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 1930～1933

1930 年我在汉堡找到了一个工作——一个真正的工作，而不是基金，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我猜普林申花了很大力气推荐我；至少我知道几个月后他很热情地推荐了一个学生，但加了一句“尽管不是另一个弗里希”。莱丝·梅特纳听到这一事情后如此高兴，以致于冒着使我变得更加骄傲自大的危险告诉我此事。一只脚终于踏上了学术的阶梯！我的上司将是奥托·斯特恩教授，由于经典的斯特恩—革拉赫实验而出名，我为能有机会在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手下工作而感到激动不已。我的职位将是德语所称的助手，一种高等级的技术员。我从来没在汉堡教过课，斯特恩正准备要求学校允许我教课时，由于希特勒的原因我们俩都不得不离开。我的工作是协助斯特恩做一些测量，随后设计一些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的仪器。

我对实验室的第一个回忆是站在犹如森林般的一大堆玻璃面前，这是玻璃吹制工人最可怕的事情。由玻璃吹制而成的管、球、柱以及水银泵加上成打的活塞连接得对我来说只不过像篱笆上的细枝。在那里我看见斯特恩和他的主要助手伊曼纽·伊斯特曼似乎随意地开、关活塞，关掉这一个，几秒钟后又打开另一个，等等，这一工作似乎持续了半小时。我觉得学这个简直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要学弹琴一样，但实际上只需要几个星期就通了。哪些活塞该开、关，而开、关的顺序是怎样的，事情变得很明显。

伊思特曼使我确信差错的确发生过，实际上有两个基本的“实验”物理学家是不能经常做的：一是企图经过一个封闭的活塞来泵空气，另一个是当某一个通往外界空气的活塞开着时企图产生真空。实际上我们很少犯这种错误。

几个月后伊斯特曼休年假去了。我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斯特恩的主要助手。斯特恩很有点笨手笨脚，而且他有一只手总是夹着一支雪茄（除非雪茄在他嘴里），所以他不愿意搬动任何摔得坏的仪器，这种事总是留给他的助手们。我仍然记得当什么东西摇摇欲坠时他的所作所为：他绝不会试着接住它，而是举起双手做出放弃和等待的手势。他对我解释说：“让东西自由落下比试图接住对它的损伤还小一些。”

但在更高的层次上，斯特恩是一个超级实验员。使用新的仪器时他绝不留下任何隐患，所有的问题都事先解决了，每一步骤的细节也都仔细进行了检查。例如：斯特恩会计算他预计得到的射束强度是多少，即使那是非常冗长乏味的计算，他也总是亲自做。他不能准确地计算出强度，但如果实际强度下降超过 30％，他就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必须追查出错之处。我还从未见过有人对他的仪器保持如此严密的控制，这无疑使人获益。作为一条准则，我们所做的实验如此困难，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作此企图。这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松弛气氛。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种无法理解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把它搁置了一年，希望在我们决定发表这一结果之前能够思考出一种解释（几年以后一个英国理论家解释了这一成果）。我们从没有这种想法：任何人都可以做同样的实验，以鞭策我们得到那一重要的结果。

通常我们的实验需要同时控制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两人坐在控制器旁

并密切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一位来访者评论需要如此多的控制时，斯特恩答道：“是的，很可惜我们几百万年前就失去了能抓东西的尾巴，它们现在会很有用。”于是访客回答道：“这不会对你有帮助，斯特恩，你将只会把你的仪器做得更复杂！”

我必须告诉你一点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在任何气体中（例如空气）分子总是四处碰撞，空气中的某一分子在撞到另一分子之前只会在不到毫米量级的距离内走直线。大气压下的空气分子远不是很拥挤。在大约 100 年前已经能够用泵从一个容器中抽掉几乎所有的空气只留下百万分之一，在这样的一个粗糙的“真空”里一个空气分子在下一次碰撞前大约能旅行半英寸。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的电灯泡需要更好的真空——真空泵进一步得到改善，气体分子从而有可能有几英寸的自由行程。1911 年一个法国的物理学家路易斯·杜诺叶，在实验室能够使较窄的分子束（他用的是钠原子）通过一个抽空的容器，每一个原子可以自由直线旅行几英寸，即他的玻璃管的长度。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分子束”对研究单一分子的各种性质是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

