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 1904～1927

我的祖父莫里兹·弗里希，是波兰籍犹太人，原籍加利西亚，1877 年定居维也纳，开了一间印刷作坊。他可算作是印刷表格的发明人之一。那个时代，律师通常都要雇用一个（或几个）文员按考究的铜版印刷格式准备好文件，文件开头通常为“兹有⋯⋯同意⋯⋯”等字样。莫里兹·弗里希将通用条款用铜版字体印刷出来，这样文员们就只需在合同上填上姓名、地址及其他具体条款即可。这项生意自然使他结识了许多律师，因而，毫不奇怪， 1902 年，他的儿子查士丁尼，娶了律师菲利普·梅特纳博士的女儿奥古丝特为妻。菲利普是一位国际象棋爱好者，且热衷于政治活动，在他家里我父亲遇到了不少后来在奥地利政治舞台上杰出的人物。后面我还要再细谈我的父亲。

我母亲是一位漂亮的黑发女郎，在 8 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她是个钢琴神童，12 岁就在舞台上和维也纳上层社交晚会上演奏，阿尔弗雷德·格仑弗尔德、埃米尔·冯·索尔及西奥多·雷切特兹基都是她的老师。她还学会作曲和指挥。有一个小故事：一次，当一位老师反复打断她的指挥时，她终于在绝望中转过身来，大声嚷道：“先生，如果你再打断我，我就把我自己扔进乐队里去！”乐队里{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002-1.bmp 的小伙子们都叫起来：“快扔吧！”她在读书时就喜欢写一些朝气蓬勃的曲子—— 动人的赋格曲、交响乐片断等，但她作得最好的曲子是维也纳或法国轻音乐。她弟弟弗里兹替她的大部分曲子填了词，可惜手稿大部分都丢失了。由于曲子都没有打印，它们只能印在我的脑海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演奏这些曲子。有一首小歌剧的片断幸存下来，我认为这首曲子某些方面可与弗兰兹·里昂或利奥·弗尔相比。

我母亲结婚后暂时放弃了钢琴演奏。由于要照顾我，又要服侍喜欢娱乐、花钱的父亲，因而感到不能抽出时间练琴。但不久后她又重操旧业，常常被人哄骗到钢琴前为客人们演奏，肖邦、特别是舒曼的曲子她弹得特别好。再后来，大约是 1931 年，她甚至企图恢复演奏生涯：她曾在奥地利电台演奏舒曼的协奏曲，但由于怯场，再没有试过。

她母亲下一个孩子（1878 年）是莱丝·梅特纳。她受到两个姐{ewc MVIMAGE,MVIMAGE, !08200110_0003-1.bmp}姐的照顾，但不得不帮着照顾后面 5 个弟妹，因而没有时间讲究穿戴打扮。她很早就对物理着了迷，并决定选择物理专业，但她父亲却安排她先拿一个法语教师文凭，这样必要时可以自己负担自己。那以后她才获准准备参加称为马塔腊（相当于英国的头等生）的考试，当时进入大学的资格考试。她只花了两年时间——一般人需要在中学学习 8 年——经过异常紧张的努力，就完成了马塔腊考试需要的科目。她的兄弟姐妹们总喜欢取笑她：“莱丝，你会不及格的，你只是敷衍了事而没有认真学习。”但是她没有失败，事实上，她是 14 名通过考试中的 4 名女生之一。

我对自己的童年记忆甚少。我似乎具备一点神童的气质，说话、阅读、算算术比大多数孩子都早些。据说我 5 岁时就能用心算做乘法，我自己当然不记得这些。1914 年，我还不到 10 岁时，就进了中学，维也纳称之为大学预科。拉丁文是必修课，头 4 年希腊文也是必修课。我那时很喜欢拉丁文，

常读些塔西佗的作品作为消遣。我记得塔西佗是一个很好的随军记者，报道过朱利叶斯·凯撒在德国的烦恼。我的希腊语几乎不及格，但有时我很幸运。有一次我被老师点起来朗读并翻译一小段希腊课文，读完以后，我正在想这段课文究竟是什么意思，老师叫我停住，对班上的同学们说道：“同学们，这就是希腊文的朗读范例，只有理解了课文才会读得这么好。请坐，弗里希，不用翻译了。”

