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瞑想

并存和折中

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他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意味的有无是不管的。这种怪异的情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在发见。

已经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旧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乡镇存在。已经装了电灯了，厅堂中同时还挂着锡制的“满堂红”。剧场已用布景，排着布景的桌椅了，演剧的还坐布景的椅子以外的椅子。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坐在北京，……这就是所谓并存。

如果能“并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面这样的并存，其实都是悖的。中国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掩饰其悖，使人看了好象是不悖的。这方法是什么？就是“巧立名目”。

有了警察以后，地保就改名“乡警”了；行了阳历以后，阴历就名叫“夏正”了；改编新军以后，旧式的防营叫做“警备队”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么叫做“两头大”的名目来并存；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实在滑稽万分。现在的督军制度，不就是以前的驻防吗？总统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吗？都不是在那里借了巧立的名目，来与“民国”并存的吗？以彼例此，我们实在不能不怀疑了！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热药来防止太冷；发辫剪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剪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底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这是中国人底信仰态度！

这折中的办法是中国人的长技，凡是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人底手里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处分。折中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出了许多的“禅儒”；几次被他族征服了，却几次都能用折中的方法，把他族和自己的种族弄成一样。这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奇迹！“中西”两个字触目皆是：有“中西药房”，有“中西旅馆”，有“中西大菜”，有“中西医士”，还有中西合壁的家屋，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女画！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在这并存和折中主义跋扈的中国，是难有彻底的改革，长足的进步的希望的。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以外，有什么大分别？迁就复迁就，调停复调停，新的不成，旧的不成，即使再经过多少年月，恐怕也不能显著地改易这老大国家的面目吧！我们不能不诅咒古来“不为已甚”的教训了！我们要劝国民吃一服“极端”的毒药，来振起这祖先传下来的宿疾！我们要拜托国内军阀：“你们如果是要作孽的，务须快作，务须作得再厉害一点！你们如果是卑怯的，务须再卑怯一点！”我们要恳求国内的政客：“你们底‘政治’应该极端才好！要制宪吗？索性制宪！要联省自治吗？索性联省自治！要复辟吗？复辟也可以！要卖国吗？爽爽快快地卖国就是了！”我们希望我国军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我们希望我国‘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辛亥式的革命，袁世凯式的帝制，张勋式的复辟，南北式的战争，忽而国民大会，忽而人民制宪，忽而联省自治等类不死不活不痛不痒的方子，愈使中华民国的毛病陷入慢性。我们对于最近的奉直战争，原希望有一面倒灭的，不料结果仍是一个并存的局面，仍是一个折中的覆辙！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为已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同是圣人，中国的孔子比印度弃国出家的释迦聪明得多，比犹太的为门徒所卖身受磔刑的耶稣也聪明得多哩！至于现在，国民比聪明的孔子更聪明了！

我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没有释迦、耶稣等类的太痴呆也可以，至少象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现在把痴呆的易卜生底呆话，来介绍给聪明的同胞们吧：

“不完全，则宁无！”

中国的实用主义

前天，本校数学教师刘心如先生和我说：“有一个学生问我，数学学了有什么用？”我听了他的话，不觉想起了从书上看见过的一件故事来。几何学的老祖宗欧几利德曾聚集了许多青年教授几何，其中有一青年对于几何学也发生学了有什么用的疑问来，去问欧几利德。欧几利德叫人拿两个铜币给他。这青年莫名其妙起来。欧几利德和他说：“你不是问‘用’吗？铜币是可‘用’的，你拿去用吧！”

刘先生在本校所用的数学教科书是美国布利士的混合数学。美国是以重实用出名的国度，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美国很有几个大家，美国的教育全重实用。这重实用的布利士的数学教科书，学了还怕没有用，中国人的实用狂，程度现在美国以上了！

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

一、学问中国古来少有独立的学问：历史是明君臣大义的；礼是正人心的；乐是易风移俗的；考据金石之学是用以解经的……哪一件不是政治或圣人之经的奴隶？这就是各种学问的用处！

二、宗教中国古来宗教的对象是天，“畏天”“敬天”等语时见于古典中。可是中国人对于天的敬畏，全是以吉凶祸福为标准的，以为天能授福，能降凶，畏天敬天就是想转凶为吉，避祸得福。这种功利的宗教心，和他民族的绝对归依的宗教心全异其趣。佛教原是无功利的色彩的，一传入中国也蒙上了一层实利的色彩。民众间的求神或为子于，或为免灾。所谓“急来抱佛脚”，都是想“抛砖引玉”，取得较多的报酬。

三、思想中国无唯理哲学。《易经》总算是论高远的哲理的，但也并不是为理说理，是以为明了理可以致用的。什么吉，什么凶，什么祸福等类的词，充满于全书中。可见《易经》虽说抽象的哲理，其目的所在仍是具体的实用，怪不得到现在流为占卜的工具了。到了孔子，这实用主义越发明白表示了。“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何等现世的，实利的！孟子以后，这实利主义更加露骨。孟子教梁惠王齐宣王行仁义，都是以“利”或富国强兵为钓饵的。

和孔孟相较，老子的思想似乎去实用较远，其实内面仍充满着实利的分子。老子表面上虽主张无为，而其目的却在提倡了“无为”去做到“无不为”；在某种意义上，实利的欲望可谓远过于孔孟，观法家思想的出于老子，就可知道老子的精神所在了。

四、文学“文以载道”的中国当然少有纯粹的文学。我们试看上古的文学内容怎样，不是大多数是讽政治之隆污，颂君后之功德的吗？一部《诗经》中纯粹的抒情诗有几？偶然有几首人情自然流露如男女恋爱的诗，也被注家加上别的解释了。《诗经》以后的诗虽实利的分子较少，但往往被人视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除一二所谓“好学者”外是少有兴味的。戏曲小说也是这样，教做劝善惩恶或移风易俗的奴隶。无论如何龌龊的戏剧和小说，只要用着什么“报”字为名，就都可当官演唱，毫无顾忌。做小说戏曲的人也要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为标语。因为文人作文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无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在中国是不能存在的！

五、艺术中国虽是古国，可是艺术很不发达，因为艺术和实用是不相调和的。中国历史上的旧建筑物只有城垒等等，至于普通家屋，到现在还不及世界任何的文明国。佛教传入以后，带了许多的佛教艺术来，造像、塔、寺殿等，到中国后虽无远大进步，仍不失为中国艺术上的重要部分。中国对艺术皆用实利的眼光去看，替艺术品穿上一件实利的衣裳。秦汉以来金石上的吉祥语就是这心情的表现。再看中国画上的题句吧！画牡丹花的，要题什么“玉堂富贵”；画竹子的，要“华封三祝”。水墨龙画是可以避火的，钟尴像是可以避邪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挂在厅堂里。