斯特恩，受雇于法兰克福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第一个开始实验测量气体分子的平均速度，后来又通过适当形状的磁铁测量了它们在磁场中的偏转，以研究它们的磁性质。磁铁装置是由他的同事沃尔瑟·革拉赫设计的，这就是使他们双双出名的斯特恩—革拉赫实验。实验证实了由当时还相当新的量子理论得出的一些难以置信的结论。他意识到他可以用这种方法研究很多其他现象，当他坐上汉堡大学物理化学系的教授交椅后，就着手了这些研究。他所领导的这一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题目为 U.Z.M.1 至 U.Z.M. 30 ，用的德语短语（ Untersuchungen zur Molekularstra-{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039-1.bmp} hlmethode）的缩写，意思是分子束研究，在 U.Z.M.NO.1（1926）中他概述了研究程序，这一程序他实际上在以后的 7 年中运用很多，直到希特勒上台。他的惊人的预见能力使他能实际策划所有的可行而重要的实验。他乃被誉为伟大的分子束之祖，现在，我也成了分子束之祖之一，分子束之祖还有其他几个学生，他们在传播那个通用的研究技术的作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现在这几乎仍是一件“家事”，几乎每一位从事分子束研究的人都可以将他的“家谱”追溯到斯特恩。

让我来描述一个我所参加的斯特恩实验。早在 1927 年，德布罗意提出的一束电子束的行为就像一列波的观点就已得到证实，其方法是让电子束撞击一个晶体的表面，结果电子束沿着某些固定的方向被反弹回来，从这一“衍射”计算出的电子的波长与德布罗意公式非常吻合。但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一束原子或分子是否也会产生衍射？斯待恩和他的合作者伊曼纽·伊斯特曼已经找到了也会产生衍射的明显的迹象，但斯特恩要对这一工作得出精确的结果，当伊斯特曼休年假时他就要我参加了进来。

我们用的氦原子或氢分子从一个喷嘴出来进入我们的真空，其速度约每秒一英里。为了选择特定速度的原子，我们照搬了法国人阿曼德·斐索的方法，他用此方法在 1849 年测量了光的速度。我们对射束进行了“切割”，其

方法是让射束通过一个旋转金属盘的边缘，金属盘已事先艰难地切割了 400 条径向缝。当每一道缝通过射束时，一部分原子就从缝隙穿过去，穿过去的原子在几英寸的地方又遇到了另一个同轴的旋转盘，这时只有那些具有期望的速度的原子刚好准时到达能够遇到一个缝隙，然后通过去的原子撞到一个

晶体上，有些被反射回来（像从一个镜子表面反射一样），其他的被衍射。我们可以用一个精密的可移动的射束探测器测量衍射角（我很想介绍探测器，但我还是作罢）。

当斯特恩用我们的测量结果计算射束的波长时，与德布罗意公式仅差 3

％，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会对此结果感到满意，但斯特恩不！他所设计的仪器的精度应该为 1％，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他说。我们花了几天时间测量所有的尺寸，全部正确。最后，带着最后一线希望，斯特恩要我检查是否真的有 400 道缝隙，经过几个小时计数和重计数，不可思议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切割缝隙的精密的机床出了故障，缝隙有 408 条！这抵消了我们 2％的误差，剩下了 1 ％，斯特恩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通常一起去吃午餐，其中有斯特恩和他的 4 个助手，还有物理系的其他几个人。斯特恩很富有，喜欢吃好的；我们也喜欢吃好的，但必须便宜。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吃得很便宜，直到斯特恩说服我们说这种食物不值得吃，他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东西好吃得多，只稍微贵一点。过一段时间以后，又有某一个年轻人说在那里吃饭他负担不起，他找到了一个餐馆，东西几乎一样好吃，但便宜得多。斯特恩对所有这些脾气都很好。总而言之，他的好脾气和对朋友的友好是他最突出的个性。他中等个子，圆圆胖胖的，黑色鬈发，头顶头发稀少，大鼻子、长下巴，相貌本身并不吸引人，但快乐的笑容和从他的眼中闪出的智慧使他很有魅力。午餐的话题要么是物理，要么是关于电影。斯特恩几乎每天晚上去看电影，有时一天看两场不同的电影。他常常抱怨说汉堡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聘他为电影评论家。他认为他可以把电影拍得好得多，而且他不会索取任何报酬，因为他不需要钱。无论如何他也要去看电影！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问斯特恩应该看什么电影时，他会高兴地微笑着坐回他的椅子上，开始对上映的哪部电影好、哪部不好进行分析。希特勒上台后斯特恩离开了德国移居美国，最后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退休，在那里他生活到 80 多岁高龄，有一次做心脏手术差点送命。最后当死神找到他时，很恰当地是在电影院。