整体来讲，我对中学时代几乎没有多少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食物缺乏；对我的几个叔叔的担心（这是最糟的）；我无法为我的幼稚的实验购买所有的化学用品等等。其他事情则没有留下印象（我父亲当时身体不太好，不能做什么事）。我觉得我既不喜欢学校也不特别憎恨学校，只是在最后一年我变得有点不能忍受，想离开学校做点什么，12 岁的时候我的数学天赋已变得明显，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因为他相信我能通过所有的考试。在最后一年有一次我以一种隐蔽（但违规）的方式帮助班上的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

在一些枯燥无味的课堂上我常常在桌子下面与同坐的汉斯·布拉斯柯夫下国际象棋。棋子的移动标记在一小片纸上，纸很快就变得脏乱，上面尽是擦掉的痕迹和叉叉。有一次我正在认真思考下一步棋，并轻轻咬着含在嘴上的铅笔头，突然，铅笔头滑进我的嘴里落到食管里，想阻止也来不及。汉斯像平常一样泰然自若，只是把他的铅笔借给我用。我母亲知道后焦虑不安，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嘱咐我多吃泡菜和土豆泥，这样可使铅笔头在曲折的旅行中容易滑出来。几天以后，铅笔头终于排出来，磨短了些，短掉的铅笔芯在长长的旅途中划到了我的胃肠上。

我至今仍记得这件事主要是因为它几乎让我失去了参加爱因斯坦的讲座的机会，那晚我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说服我母亲，在铅笔头还没排出来的时候让我去。讲座在一个大礼堂举行，我既没看见爱因斯坦，也没听到很多内容，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不久后，我遇见了一个同样对爱因斯垣感兴趣的男孩，我们常在一起非常认真地研究他的狭义相对论理论的通俗解释。现在我已经忘了这个男孩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就在我快毕业的时候，1922 年，通货膨胀袭击了奥地利，虽然不像德国那样马克一个星期两次贬为半值，但也非常糟。我当时为一个同校学生补习了几个月的数学——我发明了一种记忆法，用几句口诀来表达，但必须用心学习才有效。这个学生的记忆力很好，这几句口诀最终帮助他通过了考试，成绩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好。他的父母非常感激我，按预先商定的报酬加倍给我。我把挣来的钱在口袋里装了几星期，最后买了一支铅笔，非常普通的木质铅笔，这就是我几个月所挣来的一切。

我从来不擅长于体育运动或游戏，尽管我很灵敏，平衡功能也很好。我的一个癖好是两手放在裤袋里跳上一辆正在开的有轨电车，奇怪的是从来也没有出意外事故。我曾经试图参加滑雪，但终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只是偶尔在练习坡上滑一下，25 年后我终于放弃了。

我参加的唯一的运动是草地网球。在我快毕业的时候，我是一个俱乐部的几个成员之一。这个俱乐部是我们创办的，并且使我们有机会不用付钱就可以经常打网球。俱乐部的功能是从某一个大的俱乐部包租一个网球场一年，这样租金可以得到优惠。为了平衡支出，我们再把球场分租给其他人。通常我们在年末冬季举办一场舞会，这些租球场的人通常是在舞会上吸收的

新会员。为了举办这个舞会，我们奢侈地在维也纳帝国宫殿租一间小舞厅，在舞会上我们每一个人当然都尽量在小姐们面前加深印象，炫耀我们的网球技艺、从事崇高的网球运动的乐趣，我们还对任何不了解网球运动或不擅长网球运动的人提供免费服务（我通常每天早上 7～8 点钟“授课”）。当短短的几个小时的舞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光有了一批新成员的名单，甚至连基本时间表都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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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差一点出了差错：我穿戴得像查利·卓别林，长长的裤子，超短夹克，当然还有圆顶硬礼帽。礼帽太大，遮住了我的眼睛。这一角色大大束缚了我的风格，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说话，卓别林在当时的哑剧中是不说话的。舞会结束时，写有名单和基本时间表的清单找不到了。我们在口袋里、椅子下、角落里四处寻找，绝望地看着所有的努力全浪费了。最后我们沮丧地回家了。也许，通过电话联系，我们能艰难地在一周内重新列出清单。回家后当我脱下礼帽时一片纸掉出来了，它正是遗失的清单！原来为了使帽子不遮住我的眼睛，我把它塞进了帽子下。

