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 1940～1943

在利物浦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的尖叫。一开始，人们立刻在指挥下进入掩体或房屋；但如果没有什么事发生，人们就不再理会警报了，除非几分钟内宣布空袭是确实的，至少在白天是这样。在晚上就不同了：随着警报，立刻就响起了高射机枪的发射声、榴弹的嘈杂声；我们在房子里非常害怕，然后在指挥下进入地下室。但一会又没有什么事了。我记得我晚上经常在休息室里和几个官员玩“二十一点”，他们没有什么别的事好做。其他的时候，我就练习钢琴；有的住户说：那声音比射击声更难听。可是轰炸真的开始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那些著名的建筑物只剩下空壳子，一些墙依然危险地立着。一会儿，就会有一辆起重车轰鸣地开来，摇摆着大铁球撞向这些墙，直到它们在一阵灰尘中倒塌下来。有些和我一起在宿舍里的建筑系的学生帮助他们进行这些摧毁工作。正如其中一个说的，这使他们懂得了建筑学的许多知识。生命仍在继续着，我们也开始习惯这些了；我们知道真正的空袭目标是离这里几英里远的船坞，我们被击中的机会还是很小的。

但是，有天晚上，针对这个镇的猛烈轰炸开始了。我们能听到{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120-1.bmp}炸弹落下来的呼啸声，我们战栗地躲在楼梯下，那里被普遍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一枚炸弹不停地呼啸着，直到我们认为这次该轮到我们了，发出巨大声响的爆炸之后是清脆的玻璃破碎的声音，我们大部分的窗玻璃都被震碎了。那个时刻，我们的女房东决定离开，甚至不愿意向我们收取高额的房租，她就消失了。我收拾好我的行李箱就走路（轰炸机太多了，街上没有电车）去我的一个朋友、数学物理学家普里斯家里。他家离利物浦市中心六英里，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他妻子是玻恩的女儿。经过两个小时的行走，我在他们家的客厅放下了我的行李。他们同意我留下。但他们很快就准备离开了。他们有了一个小孩，准备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

当小孩早上哭的时候，我发现对他讲话能起点作用。毫无疑问他喜欢牛奶，但他愿意听一点闲聊并很高兴。当他看到没有牛奶即将出现时，他又开始睡觉。当“弗里希，你的房子着火了！”把我惊醒时，我在那里还只呆了两个晚上。叫醒我的是恰尔维斯，一个化学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空袭联防队员。他认为空袭是一个大玩笑和一次大冒险。他在空袭中开车来找我，以便让我能回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因为我在住处还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进到市里的时候，屋子已经被扩散的火给烧光了。一切都很安静，“摧毁”工作过了一会儿就开始了。实际上，正着火的不是我的房子而是隔壁的教堂；救火队员正极力抢救邻近的房屋。有一个救火队员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像个傻子一样地站在梯子上，因为他的水龙头里不出水；同时要救多处的火，太过量地用水使水压降低了。我拾起我的打字机（没有别的什么好拿了），然后，恰尔维斯把我送到了安静的乡下。

顺便说一下，我的整个旅程是非法的，因为当时正在宵禁，我和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在天黑以后不能公然地外出。这项命令非常影响我的工作。为了赶在宵禁前回家，我不得不停止一个正进行得很好、大约在一两个小时内就

能完成的实验。另外，我不能有自行车。当我向查德威克讲了这些以后，他很同情我的困难。他劝说警察局长取消了这些对我的限制。于是，我在晚上的任何时候都能外出并且能骑车回家了。