斯特恩不喜欢工作到夜晚，通常我们在 6 点钟结束。但偶尔当测量进行

得很顺利时，斯特恩会继续进行，如果工作时间超过了 7 点钟斯特恩准会带我出去吃晚餐。他通常带我到汉堡某一个最高档的餐馆去吃饭，特别是一个叫哈拉利的餐馆。有一次我记得与传奇人物沃尔夫冈·泡利一起进餐，泡利刚好从苏黎世访问回来。泡利是一个丰满的年轻人，只比我大几岁，但已经很出名。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就写出了有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的最优秀的论文（且多年一直领先），并为奠定量子力学基础作出了大量贡献。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总是前后摇动，不仅坐着时摇动，走路时也摇动。由于这种摇动与他的腿不合拍，他的行走不大稳定：有几步他会走得很快，然后摇动会妨碍他的腿的运动，因而后面跟着几步又很慢。

泡利对他的合作者的粗鲁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的性格的一{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042-1.bmp}部分，没有人会在工作出错被泡利当众骂为无能的白痴时被激怒。即便是尼尔斯·玻尔，通常受到稍微礼貌一点的待遇，也逃脱不了泡利的挖苦，就像这封给玻尔太太的信的语言亦如此：“⋯⋯你两周之前写信给我说尼尔斯将在星期四答复我的信，但你没说是哪个星期四。不过，本星期任何其他日子给我答复将会同样受欢迎⋯⋯”

如果取笑是一种友谊的象征的话，那么实际上斯特恩和泡利是极好的朋

友。泡利取笑斯特恩时没有任何怜悯，我还记得第一次斯特恩带我和泡利去哈拉利餐馆的情景。泡利告诉斯特恩说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一个富人的内疚心，这种内疚是他企图通过毫无意义地浪费金钱来招待他的不那么富有的朋友来消除的。他在讽刺人方面表达力很强，而且比斯特恩快得多，而斯特恩仅仅用他那温和的方式抿着嘴笑，并不真地试图防卫。

对泡利有一个奇怪的传说，被称为泡利效应的是一种会造成伤害的狠毒的眼光。据说当泡利在实验室附近任何地方出现时，就会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仪器摔成碎片或发生爆炸等等。有一个故事宣称，在哥廷根工作的詹姆斯·弗兰克有一天早上来到实验室，发现冷却水中断了，泵爆炸了，玻璃片满地都是，一种绝对可怕的景象。弗兰克当时的反应是发了一份电报：“泡利，昨天晚上你在哪里？”回答是“从苏黎世到柏林的旅途中”（火车经过哥廷根）。当然，那个故事我一句也不信，但它是一个典型的传说。一次在汉堡，泡利被邀请访问天文台，接到邀请后最初他谢绝说：“不，不，望远镜很贵。”天文学家们微笑着，并让他相信泡利效应在天文台无效。泡利进入圆顶屋后出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咔哒声，当大家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时，发现有一个望远镜上的大铸铁盖掉下来了，落在钢筋混凝土地上。

