情况，见到酆炳林便说：

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有困难，支部书记可以暂时不当。我们也可以……

这位使馆工作人员还没说完，酆炳林就跳了起来：

我还没要求回国呢？！我一定要留下！就是累死，我也要坚持下来！

接着，酆炳林开始补习漏掉的课程，并通过上半学期的补考。

同班的中国同学把半个学期的全部课堂笔记，和在图书馆摘抄的参考资料全都无私地提供给酆炳林。他在桌子上铺开每个人的笔记，一句句比照，誊抄。

遇到问题，酆炳林就向同学请教。一个星期过去，觉得可以了，就约老师补考。就这样，酆炳林补回了落下的全部功课，并顺利通过了相应的考试。

从三年级下学期到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没有假期，不分寒暑，酆炳林奔波于宿舍、教学楼、实验室的道路上。列宁格勒和附近地区是著名的旅游地带。可是除了大学一年级看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阿芙乐尔”巡洋舰外，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40年后，当酆炳林因公务重返列宁格勒后，才游历了全部美景。当酆炳林说他是第一次游览时，同行的苏联朋友都无法相信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6年。

这样，到大学四年级开学时，酆炳林已经顺利赶上来了。当时，还有很多像酆炳林一样的留学生，他们为了祖国，战胜了无数困难。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不言败的精神。

首批军事学生赶赴苏联

1951年，中国海军开始派遣留学生到苏联的军校学习技术。当年5月，北京春光明媚，53位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官，满怀激情，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从祖国的海防前线，来到祖国首都北京，下榻在前门外大栅栏内庆太和旅馆。

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被派往苏联学习的海军军官，其中，最小的只有17岁，最大的也不过3O岁。

一到北京后，他们便紧张地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临行前几天，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和刘道生副政委召集大家开会。

肖劲光在讲话中说：

中国近百年来遭受侵略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侵略者大都是从海上来的。旧中国有海无防。我国领海与内河，帝国主义的军舰可以随便进出。我国的领土任人宰割。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空军，还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建设海军我们缺乏经验，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你们就是我们派往苏联学习海军技术的第一批留苏学员。希望你们要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努力学习俄文和海军技术。中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寄厚望于你们！

肖劲光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接着，苏联海军顾问组组长库兹敏讲话，他说：

苏联海军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十月革命第一炮就是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打响的。卫国战争中，从海上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陆上战场，保卫了港口、基地和濒海地域的安全，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现在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要帮助兄弟的中国人民建立海军。你们去苏联学习，就是落实斯大林同志这一指示的一部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毕业后回国，建设自己国家的强大海军！

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深感肩负使命的神圣。

在出国前的一天，海军干部雷永通部长召集大家开会，宣布徐世平为留苏学员队队长，李辛为支部书记，杨健为副队长，张连达为支部副书记。他要求大家除努力学习外，一定要搞好与苏联同志的团结。

雷永通特别强调指出，团结问题是涉及两党、两国之间关系的政治问题，要求支部与队的领导尤其要重视，如果关系搞不好，回国后有理也要打三板子，无理更要打三板子。

1951年6月11日，学生们乘火车离开北京，经过两天三夜，于14日上午7时到达满洲里车站。办理了出入境手续后，火车驶进苏联国境奥德堡车站。

从奥德堡出发，途经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又经过7天的行程，才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稍事休息后，去里加学习海岸炮兵的6位学生换车去了那里。

其余47位去苏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学习，他们于22日抵达列宁格勒。学校派系主任罗曼洛夫海军工程上校和系副主任把他们接到学校。

苏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是专门培养舰长、艇长和专业业务人才的专科学校。校长是海军少将，系里有两名中文翻译，一位是沙洛夫大尉，一位是福明少校。

到校后，苏方把中国留学生分班，舰长班9人，徐世平兼班长。

徐世平1925年4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龙庙乡龙庙村。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新四军。曾任淮海军区抗日游击队沭河大队政治处宣传员、青年干事。