我父亲聪明且知识丰富，作为一个社交积极分子和善于讲故事的人，他在维也纳知识圈中很有名气，满肚子犹太和其他幽默故事。他有超人的记忆力，经过几年的努力，独自完成了一套百科全书系列：《综合知识 A-B 问答》。在每一集 16 页的小册子上有 100 个问题和答案，标题诸如“拿破仑”、“北极”、“航空”、“玉石”等等。只有一个问题不得不由我来写（1935 年），题目是“原子”。

他的幽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关语或有趣地曲解的引文，因此很难翻译成别国文字。但我可翻译一段听到的故事（显然故事发生时我不在场）：我的父母亲订婚的时候，当然不允许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总有一个年长的陪伴妇人来保护女士的贞操。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陪伴的妇人发慈悲，借口说长途攀登太疲劳，让这两个人单独到布拉格的一个塔上去游玩。当他们双双从塔上下来时，红光满面，兴高采烈，老妇人慈祥地问：“美丽吗？⋯ ‘是的，”我父亲说，“我们俯瞰了整个布拉格。”

关于我父亲的童年我全然不知。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得到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有一段很快乐的日子：在意大利旅行，帮旅馆绘画。无论什么时候当他看见一个有希望的旅馆时，就会坐下来聚精会神地画水彩素描。很快会有一位客人过来，随后就成为画的拥有者：当他极力赞扬这幅画时，我父亲会高兴地将画送给他，随后喝酒时他会指出旅馆可以把生意做得好得多，只要发一些有吸引力的简介，赞美其漂亮的自然环境及出色的烹任，并复制旅馆的素描画来说明它的兢力。当旅馆老板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又不知该怎样做这件事时，我父亲会谦虚他说他碰巧知道一位印刷商可以做这件事。于是绘画被寄回家，简介也印好了，我父亲得到了一笔佣金，又可以旅行到下一家旅馆。

他对意大利的热爱促使他又去争取拿第二博士学位：艺术史。他认真研究了文艺复兴，许多好书仍在我们书架上，成为他兴趣广泛的见证。特别是有关厄宾诺起源的工作，他的学位论文就是有关这一研究的。他的学位论文实际上是在他命运遭到不幸的时候写的：他自己的父亲破产了。

莫里兹·弗里希一直是一个慷慨的人，一直以他的大白胡子而骄傲（他的胡子早在 50 岁时就白了），从来没为钱操过心，钱似乎永远是够用的。他

会无偿地把钱送给任何需要的人。当他发现债权人越来越多，而他又无法还债时，这才大吃一惊。

我的父亲不得不收拾残局，这对他来说是令人敬畏的一课：绝不能对钱疏忽大意！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花的每一便士都要记下来，有时会花上半个晚上来查出笔记本上的账与钱包里的钱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差错。他还企图让我也这样做，但我从来也没养成这个习惯，仍然对钱很粗心大意。幸运的是，对我的不过分的需求来说，我挣的钱一直都足够我用。

我父亲并没有得到第二博士学位，他只是回来吸收了一些他不太喜欢的合伙人来拯救公司。我几乎不记得这些合伙人。我当时还只是个小孩，只是模糊地记得那些庞大的印刷机，那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机器，当然按现在的标准非常落后。印刷厂离我家要坐很长时间的无轨电车，我很少去那儿。几年后我父亲与他的合伙人的分歧到了非分手不可的地步，我父亲转让了他的股份，但公司的商号仍叫弗里希，这后来使他有些窘迫，因为公司的部分生意是色情印刷品，且逐渐被人知晓。幸好我父亲的所有朋友都知道他已经退出公司很久了。

我对我们最初住的位于维也纳郊区的别墅已毫无记忆。当我还在学步的时候别墅就不得不卖掉了，我们搬进了市中心 3 楼的一套单元，房子坐落在维也纳人口很密的一个肮脏的街区。我的狭小的卧室架在一根轻柱子上；从房间里看不见青草、绿树，而最近的公园（不许践踏草地！）有 1/4 公里远。

随后我父亲受雇于维也纳最大的一家印刷出版公司（瓦尔德海姆·艾伯勒 A.G.），几年内提升为经理。但公司于 1924 年转手，我父亲不得不离开。在随后的 12 年中，他转换了很多种工作。1931 年他与一位有前途的制图员和一位杰出的摄影师合办了一个广告公司。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意，尽管他在广告牌及报纸上都刊登了广告标语，生计还是一般。所以，在 1936 年，他很高兴被一家出版公司聘为技术专家，这家公司的商号为柏门—费希尔，业主柏门博士，是德国一家大出版社的老板 S·费希尔的女婿。柏门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费希尔以加强他们间的联系。在他的作者名单上有德国最好的作者——托马斯·曼、弗兰兹·威弗尔、卡尔·苏尔克迈耶、斯忒藩·茨威格等等。那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我父亲结合他印刷艺术的工作经验、对字体的全面知识以及敏锐的品味帮助柏门-费希尔生产出了独具风格的图书，大

