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殡的归途

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什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不消说，相识的人数，是随了年龄增加的，一个人年龄越大，走过的地方，当过的职务越多，相识的人理该越增加了。可是相识的人并不就是朋友，我们的和许多人相识，或是因了事务关系，或是因了偶然的机缘，——如在别人请客的时候同席吃过饭之类。见面时点头或握手，有事时走访或通信，口头上彼此也称“朋友”，笔头上有时或称“仁兄”，诸如此类，其实只是一种社交上的客套，和“顿首”“百拜”同是仪式的虚伪。这种交际可以说是社交，和真正的友谊，相差似乎很远。

真正的朋友，恐怕要算“总角之交”或“竹马之交”了。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容易结成真实的友谊，那时彼此尚不感到生活的压迫，入世未深，打算计较的念头也少，朋友的结成，全由于志趣相近或性情适合，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所为”的，性质比较地纯粹。二十岁以后结成的友谊，大概已不免搀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分子在内，至于三十岁四十岁以后的朋友中间，颜色分子愈多，友谊的真实成分也就不免因而愈少了，这并不一定是“人心不古”，实可以说是人生的悲剧。人到了成年以后，彼此都有生活的重担须负，入世既深，顾忌的方面也自然加多起来，在交际上不许你不计较，不许你不打算，结果彼此都“钩心斗角”，像七巧板似地只选定了某一方面和对方去接合，这样的接合当然是很不坚固的，尤其是现代这样什么都到了尖锐化的时代。

在我自己的交游中，最值得系念的老是一些少年时代以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本来数目就不多，有些住在远地，连相会的机会也不可多得，他们有的年龄大过了我，有的小我几岁，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平日各人所走的方向不同，思想趣味，境遇也都不免互异，大家晤谈起来，也常会遇到说不出的隔膜的情形。如大家话旧，旧事是彼此共喻的，而且大半都是少年时代的事，“旧游如梦”，把梦也似的过去的少年时代重提，因了谈话的进行，同时就会关联了想起许多当时的事情，许多当时的人的面影，这时好像自己仍回归少年时代去了。我常在这种时候感到一种快乐，同时也感到一种伤感，那情形好比老妇人突然在抽屉里或箱子里发见了她盛年时的影片。

逢到和旧友谈话，就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到旧事上去，这是我的习惯，我在这上面无意识地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可是这些旧友，一年比一年减少了，本来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少去一个，是无法弥补的，我每当听到一个旧友死去的消息时候，总要惆怅多时。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与我们求友的机会一点上。这好处我到了离学校以后才知道，这几年来更确切地体会到，深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近来每日早晚在路上见到两两三三地携着书包、携了手或挽了肩膀走着的青年学生们，我总艳羡他们有朋友之乐，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阮玲玉的死

电影女伶阮玲玉的死，叫大众非常轰动。这一星期以来，报纸上连续用大幅记载着她的事，街谈巷语都以她为话题。据说：跑到殡仪馆去瞻观遗体的有几万人，其中有些人是特从远地赶来的。出殡的时候沿途有几万人看。甚至还有两个女子因她的死而自杀。轰动的范围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她死后的荣哀，老实说，超过于任何阔人，任何名流，至于那些死后要大发讣闻号召吊客，出材时要靠许多叫化子来绷场面的大丧事，更谈不上了。

一个电影女伶的死竟会如此轰动大众，这原因说起来原不简单。第一，她的死是自杀的，自杀比生病死自然更易动人；第二，她的死是为了恋爱的纠纷，桃色事件照例是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的；第三，她是一个电影伶人，大众虽和她无往来，但在银幕上对她有相当的认识，抱有相当的好感。这三种原因合在一起遂使她的死如此轰动大众。

如果把这三种原因分析比较起来，我以为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第一第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现今社会上自杀的人差不多日日都有，桃色事件更不计其数，因桃色事件而自杀的男女也不知有多少，何以不曾如此轰动大众呢？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众轰动，主要原因就在大众对她有认识，有好感，换句话说，她十年来体会大众的心理，在某程度上是曾能满足大众要求的。同是电影女伶，同是自杀的一年以前有过一个艾霞，社会人士虽也曾为之惋惜，却没有如此轰动，那是因她上银幕未久，作品不多，工力尚未能深入人心的缘故。

不论音乐绘画文学或是什么，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普式庚出殡时啜泣而送的有几万人，陀思妥夫斯基的死，许多人有为之号哭，农民画家米莱的行事和作品到今还在多数人心里活着不死。他们一向不忘记大众，一切作为都把大众放在心目中，所以大众也不忘记他，把他们放在心目中。这情形原不但艺术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业上、学问上都一样。凡是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任凭他议论怎样巧，地位怎样高，声势怎样盛，大众也不会把他放在心目中。

现在单就艺术来说，在各种艺术之中，最易有和大众接触的机会的要算戏剧和文学。因为戏剧天然有许多观众，文学靠了印刷的传布，随时随地可得到读者。同是戏剧，电影比一向的京剧昆剧接近大众得多。这只要看京剧昆剧已观客渐少而电影院到处林立的现象，就可知道。在今日，旧剧的名伶——假定是梅兰芳氏吧，有一天如果死了，死因无论怎样，轰动大众的程度，决不及这次的阮玲玉，这是可预言的。电影伶人卓别麟将来死时，必将大大地有一番轰动，这也是可预言的。因为电影在性质上比歌剧接近着大众，它的艺术材料及演出方法，在对大众接触一点上有着种种旧剧所没有的便利。阮玲玉的表演技术原不能说已了不得，已好到了绝顶，她在电影上的工力，和从来名伶在旧剧上的工力，两相比较起来，也许不及。她的所以能因了相当的成就，收得较大的效果，可以说因为她是电影伶人的缘故。如果她以同样的工力投身在旧剧中，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伶而已。这完全是艺术材料和方法进步不进步的关系。

同样的情形也可应用到文学上。文学是用文字做的艺术，它的和大众接近，本来就没有像电影的容易。电影只要有眼睛的就能看，文学却须以识得懂得文字为条件，文学对于文盲，其无交涉等于电影之对于瞎子。国内瞎子不多，文盲却自古以来占着大多数，到现在还是占着大多数。文学在中国根本是和大众绝缘的东西。救济的方法，一方面固然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一方面还得像旧剧改进到电影的样子，把文学的艺术材料和演出方法改进，使容易和大众接近，世间各种新文学运动，用意不外乎此。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加以障碍。例如到现在还居然有人主张作古文读经。中国自古有过许多杰出的文人，现在也有不少好的文人，可是大众之中认识他们，爱戴他们的人有多少呢？长此下去，中国文人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不必说了，即使心目中想有大众，也无法有大众吧。中国文人死的时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试炼

搬家到这里来以后，才知道附近有两所屠场。一所是大规模的西洋建筑，离我所住地方较远，据说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牛。偶然经过那地方除有时在近旁见到一车一车的血淋淋的牛肉或带毛的牛皮外，不听到什么恶声，也闻不到什么恶臭。还有一所是旧式的棚屋，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猪。棚屋对河一条路是我出去回来常要经过的，白天看见一群群的猪被拷押着走过，闻着一股臭气，晚间听到凄惨的叫声。

我尚未戒肉食，平日吃牛肉，也吃猪肉，但见到血淋淋的整车的新从屠场运出来的牛体，听到一阵阵的猪的绝命时的惨叫，总觉得有些难当。牛肉车不是日日碰到的，有时远远地见到了就俯下了头管自己走路让它通过，至于猪的惨叫是所谓“夜半屠门声”，发作必在夜静人定以后。我日里有板定的工作，探访酬酢及私务处理都必在夜间，平均一星期有三四日不在家里吃夜饭，回家来往往要到十点至十一点模样。有时坐洋车，有时乘电车在附近下车再步行。总之都不免听到这夜半的屠门声。

在离那儿数十步的地方已隐隐听到猪叫了。同时有好几只猪在叫，突然来一个尖利的曳长的声音，这不消说这是一只猪绝命了的表出。不多时继续地又是这么尖利的一声。我坐在洋车上不禁要用手掩住耳朵，步行时总是疾速地快走，但愿这声音快些离开我的听觉范围，不敢再去联想什么，想像什么。到了听不见声音的地方，才把心放下，那情形宛如从恶梦里醒来一样。为要避免这苦痛，我曾想减少夜间出外的次数，或到九点钟模样就回家来，可是事实常不许这样。尤其是废历年关的几天，我的外出的机会更多了。屠场的屠杀也愈增加了，甚至于白天经过，也要听到悲惨的叫声。“世界是这样，消极地逃避是不可能的。你方才不是吃猪肉的吗？那末为什么听到了杀猪就如此害怕？古来有志的名人为了要锻炼胆力，曾有故意到刑场去看行刑的事。现在到处有天灾人祸，世界大战又危机日迫，你如果连杀猪都要害怕，将来到了流血成河，杀人盈野的时候怎样？要改革现社会，就得先有和现社会罪恶对面的勇气，你如果能把猪的绝命的叫声老实谛听，或实地去参观杀猪的情形，也许因此会发起真正的慈悲心来，废止肉食。假惺惺的行为，毕竟只是对于自己的欺骗，不是好汉的气概！”有一天，在亲戚家里吃了年夜饭回来，我曾这样地在电车中自语。

下了电车，走近河边，照例就隐约地有猪叫声到耳朵里来了。棚屋中的灯光隔河望去特别地亮，还夹入着热蓬蓬的烟雾。我抱了方才的决心步行着故意去听，总觉得有些难耐。及接连听到那几声尖利的惨叫，不由自主地又把两耳掩住了。