1944年6月起，徐世平历任中共潼阳县沭河区委书记，淮海军分区东海县警卫团第三营副政治教导员，淮海军分区第三支队直属队政治教导员、第三营政治教导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旅直属队政治教导员，第十二纵队一○六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

徐世平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任华东军区海军护卫舰政治委员。

另外，航海班11人；枪炮班7人；鱼水雷班11人；通信班9人。校方考虑到中国海军留学生多数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少数高中文化程度，又不懂俄文，因此安排第一学年以学习俄文、数理化为主，并在每班配有一名翻译。

辅助学习电磁水声学和海军共同科目，有海军基本知识，海军战史，主要是俄罗斯海军战史，舰船勤务、船艺等。

军事留学生派往列宁格勒

1951年，中央根据1949年12月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出了派遣军事留学生赴苏学习的决定。中央军委干部部门立即着手军事留学生的选派工作。

一批政治过硬、战功卓著的优秀军官被选拔出来。他们中有经过长征的红军，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还有抗美援朝初露锋芒的英雄。第一、二批学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我军的中高级将领。

1953年，中国海军党委又决定派海军副政委刘道生中将等师以上领导干部9人，去列宁格勒苏联海军最高学府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战役战术，周乐亭便是其中一员。

当年9月，他们豪情满怀地登上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期望学成归来，能够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队伍。

7天之后，他们到达列宁格勒。进入位于华西列夫斯基岛上的伏罗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

第一学年是最紧张最艰苦的一年，每周上6天课，每天8节。他们每天早起，到食堂匆匆吃点早点，又匆匆走到教学楼上课。上午课毕，又匆匆走到食堂午餐，有时，为了节约去食堂的往返时间，用来进行学习，就在教学楼内的小吃部吃冷餐。

下午上完课后，可缓步到食堂吃晚餐，餐毕才轻松地漫步回宿舍，这是一天中一段休闲的时间。回到宿舍，立即自修，复习消化当天的课目。直到23时左右。

苏联的军官有度周末的习惯。每逢星期六，一天的课程连续上完，中午不休息，以便提前离校。中国的留学生下课后，仍回宿舍自学。星期日，他们不外出，在宿舍里学俄语和复习一周的重点课目。

在生活上，中国留学生也是最简朴的。因为在外国留学生中，他们的生活费最少，所以只能买较便宜的菜吃。后来，为了改善生活和缓和一下学习的紧张情绪，有时逢星期日，他们就休息半天，自己做中国菜。

第二学年起，每日课程，由6至8节，改为4至6节；每周课程，由6天改为4至5天。此后，他们便开始学习课外的苏联历史、军事、政治和科技方面的知识。参观了冬宫、夏宫、苏沃洛夫、乌沙可夫、罗蒙诺索夫等博物馆和图书馆。

周乐亭后来回忆说：

到远郊区参观了集体农庄。还看到一片原始森林：其中大树粗壮参天，一些攀藤绕树而上。大树下面灌木成丛，贴近地面是高大的野草，草间有些水洼，各种植物亲密共处，不知经历了多少春秋，这种大自然景观，真是难得一见。

在实习期间，留学生们参观了著名的红山、灰马两座要塞和大口径岸炮操作，还到波罗的海军舰队，参观见习了从战列舰到猎潜艇和潜水艇等各型舰艇。

1957年5月，他们进行国家考试，都取得优良成绩，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满怀豪情，登上回国的列车。

当时，苏联对中国军事留学生的培训不是无偿的。军事留学生在校的一切费用如住房费、水电费、教材费等都须中国政府一一支付，甚至实习所用的炮弹要中国花钱买。当时国家的经济极为困难，有限的外汇只能用来保证留学的必要开销。

留学生的津贴费十分微薄，除了支付低标准的伙食费外，还要购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用具，想到莫斯科大戏院看场芭蕾舞都花不起钱。

但是，军事留学生们深深懂得，中国人民是在用血汗在培育他们，他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坚定了他们为国而学，不负使命的信念。

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我军先后派出军事留学生800人左右，集中在苏联陆、海、空军的指挥和技术、工程院校深造。