受欢迎。

我欠我父亲的太多，不仅仅是因为血缘关系。他结婚很早，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他是我的好伙伴，我们常常在乡村散步，偶尔甚至到野外远足。我是一个敏感的孩子，有一次当他问我为什么我要摘掉蓟时，我哭了。他说，这些植物与我一样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春天一个暖和的傍晚，我从树枝上捕来一打昏昏欲睡的大甲虫，放进扭曲的纸锥里面。我父亲没有阻止我。回到家以后，我们看着那些棕色的甲虫醒过来，在温暖、光亮的房间里开始爬动。它们被困在毫无希望的境地中，不管哪一个甲虫爬远了，就会被别的甲虫勾回来。但最后有一个甲虫打算逃离出去，慢慢开始攀登光滑的纸坡。我们屏息看着它谨慎地前进，在其他 5 只爪子未抓牢之前，它绝不移动另一只勾住

的爪子。几分钟后它才爬完 2 英寸路程到达边缘，然后休息了一会，张开翅膀，嗡嗡叫着从敞开的窗户飞出去了。我们觉得我们看见了一个英雄，摆脱了愚蠢的同伴，打开自己的生路，对抗严峻的形势，获得了自由。我没有受到很多有关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的训诫，但我什么也没说，从窗台上把其余甲

虫都放走了。

我父亲对于是非立场非常坚定。他不是习俗意义上的宗教信徒，实际上极力反对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但根据他对生活的深刻的认识，他可以被称为佛教徒。实际上他也投入了很大的兴趣到佛教写作中。我记得有一次他使我大吃一惊：他对一个访客说我懂巴利语，但我根本不懂。随后他打开一份佛陀讲话的原文，这是那位访客带来的，指给我看其中一章的头三个字，问我这三个字的意思。他对我的判断很正确，我以前曾浏览过佛陀讲话的德译文，知道每一章的开头都是同样的词语，因此我信心十足地说：“Evamme sutam”的意思是“这我已听到了。”幸好访客没有进一步试探我对巴利语的知识。

是我父亲唤起了我对数学的兴趣——真正的数学，而不是算术。当我 10 岁的时候，他给我讲解了笛卡儿坐标：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两条正交的直线，告诉我怎样把两个数（坐标）赋给任意点，那就是把相对于垂直线的距离称为 x，相对于水平线的距离称为 y。这样，任何 x 与 y 之间的方程代表了一组点集，实际上是一条曲线。第二天我回来学习了圆的方程：x2+y2=r2（我承认我花了三个星期才列出一条直线的方程）。

我约 12 岁时他给我讲解了三角学。当他定义了正弦和余弦，期待着使我吃惊也写下了方程 sin2x＋ cos2x＝1 时，我说：“噢，这是很明显的。” 我现在仍然可以回忆得出他当时吃惊的表情。我告诉你这个小小的故事，不是为了自夸，而是指出我特殊的天资：反应快。我觉得我并没有多少全新的思想，但我常常能够很快找到逻辑联系，并进行下一步，通常会走在别人前面。

我的一个叔叔（鲁道夫·阿勒尔斯，哲学家，“维也纳圈”的会员）把我介绍给了奥尔加·罗思，一个很出色的妇人。她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学生，几年前患上了可怕的头痛症伴随视力逐渐丧失。原来怀疑她有脑肿瘤，但双目失明以后头痛就停止了。她瞎着眼生活了多年，维也纳青年数学协会接纳她为一种公众的教母。他们读书给她听，当她要出去的时候为她带路；而她则给他们辅导数学。我们都对她用脑做相当复杂的计算的能力感到惊讶。她不需任何帮助就可以点燃烟斗，并且随后总是手拿着火柴不放，以确保她已安全地吹灭了火。