中国的实利主义的潮流发源可谓很远，流域也很广泛，滔滔然几乎无孔不入。养子是为防老，娶妻是为生子，读书是为做官，行慈善是为了名声……除用“做什么是为什么”来做公式外，实在说也说不尽！中国对于事情非有利不做，而所谓利，又是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凡事要用利来引诱才得发生兴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凡事要讲“用”，凡事要问“有什么用？”怪不得现在大家流行所谓“利用”的手段了！

中国人经商向来是名闻全球的。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好商人，即不经商的官僚、兵卒、学者、教师，也都含有商人性质的。

这样传统的实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要绝对地不管实用原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应只作实用实利的奴隶。世界的文明有许多或是由需要而成的，例如因为要避风雨就发明了房屋，因为要充饥就发明了饮食等。但我们究不应说房屋只要能避风雨就够，饮食只要能充饥就够的。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

又，文明之中，有大部分是发明者先无所为，到了后来却有大用大利的。瓦特用心研究蒸汽力时，何尝想造火车头？居利研究镭，何尝想造夜光表？化学学者在试验室里把试验管用心观察，发明了种种事情，何尝是为了开工场作富翁？发明电气的何尝料到可以驶电车？

人类有创造的冲动，种种文明都可以说是创造冲动的产物。中国人的创造冲动都被浅薄的实利实用主义压灭了！你看，孜孜于实用实利的中国人，有象瓦特、居利那样的文明的创造者发明者吗？旧有的文明有进步吗？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在中国不是只做鞭炮吗？罗盘是中国发明的，不是到现在只用来看风水吗？

惟其以实用实利为标准，结果愈无利可得，无用可言。因为对于一切的要求太低，当然不会发生较高的欲望来。例如中国人娶妻的目的在生子，那么就只要有生殖机关的女子就不妨作妻了！社会上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你看这要求何等和平客气，真是所谓“所欲不奢”了！

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抱实利实用主义的缘故，一切都不进化。无纯粹的历史，无纯粹的宗教，无纯粹的艺术，无纯粹的文学，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没有了！国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许多都要仰给外人，金钱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

几千年来抱着实利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啊！你们的“用”在哪里？你们的“利”在哪里？

如果说山是宗教的，那么湖可以说是艺术的、神秘的，海可以说是革命的了。

梅戴林克的作品近于湖，易卜生的作品近于海。湖大概在山间，有一定数目的鳞介做它的住民，深度性状也不比海的容易不一定。幽邃寂寥，易使人起神秘的妖魔的联想。古来神妖的传说多与湖有关系：《楚辞》中洞庭的湘君，是比较古的神话材料。西湖的白蛇，是妇孺皆知的民众传说。此外如巢湖的神姥（刘后村《诗话》：姜白石有《平调满江红》词，自序云：“《满江红》旧词用仄韵，多不协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夕风，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芙蓉湖的赤鲤（《南徐州记》：“子英于芙蓉湖捕得一赤鲤，养之一年生两翅。鱼云：‘我来迎汝。’子英骑之，即乘风雨腾而上天，每经数载，来归见妻子，鱼复来迎”）、小湖的鱼（《水经注》：“谷水出吴小湖，径由卷县故城下。”《神异传》曰：“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老妪闻之忧惧，旦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侍杀犬以血涂门。妪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又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为谷矣）、白马湖的白马（《水经注》：“白马潭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又，《上虞县志》：晋县令周鹏举治上虞有声，相传乘白马入湖仙去）等都是适当的例证。湖以外的地象，如山、江、海等，虽也各有关联的传说，但恐没有象湖的传说的来得神秘的和妖魔的了，可以说湖是地象中有魔性的东西。

将自己的东西给与别人，还是容易的事，要将不是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所有来享乐，却是一件大大的难事。“虽他乡之洵美兮，非吾土之可怀”，就是这心情的流露。每游公园名胜等公共地方的时候，每逢借用公共图书的时候，我就起同样的心情，觉得公物虽好，不及私有的能使我完全享乐，心地的窄隘，真真愧杀。这种窄隘的心情，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养成的。私有财产制度一面使人能占有所有，一面却使人把所有的范围减小，使拥有万象的人生变为可怜的穷措大了。

熟于办这事的曰老手，曰熟手，杀人犯曰凶手，运动员曰选手，精于棋或医的人曰国手，相助理事曰帮手，供差遣者曰人手，对于这事负责任的曰经手，处理船务的曰水手……手在人类社会的功用真不小啊。

人类的进化可以说全然是手的恩赐。一切机械就是手的延长。动物虽有四足，因为无手的缘故，进步遂不及人类。

近来时常作梦，有儿时的梦，有遇难的梦，有遇亡人的梦。一般皆认梦为虚幻，其实由某种意义看，梦确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且有时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白日的秘密，往往在梦呓中如实暴露。在悠然度日的人们，突然遇着死亡疾病灾祸等人世的实相的时候，也都惊异的说：“这不是梦吗？”“好比做了一场梦！”

梦是个人行为和社会状况的反光镜。正直者不会有窃物的梦，理想社会的人们不会有遇盗劫受兵灾的梦。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都有大的涵义。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大的。

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啊，平凡的伟大啊。

莎翁戏曲中的男性几乎没有一个完全的人。《阿赛洛》中的阿赛洛，《叙利·西柴》中的西柴等，都是有缺点的英雄；《哈姆列脱》中的哈姆列脱，是空想的神经质的人物，《洛弥阿与叙列叶》中的洛弥阿是性急的少年。

但是，他的作品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聪明贤淑，完全无疵的人。《利亚王》中的可莱利亚，《阿赛洛》中底代斯代马那，《威尼斯商人》中的朴尔谢等，都是女性的最高的典型（据拉斯京的《女王的花园》）。

莎翁将人世悲哀的原因归诸人性的缺陷，这性格的缺陷又偏单使男性负担。在莎翁剧中，悲剧是由男性发生，女性则常居于救济者或牺牲者的地位。

教师对于学生所应取的手段，只有教育与教训二种：教育是积极的辅助，教训是消极的防制。这两种作用，普通皆依了教师的口舌而行。要想用口舌去改造学生，感化学生，原是一件太不自量的事，特别地在教训一方面，效率尤小。可是教师除了这笨拙的口舌，已没有别的具体的工具了。不用说，理想的教师应当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但无论口舌中有否笼着真心，口舌总不过是口舌，这里面有着教师的悲哀。