几天后，普里斯一家就离开了，他们允许我住在他们的房子里，甚至把他们的清洁女工留给了我。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这个令人愉快的住宅区里过着豪华的生活，并能安静地睡觉。我的美梦只被吵醒过一次，我听到花园里有声音并清楚地听到“看来我们要破窗而入了”。我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并把头伸到窗外叫道：“怎么回事？”两个联防队员站在被照得很亮的草坪里向上看着。“啊，有人在屋里，”其中一个叫道，“那些灯是怎么回事？”这时我终于明白了我该死的粗心：客厅里的灯仍亮着，并且我没有把灯火管制的窗帘拉好！幸亏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附近没有敌机出现；联防队员接受了我热烈的道歉，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宵禁的时间回家，虽然我已被获准这样做，但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我被一个警察拦下，我正准备向他解释我的特殊地位，但他更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骑车。我向他保证说，还有足够的灯光让我看得见，但他说，那是过去的开灯时间，并开始记下我的姓名和地址。整个过程中我在想，他会不会突然指出我的外国名字和口音并问我： “你到底在干什么，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是在宵禁之后？”但我说着我最好的英语，他可能把我当成了一个对利物浦人来说听起来有些像外国人的伦敦佬。最后我被允许开着车灯骑回家了。

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不是一张而是两张传票：一张是因为我的客厅灯，一张是因为我的自行车灯！我能想象出我站在法庭上为我的案件辩护的样子，但传票上的日期正好在我的一个短假期中间，我和佩尔斯准备在康瓦尔度过这次短假。于是，我到警察局去问能不能改一下日期。不，日期不能改。但我被建议向法官写一份书面的情况，为罪行辩护并保证再也不这样做了。我被罚了十先令，一盏灯五先令。

我还很不明智地犯下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罪行。我有一个从维也纳来的老朋友，心脏专家赫兹博士，他有一个外号叫赫兹—赫兹（因为赫兹在德文中是心脏的意思）。他住在离利物浦不远的威尔士的莫尔德镇上。因为我很喜欢他，过几个星期我就在星期天去看他一次。我坐公共汽车先去切斯特，经常在那个有古老修道院和可爱大教堂的美丽小镇停留一点时间，然后坐上另一辆开往莫尔德的公共汽车。在莫尔德我和那个聪明的老人会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他有一个怪癖，可能因为过去他有太多的约会，他总想知道确切的时间，因此他戴了两只表。

回来的路途则更困难一些。当我坐在从切斯特开往利物浦的车上时，如果空袭警报响了，一些司机会拒绝开入被轰炸区。他们在利物浦外的某个地方停下来说“乘客都下车，不再往前开了”。于是，唯一的办法是求别人让我搭车，很多次我都是乘坐军用卡车进利物浦的。那是一个敌国人民乘坐的多么奇怪的车辆啊！并且，战后我发现，切斯特也是禁区，也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而且和利物浦不是同一个禁区。也就是说每次我进行我的旅程时，应得到两个警察局长的许可！但我从未被抓起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正在触犯法律。

在实验室里，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熟悉每样东西是什么，查德威克把他的学生霍尔德分配来帮助我。那些天里，我是一个充满活力、快速跑来跑去的

人，这个学生跟在我后面。我发现我们被起了外号“弗里希和十万火急”。我要补充一点，那个“十万火急”现在已经是利物浦大学的正教授了。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克劳修斯分离器，但它的分离几乎测不出来；另外一些科学家证实了六氟化铀是克劳修斯分离法不起作用的气体之一。幸亏佩尔斯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并和西蒙一起建立了另外一种方法，使用多孔膜扩散；这非常复杂但保证能起作用（赫兹用类似的方法分离了氖的同位素）。

我与一个叫皮克万斯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他有令人愉快的个性，正忙着做质谱仪。他有解决技术问题和组织工作的天赋，后来他成了卢瑟福实验室的主任，负责建造一个大的原子分裂器。在 1970 年，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因为大出血而多少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的许多朋友对此极为惋惜。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124-1.bmp}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能言善辩的人身上是非常可怕的。作为一个开快车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车祸；他有时说，他应该成为一个赛车手。

我开始有些怕总工程师摩尔，因为他总是强烈地表达出他的想法。有一次我好像对某个人提到了这一点，而这个人马上就跟他说了。接着，摩尔非常生气地问我，那些诽谤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也很生气，于是我们大吵了一架。自那以后，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战后，他负责在利物浦建造了一个大的回旋加速器，代替我们当时就有的那个小的。