军事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951年6月，新中国派出的首批海军留学生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涯。

在学习期间，不论是文化补课，还是专业学习，全体学员都是废寝忘食，拼命学习，弦绷得很紧，不分白天和黑夜，也很少过星期天。吴保民同经常在梦中大叫：“累死了！”

后来校方规定，星期天必须休息，命令图书员不准给笔记本，要中文翻译带他们出去参观游览，以调节情绪。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他们学到了在书本和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既陶冶了情操又增长了见识。

在紧张的学习中，学校还经常穿插组织留学生参观游览。

为参观游览的便利，校方指定两名中文翻译带领他们参观列宁格勒市容，主要有斯莫尔尼宫、沙皇住的冬宫和避暑的夏宫、芬兰车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彼得洛夫城堡、红山炮台、列宁格勒保卫战纪念馆、普希金村、基洛夫与高尔基纪念馆、沙柯夫大教堂和海军博物馆、俄罗斯博物馆等名胜古迹和有纪念意义的景点。

通过参观游览，使中国留学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徐世平后来回忆说：

这种寓教于游的方法也是非常可取的，使人们在轻松的游乐中受到了文化熏陶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开始时，留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还是遇到很多困难。由于语言不通，给学习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有一次，枪炮班一位学员因牙疼去学校卫生所看病，没有带翻译。医生和他讲话，问他是否把牙拔掉，他听不懂，只答“是”。结果医生没有打麻药，猛地将他一颗牙齿拔了下来，疼得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为了尽快学好俄文，学校除了在学员中间开展互帮互学活动外，系主任还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号召大家每人找一位俄罗斯姑娘交朋友、学俄文。

当时，中国学员都觉得十分尴尬。为了学习俄文，支部决定，每个同志可以找苏联姑娘交朋友学俄文，但禁止夜不归营。

在留学的第一年中，学习的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学员们惜时如金，发奋苦学，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刻苦钻研。每天学习至少10小时，经常在学校值班员不断地催促下离开教室。

回到宿舍，同学们还躺在床上背诵俄语课文。他们的节假日和课余时间都是在教室度过的。

军事留学生虽然远离祖国，身在异国他乡，但国家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成长。

大使馆武官处在中共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和使馆党委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军事留学生的管理工作，及时向学生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介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定期听取留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的汇报，与苏军有关方面保持经常性的接触，解决实际困难。

国内代表团访苏时，总要到留学生所在的院校检查看望，鼓励留学生好好学习。

1957年11月，彭德怀、叶剑英元帅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苏方的安排下，代表团前往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参观，并检查军事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同学们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军事留学生们没有辜负祖国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他们带着优异的成绩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

“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们的共同心愿。不论当时的工作条件多么简陋，环境多么险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

留学生们正是凭借着这种不怕吃苦的战斗精神，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学习任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提起中国学生的刻苦好学精神，苏联军事院校的领导和教员无不夸奖备至。他们说：

军事留学生的身上体现了新中国的精神风貌。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可以击败任何敌人。

后来，昔日的军事留学生，有的成为高级将领，有的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医学以及尖端技术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快了中国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步伐。

留学生们用行动和业绩，实践了自己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神圣诺言。

出版系统向苏派留学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

为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加强对各个领域人才的培养，党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大规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为执行苏联和东欧各国援建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工业部门还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

这些出国留学人员学习的专业范围非常广泛，有工业、农业、军事、地矿、水利、财经、贸易、医学、教育、电信、铁道、林业、气象、文学、语言、历史、哲学、音乐、美术、电影、戏剧、舞蹈、体育等等，几囊括了物质与精神的所有领域。

从1952年起，中国出版系统也开始往外派遣留学生。开始是从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专门学习印刷和发行专业。

1953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通过出版总署分配少量名额，从全国出版系统的在职干部中选派调人出国学习出版业务。

这些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生活等费用，按照中苏两国政府于1952年8月签订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高校学习之约定》，由苏联政府支付中国公民在苏联高校学习的生活费和学习费，包括每月大学生500卢布、研究生700卢布的津贴。

