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先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进而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的基本国策，由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经过精心设计的“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侵占了中国东北。这就是后来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九·一八”事变。

一、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社会制度腐败、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引狼入室的不抵抗政策等自身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本性。而所谓“军国主义”，概括地说，就是以大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国策，而且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纵观日本近代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对外进行军事侵略、残酷掠夺的历史，而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其既定侵略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这正如日本近代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从来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也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除日本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日本的封建武士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封建武士有两大基本信条：一是认为日本是天下万国之本，妄想征服世界、统治世界；二是崇尚武力致胜，相信武力是立国的基础，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所谓“武士道”精神。这些武士以对内对外的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无尚光荣。认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确定了一条露骨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开始制定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扩张政策。这项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策，始于早期的日本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大军阀——山县有朋。1879 年，日本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为了刺探和掌握中国的军备与政局情况，以制定相应的对华方针政策，即秘密派遣以桂太郎为首的 10 余名军官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在北京、天津等地进行探查，并

起草了对华作战方案。第 2 年，山县有朋又派了 10 多名“中国语研究生”，到中国进行调查活动。根据这两次调查的结果，编写成了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和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邻邦兵备略》。山县有朋还为此专门写了奏折，于同年 11 月 30 日，一起上奏明治天皇。这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山县有朋先后出任首相、陆军大臣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性，日本的大陆政策便逐步形成。这从山县有朋的一些言论中看得很清楚。他在 1890 年 3 月在呈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关于《陆军兵制改革奏议》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他说：“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之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

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山县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过去的日本只是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线；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强大起来，可以保卫其利益线了。此外，山县有朋 1918 年提交给寺内内阁的一份建议书中还强调说：“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是指同日本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利害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它都要用武力去“保卫”。而中国、朝鲜等大陆地区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山县所说的开辟、保护利益线，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就是后来作为其根本国策的“大陆政策”。这一“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大体上是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指现在的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范围）；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确定和形成大陆政策的同时，即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各种侵略活动，而且其侵略的重点也更加明显，这就是直指中国的东北。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随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贯彻实施其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巩固其侵略成果，即开始积极策划进一步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从 1906 年起，日本先后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是“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关东都督府”（1919 年起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以及日本驻奉天（今沈阳市）总领事馆。这些机构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得力工具。

1905 年日本虽然打败了沙俄，夺得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取代了沙俄的地位。但当时从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实力及其它各方面情况来说，日本还不可能独霸东北，还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1906 年“满铁” 便应运而生。继“满铁”设立后，日本为便于对东北的统治，紧接着又建立了关东都督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主要负责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及军事事务。后来，为了协调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日本决定废除关东督府，将原来的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但基本职责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919 年 4 月 11 日，以陆军第 12 号军令的形式，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正式建立关东军司令部。按照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直属日本天皇。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最重要的侵略工具。在随后的数年内，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事件，如 1919 年 7 月的“长春事件”、1928 年 6

月 4 日的“皇姑屯炸车事件”、“1931 年 7、8 月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等，都是由关东军一手策划和实施的。特别是 1925 年 11 月 23 日，受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兵直指奉军根据地——奉天。在张作霖处境危急的时候，1925 年 12 月 25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侵略军，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至奉天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军。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事后，日本人即利用这一机会，开始大量增加关东军的数量。从而，使日本的关东军成为一支实力颇为强大、不容忽视的军事集团。

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大将、陆相白川义则等军政要员，会议共举行了 11 天。这次会议除正式议程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秘密议程和秘密活动，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关于日本的所谓“满蒙政策”。因此，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了制定新的更加积极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森恪，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扩张主义者。在会议之前，他就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商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 的方针。森恪的主张和首相不谋而和。所以，这次会议除了强调东三省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中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外，就是提出“对于满蒙的主权，日本也有参与的权利。”最后形成了一个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华方针的《对华政策纲领》。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落实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森恪又在同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大连召开了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参加的“大连会议”，又称“第二次东方会议”。这次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在东北，凡是与日本利益有冲突者，日本都要干涉。

“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将会议所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了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于 7 月

25 日上奏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人们广为传说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与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关系密切。中译本约有二万四千字，分为二十项内容。主要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和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它露骨地提出：“按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均已实现。唯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中国全土。然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

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还有待于继续努力⋯⋯”。因此，“欲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满蒙”和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对中国东北

的吞并和全面侵略活动，可以说既是出自《田中奏折》又是完全按照该奏折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 4 省，

总面积约 113 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国土的 3 倍多，比法国和德国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它的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前苏联为邻，又临渤海、黄海与日本隔海相望。东北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宝库。铁、煤、铜、铅、锌等矿产都十分丰富集中，当时东北地区生产的石油占全国总产量的 93

％，冶铁量占 73％，黄金开采量占 55％，铁路线占 41％，另外森林面积达1800 万公顷，占全国的 1／3。这对于资源贫乏而又富于侵略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极具诱惑。因为东北既是它的一个原料资源丰富、地理条件方便的供应地；同时，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工业来说，中国东北又是它的一个重要市场。东北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本身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在 1931

年 3 月所写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一文中这样说：“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龙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国东北当作一块求之不得、咬住不放的大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