我被介绍给她的时候大约 16 岁，她教给我许多知识。那时我已用一个奇特的窍门算出了凹面镜的焦距，并为之兴奋，实际上我已经为我自己发现了微分学基础。在学校里教微积分前一年或更早她就教给我怎样系统地处理这类问题，并且更令人兴奋的是她教给了我思维方法。她还给我引进了四维几何的概念，以及一些困扰着我的概念。几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找出了所有的四维空间规则多面体的性质。最复杂的一个，包含 120 个五角十面体，花了几天的时间思考，然后两小时不间断地全神贯注地工作，这是第一次使我头痛的工作。进行空间想像对我来说并非易事——我的听觉思维较强，在我脑子里重复一段音乐较想像一个即使是熟悉的表面或景象容易很多——在那几个月里我对四维空间的入迷对我是极好的训练，后来一直到现在对我设计复杂的科学仪器都有帮助。我现在仍然思念奥尔加·罗思并感激她。

她的丈夫，奥托·罗思，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参加了一次流产的共产主义起义，正在监狱服役。后来他被释放回来，并带回了他所有的书。他们找了一套大单元，起初把书放在一间房里，从房门一直摆到对面的墙边，随后他拿起锤子和钉子工作了几个星期，把所有的墙都罩上了书架。

我们学生则轮流将书归类上架，摆成前后二行。大多数书都是有关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我从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差别。

当我 1922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时，我意识到周围还有几个数学天才，而且我开始感觉到也许我并不想毕生以铅笔和废纸篓作为我唯一的工具（当时没有人梦想过电脑）。我一直都喜欢小制作，因此我转将物理作为主修，数学作为辅修。实际上我几乎没读什么数学，以至于毕业考试差点不及格。幸好考官很有些聋，只要我看见他脸上有疑惑的表情，我就很小心地改变我说的话为几乎相反的意思。1926 年夏天我毕业得到哲学博士学位，那时我将近 22

岁。这很正常，在维也纳只需 4 年时间（经济方面只需 3 年！）就可得到博士学位。

毕业以后我有点闲着没事做。我原打算进入工业界，那时无线电电子管的制造技术正飞速发展，毫无疑问这一行业需要年轻的物理学家。但我从来也没进入那一行业，而是进了一家非正统的小公司。公司的老板是西格蒙德·斯特劳斯，奥地利发明家，曾经与泰利范肯一起共过事。他告诉我他已经获得了一些基本研究进展，如反馈、电阻—电容耦合等。他有很多设想，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听他讲这些设想，淘汰没价值的部分；他对此脾气非常好，无论何时我向他解释为什么他的某一个设想无法实现时他总是说： “哦，对，你非常正确。现在让我们看。啊，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设想。他差不多每天都有上百个设想，可能只有一个能派上用场。但每天能产生一个有用的设想的确非常不错。公司生产的 X 射线剂量仪

（用于测量 X 射线的强度）销往世界各国，需要精确剂量的 X 射线疗法迅速发展起来。

我在温室工作了一段时间，温室附属于他的别墅，由一层薄玻璃与其他部分隔开，冬天很冷。我在那儿生活在两种痛苦的交替中：煤气取暖器烧一段时间后就使我剧烈头痛，这是因为取暖器没有烟道，使房间内充满一氧化碳，当我不能再忍受头痛时我就关掉取暖器；半小时后头痛消失了，但我的脚尖却冻僵了，所以我不得不再将取暖器烧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星期，似乎没有对我产生永久性的伤害。

大约一年以后，我在柏林找到一份工作，这使我非常惊喜。那是一次侥幸的成功：这一工作本来给了另一个求职人，但由于他一个有钱的姑姑突然死去，他去继承遗产因而退出了。随后他们把工作给了另一个人，但这人因某种原因不能上任。最后，不知为什么，我被提上候选人。当时莱丝·梅特纳住在柏林，他们征求了她的意见。“嗯，”她说，“我无法说出我真正的观点，他是我的侄子，我可能会有偏见。”他们强迫她回答，但她仍不表态。最后，有一个人问她：“告诉我，他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吗？”在这一点上她发表了一点意见，说：“不，他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因此我得到了那份工作，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功于卡尔·普兹布拉姆教授的推荐，他曾经指导了我的博士学位研究工作。普兹布拉姆教授非常善良，深受人们的爱戴。很多年以后他结束了智慧的一生，享年 93 岁。

现在我们常常辩论应该建设多少个原子能发电站，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上个世纪末很多权威科学家似乎并不相信原子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