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偿还本协定上述各项费用的50%。每年两次按非贸易付款协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汇入苏联国家银行所开账户上。

从1952年年初开始，中国派往苏联学习出版业务的留学生共有13人。其中，在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分配学习出版业务的有9人，由出版系统在职干部中派遣的有4人。

最早去苏联留学的是学印刷的王昌后，他原是华北联合大学的学生，于1951年出国去苏联，在苏联学的俄文。

1952年，他被分配到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印刷工艺专业。

张品乾，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在人民大学参加留苏考试。

1952年出国前在出版总署开会时确定去苏联学习印刷。出国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工业经济系学习，毕业回国后分配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研究院搞企业管理，后来任机械管理科研所副所长、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

王湛，1951年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学习，经北大选送参加留苏考试，录取后于1952年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1953年出国去苏联。在出国前参加出版总署召开的会议时，她确定在苏联时学习的专业是图书贸易经济。到苏联后，在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图书贸易经济专业学习。

在后来的1957年，王湛学成回国，在国际书店负责图书进出口贸易工作，任外文局团委委员、国际书店团总支书记、核心组成员、业务组负责人等。

1953年，出版总署开始选派人出国学习出版业务。学习出版1人，学习印刷1人，学习发行2人。

李肇华通过留苏考试录取后在苏联学习编辑专业，后改学哲学专业。毕业回国后在人民出版社马列主义编辑组工作。

魏志刚原在出版总署印刷管理局计划处工作，经选送参加留苏考试，录取后于1953年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1954年出国到莫斯科印刷学院印刷工程经济专业学习。曾任莫斯科印刷学院中国留学生共青团支部书记。

王守茂原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任订户科副科长，经上级选送后在北京参加留苏考试，录取后于1953年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出国前由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经理邵公文同志通知，到苏联后学进出口贸易方面专业。1954年出国到苏联后进莫斯科外贸学院法律系仲裁专业学习。1959年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后任该委员会副主任。

汪轶千，原在新华书店上海分店工作，任秘书科长。经新华书店总店选送，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华东片留苏考试。录取后于1953年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1954年8月底出国，进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图书贸易经济专业学习。曾任学院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书记。1958年毕业回国后一直在新华书店系统工作。

1956年，中国又选派了5位高中毕业生到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当时在印刷工艺系学习的有魏瑞玲、杨霭宜、刘夙官3人，在印刷机械工系学习的有谢普南、张平安两人。

无论是从大学生或高中毕业生中挑选，还是从出版系统在职干部中选拔，一般均通过国家统一安排的留苏选拔考试。

考试科目根据学习的不同专业，考4至5门课程，有政治、高等数学、政治经济学、历史、语文等科目，学习工科的还需考物理、化学等。

考试录取后，到国家专门开办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二部，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俄文。

留苏预备部的主要任务是高度强化俄语培训。学校配备有优秀的管理干部和一流的教师，还聘有苏联专家。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张，每天都要记大量单词，还要背诵课文和记住语法规则，学习比较艰苦。

一年学习期间，学校还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健康检查，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学校的伙食非常好。

当时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达15至16元。出国时的装备，国家也做了周密的安排，每人均配备了供5年用的两箱衣服和日用品。

在苏联学习期间，开始时大家都经历了巨大的困难。首先是语言上的问题，无论是上街买东西，课堂上听课、记笔记，与老师同学交谈，应付每学期的考试和毕业时的论文答辩等等，无一不需要运用俄文。

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不到一年时间学习的俄文，仅仅是打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到苏联半年后，大家才稍能适应紧张的学习生活，基本掌握了俄文。每次考试，都取得优异的成绩。

不少人在四五年的学习中，考试成绩除个别1门课得到4分外，其余课程都得了5分。如果是苏联学生，这个成绩已经可以得到斯大林奖学金。在毕业时绝大部分人均获得了“全优”毕业论文。