在实验室外，我的私人生活大部分是与诺特布莱特一起度过的。他是一个波兰科学家，在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在英国做研究工作了。当然，当他的祖国被占领并被苏联人和德国人爪分之后，他与他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他的妻子在逃跑的途中死掉或被杀害了。有人也许认为他一定非常痛苦，但你从他身上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和蔼善良的人，总是照顾别人，帮助别人。他后来成了普格瓦斯会议的秘书长，他是我遇到的人中对和平事业作出最多贡献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他安排我为驻扎在利物浦的波兰士兵演奏钢琴。当我走进去发现里面聚集了上百个人，有一架七八个键不灵的钢琴。试了一下之后，我决定不演奏精巧的曲子，因为如果一个音符发不出音来，我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只好演奏由许多音阶组成的、发出很大声响的曲子。实际上，我大胆地演奏了肖邦的《波兰颂》，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演奏的。但对那些波兰人来说，我现在仍认为，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波兰颂》几乎相当于他们的国歌，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它被演奏出来，会有一种激奋的感觉；在我蹩脚的演奏结束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诺特布莱特使我认识了一些英国人，其中益文·基尔很值得一提。他的几个兄弟中，有两个艺术家，一个物理学家和一个主教；他告诉我，他是最平庸的一个，只是一家面粉厂的书记员。但是，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并有很多兴趣爱好。他的一个兄弟是很有名的铅字设计者和雕刻者，他的字体被《时代》杂志和伦敦地铁采用，他能设计出清晰并且十分协调的字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一个兄弟，但他时常给我带来一些木刻的小作品，我现在还珍藏着。他还在写一部全集，描写他兄弟的工作和探险过的新几利亚岛。他借给我一本关于这个岛的书。那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王国，充满了艰难险阻，可能要用一天才能走半英里；探索和控制这个王国是英雄的工作。每看完几页，我都要合上书才能缓过气来。

我成了益文家里的常客，经常一起演奏音乐；他演奏小提琴，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受的伤使他有些不太方便，但他仍能演奏得很动听。有时一个叫戈尔敦的教士也会加入我们，他的钢琴弹得非常好。我借了一把小提琴也加入进来。我自己的小提琴留在丹麦了，直到战后我也没有再见过它。

我第一次到益文家去的时候，问他们怎么最快地回到镇上去，他家大约离市中心有几英里远。他的妻子告诉我只需要走几分钟就可以到车站。但当我问她我应乘几路车时，她皱着眉头说她真的不知道。她的办法是走到车站，当她认出司机后就上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英国式的搭车的办法。

一枚伞投炸弹落在了物理系花园里，我了解了更多的英国人为人处事的方法。那天晚上我在做一个很精巧的仪器，最后时刻，一不留神打碎了玻璃纤维。我很懊悔地回家去了，心想明天又要重新做一遍。但是晚上，在学校钟楼上的火警守望员普里瑟看见了一个降落伞落了下来，带着一枚可怕的、爆炸力非常强、大约一吨重的炸弹，就落在离他所在的塔不远的地方。他在栏杆后面，害怕地等待爆炸。几秒钟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小心地探出头去窥视。那时，他看见了令人目眩的闪光，赶紧扭头闪避。一阵碎片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物理系的几乎所有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了。幸运的是塔还在。

当我第二天来上班时，我见到了被破坏的样子。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太好了，那个玻璃纤维迟早是要被打碎的，让我们回家去，直到房子修好为止。” 我看到那里有几个人，正在把木板钉上破裂的窗户；我应该留下来帮忙吗？我问：“谁负责这项工作？”一会儿，我才明白根本没有人负责，这是自发的合作，人们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我问他们其中的一个，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他说：“有，到工程系看看能不能多找几把锤子来！”我照做了，剩下的时间里我和他们一起把木板钉到破了的窗户上和屋顶的洞上。幸亏那是一个晴天。最后，这所房子又能用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又重新开始工作。我记得那时我在想，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德国，每个人都会回家，直到当局让一队修理工人把房子修好。我这样想可能对德国人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会当场就干起来。