能知道事物的真价的，是画家，文人，诗人。凡是艺术，不以表示了事物底形象就算满足，还要捕捉潜藏在事物背面或里面的生命。近代艺术的所以渐渐带着象征的倾向，就是为此。

生物学者虽知把物分为生物与无生物，其实世间的一切都是活着的。泥土也是活的，水也是活的，灯火也是活的，花瓶也是活的，都有着力，都有着生命。不过这力和生命，在昏于心眼的人却是无从看见，无从理会。

学画兰花只要象个兰花，学画山水只要象个山水，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再好，是不容易的了。写字但求写得方正象个字，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再好是不容易的了。

真要字画文章好，非读书及好好地做人不可，不是仅从字画文章上学得好的。那么，有好学问或好人格的人都可以成书画家文章家了吗？那却不然，因为书画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艺术的缘故。

学说思想与阶级

据说，衣服商作就一种新式花样的衣服的时候，常雇人穿了去在街上及热闹的游戏场行走，使所作出的花样成为流行，引人购买，而自己从中取利。帽子的忽平顶忽圆顶，眼镜的忽大忽小，妇女衣襟的忽直忽圆，以及衣料颜色花样的忽这么忽那么，在遵从者自以为流行时髦，其实这所谓流行时髦，是由制物商操纵而成的。一般趋向流行时髦的人只是上当罢了。

记得有一年，我在杭州，五月中的一天，天气很热，我穿了一件夏市长衫出去，一般讲究衣服的朋友们及街路上的人见了都大以为怪。特别是走过绸庄门口的时候，店员都用手指我，好象在那里批评嘲笑我什么。其实，那时街上已很多赤膊的人了，绸庄店员自己也有许多赤膊的。夏天早到，穿夏布原是合理的事，有什么可嗤笑的呢？可以赤膊而不可以穿夏布长衫，这是何等的矛盾？但在那讲究衣服的及绸庄店员看来，的确是一件不大佳妙的事。如果一到立夏节以后，大家都穿起夏布来，那么那漂亮朋友们的什么纺绸衫、春纱衫、夹纱衫、熟罗衫等将出不来风头，而绸庄也快要关门了！我常计算中国衣服的种类，自夏布长衫起到大毛袍子止，其间共有三十等光景，各有各的时命，不容差次。夏布是要到大伏天才穿的。这种麻烦的等差，在只穿一件竹布长衫过四季的穷人原不算什么，拥护这制度的全是那些漂亮朋友和衣服商人。这情形和夏天暴雨后天气凉得要穿夹衣的时候，而卖凉粉或西瓜的总是赤着膊大声叫卖一样。

即小可以见大，由以上的例看来，可知社会上所流行的存在的一切东西——制度、风俗以及学说思想等等，都有它的根据。别的且不讲，今夜只讲学说思想。

学说思想本身的成因有二：一是时代的要求，二是个人的倾向。所谓个人，又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如何的豪杰，都逃不掉“时代之儿”一句话。即在成因上说，所谓学说思想已不是纯粹不杂的东西。至于一学说一思想成就以后，有的被尊崇，有的被排斥，尊崇与排斥似乎另有标准，与学说思想的本身好坏差不多是无关的。

这标准是什么？老实点说，就是要看这学说思想对于某种阶级有利与否，所谓“各人拜各人的菩萨”。譬如四季只穿竹布长衫的穷人当然不主张衣服的时节的等差，绸庄主当然要反对五月穿夏布长衫。

不过，阶级之中有有权力的阶级，也有无权力的阶级。被权力阶级所拥护的思想学说，当然比无权阶级所拥护的要来得优胜。并且事实上，权力阶级能支配无权阶级，要他怎样就怎样，所以结果只有权力阶级能拥护利用思想学说，思想学说也只有被权力阶级拥护利用了以后才能受人尊崇，存在流行。

我并不敢说学者的思想学说都是为替权力阶级捧场而发生的。（不用说，为捧场而创学说的尽多。）他们创作一学说，构成一思想，也许心中很纯洁，不趋附权势，但是到了后来，自然会有人利用。这是他们所不料及的。古往今来这种例证尽多，先讲中国的吧。

凡是中国人，无论男的女的，读过书的不读过书的，都知道尊敬崇拜孔夫子、关夫子、岳老爷、朱夫子。我们不敢说这几个圣贤不必崇敬，但所以成一般崇敬的对象，不能不认为别有原因。孔夫子的主张君臣名分，关夫子与岳老爷的为一姓尽力，朱夫子的在《通鉴纲目》中以蜀为正统，都是配皇帝的胃口的。袁世凯在要做皇帝的前一年，令学校读经，令人民崇祀关岳，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吗？孟夫子因为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类的话，曾被明太祖逐出圣庙。这是很明白的反证。

“天”这一个字，在中国很带着浓厚的宗教意味。皇帝是“天子”，皇帝的命运叫“天命”，皇帝的杀人叫“天罚天讨”，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字的假设，皇帝就被装扮得象人以上的东西了。皇帝祭天，叫人民敬天，自己却在那里“靠天吃饭”。

此外，如所谓“礼”、“命”、“风水”、“星相”等种种的东西，也逃不了同样的嫌疑。叔孙通帮汉高帝作朝仪，汉高帝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他从“礼”得到好处的自己招供。唯其穷人受苦的时候，能自认八字不好，命运不好，祖坟风水不好，贵族和资本家才有安稳饭吃。否则他们的养尊处优就要失了根据及理由，而世界也就或者早已不能如此“太平”了！

同样的例证，在外国也可随时可见，随举数则于下！中世纪的哲学完全替基督教建筑基础，这是谁都知道的哲学史上明显的事实。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皇家保护之下发达，他的“一切实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句原则，被德皇解作“现存的是正当的”了。亚丹斯密的经济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资本阶级所拥护的。因为亚丹斯密主张利用个人的利己心，放任自由，不加干涉，这在资本家看来真是最好没有的学说。马尔萨斯说人口是依几何级数倍加，食物只依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食物断不能增加一倍，人不能没有食物，结果必至自相残杀，无论如何救济，斯世终是个可悲观的局面。这思想在主张用社会主义以改造现世的人实是很大的打击。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社会主义就要失去基础，而在资本家方面，却因此得了暂时的缓冲地了。