再讲一个故事。我正在实验室与我们的吹玻璃工人一起工作，我坐在地板上，拿着玻璃制品的一部分，这个工人正准备用他的吹管将它焊接到仪器的其余部分上，这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操作。正在这时门开了，泡利向里面看着。我紧绷着我的神经，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汉堡是我吹口哨的习惯得益的一个地方。有一次我正在化学实验室吹我最喜欢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一个化学家转过身来问我：“你拉小提琴吗？” 我拉得不好，但我说：“是的。”他邀我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拉，由此我与几位朋友协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每周与他们一起演奏一次室内音乐，有时是小提琴，有时是钢琴。这样我与一位最有趣的人交上了好朋友，他就是建筑师奥托·斯佐梅耶。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多才多艺的人：他是一位很成功的建筑师，制作了不少给人印象深刻的雕塑，干过快速素描和剪影的工作（实际上，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以做肖像剪影为生，带着黑纸和剪刀，从一个小酒店走到另一个），此外他还会演奏几种乐器。他与我们合作时演奏的是大提琴，但我知道他也会演奏风琴和巴松管。他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在这两方面他都可以公开讲演得很出色。他还会写很漂亮的小诗。他是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人，说话带着巴伐利亚口音，我听起来觉得很亲切，它使我想起了我的祖国奥地利，与巴伐利亚口音比较，汉堡口音要呆硬一些。他与女人打交道特别成功，尽管他身材矮小，且由于他的腿有一只短些，走路一瘸一拐。

有一个故事值得在这里重述：他为一个客户设计了一个很大的自承屋顶，但建筑监察员拒绝这一方案，他说大屋顶必须有柱子，把斯佐梅耶的静力计算结果搁置在一边。因此，方案被改变了，当大楼建好后接受检查时，屋顶下确有几个大柱子。但当监察员走了以后，柱子被移开，打烂，扔进了垃圾箱。原来这是些卡纸板做的伪装柱子。

有时，当我们情绪高昂，演奏室内音乐到深夜结束时，我们会全部挤进他的小车，驱车到里珀班，这是汉堡的红灯区。没有任何不道德的意图，而是因为斯佐梅耶在以肖像剪影为生时认识这里很多有趣的人物，如酒吧间老板，各类表演者，他们白天在这里工作。我们会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与很多人闲聊，如经常出入这里的人、姑娘们、酒吧间老板等，有时我们会得到免费饮料，直到凌晨 4 点。那个时间所有的酒吧都要关门了，还好有另外的地方开门，那里有美味的鸡汤供应，大家认为鸡汤适合于醒酒用。最后，斯佐梅耶会把我们全部一一送回家。

有一次快近午夜时，我供认我将要过 28 岁生日，因此我们演奏了莫扎特

的弦乐四重奏作品 575 号，这是一首特别欢乐的曲子，在生日时我们总要演奏这首曲子。随后我们决定按惯例到里珀班去庆祝。斯佐梅耶随后告诉我说早上他必须离开，到丹麦边境去接他的妻子和姨子，问我是否愿意同去？那天当把其他人一一送回家后，他把我带到他的公寓，我们喝了一些咖啡，早上 7 点出发。我的一个建筑师朋友也一同去，他们俩轮流驾驶，每 50 公里换一次人。斯佐梅耶不驾车时睡觉鼾声很大。大约三四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他妻子和姨子等待的地方，她们带了三个大衣箱，一条更大的狗。他们全都挤进了车子，我们往家开。这一次沿着日德兰半岛的波罗的海边行驶。在靠近基尔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车胎漏气，旅行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备用胎根本不行，每隔半小时我们就不得不停车用手泵充气。我们到汉堡时已是晚上 11

点，我最后倒在床上时已近午夜。但我早上 7 点又到了网球场，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的同伴。

我从来没有政治意识。在维也纳时我曾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参加了一个学生政治组织，但我仅仅在文娱委员会服务，帮助安排舞会。有几次当我参加政治讨论时我只是在想他们多么荒谬可笑。组织内的成员互相谈话非常严肃。与其他组织的代表团会晤也是工作之一，我从不认真看待此事。有一次我们几十人站了一个小时，等待一个德国代表团，他的火车晚点了。他到了以后顺序走到我们面前，喀嚓一声立正，摇着手说“勃克”（他的名字）。这对我产生了催眠效应，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也回答“勃克”而不是“弗里希”，他对我们俩同姓名没有任何评论，也许他觉得这样有损尊严。