幽默的叫卖声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砂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

“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恐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是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的发沙的卖报声。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剿匪胜利哪！”在剿匪消息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化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两个铜板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早老者的忏悔

朋友间谈话，近来最多谈及的是关于身体的事。不管是三十岁的朋友，四十左右的朋友，都说身体应付不过各自的工作，自己照起镜子来，看到年龄以上的老态。彼此感慨万分。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什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说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因为身体不好，关心到一般体育上的事情，对于早年自己的学校生活发见一种重大的罪过。现在的身体不好，可以说是当然的报应。这罪过是什么？就是看不起体操教师。

体操教师的被蔑视，似乎在现在也是普通现象。这是有着历史关系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三十年前，中国初兴学校，学校制度不像现在的完整。我是弃了八股文进学校的，所进的学校，先后有好几个，程度等于现在的中学。当时学生都是所谓“读书人”，童生、秀才都有，年龄大的可三十岁，小的可十五六岁，我算是比较年青的一个。那时学校教育虽号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可是学生所注重的是“智育”，学校所注重的也是“智育”，“德育”和“体育”只居附属的地位。在全校的教师之中，最被重视的是英文教师，次之是算学教师，格致（理化博物之总名）教师，最被蔑视的是修身教师，体操教师。大家把修身教师认作迂腐的道学家，把体操教师认作卖艺打拳的江湖家。修身教师大概是国文教师兼的，体操教师的薪水在教师中最低，往往不及英文教师的半数。

那时学校新设，各科教师都并无一定的资格，不像现在的有大学或专门科毕业生。国文教师，历史教师，由秀才、举人中挑选，英文教师大概向上海聘请，圣约翰书院（现在改称大学，当时也叫梵王渡）出身的曾大出过风头，算学、格致教师也都是把教会学校的未毕业生拉来充数。论起资格来，实在薄弱得很。尤其是体操教师，他们不是三个月或半年的速成科出身，就是曾经在任何学校住过几年的三脚猫。那时一面有学校，一面还有科举，大家把学校教育当作科举的准备。体操一科，对于科举是全然无关的，又不像现在学校的有竞技选手之类的名目，谁也不去加以注重。在体操时间，有的请假，有的立在操场上看教师玩把戏，自己敷衍了事。体操教师对于所教的功课，似乎也并无何等的自信与理论，只是今日球类，明日棍棒，轮番着变换花样，想以趣味来维系人心。可是学生老不去睬他。

蔑视体操科，看不起体操教师，是那时的习惯。这习惯在我竟一直延长下去，我敢自己报告，我在以后近十年的学生生活中，不曾用了心操过一次的体操，也不曾对于某一位体操教师抱过尊敬之念。换一句话说，我在学生时代不信“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和习惯会有益于自己后来的健康。我只觉得“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干燥无味。朋友之中，有每日早晨在床上作二十分操的，有每日临睡操八段锦的，据说持久着做，会有效果，劝我也试试。他们的身体确比我好得多，我也已经从种种体验上知道运动的要义不在趣味而在继续持久，养成习惯。可是因为一向对于这些上面厌憎，终于立不住自己的决心，起不成头，一任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我们所过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鸽笼，业务头绪纷烦，走路得刻刻留心，应酬上饮食容易过度，感官日夜不绝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长年不足的，事业上的忧虑，生活上的烦闷是没有一刻忘怀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会使人早老早死，除了捏锄头的农夫以外，却无法不营这样的生活，这是事实，积极的自救法，唯有补充体力，及早预备好了身体来。

“如果我在学生时代不那样蔑视体操科，对于体操教师不那样看他们不起，多少听受他们的教诲，也许……”我每当顾念自己的身体现状时常这样暗暗叹息。

流弹

兰芳姑娘跟了我弟妇四太太到上海来，正是我长女吉子将迁柩归葬的前一个月。她是四太太亲戚家的女儿，四太太有时回故乡小住，常来走动，四太太自己没有儿女，也欢迎她作伴，因此和我家吉子满子成了很熟的朋友。尤其是吉子，和她年龄相仿，彼此更莫逆。吉子到上海以后，常常和她通信。她是早没有父亲的，家里有老祖父、老祖母、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家所靠的就是老祖父。今年她老祖父病故的时候，吉子自己还没有生病，接到她的报丧信，曾为她叹息：

“兰芳的祖父死了，兰芳将怎么好啊！一家有四五个人吃饭，叫她怎么负担得起！”

这次四太太到故乡去，回来的时候兰芳就同来了。我在四弟家里看见她。据她告诉我，打算在上海小住几日，于冬至前后吉子迁柩的时候跟我们家里的人回去，顺便送吉子的葬。从四太太的谈话里知道她家的窘况，求职业的迫切，看情形，似乎她的母亲还托四太太代觅配偶的。“三伯伯，可有法子替兰芳荐个事情？兰芳写写据说还不差，吉子平日常称赞她。在你书局里做校对是很相宜的。”四太太当了兰芳的面对我说。

“女子在上海做事情是很不上算的。我们公司里即使荐得进去，也只是起码小职员，二十块大洋一月，要自己吃饭，自己住房子，还要每天来去的电车钱，结果是赔本。对于兰芳有什么益处呢？”我设身处地地说。

“那么，依你说怎样？”四太太皱起眉头来了。“兰芳已二十岁了吧，请你替她找个对手啊！做了太太，什么都解决了。哈哈！”我对了兰芳半打趣地说。“三伯伯还要拿我寻开心。”兰芳平常也叫我三伯伯。“我的志愿，吉子姐最明白，可惜她现在死去了。我情愿辛苦些，自己独立，只要有饭吃，什么工作都愿干，到工场去当女工也不怕。”

“她的亲事，我也在替她留意，但这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还是请你替她荐个事情吧。她如果做事情了，食住由我担任，赔本不赔本，不要你替她担心。”四太太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从这里到老三的店里，电车钱要二十一个铜板，每日来回两趟，一个月就可观了；还有一顿中饭要另想法子。——况且商店都在裁员减薪，荐得进荐不进，也还没有把握。”这次是老四开口了。四太太和兰芳面面相觑，空气忽然严重起来。“且再想法吧，天无绝人之路。”我临走时虽然这样说，却感到沉重的负担。近年来早不关心了的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职业问题等等，一齐在我胸中浮上。坐在电车里，分外留意去看女人，把车中每个女人的生活来源来试加打量，在心里瞎猜度。

吉子迁葬的前一日，家里的人正要到会馆去作祭，兰芳跑来说，四太太想过一个热闹的年，留她在上海过了年再回去。她明天不预备跟我们家里的人同回去送葬了，特来通知，顺便同到会馆里去祭奠吉子一次，见一见吉子的棺材。

从会馆回来，时候已不早，妻留她宿在这里，第二天，家里的人要回乡去料理葬事，只我和满子留在上海，满子怕寂寞，邀她再作伴几天。她勉强多留了一夜。第三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已不见她，原来她已冒雨雇车回四太太那里去了。吃饭桌上摆着一封贴好了邮票的信，据说是因为天雨，又不知道这一带附近的邮筒在哪里，所以留着叫满子代为投入邮筒的。

“在这里作了一天半的客，也要破工夫来写信？”我望着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不禁这样想。信是寄到杭州去的，受信人姓张，照名字的字面看去，似乎是一个男子。隔了一二天，我有事去找老四，一进门，就听见老四和四太太在谈着什么“电报”的话。桌子上还摆着电报局的发报收条。

“打电报给谁？为了什么事？”我问。

“我们自己不打电报，是兰芳的。”四太太说。

“兰芳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不安地向兰芳看。老四和四太太却都带着笑容。

“三伯伯，你看，昨天有人来了这样一个电报，不知是谁开的玩笑？”兰芳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电报来，电文是“上海×××路××号刘兰芳，母病，速转杭州回家”，不具发电人的名字。

“母亲没有生病吗？”我问兰芳。

“前天她母亲刚有信来，说家里都好，并且还说如果喜欢在上海过年，新年回来也可以，昨天忽然接到了这样的电报。问她，她说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的。叫她从杭州转，不是绕远路吗？我不让她去，不好，让她去，也不放心。后来老四主张打一个电报到她家里去问个明白。回电来了，说家里并没有人生病。你道蹊跷不蹊跷？”素来急性的四太太滔滔地把经过说明。

“一个电报变成三个电报了，电报局真是好生意。”老四笑着说。

“那么打电报来的究竟是谁呢？”我问兰芳。

“不知道。”兰芳说时头向着地。

“电报上的地址门牌一些不错，如果你不告诉人家，人家会知道吗？你到此地以后天天要写信，现在写信写出花样来了。幸而那个人在杭州，只打电报来，如果在上海的话，还要钉梢上门呢。我劝你以后少写信了。”四太太几乎把兰芳认作自己的亲生女，忘记了她是寄住着的客人了。

兰芳赧然不作声。

“兰芳做了被人追逐的目标了。这打电报的人，前几天一定还在杭州车站等着呢。等一班车，不来，等一班车，不来，不知道怎样失望啊。这样冷的天气，空跑车站，也够受用了。”我故意把话头岔开，同时记起前几天看见的信封上的名字来。“杭州，姓张，一定是他了。”这样想时，暗暗感到读侦探小说的兴味。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和满子谈起电报的故事。从满子的口头知道兰芳和那姓张的过去几年来的关系，知道姓张的已经是有妻有女儿的人了。