最有趣的是犯罪学上的例。意大利犯罪学者中，差不多同时有两个人，一个叫龙勃罗梭，一个叫佛尔利，都于犯罪学上有所发见。龙氏的犯罪学是以骨相术为基础的。他以为凡是犯罪的人，都是骨相异常的人，凡骨相异常的人，先天的就非作恶犯罪不可的。佛尔利呢，把犯罪的原因分有三类：一、人类学的原因，二、风土的原因，三、社会的原因。其中所谓人类学的原因，和龙氏所说大致相类，至于风土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实是龙氏所未发的创见。在学说的精粗上，佛氏当然胜于龙氏。可是龙氏的犯罪学为一般人所推崇，而佛氏却受人冷遇。因为龙氏把犯罪的原因全归诸犯罪者先天的骨相，社会上的特权阶级对于犯罪者可以不负责任，龙氏的所说不啻替特权阶级辩护罪恶。佛氏于犯罪的原因中列着社会的原因，他说：“在人的身心上，没有再胜于饥饿的害恶的。饥饿是一切非人情的反社会的感情之源，饥饿存在之时，什么爱，什么人情，都不可能。”这正触着特权阶级的痛处了。在特权阶级握着势力的期内，他的被世人冷遇宁是当然的事。

此外可举的例证很多，仅上面的若干事例，已足窥见大概了吧。如果用了这眼光去观察一切，我们实不能不把一切怀疑。法律、男女道德等的所以如此，觉得都另有原因，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

阶级的权力总有时可以移转。马克斯的经济学说，渐有取亚当斯密而代之的状况了，女子的势力如果再发展一点，男女间的关系或许更改。东洋留学生势盛的时候，学校一切制度都流行日本式，现在是美国留学生得意的时代，学校一切制度当然要变成美国风。不信，但看现在大吹大擂的新学制！

我们对于世间一切须有炯眼，须看出一切的狐狸尾巴，不要被瞒过了。

《子恺漫画》序

新近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时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几日，和尚未出家时，曾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披剃以后，专心念佛，见人也但劝念佛，不消说，艺术上的话是不谈起了的。可是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却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开战，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暂止，挂搭于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云水堂中住着四五十个游方僧。铺有两层，是统舱式的。他住在下层，见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小旅馆）里的。”

“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罢。”我说。

“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

他又和我说了些在轮船统舱中茶房怎样待他和善，在此地挂搭怎样舒服等等的话。

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初说再看机会，及我坚请，他也就忻然答应。

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社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宁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再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面去。

“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我忍不住了。“那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他坚说只要一碗的，我勉强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莱菔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几乎是要变色而作的盛馔，丁宁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莱菔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咸得非常的，我说：“这太咸了！”

“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且笑说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话。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罢。”

“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我也就无法反对了。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搭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好，威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我当见他吃莱菔白菜时那种愉悦丁宁的光景，我想：莱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凡为实利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

与和尚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怃然！正怃然间，子恺来要我序他的漫画集。记得：子恺的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在这三年中，子恺实画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过数十分之一。其中含有两种性质，一是写古诗词名句的，一是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古诗词名句，原是古人观照的结果，子恺不过再来用画表出一次，至于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部分，全是子恺自己观照的表现。前者是翻译，后者是创作了。画的好歹且不谈，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

子恺为和尚未出家时画弟子，我序子恺画集，恰因当前所感，并述及了和尚的近事，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缘啊！南无阿弥陀佛！

文艺随笔

作家的妻——

“你真是幸福的女人啊！”

“为什么？”

“嫁了那样的大作家，很愉快吧。”

“作家这东西，与其和他接近，远不如读他的著作来得有趣哩。”

这是阿支巴绥夫《嫉妒》中的一节，向日读了也不觉得什么。近来因了时与作家相会，认识了不少的作家，有时还得会见作家的夫人，每每令我记起这会话来。

小说的开端

小说的开端，是作家所最苦心的处所，凡是名作家，无有不于开端的文字加以惨淡经营的。

在日本的作家中，我近来所耽读的是岛崎藤村氏的作品。岛崎氏在文章上的造诣，实堪惊叹，他的开端的文字，尤为我所佩服，随举数例如：

莲华寺是兼营者寄宿舍的。

《破戒》的开端

桥本的家的厨房里，正在忙着做午饭。

《家》的开端

拿到钟表店里去修的八角形的挂钟，又在室内柱间，依旧发出走声来了。

《出发》的开端

什么说明都不加，开端就把阅者引入事情的深处，较之于凡手的最先叙景，或介绍主人公的来历等的作法，实在高明得多。

藤村是个自然主义作家，这种笔法，原也就是一般自然主义文学的格调，并不足异。但在藤村却似别有所自。藤村在其感想集《待着春》中，有一节就是说着这小说开端的文字的。

片上伸君的近著里有一卷《托尔斯泰传》。其中有托尔斯泰家人共读普西金的小说的一节。“恰好托尔斯泰进来了，偶然拿起书来一看，翻开着的恰是普西金的某散文的断片，开端写着：‘客人群集到村庄来了。’托尔斯泰见了说：‘开端要这样才好，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开始就把读者诱入事件的中心趣味。如果是别个作者，也许会先细写一个一个的客人，可是普西金却单刀直入地进入事件的中心了。’这时在旁有一个人说：‘那么请你也象这样写了试试如何？’托尔斯泰立刻走进自己的书斋里，把《安那卡莱尼那》的开端写好了。这书初稿的开端是：‘阿勃隆斯希氏的家里，什么都骚乱了。’到了后来，才象现在的样子，上面又加了‘凡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皆各别地不幸，’一行的前置。”

读了这，托尔斯泰所求的东西大概可窥见了吧。又可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了吧。爱托尔斯泰的不应只爱读他的著作，还应求他所求的东西。

“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觉得这是托尔斯泰作风的良言。

看了这段记载，可恍然于藤村文章上的见解。他的作风的所以如此，实非无故。对于托尔斯泰，虽如此共鸣，总不肯在文章上加主观的解释，这就是藤村的所以为realist的地方吧。

读圣书——

近来常有许多嗜文学的青年问我读什么书好？我不是胡适之，也不是梁启超，有系统的书目是开不出来的，照例地回答，只是问他：

“你读过基督的圣书没有？”

我不是基督教徒，却常劝青年读圣书，特别地对于想从事于文学的青年。这并不是故意与“打倒基督教”的口号反抗，也并不是在报上看了某大人物结婚用了基督教式，想学时髦，实在有别的理由。

