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海军军费开支表（单位：百万日元）

——见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华民国 37 年 4 月版《日寇侵华秘密内幕》第

53 页。

这种异乎寻常的高军费支出，使日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仅以 1930 年为例，陆军即拥有 720 辆坦克、600 架飞机、1184 门火炮，并新扩建了 2 个空军联队。在“九·一八”事变前，还新增设了拥有 472 架陆基飞

机和 329 架舰载飞机的海军航空兵。日本政府这种全力以赴地加强武装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已拥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 25 万大军，排列在世界强国的前 5 位。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大搞“非正规军”的训练，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或补充部队的需要。1925 年以后，在日本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为加强学校的军事训练，将裁减下来的军官全部分配到全国公、私立的中学和大学去担任军事教官。据 1928 年的资料统计，在日本 500 万中等和高

等学校的学生中，有 140 万受过军训。同时，日本政府对一般社会青年也普遍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在各地建立许多青年训练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经吹嘘日本的这种教育和训练制度，可以使其掌握“20 余万现役军人、300 余万复员军人、5—60 万大中学生和 80 余万青少年。”

在大肆扩军备战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即开始积极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早在 1929 年 7 月，就由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接着，关东军的另一名参谋佐久间亮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于 1930 年 9 月起草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1931 年 5 月，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具体策划下，又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了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自行决定占领满蒙之决心。关东军在研究制定各种武装侵占东北方案的同时，即展开了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部署。从 1929 年开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便以“旅行”的名义， 曾先后组织了多次对东北各地的战略侦察。

1929 年 7 月 3 日至 12 日，由板垣、石原率领数名参谋人员到哈尔滨、长春等地研究了“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7 月 4 日，石原到达长春时，还专门以《对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作了讲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因此，在战后，石原的长春之行就被称之为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7 月 5 日，石原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途中，又提出了日本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在解决满蒙问题案”。1929 年11 月，石原等人又到辽西地区，研究了在锦州附近作战问题，并在制定了“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和“攻打奉天城之要领”后，又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面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之研究。1930 年 5 月， 日军参谋本部派人与关东军的参谋人员一起在奉天、长春等地作了一次现地战略侦察，以进一步研究、落实以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计划。另外，从 1931 年初起，关东军司令部特意将每星期六研究东北问题作为一项制度，主要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完善和修改其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

1931 年 4 月，日军军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第 2 师团，代替

京都第 16 师团到中国东北换防。这个师团的士兵大多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因而特别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6 月，日本召开军制改革会议，7 月 1 日，陆军省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增加 1 个师团到朝鲜，将中国东北驻军由轮换制改为永久制。日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对这一改革的说明是“完全为了用兵作战之目的。”另外，为了适应未来的作战需要。1931 年 8 月 1 日， 日本军部还进行了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陆军中将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可说是个侵华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任过张作霖的顾问，对东北的各方面情况非常熟悉。8 月 3、4 日， 他由板垣陪同出席了驻朝鲜日军、关东军、驻台湾日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 于 8 月 20 日到任。此外，原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大佐，8 月

18 日被任命为驻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前，此人曾在中国居住 18

年，被视为日本陆军内部的“中国通”。对于“事变”的发动，特别是对于“事变”后伪满洲的建立，土肥原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此东北形势日益紧张的关键时刻，日本军部任命此二人，可说是用意颇深。

1931 年 7 月，关东军的情报机关在侦察到攻占奉天须用大炮时，便决定

从国内秘密运来 2 门 240 毫米大口径榴弹炮和数门 280 毫米的要塞炮，置于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为了掩盖他们将要发动武装侵占东北的阴谋，关东军在运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把炮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大木箱里， 指定必须用客船从神户运往大连，到大连码头后，直接卸到地下室。并令其士兵穿上中国人的衣服，装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进行搬运。随后，在进行大炮的安装时，为挖大炮的掩体，因须挖一条约 5 米长、深 1 米的沟，日本人还欺骗当地居民说，他们是在挖游泳池。为了保证射击精度，日本人还派关东军士兵化装测量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射击目标。并在事变前把炮口对准射击目标：北大营和飞机场，以便实射时闭着眼睛也能命中。经过一番周密配置，到 9 月 10 日安装完毕。后来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夜里，这些巨型重炮果然发挥了作用。

8 月 27 日，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由大连秘密开赴苏家屯、奉天车站一带。

另外，8 月下旬，关东军还从国内紧急调运飞机 30 架、野炮 20 余门至苏家

屯车站附近。在此期间，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亦同时举行军事演习 2 周。特别是对铁路守备队的步兵进行了操作大炮的训练，并预先就各个“攻击目标” 的位置在炮身上做上记号，这样在实际射击时，只要把记号与标尺配合起来， 就可完全命中目标。

就在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加紧准备的同时，驻朝鲜的日军为了支援关东军作战，在 1931 年 8 月中、下旬，也曾多次在图们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江中施放水雷的演习，甚至越界过江在中国境内埋设地雷，步兵也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进行散兵演习。此外，在正规军加紧训练的同时，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也于 9 月 8 日接到密令，要求分别集中到奉天、长春、哈尔滨报到。

为了在“事变”发生后，日军能够迅速及时的调运，9 月 14 日，驻抚顺日军第 2 中队长川上大尉召集了一个警备会议，出席的有警察署长、宪兵分队长、在乡军人分会长（兼防备队长）、大官屯和抚顺两车站站长。会上决定了两项绝密事项：（一）为了保证驻抚顺守备队在突然事变发生时进占奉天，要求大官屯、抚顺两站长从即日起，每晚必须准备好夜间可以随时出动的 4 辆编组的列车；（二）“事变”发生时，驻地安全秩序，由防备队、警察和宪兵协助维持。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关东军还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7 月，日军先后在沈阳等地进行的军事演习共计 50 余次，参加人数达 7000 余人次。9 月 2、3 日，日军整天在北大营附近之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地进行野外演习。9 月 4 日

至 5 日，日军又先后举行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攻击演习。9 月 8 日， 日军竟然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作攻城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还接连不断搞一些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有针对性的演习。9 月14 日至 17 日，日军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17 日，竟有两名日本警察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真可说是嚣张至极。

8 月 20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到任，就频繁到南满铁路沿线各日军部队进行所谓的“巡视”，实际上是到处作战前动员。9 月 7 日前，本庄繁到大石桥、鞍山等地日军部队。9 月 8 日到奉天，在石原的陪同下，访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的林总领事，并就当前时局交换了意见。9 月 12 日到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9 月 13 日在离开长春前，对所属部队发出训示，宣称： “铁道守备队要保护帝国居民的安全⋯⋯。”9 月 18 日上午 9 时，本庄繁到

驻奉天的第 2 师团司令部“检查工作”，最后对该师团多门二郎师团长说： “目前满蒙的情势日益不安，我军不能一日苟安，万一发生事变，各部队应积极行动。因此从现在起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下午 14 时， 本庄繁一行结束“巡视”，从辽阳急切地回到了位于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军在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事变”即将发生， 当时的东北业已是处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的战争前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