“这电报一定是他打来的。兰芳前回住在这里，曾和我谈到夜深，什么要和妻离婚咧，和她结婚咧，都是关于他的话。”满子说。

我从事件的大略轮廓上，预想这一对青年男女将有严重的纠纷，无心再去追求细节，作侦探的游戏了，深悔前几次说话态度的轻浮。

星期日上午，满子和邻居的女朋友同到街上去了，家里除娘姨以外只我一个人。九时以后，陆续来了好几个客，闲谈，小酌，到饭后还未散尽。忽然又听见门铃急响，似乎那来客是一个有着非常要紧的事务。

“今天的门铃为什么这样忙。”娘姨急忙出去开门。我和几位朋友在窗内张望，见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光滑的头发，苍白的脸孔，围了围巾，携着一个手提皮箱。看样子，似乎是才从火车上下来的。

“说是来看二小姐的。”娘姨把来客引进门来。

“你是夏先生吗？我姓张，今天从杭州来，来找满子的。”

“满子出去了，可有什么要事？”我一壁请他就坐，一壁说，其实心里已猜到一半。

“真不凑巧！”他搔着头皮，似乎很局促不安。“夏先生的令弟家里不是有个姓刘的客人住着吗？我这次特地从杭州来，就是为了想找她。”

“哦，就是兰芳吗？在那里。尊姓是张，哦……那么找满子有什么事？”

“我想到令弟家里去找兰芳。听说令弟的太太很古板，直接去有些不便，所以想托满子叫出兰芳来会面。我们的关系，满子是很明白的。今天她不在家，真不凑巧。”

“那么请等一等，满子说不定就可回来的。”我假作什么都不知道。

别的客人都走了，客堂间里只我和新来的客人相对坐着。据他自说，曾在白马湖念过书，和吉子是同学，也曾到过我白马湖的家里几次，现在杭州某机关里当书记。“据说吉子的灵柩已运回去了，她真死得可惜！”他望着壁间吉子的照相说。

我苦于无话可对付，只是默然地向着客人看。小钟的短针已快将走到二点的地方，满子还不回来。“满子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只好直接去了。”客人立起身来去提那放在坐椅旁的皮箱。

“戏剧快要开幕了，不知怎样开场，怎样收场！”我送客到门口。望着他的后影这样私忖。

为了有事要和别人接洽，我不久也就出去了，黄昏回来接了好几次门铃，才见满子来开门。

“爸爸，张××来找你好几次了。他到了四妈那里，要叫兰芳一淘出去，被四妈大骂，不准他进去。他在门外立了三个钟头，四妈在里面骂了三个钟头。他来找你好几次了，现在住在隔壁弄堂的小旅馆里，脸孔青青地，似乎要发狂。我和娘姨都怕起来，所以把门关得牢牢地。——今天我幸而出去了，不然他要我去叫兰芳，去叫呢还是不去叫？”

“他来找我做什么？”

“他说要托你帮忙。他说要自杀，兰芳也要自杀，真怕煞人！”

才捧起夜饭碗，门铃又狂鸣了。娘姨跑出来露着惊惶的神气。

“一定又是他。让他进来吗？”

“让他进来。”我拂着筷子叫娘姨去开门。来的果然就是张××，那神情和方才大两样了，本来苍白的脸色，加添了灰色的成分，从金丝边的眼镜里，闪出可怕的光。我请他一淘吃夜饭，他说已在外面吃过，就坐下来气喘喘地向我诉说今天下午的经过。

“我出世以来，不曾受到这样的侮辱过。恋爱是神圣的，为什么可以妨害我们？我总算读过几年书，是知识阶级，受到这样的侮辱，只好自杀了。我预先声明，我要为恋爱奋斗到底，自杀以前，必定要用手枪把骂我的人先打杀！还有兰芳，看那情形也要自杀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晚上。……”他越说越兴奋，仿佛手枪就在怀中，又仿佛自杀的惨变即在目前的样子。我默然地听他说，看他装手势，一壁赶快吃完了饭。

“请问，你现在到我这里来为了什么？”我坐在他旁边，重新改变了态度从头问。

他似乎有些清醒了。

“一来是想报告今天的经过；二来是想请先生帮忙。”

说时气焰已减退了许多。

“这经过于我无关，用不着向我报告。至于帮忙，更无从谈起。我不知道你和兰芳的情谊，兰芳又不是我的亲戚。我连做媒人的资格都没有，何况你们是恋爱！”我冷淡地说。

“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关于恋爱，曾翻译过好几种书，又曾发表过许多篇文章。我们对于这些著作，平日是常作经典读的。在先生看来，我们青年应该恋爱吗？”“我决不反对恋爱。可是惭愧得很，自己却未曾有过恋爱的经验。关于这点，我倒应该向你受教的。听说你已结过婚，而且有了儿女了。你恋爱兰芳，本身当然有许多荆棘。你居然不怕，我真佩服你有勇气。”

他默然了一会，似乎在沉思。

“我已决定回家去离婚了。”

“那么，兰芳和你的情谊到了如何程度了呢？今天你到我弟弟家里去的时候，曾见到她吗？她曾出来招呼，向女主人介绍吗？”

“没有。我去敲门，把名片从门孔里递给女佣人，立了一刻多钟不见来开门，那位太太的骂声就起来了。兰芳不出来，也许是怕羞，说不定从中有人在阻挠，破坏我们的恋爱。我和兰芳相识已四年了，我为了她，曾奋斗到现在。”说到这里，他郑重地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来。“唔，这里面有她和我合拍的照相，许多封给我的信。爱情这东西培养很难，破坏是很容易的。如果有人来破坏我们的爱情，我一定要和他拼命。”他又兴奋起来了。纸包摊开在桌子上，露出粉红色和淡蓝色的许多信封。我叫满子替他包好，不去看它。“据你说来，今天的事情，关系还在兰芳身上。她如果肯直直爽爽地把你当作未婚夫来介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们的那位弟太太待兰芳并不坏，至于你们的关系如何，当然未曾明了。你知道上海的情形吗？在上海，陌生的男人上门去追逐女人叫‘钉梢’，是要被打——‘吃生活’的，你只受骂，还算便宜呢。哈哈！”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拿起吃饭前已看过的晚报，无聊地来再看，把眼光放在“学生占住北站车辆，沪宁沪杭夜车停开”的标题上。客人仍是“指导”咧“帮忙”咧，说了一大套。

“你要我帮忙些什么呢？”我打着呵欠问他。“你的目的是要兰芳爱你吧？她究竟爱你不爱你，全在她自己，我有什么方法可想？至于说有人妨害你们的结合，更没有这回事。兰芳是在亲戚家里作客的，那里并没有你的情敌。你尽可放心。”

客人还没有就去的意思，低了头悄然地坐着。

“怎样？我不是已对你说得很明白了吗？你还有什么事？”

“我想叫兰芳不住在上海。兰芳这次出来原和我有约，冬至节边就回家去的。忽然说要在上海过年了，我曾打过一个电报，还是不回去。所以特地跑到上海来找她。她如果一天不回去，我也一天不回杭州，情愿死在这里。”他说到“死”字，又兴奋起来。我对于这狂热而粘韧的青年，想不出适当对付的方法来了。

“兰芳的回去不回去，照理有她的自由。你既这样说，我明天就去关照舍弟家里，叫他们不要留她，送她回去吧。好了，话说到这里为止，你可放心回旅馆去睡觉，明天也不必再来了。”

我立起身来替客人开门，他这才出门去。第二天早晨，我还睡着，又听得门铃响。那姓张的客人又来了。据娘姨说，她起来扫地的时候就见他在我家前后荡来荡去好几次了。

我披了衣服下楼去，见他已坐在客堂里，眼睛红红地，似乎昨晚不曾睡着过的样子。

“不是昨天已答应过你了吗，由我去劝四太太，叫她不再留兰芳在上海。我打算今天吃了夜饭就去说，日里是没有功夫的。——此外还有什么事？”我问他的来意。

“我怕兰芳要自杀，也许昨晚已经……”

“决不会吧。你似乎有些神经异常了。据我的意见，你在上海已没有事，可以就回杭州去了。兰芳不日也就可回到自己家里去。此后的事情，完全看你们的情形怎样。”

我抑住了厌憎的情绪，这样劝说。

“我有一封信在这里，想托满子替我代为送去给兰芳，安慰安慰她。”他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封厚厚的信来。“又是信！”我在心里说。我对于这种粘缠扭捏的青年男女间的文字游戏，是向所不快的，为了逃避当面的包围起见，就答应照办。笑着说：

“阿满，就替他做一回秘密邮差吧。——去去就回来，不要多讲话。”

打发满子去后，我就去穿大衣，戴帽子。客人见这样子，也就告辞而去。

正午回来吃中饭，满子尚未回转，从娘姨口里，知道那姓张的又来捺过好几次门铃；有一次从后门闯进来，独身在厨房里站了一回，拿起娘姨所用的镜子来照了又照，自叹面容的憔悴。

“这位客人样子有些痴。”娘姨毫不客气地下起诊断来。

黄昏回到家里，满子早已转来了，据说兰芳也有回信给姓张的。他下午又来守候过几次，最后一回拿了信去。兰芳在那里仍是有说有笑的，并不怪四太太。看样子似乎他们之间问题还很多，或者竟是张××的单相思。晚饭后我冒了雪到老四那里，正在和老四、四太太、兰芳围了炉谈说日来的经过，忽听见有人敲门。“一定又是那个痴子，别去理他！”四太太说。“还是让他进来吧，好当面讲个明白。”我主张说。老四和我去开门，来的果然就是他。老四和他是初见，“尊姓台甫”，一番寒暄之后，就表示日来怠慢的抱歉，且声明即日送兰芳回去，劝他放心。“兰芳，这是你的客人，你也出来当面谈谈，免得我们做旁人的为难。”老四笑着叫兰芳。