第一、西洋文艺思潮里，基督教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文艺作家所用的题材，都直接从圣书取得，思想也都与圣书有关，或是圣书某章的敷衍，或是反对圣书某章的。不略读过圣书的人，不能读弥尔东的《失乐园》，不能读王尔德的《莎乐美》，不能读托尔斯泰及道斯道伊夫斯奇的作品。

第二、西洋文学家文体有许多是摹仿圣书的，王尔德的《莎乐美》摹仿《雅歌》，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摹仿《箴言》。现在漂亮的青年喜读王尔德的《莎乐美》，喜读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而不喜读其文字所从出的圣书，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食物的原料是吃不来的，要经过烹调才可口。圣书是原料，原不易读，但我们要沙里淘金地从原料里烹调出可口的东西来。

《清凉歌集》序

弘一和尚未出家时，于艺事无所不精，自书法，绘画，音乐，文艺乃至演剧，篆刻，皆卓然有独到处。尝为余言：平生用力于音乐用力最苦，盖乐律与演奏皆非长期炼修无由适变，不若他种艺事之可凭天才也。和尚先后在杭州南京以乐施教者凡十年，迄今全国为音乐教师者十九皆其薪传。听制一曲一歌风行海内，推为名作。入山以后，以前种种胥成梦影。一日，刘生质平偕余往访和尚于山寺，饭罢清谈，偶及当世乐教。质平叹息于作歌者之难得，一任靡靡俗曲流行闾阎，深惜和尚入山之太蚤。和尚亦为恍然，允再作歌若干首付之，余与质平皆惊喜，此七年前事也。七年以来，质平及某学友根据和尚所作歌词，分别谱曲，反复推敲，必得和尚印可而后定。复经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浙江宁波中学等处实地演奏，始携稿诣余，谋为刊行。作曲者五人：质平为和尚之弟子，学咏，希一，伯英，为质平之弟子，钹棠为质平之再传弟子，皆音乐教育界之铮铮者。歌曲仅五首，乃经音乐界师弟累叶之合作，费七年光阴之试练，亦中国音乐史上之佳话矣。歌名“清凉”，和尚之所命也。和尚俗姓李，名息，字叔同，又字惜霜，浙之平湖人。

《晚晴山房书简》序

弘一大师入灭后，福建永春李芳远君辑师书牍若干通，寄稿至沪，嘱为刊行。顾所收不多，未足成集。年来多方征求搜罗，益以已所旧藏，其量已远倍于李君所辑。世方多难，散失堪虞，因排百难而使之成书。斯编所收，皆师出家后所作。师为一代僧宝，梵行卓绝，以身体道，不为戏论。书简即其生活之实录。举凡师之风格及待人接物之状况，可于此仿佛得之。故有见必录，虽事涉琐屑者，亦不忍割爱焉。师别署甚多，五十以后，喜用晚晴称号，常自署曰晚晴沙门或晚晴老人。颜其白马湖之精舍曰晚晴山房。乱后乡村不宁，山房无人居宁，门窗砖瓦被盗垂尽，闻将成废墟矣。斯编名曰晚晴山房书简，不特从师夙好，亦将藉以为胜迹留一纪念也。编中书简，除余所藏者外，来自各方，助为缮写者同事丰君沧祥，郭君沈澄，朱君孑如，及窦德清宗性姊弟，付刊者同事徐君调孚，校对者同事周君振甫，例得备书，以志功德。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中秋夏尊识于上海寓舍师之画像前。

中国书业的新途径

全国事业经过八年的战祸，无一不受到巨大的创伤。胜利以后，亟待复兴。但所谓复兴者，不只是恢复原状而已，要较原状有所改进才对。笔者侧身书业，敢就本业发抒私见，供同业先进与全国关心文化事业之业外人士采择。

书业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书店之业务可分为二部，一是将有价值的著述印制成为书籍，这叫做出版；二是将所印制成的书籍流通开去，供人阅读，这叫做发行。就出版方面说，著述可收外稿，原不必一一由书店自己编辑。但一书店有一书店的目标，为便利计，皆设有编辑所。排印书籍原为印刷所之事，本无须由书店自己兼营。但书店为呼应便利计，大都附办印刷所。就发行方面说，书店所制成的书籍原可与别种商品一样，除门售外，批发给贩卖商销行到外埠去，不一定要在外埠自设分店。但书店为了要防止放帐上的危险及其他种种原因，皆于总店以外在重要城市另设分店。故向例一家书店机构很是庞大。总店本身要具有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部；总店以外，还要具有许多分店才算骨胳完整，规模粗具。

书店的机构庞大如是，非有巨大资本不能应付。可是按之实际，书店的资本薄弱得很。在战前，全国最大的书店如商务印书馆资本只五百万元，中华书局是四百万元，其他的各书店只不过数十万元而已。以如是薄弱的资本，要想转动其全部机构来实现文化上的使命，当然力有未逮。于是只好缩短阵线，大家把眼光集中于销路比较可靠而成本不大的书籍上。第一是中小学的教本，次之是不要稿费或版税的旧书翻印，行有余力，然后轮到别的新书。各家所出版之书籍既互相重复，发行上竞争自然激烈，或用巨幅广告来号召，或违背同业定章，抑低折扣滥放客帐来倾销，结果发行费用非常浩大，利润随而减少。

这种情形于书店当然不利，而整个文化界也受到不良的影响。因为书店财力有限，所出版的十之八九只是些中小学教本与旧书，自无力来介绍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想，也无暇顾及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譬如说，关于新兵器的书，关于台湾、澎湖的书，关于内蒙、西藏、新疆的书，现在很需要，可是书店里不大多见。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可是任何农学部门都找不到一部象样得用的书。此外如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医药、航空、造船等门类，也都为了太冷僻太专门的缘故，不被书店所顾及。即使有人撰写好了稿子去委托出版，也大概会遭到拒绝。笔者有一位研究音乐的朋友，现为国立音乐院教授，他费了多年的光阴与气力写好了两部书，一部叫对位法，一部叫音乐史，自以为很有价值，想出版，遍询书店都不要。中国虽有许多家书店，而书籍的种类不多。除教本外，一般书籍的销数也有限，每一本书，销数好的不过几千，坏的只几百或几十。因为书店营业的目光偏在教本，无暇顾及一般的所谓“杂书”；并且推销上全靠门市与自设的几处分店，无力把书籍伸入全国各地去的缘故。若与他国相较，中国所出版的书籍在品种上和销行数量上都有落后之观。