在汉堡我 30 岁刚出头时，对普遍的危机气氛丝毫不在意。带着挖苦的微笑我观看着政府的重复变化，以及关于兴登堡愚蠢行为的很多笑料。兴登堡是著名的将军，曾是德国总统。当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会员发表演讲并开始一个政党时我丝毫没注意。即使当他被选为首相时我也只是耸耸肩，我想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比它煮时更烫，他不会比他们前辈更坏。

显然我错了，很快就清楚了：他的反犹太主义不仅仅是演讲，当他的种族歧视法律通过后，斯特恩非常震惊地发现我是犹太人，他自己也是。他的 4 个合作者中的另两个也是。他必须离开，我们三人也一样。他的手下人中只有一个——弗里德里希·克劳尔——是雅利安人，可以保留大学的职位。事实上汉堡的大学——由于保留着一个自由汉沙城的传统——很不愿意执行种族歧视法律，直到几个月后其他的大学都听从命令以后我才被解雇。起初我仍寄希望于我也许能继续得到我已获得的（在斯特恩鼓动下申请到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基金，这样我可以在罗马工作一年，这是我非常渴望得到的一个机会。在罗马，恩里科·费米创建了一个科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由于他本人的才华以及他招募了一批聪明人而迅速闻名。但是洛克菲勒研究基金给我的条件是我必须有一个永久性的工作职位，这样可以返回岗位。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法生效后洛克菲勒基金会遗憾地通知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再给我提供基金，我必须找其他的事做。我至今还记得斯特恩怎样到德国以外为他的合作者们找工作。他自己没问题，他有私有财产，而且他很出名，

找工作没有任何困难。实际上他不久后就去了匹兹堡的卡内基学院，并带了伊斯特曼去。我的另一位非雅利安族同事罗伯特·斯诺曼去了英格兰，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是伯明翰大学的讲师。

在 1933 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斯特恩去了巴黎，并说他将努力在镭学院给我找一个工作，玛丽·居里是那里的院长。几个星期以后他回来时告诉我说居里夫人无法给我提供一个职位，但他已说服伦敦的帕特里克·布莱克特给我提供一个职位，新设立的学术资助评议会（后来更名为科学知识保护协会）将给我每年 250 镑的资助，在当时是足够多的了。

那几个月，从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到我真的离开，是一段奇特的日子。尽管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我仍然安排完成一项研究。文章题目为 U.Z ? M.NO.30，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测量了钠原子在发射它的特征黄色光的量子时弹回的速度（大约 1 英寸/秒），这是光量子的粒子特性的直接证明。

扰乱人心的谣传非常盛行，我的一些犹太朋友警告我说晚上不要出去，因为有犹太人晚上在黑暗处被打。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听到很快的脚步声从空空的街上传来，我当时还以为是那些反犹太人的畜生冲上来了。突然奔跑起来马上就会暴露我自己，所以我仍保持着我的速度，尽管脚步声很快越来越近，最后在我旁边停下来。一个粗壮的身着制服的军人脱掉了他的帽子非常礼貌地向我致意，他是我的房东太太的儿子。他给我解释说他是不得已参加这个辅助军事组织的，否则他就不被允许继续他的法律学习。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喜欢纳粹组织，但不得不加入它。

有关集中营、犹太教堂被烧、严刑拷打的一系列故事，被德国报纸坚决否认，斥为德国的敌人的“恐怖宣传”。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这些故事是真的，实际上事实要更坏。但我当时不相信德国会变得这么快，这么恐怖，所有的报纸会如此一致地撤谎。

1933 年夏天尼尔斯·玻尔邀请我去哥本哈根参加他的夏季例会，他提议利用这次会议进行劳务介绍，可能可以帮助那些不得不离开德国的物理学家在海外找到工作。我还记得当我乘火车从柏林北上时，对面坐着一个黑皮肤年轻人，我认为他是意大利人。过了一会儿，我拿出一本埃德加·华莱士写的犯罪小说来阅读，以便拾起我贫乏的英语知识。我是在 12 岁时马马虎虎学了一点英语，但从没用过。我拿书的时候对面那位男子说：“你是位物理学家？”我吃惊地问道：“为什么你这样认为？”他说：“你读埃德加·华莱士{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048-1.bmp}的书。”假设只有物理学家才读埃德加·华莱士的书无疑是错误的；但他是对的，我是个物理学家。这更使我相信，能够从错误的假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人才是真正的好科学家。