兰芳经了好几次催迫才出来，彼此相对，也不说什么。四太太在后房和娘姨在谈话，“痴子”“痴子”的声音时时传到耳里来。

“现在好了。他们已声明就送兰芳回去，我答应你的事情，总算办到。今晚我还要到别的朋友那里去，你也可以放心回去了。”我这样三面交代，结束了这会见的场面。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夹雪，姓张的到第二天还没有回去，几次来捺门铃，我却都没有见到他。

过了三天，我又到老四那里。老四一个人在灯下打五关。据说四太太昨天下午亲自送兰芳回去了，预备在兰芳家里留一夜，明天可以回到上海。本来打算等天晴了才走的，因为那姓张的只管上门来嘈杂，所以就冒着雨雪动身了。

“这样冷的天气！太太真心坚，……都是那个痴子不好。”娘姨送出茶来，这样说。

国家，家事，杂谈已到了十点多钟，雪依然在落着。正想从炉旁立起身来回家，忽听得四太太叫娘姨开后门的声音。

“回来了，好象充了一次军！”四太太扑着大衣上的雪花进来。

“为什么这样快？不是预备在兰芳家里宿一夜的吗？”老四问。

据四太太说，她和兰芳才从轿子下来，就看见那姓张的，原来他已比她们早到了那里了。四太太匆匆地把经过告诉了兰芳的母亲，看时间尚早，来得及赶乘火车，就原轿动身，在兰芳家里不过留了半个钟头。

“我们都是瞎着急，睡在鼓里。兰芳的母亲既知道女儿已有情人，为什么还要托我管这样管那样。幸而我还没有替兰芳做谋人。兰芳也不好，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们。那个痴子，在她们家里似乎已是熟客，俨然是个姑爷了，还要我们来瞎淘气。”四太太很有些愤愤。因为四太太在车子里未曾吃过晚饭，娘姨赶忙烧起点心来。我也不管夜深，留在那里吃点心，大家又谈到姓张的和兰芳。

“照情理想来，这对男女的结合并不容易。男的家里已有妻和小孩，女的家境又不好，暂时要靠人帮助。为兰芳计，最好能嫁个有钱的丈夫。唉，天下真多不凑巧的事。”老四感慨地说。

“男女间的事情，不能用情理来判断，恋爱本是盲目的东西。在西洋的神话里，管恋爱的神道，眼睛永不张开，只是把箭向青年男女的心胸乱放。据说这箭是用药煮过的，中在心上又舒服又苦痛，说不出的难熬，要经爱人的手才拔得出呢。”我的话引得老四和四太太都笑了。“依你说来兰芳和那痴子都中了那位神道的箭了。那么，我们的为她们淘气，算是什么呢？”四太太笑说。“只可说是流弹了。哈哈。”我觉得“流弹”二字用得恰好。

“真是流弹。哦，电报费，来回的船钱，火车钱，轿钱，汽车钱，计算起来，很不少呢。这颗流弹也不算小了。”老四说。

“还要外加烦恼哩。前几天多少嘈杂淘气！这样大雪天，要我去充军！”四太太又愤愤了。“总之是流弹，如数上在流弹的账上就是了。”老四笑着说。

鲁迅翁杂忆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遍，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时，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糸”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的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以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学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了，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他都一一说给他们听。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人间味。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怀晚晴老人

壁间挂着一张和尚的照片，这是弘一法师。自从八一三前夕，全家六七口从上海华界迁避租界以来，老是挤居在一间客堂里，除了随身带出的一点衣被以外，什么都没有，家具尚是向朋友家借凑来的，装饰品当然谈不到，真可谓家徒四壁，挂这张照片也还是过了好几个月以后的事。

弘一法师的照片我曾有好几张，迁避时都未曾带出。现在挂着的一张，是他去年从青岛回厦门，路过上海时请他重拍的。

他去年春间从厦门往青岛湛山寺讲律，原约中秋后返厦门。“八一三”以后不多久，我接到他的信，说要回上海来再到厦门去。那时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弹如雨，青岛还很平静。我劝他暂住青岛，并报告他我个人损失和困顿的情形。他来信似乎非回厦门不可，叫我不必替他过虑。且安慰我说：“湛山寺居僧近百人，每月食物至少需三百元。现在住持者不生忧虑，因依佛法自有灵感，不致绝粮也。”

在大场陷落的前几天，他果然到上海来了。从新北门某寓馆打电话到开明书店找我。我不在店，雪屯阝先生代我先去看他。据说，他向章先生详问我的一切，逃难的情形，儿女的情形，事业和财产的情形，什么都问到。章先生逐项报告他，他听到一项就念一句佛。我赶去看他已在夜间，他却没有详细问什么。几年不见，彼此都觉得老了。他见我有愁苦的神情，笑对我说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句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他说三天后有船开厦门，在上海可住二日。第二天又去看他。那旅馆是一面靠近民国路一面靠近外滩的，日本飞机正狂炸浦东和南市一带，在房间里坐着，每几分钟就要受震惊一次。我有些挡不住，他却镇静如常，只微动着嘴唇。这一定又在念佛了。和几位朋友拉他同到觉林蔬食处午餐，以后要求他到附近照相馆留一摄影——就是这张相片。

他回到厦门以后，依旧忙于讲经说法。厦门失陷时，我们很记念他，后来知道他已早到了漳州了。来信说：“近来在漳州城区弘扬佛法，十分顺利。当此国难之时，人多发心归信佛法也。”今年夏间，我丢了一个孙儿，他知道了，写信来劝我念佛。秋间，老友经子渊先生病笃了，他也写信来叫我转交，劝他念佛。因为战时邮件缓慢，这信到时，子渊先生已逝去，不及见了。

厦门陷落后，丰子恺君从桂林来信，说想迎接他到桂林去。我当时就猜测他不会答应的。果然，子恺前几天来信说，他不愿到桂林去。据子恺来信，他复子恺的信说：“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宏法，近在漳州亦尔。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之记念耳。……缘是不克他往，谨谢厚谊。”这几句话非常积极雄壮，毫没有感伤气。

他自题白马湖的庵居叫“晚晴山房”，有时也自称晚晴老人。据他和我说，他从儿时就欢喜唐人“人间爱晚晴”（李义山句）的诗句，所以有此称号。“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这几句话，恰好就是晚晴二字的注脚，可以道出他的心事的。

他今年五十九岁，再过几天就六十岁了。去年在上海离别时，曾对我说：“后年我六十岁，如果有缘，当重来江浙，顺便到白马湖晚晴山房去小住一回，且看吧。”他的话原是毫不执着的。凡事随缘，要看“缘”的有无，但我总希望有这个“缘”。

弘一法师之出家

今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记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涯。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工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归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归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归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了，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个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是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说：“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他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象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弘一大师的遗书

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宜亲启

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依例到开明书店去办事。才坐下，管庶务的余先生笑嘻嘻地交给我一封信，说“弘一法师又有挂号信来了”。师与开明书店向有缘，他给我的信，差不多封封同人公看。遇到有结缘的字寄来，最先得到的也就是开明同人。所以他有信给我，不但我欢喜，大家也欢喜的。

信是相当厚的一封，正信以外还有附件。我抽出一纸来看，读到“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云云，为之大惊大怪。惊的是噩耗来得突然，本星期一曾接到过他阳历十月一日发的信，告诉我双十节后要闭关著作，不能通信，且附了佛号和去秋九月所摄的照片来，好好地怎么就会“迁化”。怪的是“迁化”的消息怎么会由“迁化”者自己报道。既而我又自己解释，他的圆寂谣言在报上差不多每年有一次的，“海外东坡”在他是寻常之事。这次也许因为要闭关，怕有人再去扰他，所以自报“迁化”的吧。信上“九”“初四”三字用红笔写，似乎不是他的亲笔，是另外一个人填上去的。算起来农历九月初四恰是双十节后三日，也许就在这日闭关吧。我捧着一张信纸呆了许久，竟忘了这封信中还有附件。

大概同人见我脸色有异了。有人过来把信封中的附件抽出来看，大叫说“弘一法师圆寂了”。这才提醒了我，急急去看附件。见一张是大开元寺性常法师的信，说弘一老人已于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时生西，遗书是由他代寄的。还有一张是剪下的泉州当地报纸，其中关于弘一法师的示疾临终经过有详细的长篇记载，连这封遗书也抄登上面。证据摆在眼前，无法再加否认，唉，方外挚友弘一法师真已迁化，这封信是来与我诀别的，真是遗书了，不禁万感交迸，为之泫然。

据报上记载：师于旧历八月廿三日感到不适，连日写字，把人家托写的书件了讫；至廿七日已不进食物。廿八日下午还写遗嘱与妙莲法师，以临命终时的事相托；至九月一日上午还替黄居士写记念册二种，下午又写“悲欣交集”四字与妙莲法师；直到初二才不再执笔；算起来不写字的日子只有初三初四两天。这封遗书似乎是卧病以前早写好在那里的，笔势挺拔，偈语隽美，印章打得位置适当，一切决不象病中所能做到。前一封信是阳历十月一日发来的，和阴历对照起来，那日是八月廿二，恰好是他感到不适的前一天。信中所说，如“将于双十节后闭关”，“以后于尊处亦未能通信”，且特地把一张照片寄赠，谆谆嘱嗣后和诸善知识亲近，从现在看来，已俨然对我作了暗示了。预知时至，这两封信都可作为铁证，不过后一封是取着遗书的形式罢了。