以上所指摘的是书店过去的情形。今后是否将再这样继续下去呢？原来机构已大受损伤，有的已失去了印刷所，有的已解散了编辑所，至于各地的分店大都也已毁去了十之七八，如果要一一恢复旧观，恐各家书店都无此财力。试看仅仅几种国定教本，以七家书店来联合承印，犹嫌资金不足，要向政府贷款，书店财力之薄弱可知。第二，书店向以教本为主要营业，今则教本已改为国定，为教育前途计，我们也希望其永为国定。国定教本理宜由国家规定办法，让大家承印。从前由七家书店与教部订立契约，联合承印，是战争时期不得已的办法。此后情形改变，当然未必能够继续下去，在教科书以外，应该决定营业的方针。

情势如此，书业若重循故辙，前途将遭遇许多障碍。为今之计，亟宜另觅一条新途径。新途径是什么？即将原来机构改组，把出版机关与发行机关分立。其办法大致如下：

一、以上海现有书店为发起人，在上海组织联合书店（假定之名）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十亿元（假定之数），任各方投资。

二、联合书店不出版书籍，但以发行为业务，在全国各省市各县设立分店，其普遍应如邮局。

三、现有各书店各自动改称为出版社。出版社专营出版事业，其资本可大可小。各出版社以所出版之书籍批发与联合书店发行，不自设总店门市部与各地分店。

四、联合书店营业以现款交易为原则，于收到各出版社所出之书籍时，即按批发折扣，以定价几分之几付给现款，余额按期结清。

这只是个大纲，详细办法与实际上的技术问题，无暇在本文中叙说。书业若如此改组，在出版与发行二方面有许多好处：

一、发行效力大可增加，假定一部新书每县销行十册，全国二千余县合计可销行二万册。印数既多，造货成本自廉，可使读者减轻负担。

二、推广费及管理费可以减少，无滥放回头及吃倒帐等流弊。

三、资金周转灵活。

四、任何著作者可纠合同志或独力以小资本经营出版社，依各自的兴趣刊行各门类的书籍，不必一定再委托书店出版。书籍的种类将因此大大增多。其委托书店出版者，亦可于成书时即取得版税。

五、营业统一，无垄断可言。书籍之销行与否，全视其内容与定价如何。各出版家将专在书籍的内容上成本上互相竞争，促成文化的向上。

仅就上面所举的几点来看，好处已经很多。为各家书店减轻原来笨重的负荷计，今后的发展计，为整个文化界的利益计，这条途径似乎平坦可行，是值得采取的。

也许有人要顾虑，以为书店发行部既化零为整，各家发行部的从业员将有失业之忧了。这层是不足虑的。联合书店将遍设各地，犹如邮局，所需要的人员比现在不知要多若干倍，原来的从业员决无过剩之理。也许还有人要顾虑，以为联合书店规模巨大，整个出版界或将为此一机关所操纵，对出版界前途不无影响。这亦不足为虑。联合书店本身不出版书籍，出版之事仍操在出版家手中。联合书店所得的只是百分之几的批发折扣，不致夺尽出版家的利益。联合书店资本既大，其股票势必在股票市场流通，艳羡联合书店的利润者尽可购买其股票，取得股东乃至董事监察人之资格。

在抗战八年中，他业多有大发其财者，书业不但不发财，且损失极大，可告无罪于国家社会。胜利以后，书业被一班敏感者认为大有希望的事业。他们以为西南西北各省教育远较战前发达，且台湾、东北重新收复，营业范围可大加开拓，别种商品将来都有舶来外货与之竞争，而书籍则不致遭逢外来劲敌，不错，书业的前程确是远大的，问题就在书业自身怎样去迎合这远大的前程。

笔者怀此意见已久，平日言谈所及，知同业中亦不乏共鸣之士，整个正在着手复兴。改弦易辙，奋发向上，今正其时。笔者此文就算是一个公开的提议。

读《清明前后》

不见茅盾氏已九年了。胜利以后，消息传来，说他的近作剧本《清明前后》在重庆上演，轰动一时，而十月十六日中央广播电台也设特别节目来介绍这剧本，说内容有毒素，叫看过的人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没有看过的不要去看。我被这些消息引起了趣味，纵不能亲眼看到舞台上的演出，至少想把剧本读一下。这期望抱得许久。等到上海版发行，就去买来，花了半日工夫把它一气读完。故事并不复杂。本年清明前后，重庆发生了一件于国家不大名誉的事件，就是所谓黄金案。作者就以这哄动山城的事件为背景，来描写若干人物的行动。据他在《后记》中自己说明，是把当时某一天报上的新闻剪下来排列成一个记录，然后依据了这记录来动笔的。其中有青年失踪或被捕的事，有灾民涌到重庆来的事，工厂将倒闭的情形，小公务人员因挪用公款，买黄金投机被罚办的情形，一般薪水阶级因物价上涨而挣扎受苦的情形，高利贷盛行的情形，闻人要人在各方面活跃的情形，官界商界互相勾结的情形。作者把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事件写成一部剧本，将主题放在工业的现状与出路上面，叫工业家林永清夫妇做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暴露出本年清明前后重庆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民生各方面的状况。如果说这剧本有毒素的话，那么就在暴露一点上，此外似乎并没有什么。

剧本的主题是工业的现状与出路。而作者对于出路，只在末幕用寥寥几句话表出，认为“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其全部气力，倒倾注于现状的描写上。更新铁工厂主总经理林永清，于“八一三”战时依照政府国策辛辛苦苦把全部工厂设备与工人搬到重庆，经营了许多年，结果落了亏空，借重利债款至二千万元之多。为要苟延工厂的命脉，不惜牺牲了平生洁白的工业志愿，竟想向某财阀借一笔新借款来试作黄金投机，结果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这里所表现的是金融资本压倒实业资本的情形。中国有金融资本家而没有实业资本家，工业的不能繁荣，关键全在于此。战前这样，战时越加这样。中国资本家不肯让资本呆在一处，他们有时虽也将资金投在实业机关中，但只是借款，不愿作为股本。他们宁愿买黄金、外汇、公债、地产、货物或热门股票，因为这些东西日日有市面，可以获利了就脱手，把资金卷而怀之，不像工厂中的机器、设备、原料、制品与未成品等，脱手不易，搬动困难。用十万万元的资金来办工厂，可以有出品，可以养活几百个职工，然而他们不肯这样做。他们宁愿保持流动资金，借此来盘放做买卖，一间写字间，一只电话，用几个亲戚和人办理业务，无罢工的威胁，政府无从向他们收捐税，多么自由干脆。他们的放款都是高利短期，六个月一比，或三个月一比。在战时甚至一日一比，即所谓“几角钱过夜”的就是。工业界为了要发展事业，需要流动资金是必然的。为了求得流动资金之故，办工业者不得不分心于人事关系上，不得不屈伏于拥资者的苛刻条件。结果把全部工厂的管理权交到金融资本家手中去。金融资本家在中国一向是经济界的骄子。此中情形，作者看得很明白，过去的作品如《子夜》中所写的是战时的状况。比较起来，后者酷虐的情形愈明显愈加凶罢了。