另外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外在的保密迹象。没有卫兵，没有保险柜。研究所表面上主要是用来做各种真正的科学研究，当然主要是教学生物理。诺特布莱特甚至在他讲课时提到了原子裂变和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人想到这会被用来做成一种武器。让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听其自然，我想这会使一些有安全意识的人很担心，但它实际上是有效的。任何一个间谍都可以走进实验室向我们提出问题，但我们当然不会和陌生人谈我们的工作，而且，根本不会有间谍会注意到我们。我们被强调了一遍又一遍，不能让研究所外的任何人知道我们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而且，查德威克经常让我和别的地方的同事进行讨论，他不太信任那种虚假的安全，就是把知识分开，让每个科学家只知道他应知道的一部分。实际上，我经常到伦敦和剑桥去。在剑桥，另一种努力在两位法国科学家的领导下进行着，他们在德国占领法国之后赶上了最后一班船逃离了法国，并带来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的重水。这使他们能继续他们的实验，显示出重水与铀混合后的确能产生链式反应。

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汉斯原本是奥地利人并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他立刻占据了领导地位，因为他说英语并知道怎样说服别人。他的同事是苏联出生的科瓦尔斯基，一个健壮的人。开始我对他说法语。但他学英语惊人地快，不久就对英语掌握到了令很多英国人嫉妒的程度。

我去剑桥大约要花 12 全小时，中间不时被空袭耽搁。我经常在科瓦尔斯基的家里住一两个晚上，他们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有一个不错的大草坪。有一次，当我到他那儿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们昨晚挨了一枚炸弹。我很吃惊，他说要指给{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128-1.bmp}我看落下的地方，他把我带到没有修剪过的草坪中间，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不，”他又指到右边两英尺处说，“是这里。”那是一枚燃烧弹，没有爆炸，已经被移走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另一次落在隔壁的一枚炸弹给他的房子带来了不小的损坏。剑桥，由于有许多政府机关搬去，受到了一些损坏，一些人死了。但牛

津没有受到多少损坏。我曾在那里的克劳仑顿实验室工作过几个月，指导工作的是德国出生的科学家西蒙，后来被封为爵士。他是一个有名的物理化学家，他和他的老同事林德朗教授（后来被封为勋爵）是一起从希特勒的反犹太人的政权下逃出来的。他没有什么幽默感但对物理和化学的理解非常精深；就是他和佩尔斯一起找出了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使它通过有细孔的膜扩散），这种方法早期被用来造原子弹，战后仍被用来制造浓缩铀为许多核电站提供燃料。

我有一些不解的是，牛津的火警预防和空袭联防队员的组织都比利物浦要严格一些，在利物浦，火灾和瓦砾已使人们自发地行动起来。这只是顺便提一下。我去牛津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一种分离铀的方法，铀被浓缩后，需要确定它的质量到底是多少。这种方法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并且这种方法工作得不太好。回到利物浦后，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为此我向查德威克要几十个辐射电子管。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要求；但在当时，查德威克立刻就同意了，竟使我大吃一惊。当看到了建立这个装置的困难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皇家化学工业的一个分厂来做。它比较近，从利物浦坐火车大约一个小时就到，我时不时地去看一看进展情况并在机器装备好了后让它工作起来。

机器工作得很好，那些次短途旅行为我带来了一次盛宴。当我走下火车，就被一辆汽车接到一个豪华的军中俱乐部。在那里，一些与皇家化学工业合作的官员介绍我喝了一些奇怪的饮料，我从未见到过如此盛大的场面。但我真的为这项工作的成功感到非常的高兴。它用十几个放大器同时工作，每一个只记录指定能量的 a 粒子，这是一个多用途的实验工具，叫做振幅分析器。后来，它受到赞誉。经过其他人改进后，它现在是核物理实验室的一项标准仪器。那个在我指导下在化工厂建起来的原始装置在比较分离铀的各种方法时还显得非常有用。