大家都朝气蓬勃，废寝忘食，专心致志地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

在苏联留学时，大家的课余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度过的。使馆的人员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锻炼身体。中国留学生的优良学风，高尚的思想品德，博得了苏联各级领导、学校、教师和同学的高度赞扬。

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愉快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留苏学生感激苏联教授

1956年，留学生派遣工作确立“争取多派研究生，少派高中毕业生”的方针。

大学生派遣人数骤减，除了少数关乎国计民生的尖端、缺门或薄弱专业外，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与此同时，研究生派遣政策也有了重大调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巨大而急迫。因此初期派遣研究生的主要目的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在培养对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国内在读研究生和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

很快，教育部发现，这些直接迈出大学校门的研究生，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习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当时，高教部长杨秀峰指出：

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研究生，大多是刚由大学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科基础较差，加以语言关系，出国后一般需补习某些课程，因而不得不延长学习年限，苏联教师指导也有困难，学习质量一般不高。

接着，教育部明确了对研究生实际工作年限的要求。从1957年起，派遣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一般都要具备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

考取留苏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在完成留苏预备部学业后，仍需要到国内有关单位进行1至2年的实习，当他们获得专业上的积累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后，才可以派遣出国。

经过几年的人才培养和积累，中国各重要领域初、中级专业人才队伍积累已经颇雄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识到，研究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出去取经，回来传道”，即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带动国内整个学科领域的科技进步和人才积累。

从1958年开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转变为培养高级师资和科研人才。教育部将留学研究生选拔和使用的主导权下放到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

研究生出国名额和专业分布由此前的教育部统一规划、下达指标，现在变为各高校自行确定。研究生毕业去向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变为“返回原单位任教”。

由于国内的政策调整，某些专业的学员数量在派出当年超过苏方接收计划人数，或相关专业苏方在当年没有接收计划，相应的学生就不得不留在国内。

在“缓出国”的学生中，一些人是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些学生经过一年的培训后在语言能力方面没能达到派出要求。

对于这部分学员，留苏预备部提供了补习一年的机会。如经补习达到要求，可安排在第二年出国。如果经补习仍不合格，或本人自愿放弃，则取消出国安排。还有个别学员，由于身体或心理原因，自愿或经劝告中途放弃了学业。

对于攻读研究生的人员，则主要分配到国内有相关专业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有用人需要的单位；原为机关干部或高校讲师、助教的，回原单位妥善安排工作。

尽管没能实现出国梦想，但是这些青年仍然是同龄人中千挑百选出的佼佼者。尽管他们没能直接接受苏联的高等教育，他们还是在国内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中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学习和研究工作。

在他们当中，同样诞生了大批国家干部、院士、学术领袖、科研骨干。他们和留苏群体一样，是那个时代优秀青年的杰出代表。

在苏联学习的留学生，他们不仅受到苏方的重视，苏方很多教授的平和与一视同仁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特罗波尔斯基教授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

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潜艇设计的钱凌白深有感触。

在钱凌白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他们讲课时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留苏学生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印象十分深刻，她后来回忆说：

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刘恕是辽宁沈阳人，她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森林工程学院林业系。刘恕后来回忆起留苏生活时，提起了她大学时期的一位教授：

这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非常有才华，只是由于曾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而对女性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见。每次考试，对苏联女学生总是二话不说直接写三分了事。但是，只有对中国女生例外。他说：“我看到了她们的努力，我了解她们的才干。我没法不给她们五分！”

吴美蓉是中国卫星应用专家。她1936年1月生于江苏常州，1952年考入西北工学院，1953年到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学习，1954年至1960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吴美蓉在大学四年级第一次考试时，进入考场一看，发现除了她的任课老师外，还有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

准备妥当后，吴美蓉看到任课老师面前有人在回答问题，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了那位陌生老师的面前。当吴美蓉完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一幕令她惊讶的场景出现了。

吴美蓉的任课老师站起身，径直走到这位考官面前，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了解她的水平。我绝不允许你给她4分！”

吴美蓉后来才知道，这位考官有个习惯。在他此前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没有一个学生从他手里得到过5分。吴美蓉成了唯一的例外。

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探索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