剧本中有一个特点，每幕于登场人物的姓名下都附有一段详细叙述，好像一篇小传。作者在《后记》中说：“正像人家把散文分行写了便以为是诗一样，我把小说的对话部分加强了便亦自以为是剧本了。而‘说明’之多，亦充分指出了我之没有办法。”作者写小说是老手，写剧本还是初试，本剧是他的处女作。他这句话是老老实实的自白，并非自谦之词。他自嫌“说明”太多，替每个登场人物叙述身世，当然也是“说明”之一种。我觉得对于读者，这种小传式的叙述大有用处，我于阅读时曾得到许多帮助。那素性刚强而有决断的女主人公赵自芳，怎样会变成胸襟狭仄、敏感而神经质的人；精明强干的林永清，怎样会销损志气，落到诱惑的陷阱中去；一向老实谨慎的李维勤，怎样会在某种诱惑之下去冒险，走错了路；他的妻唐文君，素性容易和人亲近，怎样在残酷的磨折之下变成了孤僻畏葸而忧郁的性格；富有热情的黄梦英，怎样会把热情潜藏起来，用笑声来发挥玩世的态度，睥睨一切：小传中都有理由可寻。环境决定性格，看了剧中几个好人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之中被转变的情形，真堪浩叹。

剧中对话句句经过锤炼，无一句草率。有几处似乎因为锤炼得太过度，反使读者不易理会，至少上演时会叫观众听了不懂。例如第四幕中严干臣宅宴会时，黄梦英把本可赢钱的一副纸牌丢弃了，反自认为输与财阀金淡庵，跑出客厅来与其所尊敬的陈克明教授（黄梦英的爱人乔张之师）谈话里有一段道：（删去动作与表情的说明）

黄：嗳，陈教授，有一句古老话，赌钱的时候，一个人会露出本相来。您觉得这句话怎样……也许您有点儿诧异吧，刚才那副牌明明是我赢的，干么我反倒自认为输了？

陈：有一点。然而程度上还不及那个方科长。

黄：哦，怎么，那个——方科长之类猜到了该是我赢的牌么？

陈：不是猜到。您把您的牌给我看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背后。可是梦英，我记得也还有一句古老话：不义之财，取之不伤廉。

黄：那么，陈先生，照您看来，我这一手，难道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么？……没有。好玩儿罢了。

这几行是容易看懂听懂的，没有什么。试再看下面：

陈：梦英！你不应当对我这样不坦白？……梦英！我好像到了一个阴森森的山谷，夕阳的最后一抹红光还留在最高的山峰上，可是乌黑的云阵也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了！……我有预感，一个可怕的大风暴，就要封锁了那山谷，我好像已经听见了呼呼的风声，隆隆的雷响！……我还想起了不多几天前我得的一个梦：从汪洋大海，万顷碧波中，飞出来了一条龙，对，一条龙，飞到半空，忽然跌下，掉在泥潭里，不能翻身，蚊子苍蝇都来嘲笑它，泥鳅也来戏弄它，而它呢，除非一天天变小，变得跟泥鳅一般，就只有牺牲了性命。梦英！我当真替它担心！

黄：陈先生，您那个梦，不能成为事实！——您自然也不会不了解，有一种人，自己没有病！倒是天天在那里发愁，看见了真有病的人反以为没关系。另外有一种人可巧完全相反。——他不担心自己。因为自己的健康如何，他知道的更清楚些。

陈：可是，您也不要忘记那句格言：旁观者清。

黄：教授，您是一位很现实的人，请您忘记了什么龙，——对，龙是困在泥潭中，可是，只要它还没变小，还有一口气，龙之所以为龙，也还不可知呢。陈教授，让我请您记起一个人！一个青年，大眼睛的青年，血气太旺，心太好的一个年青人！

陈：啊！乔张！有了下落么？三天四天前有人告诉我——可是，梦英，您没有得到恶劣的消息吧？

黄：不太坏，也不太好。要是只从一边儿想啊，甚至可以说，有这么七分希望。然而，乔张要是知道了如何取得这七分的希望，他一定要不理我了。

陈：〔指室内〕是不是他——

黄：当然他这妄想，搁在心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可是为了乔张，倒给他一个正面表示的机会。刚才他对我说，下落，已经打听到了，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万事俱全，单要一样药引子——

陈：哼，乘机要挟，太无耻了！

黄：陈教授，你没有听见过说竟想用龙肉来做药引子吧。即使是困在泥潭里的一条龙呵！陈教授，您现在也许要说，即使像刚才那副牌这样的不义之财，我干脆一脚踢开，也是十二分应该的吧？

这段对话非常含蓄，富有暗示性，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里面得到种种的事情，黄梦英为了营救失踪或被捕的乔张，怎样在交际场中厮混，虚与委蛇，金淡庵追逐她至怎样程度，而陈克明教授怎样爱护期待她，怎样替她担心，作者都用譬喻来表达。锤炼之工，真可佩服。但在舞台上演出时，一般并未读过登场人物的小传的观众，听了这些暗示性譬喻式的对话，是否能懂得其所以然，就大大地是一个疑问了。我以为，这部剧本，是一部好的读物，犹之乎一部好的小说。观众在看剧以前，最好先把剧本阅读一过。

本剧是作者的处女作，以剧的技巧论，当只有可指摘之处，至于主旨的正确与反映现实的手腕，是值得敬服的。作者今年五十岁，叶圣陶氏作七律一首为寿，腹联二句是：

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

把《子夜》与本剧相对。《子夜》是作者小说中的大作，我们也希望作者从五十岁来划一个时期，于小说以外兼写剧本，有更完成的巨著出现。

读诗偶感

数年前，经朱佩弦君的介绍，求到了黄晦闻（节）氏的字幅。黄氏是当代的诗家，我求他写字的目的，在想请他写些旧作，不料他所写的却不是自己的诗，是黄山谷的《戏赠米元章二首》。那诗如下：