师的要在逝世时写遗书给我，是十多年前早有成约的。当白马湖山房落成之初，他独自住在其中，一切由我招呼。有一天我和他戏谈，问他说“万一你有不讳，临终咧，入龛咧，荼毗咧，我是全外行，怎么办？”他笑说：

“我已写好了一封遗书在这里，到必要时会交给你。如果你在别地，我会嘱你家里发电报叫你回来。你看了遗书，一切照办就是了。”后来他离开白马湖云游四方，那封早已写好的遗书一定会带在身边，不知今犹在否。猜想起来，其内容当与这次妙莲法师所得到的差不多吧。同是遗书，我未曾得到那封，却得到了这样的一封，足见万事全是个缘。

这封信不但在我个人是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在佛教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值得郑重保存的。

本文方写好，友人某君以三十年二月澳门觉音社所出《弘一法师六十纪念专刊》见示，在李芳远先生所作送别晚晴老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去秋赠余偈云，‘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下署晚晴老人遗偈”。如此则遗书中第二偈是师早已撰就，预备用以作谢世之辞的了。又记。

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

我想把目前的政治称为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目前的政治至少有这样的一面。为使读者明白起见，让我先来解释好话与符咒的意义。

人类抱有说不尽的愿望。愿望之中，有些是不能或不易实现的，如想“长生不老”，想“风调雨顺”之类。世间所谓“一相情愿”者，就指这些而言。

这“一相情愿”的愿望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是说好话，二是用符咒。“百年偕老”“黄金万两”是好话，“姜太公在此”“泰山石敢当”以及虎头牌，八卦牌之类是符咒。好话，《诗经》《书经》上已见，秦汉人在砖瓦上铜器上也有“长乐”“未央”“子孙永保用”等等的吉祥语，足见起源是很古的。符咒与原始宗教有关系，起源也许更古。

好话与符咒同是“一相情愿”的表现方式，其愿望的对象大概是人力以上的事：有的属于运命的支配，如“多福多寿多男子”、“指日高升”等类的愿望是；有的属于自然的威力，照一般人的见解是神鬼所使的，如祈雨、祈晴、辟邪等类的愿望是。至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用不着好话或符咒。当工人拿起工具来工作时，当学生捧起书本来用功时，只知切实地做，去达到愿望，决没有玩这些把戏的傻子。

好话与符咒，因为其对象是人力以上的事情，其灵应与否全无把握，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做喜娘的于男女结婚时用好话骗钱，这对结婚的男女后来即使反目，成了鳏寡，或是无子，她可不必认什么过差。做道士的尽管替人家画消灾的符，念驱邪的咒，灵验时固好，不灵验时也没有什么罪。不象一般人对于自己的工作，要自想办法，要负职务上的责任。

反过来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想办法，不负职务上的责任，那么我们关于工作所表示的，全部就等于好话与符咒，虽有热诚也只是“一相情愿”的事。一个商人想营业发达，不从营业上切实想办法，那么他的一切表示就等于在口头上说利市，在壁上挂“万商云集”的幛轴，其功用决不可靠。

现在试用这眼光来看目前的政治。

政治的对象是人力所及的世间实务，原不是命运神鬼所支配的东西。为政不在多言，为政者所言的就是其所行的。为政者有政权在手，说得出的理应做得到，决不会象好话符咒似地易把握，可以不负职务上的责任。可是目前的政治情形，大有叫人哭笑不得之感。目前政治上的黑暗的坏的方面，如贪污、横暴、不法之类且不谈，即就其光明的好的方面看来，也大半叫人失望。为政者所发表的政见并非不好听，所颁布的文告也着实冠冕堂皇，若论其效果，大半不甚可靠，犹如好话与符咒一般。

试以近事为例吧。最近教育部当局飞到上海来视察，于学费高涨，中产人家的子女大多数被摈在校门外的情况之下，宣说要“扫除上海文盲”。这在教育当局自应有此愿望，但在现状之下看来，老实说有些“一相情愿”。他所发表的政见只是一句好话。又，前次负接收责任的最高当局在上海时，正值物价初度暴涨，人民叫苦，他有鉴于此，乃颁发一张大大的布告，贴在各处通弄的墙上，说叫商人自己抑平物价，一律恢复到九月十二日以前的价格，违者以扰乱治安论。布告是到处煊赫地贴着，物价却日日暴涨，而且越涨越凶。这种布告在我看来，就象道士的符咒，并不灵。自从整洁运动以后，这布告就被“整洁”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我们大家也把它从记忆中消失了。不但我们，也许连颁发布告者自己也忘了有这一回事了吧，不然为何毫无下文，让物价涨到象今日的地步。一时期有一时期的标语，一个官有一个官的政见。话都是好听的，可惜结果没有效验，等于不灵的符咒。近来每当一官到任，于爆竹声中见到满街花花绿绿的标语时，我不禁要为之苦笑，记起“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老对句来。

最近的新标语是“建国必成”，“精诚团结”，“政治民主”，“中国工业化”等等，但愿为政者对于这些高明的政见能有几分实现，不使它再成为“一相情愿”的好话与符咒。

命相家

我因事至南京，住在××饭店。二楼楼梯旁某号房间里，寓着一位命相家。房门是照例关着的，这位命相家叫什么名字，房门上挂着的那块玻璃框子的招牌上写着什么，我虽在出去回来的时候，必须经过那门前，却毫未曾加以注意。

有一天旁晚，我从外边回来，刚走完楼梯，见有一个着洋服的青年方从命相家房中走出，房门半开，命相家立在门内点头相送叫“再会！”

那声音很耳熟，急把脚立住了看那命相家，不料就是十年前的同事刘子岐。

“呀！子岐！”我不禁叫了出来。

“呀！久违了。你也住在这里吗？”他吃了一惊，把门开大了让我进去。我重新去看门口的招牌，见上面写着“青田刘知机星命谈相”等等的文字。

“哦！刘子岐一变而为刘知机。十年不见，不料得了道了，究竟是什么一会事？”我急问。

“说来话长。要吃饭，没有法子。你仍在写东西吗？教师是也好久不做了吧。真难得，会在这里碰到。不瞒你说，我吃这碗饭已有七八年了，自从那年和你一同离开××中学以后，就飘泊了好几处地方，这里一学期，那里一学期，不得安定，也曾挂了斜皮带革过命，可是终于生活不过去。你知道，我原是一只三脚猫，以后就以卖卜混饭了。最初在上海挂牌，住了四五年，前年才到南京来。”

“在上海住过四五年？为什么我一向不曾碰到你，上海的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谈及呢？”我问。“我改了名字，大家当然无从知道了。朋友们又是一向都不信命相的，我吃了这口江湖饭，也无颜去找他们，如果今天你不碰巧看到我，你会知道刘知机就是我吗？”我有许多事情想问，不知从何说起。忽然门开了，进来的是二位顾客。一个是戴呢帽穿长袍的，一个是着中山装的，年纪都未满三十岁。刘子岐——刘知机丢开了我，满面春风地立起身来迎上前去，俨然是十足的江湖派。我不便再坐，就把房间号数告诉了他，约他畅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十年前的中学教师，居然会卖卜？顾客居然不少，而且大都是青年知识阶级中人？感慨与疑问乱云似地在我胸中纷纷叠起。等了许久，刘知机老是不来，叫茶房去问，回说房中尚有好几个顾客，空了就来。

“对不起！一直到此刻才空。”刘知机来已是黄昏时候了。“难得碰面，大家出去叙叙。”

在秦淮河畔某酒家中觅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大家把酒畅谈。

“生意似很不错呢。”我打动他说。

“呃，这几天是特别的。第一种原因，听说有几个部长要更动了，部长一更动，人员也当然有变动。你看，××饭店不是客人很挤吗？第二种原因，暑假快到了，各大学的毕业生都要谋出路，所以我们的生意特别好。”

“命相学当真可凭吗？”

“当然不能说一定可凭。不过在现今样的社会上，命相之说，尚不能说全不足信。你想，一个机关中，当科长的，能力是否一定胜过科员？当次长的，能力是否一定不如部长？举一例说，我们从前的朋友之中，李××已成了主席了。王××学力人品，平心而论，远过于他，革命的功绩，也不比他差，可是至今还不过一个××部的秘书。还有，一班毕业生数十人之中，有的成绩并不出色，倒有出路，有的成绩很好，却无人过问。这种情形除了命相以外，该用什么方法去说明呢？有人说，现今吃饭全靠八行书。这在我们命相学上就叫‘遇贵人’。又有人挖苦现在贵人们的亲亲相阿，说是生殖器的联系。这简直是穷通由于先天，证明‘命’的的确确是有的了。”刘知机玩世不恭地说。

“这样说来，你们的职业实实在在有着社会的基础的。哈哈。”

“到了总理的考试制度真正实行了以后，命相也许不能再成为职业，至于现在是，有需要，有供给，仍是堂堂皇皇的吃饭职业。命相家的身分决不比教师低下，我预备把这碗江湖饭吃下去哩。”

“你的营业项目有几种？”