这位男子是霍米·丁·芭哈，出生于印度一个富裕的袄教徒家庭。他面目清秀，曾在剑桥学习，讲一口无懈可击的英语，后来当我到哥本哈根来居住时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向我介绍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而我却抱怨说他的留声机转得太快，播出来的调不对，他因此被激怒。芭哈还是一个有才华的画家和一流的物理学家。但有一次当他要我教他怎样使用盖革计数器时我觉得很有趣，原因是他第二星期就要乘船去印度，准备测量宇宙射线随纬度的变化。我告诉他一个想当面包师的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必须做 3 年的学徒，第一年为师母跑腿，第二年清洁烤炉，第三年才学习怎样烤面包。他笑了，

领会了我的意思。后来他成为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不幸在一次飞机坠入一个山腰后很快死去。

夏季例会开得很混乱，会上我被要求作一个报告，报告我与斯特恩所做的工作。我还记得我的粉笔是怎样老是吱吱尖叫，无论我怎样握它，最后保罗·厄任费斯脱——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量子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对我叫道：“弗里希，如果你不学会让粉笔不叫的话，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教授。”我不好意思说阻止粉笔尖叫的简单窍门对我没起作用：所有的人都是将粉笔一分为二，这样将吱吱声推向了超声区，就再也听不见了。

在哥本哈根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烧毁德国国会的那场火不是由被指控的共产分子范德拉伯放的，而是纳粹分子蓄意放的，目的是唤起民众反对共产主义。这一说法最初使我大吃一惊，但后来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回到汉堡以后，一个仍在系里的同事克劳尔请我在他的住所吃饭，想知道海外的人是如何谈论这场火的。尽管克劳尔已经变成一名纳粹分子，但他从没因为反犹太方针影响我们的友谊。他身材细长，很活跃，是柔道俱乐部的会员，曾用他的独木舟沿着易北河旅行，从波希米亚一直到汉堡。他偶尔会用独木舟带我出去玩，有一次当我横渡近 1 英里宽的易北河时他耐心地荡桨陪伴在我身边。他还没想好应该怎样称他的独木舟，也许是“原子”，他说，当我建议称“偶极子”（一种两端电荷相反的装置）时他脸红了。战争以后当我回来时发现他结婚了。

盘问那场火灾时我企图保持我的沉默，转而谈论其他事情。但由于他坚持，我告诉了他人们认为那场火是纳粹分子出于政治原因放的，他被震惊了： “但是有谁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是像希特勒或戈林这样的人做的；只要看看他们的脸！”我个人并不认为希特勒和戈林的面孔能激起对他们的善行的信任，但我仍旧保持沉默，这事就没再讨论。克劳尔一直保持友好、帮助的态度，直到最后，使我很容易地离境，并找了一艘去伦敦的小船，一个单人舱。

在 1933 年 10 月一个刮风的日子，那艘小船带着我和几箱衣物离开了德国。当小船穿过北海时左右摇晃、前后颠簸，我的箱子在舱里前后滑动，我则努力使自己支撑在铺位上，无法入睡。进入泰晤士河后小船才平静下来，我能够坐在甲板上望着平坦的景色。然后当我们停泊在靠近格林威治的地方时才看见船坞附近的景色和伦敦城。我必须等待移民官员上船来，当我出示我的护照时他问我：“你得到了工作许可吗？如果你想在英国找到一个工作就必须有工作许可。”“我没有工作。”我回答道，“我有一个基金。”“一个基金是一个工作的高级名称，你必须得到一个工作许可。”“但我怎样才能得到呢？”我问他。“你给船员两先令半硬币叫他上岸去给你的教授打电话，看他怎么做。”这很诱人。不到两小时移民官员带着他的印章回来了，准备放我入境。

那是 19 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一些科学家在努力地寻找除了放电以外的能发出具有穿透力射线的放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