万里风帆水着天。麝煤鼠尾过年年。

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

我有元晖古印章。印章不忍与诸郎。

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

字是写得很苍劲古朴的，把它装裱好了挂在客堂间里，无事的时候，一个人看着读着玩。字看看倒有味，诗句读读却感到无意味，不久就厌倦了把它收藏起来，换上别的画幅。

近来，听说黄氏逝世了，偶然念及，再把那张字幅拿出来挂上，重新来看着读着玩。黄氏的字仍是有味的，而山谷的诗句仍感到无意味。于是我就去追求这诗对我无意味的原因。第一步把平日读过的诗来背诵，发见我所记得的诗里面，有许多也是对我意味很少或竟是无意味的，再去把唐宋人的集子来随便翻，觉得对我无意味的东西竟着实不少。

文艺作品的有意味与无意味，理由当然不很简单，说法也许可以各人不同吧。我现在所觉到的，只是一点，就是：对我的生活可以发生交涉的有意味，否则就无意味。让我随便举出一首认为有意味的诗来，如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从小就记熟，觉得有意味，至今年纪大了，仍觉得有意味。第一，这里面没有用着一定的人名，任何人都可以做这首诗的主人公。“疑”，谁“疑”呢？你疑也好，我疑也好，他疑也好，“举头”，“望”，“低头”，“思”，这些动作，任凭张三李四来做都可以。诗句虽是千年以前的李白做的，至今任何人在类似的情景之下，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创作来念。心中所感到的滋味，和作者李白当时所感到的可以差不多。第二，这里面用着不说煞的含蓄说法，只说“思故乡”，不加“恋念”“悲哀”等等的限定语。为父母而思故乡也好，为恋人而思故乡也好，为战乱而思故乡也好，什么都可以。犹之数学公式中的X，任凭你代入什么数字去，都可适用。如果前人的文学作品可以当遗产的话，这类的作品，的确可以叫做遗产的了。再回头来读山谷的那两首诗：第一首是写米元章的船中书画生活的，米元章工书画，当时做着名叫“发运司”的官，长期在江淮间船上过活，船里带着许多书画，自称“米家书画船”。第二首是说要将自己所郑重珍藏的晋人谢元晖的印章赠与米元章的儿子虎儿，（名友仁，）说虎儿笔力好，可取字元晖，使用这印章，继承父业。这两首诗在山谷自己不消说是有意味的，因为发挥着对于友人的情感，在米元章父子也当然有意味，因为这诗为他们而作。但是对千年以后的我们发生什么交涉呢？我们不住在船中，又不会书画，也没有古印章，也没有“笔力能扛鼎”的儿子，所以读来读去，除了些记得一件文人的故事和诗的本来的平仄音节以外，毫不觉得有什么了。如果用遗产来作譬喻，李白《静夜思》是一张不记名的支票，谁拿到了都可支取使用，籴米买菜。山谷的《戏赠米元章二首》是一张记名的划线支票，非凭记着的那人不能支取，而这记着的那人却早已死去了的。于是这张支票捏在我们手里，只好眼睛对它看看而已。

山谷的集子里当然也有对我们有意味的诗，李白的集子里也有对我们无意味的诗，上面所说的只是我个人现在的选择见解。依据这见解把从来汗牛充栋的诗集、文集、词集来检验估价，被淘汰的东西，将不知有若干。以前各种各样的选本，也不知该怎样翻案才好。这对于古人也许是一种忤逆，但为大众计，是应该的，我们对于前人留下来的文艺作品，要主张读的权利，同时要主张有不读的自由。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一九一九年，到今日为止，就要告终了！这一年的历史，在将来世界史上不知要占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就是历史家，恐怕一时也不容易下一个简单的猜测。世界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大概要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这几件。这种事件可以纪念的理由并不在它事件的本身，是在它所发生出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因为事件本身是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的，它的影响是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继续、变形随处发展的。一九一九年中所经过的事故，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生活各方面，都受着一种空前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无论哪一民族哪一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多少也都受着一点。这一年对将来的关系实在不小。有人说，“一九一九年的一年，可以抵从前的一个世纪。”据我的感想，觉得这句夸大的话还不能够形容这一年中的经过！

我们生在二十世纪，能够和世界上的人一同经过这多事的一九一九年，究竟还是“躬逢其盛”，还是“我生不辰”？姑且不要管它。我们且用我们的记忆，于一九一九年将要完了的时候作一瞥的回顾。

这一年的经过，从世界方面说：有大战和议、各国罢工、过激战争、劳动会议……等等，从中国说：有青岛问题、福建问题、西藏问题、抵制日货、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白话出版物、国民大会、学生联合会、南北不和不战、教员罢课……等等，从浙江一省说：有议员加薪、学生罢课、提前放假、商人罢市、虎列拉、焚毁日货、国民大会……等等，实在可算得一个“多事之秋”！我也说不得许多，姑且限定范围，从中国方面说——姑且从中国的教育方面说：

一九一九年中国教育界空前的一桩事，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教育界受着，不过教育界是它的出发点，自然影响受得更大。从前的教育界的空气何等沉滞！何等黑暗！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从前底“因袭”“成规”，都受了一种破产的处分，非另寻方法重立基础不可。虽然还有许多违背时事的教育者，“螳臂当车”地在那里要想仍旧用老规矩，来抵抗这磅礴的怒潮，但是我们总不能承认它是有效的事业。据我所晓得，大多数学校自本学年起，教授上管理上多少都有点改动，不过改动的程度和分量有点不同罢了。

有人说：“五四运动以后的学风，比较以前嚣张，旧法已经破坏，新精神还没有确立，教授上管理上新的效力完全不能收得，反生出从前未有的恶风来。这种现象，难道可以乐观么？”我想现在的教育界，平心讲来，也究竟还没有完全上正当的轨道。不过从本学年起，已经有了一个“动”字，“动”得好，固然最好没有了；“动”得不好，也不该就抱悲观：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全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全无缺”接近的方法，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我对于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所最纪念的就是一个“动”字！

但是，“动”有“动”的方向和程度。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于“动”的方向和程度上面，还有未满人意和我们理想的地方，自然应当想法改“动”。即使没有不满足的地方，也应该想法再“动”。这都是应该从一九二零年做起的事！所以我既然回顾了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还要掉过头来迎接一九二零年的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