“命，相，风水，合婚择日，什么都干。风水与合婚择日，近来已不行了。风水的目的是想使福泽及于子孙。现今一般人的心理，顾自身，顾目前，都来不及，那有余闲顾到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事呢？至于合婚择日，生意也清。摩登青年男女间盛行恋爱同居，婚也不必‘合’，日也无须‘择’了。只有命相两项，现在仍有生意。因为大家都在急迫地要求出路，寻机会，出路与机会的条件，不一定是资格与能力，实际全靠碰运气。任凭大家口口声声喊‘打破迷信’，到了无聊之极的时候，也会瞒了人花几块钱来请教我们。在上海，顾客大半是商人，他们所问的是财气。在南京，顾客大半是‘同志’与学校毕业生，他们所问的是官运。老实说，都无非为了要吃饭。唯其大家要想吃饭，我们也就有饭可吃了。哈哈……”刘知机滔滔地说，酒已半醺了，自负之外又带感慨。

“你对于这些可怜的顾客，怎样对付他们？有什么有益的指导呢？”

“还不是靠些江湖上的老调来敷衍！我只是依照古书，书上怎么说，就怎么说。准不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在顾客也并不打紧，他们的到我这里来，等于出钱去买香槟票，着了原高兴，不着也不至于跳河上吊的。我对他说‘就快交运’，‘向西北方走’，‘将来官至部长’，是给他一种希望。人没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现社会到处使人绝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们这里来，花一二块钱来买一个希望，虽然不一定准确可靠，究竟比没有希望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命相家敢自任为救苦救难的希望之神。至少在像现在的中国社会可以这样说。”话愈说愈痛切，神情也愈激昂了。

他的话既诙谐又刺激，我听了只是和他相对苦笑，对了这别有怀抱的伤心人，不知再提出什么话题好？彼此都已有八九分醉意了。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最近，我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

新年开工的第一日，于写字台上停工数日来积下来的信堆里，发见一封由本埠不甚知名的某小旅馆发来的挂号信。信里说，自己是与我不相识的青年，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很钦佩我，愿跟我做事，一壁做工，一壁学习；特远远地冒险从四川冲到上海来，现住在某小旅馆里，一心等候我的回音。我看了通信，既惶悚，又惊异。自从服务杂志以来，时常接到青年读者诸君的信，象这样突兀这样迫切的函件却是第一次见到。我因为不知怎样写回信才好，正在踌躇，次晨又接到他的催信了。这次的信是双挂号的，信里说，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完全要惟我是赖。又说离家时，父母亲友都不以他为然，可是他终于信赖着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上海来了，叫我快快给他回音。

我想写回信，可是无从写起，结果携了原信跑到旅馆里去访他，和他面谈。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印象并不坏，据说曾在四川某中学读过几年书，中途又改入商店，因川中商业不景气，仍想再求学。此次远来找我，目的有二：一是要我指导他的学问，二是要我给他一个职业的位置，不论什么都愿做，但求能半工半读就是。我的答复是：我自惭没有真实学问可以作他的指导，半工半读的职业更无法立刻代谋。惟一的忠告是劝他且回故乡去，不要徒然飘泊在上海。他对于回故乡去似有难色，说恐见不得父母亲友。我苦劝了一番，且答应与他时常通信（即他的所谓学问指导），他才表示愿即日离开上海。据他说有一位同乡在无锡某工厂里服务，上海既得不到位置，只好到无锡去改托同乡设法。我问他事前曾否与在无锡的那位同乡有所接洽，他说毫无接洽，只好撞去看。我不禁又为之黯然起来，可是也无法叫他不到无锡去。“在无锡如果找不到事，还是赶快回故乡去吧。”这是临别时我最后劝他的话。傍晚他又送了一封信来，还赠我一瓶辣酱与一罐榨菜。信中说，决依从我的劝告，离去上海，明晨赴无锡去。

我凝视着放在写字台上的辣酱瓶与榨菜罐，不禁感慨多端：想起一二年前上海曾有好几批青年抛了职业与家庭远赴峨嵋山学道，现在这位青年却从峨嵋山附近的家乡，毫无把握地冲到上海来。两相对照，为之苦笑起来。我和这位青年未曾素识，对于他个人无所谓爱憎，只是对于他的行动却认为缺乏常识，可以说是对于现社会认识不足。

这位青年的投奔到上海来，据他自说一则为了想“从师”，二则为了想“得职”。我的足为“师”与否且不管，即使果足为“师”，也是不能“从”的。古代生活简单，为师者安住在家里，远方仰慕他的负笈相从，就住在师的门下，一方面执弟子之役，一方面随时求教。师弟之间自然成立着经济的关系，可以不作其他别种的打算与计较。现在怎样？普通所谓“师”者就是学校教员，完全为雇用性质，师弟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前的自然，并且教员生活甚不稳定，这学期在这儿，下学期在那儿，地位更动得比戏院里的优伶还厉害，叫青年怎能“从”呢？我是书店的职员，说得明白点，是被书店雇用，靠书店的薪水生活着的。住的房子只是每月出钱租来的狭小的一室，安顿妻孥已嫌不够，哪里还容得“门下生”与“入室弟子”呢？“从师”的话，现今还有人沿用，其实现社会中早已根本不能有这么一回事，应该与“郊”“衤帝”“告朔”之类同列入废语之中的了。

至于得职，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聘任，一是雇用。聘任是厂店方面要求你去担任职务的，且提开不谈；至于雇用，最初大概要有介绍人或保证人。雇用之权普通操在经理，一个陌生的青年突然对于厂店中的某个人说，要立刻在厂店中替他安插一个职位，当然难以办到。用自荐书来介绍自己，他国原有此种求职的方式，国内新式的厂店中也似乎正在仿行。可是不经对方同意，就突兀地奔投前往是决不行的。这位青年投奔到我这里来，碰壁，投奔到无锡去找同乡，据我推断起来也一定会碰壁吧。理想社会实现以后不知道，在现社会的机构里决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

现社会的机构如此。这机构是好是坏，姑且不谈，我们应该大家先把它明了，凡事认清，不为陈套的文字所束缚，不为传统的惯例所蒙蔽。学问在现社会中是什么？“师”在现社会中是什么？今日职业界的情形怎样？工厂商店内部的构造怎样？……诸如此类的事项，在中学校的教科书里也许是不列入的，学校的教员们的口里也许是不提及的，可是却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这位青年不顾一切远道投奔到上海来，其勇气足以令人赞赏，可惜，他对于现社会尚未认识得明白，其追求的落空，无异于上海青年的赴峨嵋山求道！

上海青年赴峨嵋山求道，大家都把责任归诸荒唐的武侠小说，峨嵋山的道士倒是没有责任的。这位青年的从四川到上海来碰壁，责任者是谁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考察的问题了。

人所能忍受的温度

一到盛暑到处听到“热杀了热杀了”的呼号；一到严寒到处听到“冷杀了冷杀了”的呼号。热杀与冷杀的人每年都有。究竟热到了怎样程度会热杀，冷到怎样程度会冷杀呢？

在下等的动物或植物中，颇有能在很高的或很低的温度之中生活的。生物学者爱伦伯尔西氏曾在意大利耐泊利附近的伊西达岛的温泉，发见过蓝藻和硅藻和纤毛虫在摄氏八十一至八十五度的热泉中生活着的事实。据说蓝藻类植物即在摄氏八十七度的温度亦能生活。又德国的可蒿博士曾发见细菌的孢子，有至摄氏百度亦不死的。生物体中的主要成分，其一即为蛋白质。蛋白质在摄氏六十度至八十度之间已要凝结。那些生物何以至八十度以上尚能生活呢？这是学者间所尚未解决的问题了。对于寒冷，据记录：有一种鱼能在摄氏零下二十度生活，蛙能在零下二十八度生活，蜗牛中有一种竟能在零下一百二十度生活。有一个名叫兰姆的学者，曾在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物理学上绝对温度）的寒液中发见生活着的纽虫、轮虫，及其他的原生动物。

下等动物是冷血的，它们能因周围的温度而变化其体温，故比较地能忍受高温度与低温度。至于人，身体的构造极其复杂，殊难顺应过高过低的温度，因之其身体的温度常自相调节，使有一定，叫做体温。体温通常为三十七度左右，但因了身体的部分并不平均。散热容易的部分，比较低些，鼻端的温度为二十九度至三十三度，耳壳为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反之，肝脏等为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

体温究由何来？为什么是三十七度呢？原来一个成人欲保持其一日的生命，就需要二千四百“卡洛里”的热量。人在二十四小时中在体内生产这许多热量，结果体温就常为三十七度左右。这温度大都由筋肉中及肝脏肾脏的新陈代谢的化学变化而起。运动时觉得体温增高者，就是因为运动时新陈代谢作用增进的缘故。至于肝脏等的生热，可以从血液来证明。血液流入肝脏，再由肝脏流出，由肝脏出来的血液比之未入肝脏前的温热。

体温因身体的部分而不同，又在一日之中亦有若干的变化。但在大体上，不论东洋人，西洋人，住在赤道附近的南洋人，以及住在零下几十度的寒地的爱斯克马人，体温都在三十六度至三十七度之间。除了特别的情形以外，可以说是一定的。

外界的温度虽然变化，而体温能自己调节至某一定的程度，这是恒温动物的特征。下等动物并没如此的装置。人的头脑间有一种“温度调节中枢”，这又分为温中枢与寒中枢二者，专司温度的高低，使常保持一定的度数。外界温度过低的时候，一，分布在皮肤中的血管就收缩起来，使其中流注的血液量减少，发散于身体表面的热量也跟了减少。二，体内的营养分——特别是脂肪等旺盛地燃烧，发出多量的热来。又，身体接触寒气，因了战栗的结果，筋肉中发生一种自然运动，也会生热。人在冬季的喜食肉类与瑟瑟地作寒态，就为了此。