德国人为了保护战舰毕斯马克号而对利物浦进行了一次最猛烈的轰炸

（我战后知道的）。我们知道皇家海军的通讯处在利物浦邮局的地下室里；他们成功地炸毁了邮局，但通讯处仍在工作，毕斯马克号最终被击沉了。第二天，我迷迷糊糊地穿过利物浦的街道，看着大火和忙不过来的救火队员徒劳地和火对抗。当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火苗正烧着对着我的图书馆的大门。我坐在那里看着它渐渐地被火吞噬，没有救火车来扑灭。我记得我还有过一丝高兴，有几本我还没有还给图书馆的书，安全地在我的屋里，可以以后再归还，这是对被烧毁的图书馆的一点小小的安慰。

在牛津的日子是平静的，并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我遇到了匈牙利物理学家尼科拉斯，他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并且厨艺高超。几年后，他结婚了，

仍坚持下厨。我脑海中的另一个人是阿莫斯，从爱德荷来的美国人；瘦长但有着伐木工人的体格；在他灵巧的大脑的操纵下，他的大手能完成最精巧的操作。

回到利物浦，我找到了一个新住处，到市中心很方便。和蔼的房东太太吉普斯夫人把我安顿了下来。我继续工作以改进测量中子与铀反应的方法。有一天，查德威克来了，以他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对我说：“你愿意到美国去工作吗？”我说：“非常愿意。”“但这样的话，你要成为一个英国公民。” 我说：“我更加愿意。”自那以后，开始了一阵忙乱。几天后，来了一个警察，他开始记录下我的个人资料，如认识我并能证明我的人的名字。他解释说，他被派来开始进行办理国籍的手续。他以一种奇怪的自信的神态加了一句：“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物！他们要我一周内办好一切事情。”实际上，仅一周后，就通知我收拾好行李，乘班车去伦敦，到老皇后大街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去。

在那里，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女秘书，她的任务就是将每一个刚从一个岗位上返回的科学家送到另一个新的岗位上去。我见到一个法官，他记下我效忠国王的誓言；然后交给我一份能证明我是英国公民的文件。回到办公室后，他们告诉我去向军方要一份免征义务兵的证书，就是说我被允许当“逃兵”。接着我去取为我准备好了的护照。然后到美国大使馆去，那里有一个人等着我，把签证盖在我的新护照上。我还去拜访了一个“检查员”，他快速地翻检了我带的东西，并奇怪地开始阅读起几本丹麦书来。那是我放在行李中以免我荒废了丹麦语。但我没有带我学了几个月的俄语书。我是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感染，怀着对勇敢的盟军战士的钦佩的心情开始学俄语的。当时我已经能用俄语讲一些小故事。但我想到了把俄语语法书带入一个美国军营是不明智的。现在我把记得的一点俄语都忘干净了。

一切都正规地在一天内办完了。我乘夜班车回到了利物浦。第二天，我们都上了安德斯号。那是一艘运送美国军队的豪华班船，在这次西进的航程中，它几乎是空的。我忘了带“船票”，但我这组的头阿克斯挥手叫我过去了。我们十几个科学家，每人分到一间有八个床位的宿舍。有的是全家人一块；我这个单身汉一个人占了一整间。我们在港口里停了两天（可能是为了迷惑敌人的间谍），害羞地吃着没听说过的美味，比如葡萄和蒸鸡蛋，周围是肮脏的海港和严峻的战时形势。

安德斯号没有护航舰，她靠她的速度和之字形的路线躲避潜艇的袭击。旅程的时间是正常情况下的两倍。气候从热带变成寒带再变为热带。每天我们进行救生训练，高射机枪也射击一下，保证它能正常工作。据说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大钢琴，但为了怕军人们碰坏它而被包起来了。我能用的是一个老式的钢琴，它靠在一个柱子上，以免风暴来临时倾倒。坐的琴凳有小轮子，在我弹奏时会滑跑，我要抓住键盘才能把我自己拖回来。我们中有些人开始晕船，但整个航行没有发生任何事而安全地抵达了。这可能是穿越大西洋的船中装了最多科学头脑的一艘。

那时，没有声音，太阳仍在照耀，远处沙漠边缘的沙丘闪着耀眼的光，然后就开始膨胀，从地面升向天空⋯⋯这是一个任何见过核爆炸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令人敬畏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