反之，外界温度过高的时候，一，皮肤的血管扩张，血液多量流注血管，把热旺盛地从身体表面发散。二，汗的分泌量增多，因其蒸发把热发散。因有这样的调节，人体的温度得以保持平均。此外还有补助这调节的方法，如冬日着毛裘，加项围，夏日着薄衣，携扇子等都是。这样，人因了自然的与补助的方法调节其体温，使之一定。但这所谓一定究是有限度的，对于非常的高温度或低温度，情形自当别论。

在同一季节里，住在热带的人到温带地方来就觉得凉，住在寒带的人到温带地方来则觉得热。这并不是热带的人与寒带的人体温不同，他们的体温都在三十六度至三十七度之间。体温相同而对外界的温度感觉各异者，实因人对于温度的感觉本来是比较的缘故。我们试把左手浸在冷水里，右手浸在热水里，过了若干时候，再把两手齐浸入于温水之中，则左手觉得热而右手觉得冷了。人对于温度的感觉不同，可用此理由来说明。

又，同一温度，因了热的传导的难易，人的感觉也大有差异。例如，人对于同一的温度的空气与水，感觉就大不相同。空气在十八度时，对于人恰好，自二十五度至二十八度就觉温暖，二十八度以上则颇觉得热了。至于水，十八度时很觉得冷，自十八度至二十九度还觉得冷，三十四度至三十九度，对于人恰好，三十五度半以上才觉得温暖，三十七度半以上才觉得热。

空气一到华氏百度，大家就叫热，要想法避暑，其实华氏百度只相当于摄氏三十七度七，比体温相差不满一度。要是空气变了水，便毫没有什么。这样温度的浴水，我们浸在里面并不觉过热。又，同是空气，因了干燥与潮湿，感觉也大不同，潮湿的空气分外使人感到热。在热的时候，皮肤血管扩张，血液多量流动，汗汁的分泌旺盛，因了蒸发作用，体热得以发散而感到凉爽。可是空气潮湿时，外界水蒸气的含量较多，压迫皮肤血管，汗的分泌因而困难，于是就格外觉得热了。黄梅天气的比伏天难熬，就因为这理由。人对于冷热的感觉何等不正确啊！

人的体温有一定的调节，而对于温度的感觉又有种种差异。但这都是有限度的，外界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调节就会失其效力，差异也无从说了。据可靠的研究，人的体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就要热死，降到十九度以下就要冷死。人所能忍受的体温，只在四十二度与十九度之间。外界温度过高时，体温来不及发散，只管上升，结果中枢神经麻痹，至于人事不省，昏晕倒毙。温度过低时，那本来会收缩的血管因酷寒而麻痹，反而扩大，血液分外多量向血管集注，结果引起脑贫血，昏迷僵死。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近有一个朋友从八月五日的北平《民言报》上剪了这条记事给我们，问我们对于这严重的事实有什么意见可说的没有？

昨日下午五时余，阜城门外桥护城河内突然发现男尸一具漂浮于水面。比经该管西郊警察署闻讯，即派夫役打捞上岸，检视该男尸身穿灰黄色茧西服，黑皮鞋，平顶草帽，年约二十余岁。复由其身上搜出名片多张，上印石惠福，住清华园蓝旗营房村一百三十二号等字样。该警署以石惠福必系死者之名，遂即派警传唤其家属。迨至翌日清晨，地方法院派检察官聂秉哲，书记官黄鹤章，检验吏张庚？，率领司法巡警前来相验时，突有一年老人偕一少妇，手持书信一封，哭泣而来，当即向死者抚尸痛哭。经检察官讯问，其名唤石印秀，年六十二岁，此同来少妇系伊儿媳，死者系伊长子。彼昨日声言赴外四区署投考巡警，乃不期彼投河自杀，本日接其邮寄来函，竟系绝命书一封。伊全家正在惊愕之际，适巡警传唤，始知其在该处投河自尽等语，并持书信呈验，复又抚尸痛哭不已。比经检验吏相验毕，遂准其尸亲备棺装殓抬埋。惟已死者之绝命书中，述其系一中学毕业生，因谋事未遂，其父令伊投考巡警，彼乃愤而自杀，情词极为凄惨。

兹觅得录志于左：“亲爱仁慈的老父：中学毕了业，上大学念不起书，找一个小事做，挣钱养家，这些话不是你老人家说的吗，现在怎么样呢？虽然毕了业，没有好亲戚援引，阔同乡帮助，就是一名书记也找不到。念书为的做事，挣钱养家，现在不能挣钱，不能养家，这岂不愧死人吗？当巡警也是职业之一，看哪，北平人穷了不是拉洋车，就是当巡警。但是我决不愿意去考巡警。违背父命是不孝，不孝之人，应当排除社会之外，所以我自杀以赎不孝之罪。这封信到了我们家中时候，我已在那碧波荡漾中麻醉了。儿福绝笔。”

在大众没有出路的现今，自杀已成为普通的出路了，全国不知道，上海每日报纸上差不多没有一日无人自杀，而且大概都是青年。社会人士每读了悲惨的遗书和可以令人酸鼻的记事，不曾表示什么，除了没有眼泪的法官写几个“验得某人委系自杀身死遗尸着家属具领棺殓”大字以外，并不闻政府有什么意见。

自来普通青年的自杀，其原因或由于失恋，或由于思想上的烦闷，或由于放逸的结果。自杀尚是可悲的事，他们的自杀在旁人看来，常觉其中多少夹杂着享乐和好奇的分子，因之感动也常不能强烈。石惠福君是因中学毕业无职可就而自杀的，是一个严重的中学生出路问题。石君已矣！继石君而自杀的不但难保没有，而且恐怕一定要有。我们对于这深刻的中学生的苦闷现象将怎样正视啊！关于中学生的出路，本志曾悬赏征文，在第六号发表过许多答案了。其实，中学生的出路成为问题，是我国特有的现象。现今全世界差不多没有一国不碰到失业的致命的灾难，然其所谓失业者，都是曾经有业过的工人商人，或是大学专门学校的新毕业生，至少也是中等职业学校出身的人。他们都已具有职业的素养而竟无出路，故称为失业。至于无力升学的普通的中学毕业生，虽无职业，亦并不列在失业者之内的。普通中学教育所授的只是一种生活能力的坯材，不是某种生活方面的特殊定形的技能。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只是一个身心能力较已发达了的人，并不是有素养的工人商人或其他的职业者。他们能升学的须由此再进求职业的知识，无力升学的也当就性之所近，力所能及，觅得一种事做，从事于实际的职业的陶冶。用比喻来说，既成的职业者和职业方向已决定了的专门大学的毕业生是器物，而中学毕业生尚是造器物的原料，器物因有一定的用途，销路有好有坏，至于原料，用途不如器物的有一定限制，销路应较器物自由。故就一般情形而论，中学生的出路问题，照理不如一般失业问题的紧迫。如果中学生的出路要成问题，那末高小毕业生的出路也要成问题，甚而至于初小毕业生的出路也都要成问题。那就成为全体国民的出路问题，不是中学生的出路问题了。

说虽如此，却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的中学生确有出路问题，而且问题的严重性不下于一般的失业问题。石惠福君的自杀就是证明。石惠福君的自杀人已知道，此外不知道的恐怕还有，将来也许陆续会有这种不幸发生。至于一时虽不自杀，而用了潦倒颓废的手段慢性地在那里自杀的青年，其数更不堪设想哩。

中学生的出路何以在中国成为问题，而且如此严重，其原因当然很多。世界的、国际的及社会的、政治的原因，现在不提，且就中学教育及学生本身加以考察。

先就中学教育说：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模仿别国的，可是模仿来的只是一个形式，内容却仍是“之乎者也”（现在改作“的了吗呢”）式的科举式的老斯文。在中国求学叫做读书，不论其学艺术、学医药、学工业，甚至于学体操，都叫做读书。普通的中学无工场，无农场，即使有了农场与工场，也不劳动，只是当作一种教师时间的切卖所而已。除了几张挂图几架简单的理化仪器以外，彻头彻尾是书本（而且只是教科书）的教育。先生拿了书上堂下堂，学生拿了书上班退班。腰间系一条麻绳与小刀，带起有边的帽子，提着木棍，就是童子军；挂幅中山像，每周月曜向他鞠三个躬，静默三分钟，就是党化教育；各处通路钉几块“大同路”“平等路”“三民路”的牌子，就是公民教育。十月十日白相一天，每次下课休息十分钟，先生口口声声“诸位同学”，校工口口声声“少爷小姐”，三年毕业，文凭一张，如要升入高中，再这样地来三年。这是普通中学教育的实况。中学校的墙壁上或廊柱上虽明明用了隶书或是魏碑写着“打破封建制度”的标语，其实中学校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化身，而且还是封建思想的养成所。试问这成千成万的“诸位同学”和“少爷小姐”走出校门，除了有老米饭可吃，或是有钱升学的，叫他们到哪里去呢？当然是问题了。

以上是就中等教育的精神说的。让我们再就了中学校的制度来看：中国在中学制度上曾行过双轨制，一方有纯粹的中学校，一方别有甲种实业学校。自学制改革以后，取消双轨制，于纯粹的中学校中附带各种职业科。可是改革以来，高中于文理二科以外，除了设备不必大花钱的师范科商科等外，不闻附有别种门类的职业科。今则且并正统的文理二科亦许不设，得改为混沌的普通科了。至于初中的职业预施，更无所闻。

学校原该使各阶段可以独立。中国的学制从系统图上看去，似乎也可以言之成理，划分自由。可是这张系统表却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实际是高小为初中的预备，初中为高中的预备，高中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呢，又是出洋的预备）而已。下级各为上级的预备，在下级终止的就做了牺牲，这牺牲以中学一段为最惨酷。因为就时期说，中学时代是青年期与成年期的交点，一遭蹉跎，有关于其终身。就经济状况说，中学生兼有富者、小康者与微寒者三种等级，富者且不提，小康者与微寒者是大都无力升学与出洋的。不及成器，半途而废，结果也是毕生受害。

就实际情形看来，中国的中学校本身已在暴露着空虚与破绽，已在自己种毒的途上了。它一壁无目的地养成了许多封建式的“诸位同学”与“少爷小姐”，一壁除了升学以外不预计及他们的去路。这种教育真值得诅咒。老实说吧，中学校自己已在那里自杀了，中学校毕业生石君的自杀，可以认作中学校自杀的朕兆。

再说学生。

从理论上说来，学生思想行为的如何，能力的优劣，大半该由教育者或学校负责的。这话的确度在实际上也许要打折扣，尤其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教育界内容既空虚，而且变动极多。我所居的附近有一个中学校，成立不过七八年，在我所知道的中学校中比较要算变动很少的，可是也每年总有大部分的教职员更动。那里一路植有杨柳，我于学期之末，眼见交往初熟的人带着行李走了，总要黯然地记起“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的词句来，同时感到现今教育界的不安定。觉得在这样传舍似的教育界，即使有热心肯对学生负责的教育者，责任也无从负起。一个学生从入学起至毕业止，难得有始终戴一个人为校长，一门功课由一个教师授完的。据一个从济南来的朋友说，山东于最近半个月内更换了三个教育厅长，真是“五日京兆”了。我想教育厅长如此，那么校长与教员的变动的剧烈，恐怕要如洗牌时的麻雀牌了吧。

话不觉说得太絮烦了，但我的意思只在借此一端说明中国教育界的不能负教育的责任而已。除了不安定以外，中国的教育界缺点当然还多，这里不备举。在这种不能负责任的教育的环境之下，学生自身如不自己觉醒，真是危险之至。自己教育在教育上原是很重要的事，而在中国的学生更加重要。

第一要紧的是时代与地位的自觉。关于此，我在本志的创刊号曾一度论及。现在学校的环境里，很有许多可以贻害青年的东西，足使青年堕入五里雾中，受其迷醉。现在的学校差不多谈不到身心的锻炼，全体充满着虚伪的空气：明明是初步的学习，却彼此号称“研究”；明明是胡闹，却称曰“浪漫”；饭厅有风潮了，总是厨“役”不好；工人名曰：“校役”；什么“诸君是将来的中坚分子”咧，“努力革命事业”咧，“读书可以救国”咧，诸如此类的迷药，尽力地向青年灌注。试问，青年住在这幻想的蜃楼里，一旦走出校门，其幻灭将怎样啊。石惠福君的宁自杀不当巡警，实是千该万该。因为巡警不是“中坚分子”，做巡警不好算“革命事业”，也不好算“救国”的。

中学生在中学校里“研究”了三年或六年，大家都想作所谓“中坚分子”，都想做所谓“革命事业”，都要尽所谓“救国”的天职，于是本已困难万分的中学生的出路更增加其困难性，除了有“好亲戚援引，阔同乡帮助”的幸运儿以外，恐怕只有石惠福君所走的死路一条了。因为石惠福君的遗书里有关于他父亲的话，我顺便也在这里向作父母的人说几句话。

使子女受教育原是父母的责任。可是现今理想社会还未实现，财产私有制度尚未废除，什么都要钱，教育费为数又大。当你未送子女入中学校以前，你须得摸摸你的荷包看，万一你觉得财力不够使你的子女于中学毕业后更升学，你就须把送子女入中学的事加以踌躇考虑。为你计，为你的子女计，与其虚荣地强思使门楣生色，也许还是不入中学，或不升高中，以高小或初中毕业的资格直接去谋相当的职业为是。

培植子女，在普通的家庭看来是一种商业的投资。“念书为的做事，挣钱养家”，这不单是石惠福君父亲的话，恐怕是一般父母的话吧。这种素朴的投机的心理虽可鄙薄，也大足同情。但现在已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了，教育的投机事业未必稳定。纵使有大大的本钱，把子女变成了学士或博士，也未必一定能挣钱养家。至于本钱微小的，一不留心，反足使子女半途而废，其害自更甚了。卢梭以为富人之子应受教育，至于穷人之于子必受教育，可由环境去收得教育。故他在《爱弥尔》里所处理的理想的孩子就是一个富者之子。这原是一种偏激之说，但在现代经济制度之下，特别的在现在中国的教育情形之下，是值得一顾的话。中学生毕业后无力升学，穷于出路，这也许大半是父母当时茫茫然使子女入中学之故，做父母的应同负责任。中国的中学校的各阶段不能独立，名为可附带各种职业科，而其实只是空言。在这状态未改正以前，我敢奉劝中流以下的家庭父母勿轻率地送子女入中学校。

以上是我因闻石惠福君之自杀而感到的种种。我和石君未曾相识，不知其家庭如何，境况如何，精神上有无疾病，曾从哪一个中学校毕业，是初中抑是高中，只是凭了友人所寄来新闻记载，当作一个抽象的中学生问题加以考察而已。话虽已说得不少，在读者眼中也许只是照例的旁观论调，等于我在开端所说的“验得某人委系自杀身死……”的法官口吻，亦未可知。但我自信并不如此。

还有，我所说的只是消极的指摘，别无积极的改进方案。这也许会使读者不满。积极的改进方案原该想的，可是我非其人。教育部，各省教育厅，都设有管领中等教育的官吏，想来都在考案着，请读者拭目以待吧。

生殖的节制——欢迎桑格夫人来华

一绪言

虽说种族保存是人类的本能，但是象中国人的不健康的种族观，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吧！以前做皇帝的，要“则百斯男”，“子孙千亿”，子孙多得象“螽斯”一样，不必说了；现在一般不是皇帝的人们，也大家竞争着用了多妻和早婚的方法，努力地制造后代。不管品质的好不好，只要数目多，就以为对得住祖宗。在这样空气之中，听见有提倡产儿节制的桑格夫人来，怎能不使人怀着绝大的期待呢？

二生殖节制的方法

生殖是性欲的归宿，要限制生殖，最自然的方法，当然就是限制性欲；其次，就是人工地避妊了。这二说都是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所主张的：前者是马尔萨斯主义中的一部分，后者是新马尔萨斯主义中的一部分。

限制性欲虽然是自然的方法，但究竟不是一般男女所能遵行，并且也违背人性。一般文明国间所行的就是人工的避妊法。人工的避妊法，据学者间的研究，在野蛮人及半开化人间已是早经施用的。至于把这方法从社会问题上，人种改良上来公然地议论，是马尔萨斯以后的事。近来因了科学与医术的进步，关于避妊，已有安全的无害男女身体的方法了。

三生殖节制与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在社会问题中占着重要的位置。社会问题的究极，在增进社会上一般人们的幸福。要增进一般人们的幸福，第一就须设法消除贫乏，使人们得着物质的安全。如果人口超过物质所能供给的限度，贫乏就要发生，社会就不能安全了。为自己子孙的幸福计，为社会的安宁计，男女都有顾虑自己产儿数目的必要的。

四生殖节制与善种

遗传已是学问上所证明的事实，身体上的疾病如梅毒、结核、酒精中毒，精神上的疾病如疯癫、色情狂，都可害及子孙，更由子孙害及社会。人种改良学中，对于有这种疾病的男女，有主张用国家的权力禁止其生殖的。男女两方或一方如果患这样的疾病，应该自认没有做父母的资格，节制生殖——节制到不生殖为止。

生殖子女，目的不但在继续种属，还要使种属向上，就是要使子女比本身优良，不论身体上，精神上。这是做父母的责任，也是进化的根源。如果父母自己在地位能力上不能完全养育培植多数的子女，就应该节制生殖。与其子女多，不能完全养育培植，宁可减少子女，使少数的子女得受完全的教养。

五生殖节制和母体

动物之中，生产的困难恐怕莫过于人类了，而直接受这困难的是母体。分娩可以说是女性的一时的地狱，自怀妊以至离乳，母体至少要经受几年间的磨折。女性比男性容易早衰，实由于此。如果生殖过密，母体的损伤自更甚了。女子为自卫计，男子为人道计，都应该节制生殖。至于母体的构造上，生产有危险的时候，或母体在健康上，不堪生产的时候，当然更非节制不可的了。

六生殖节制的反对论

有人说：“娠妊是性的行为结果，有这结果，男女性的生活才不至于放纵。如果提倡避免这自然的结果，人们就将陷为刹那的快乐的奴隶，在正当的配偶间，足以酿成人性的堕落，在非正当的配偶间，且足以酿成不伦的行为。这是应该考虑的。”

这种关于风纪上的杞忧，原应很抱同情。但我们的主张是以性的道德的自觉为立场的。性的道德的自觉，是我们对于一般人们应有的希望。如果有了性的道德的自觉，当然不至于有性的堕落行为。如果没有性的道德的自觉，那么不讲生殖节制的方法，罪恶将愈大了。现世的正当的配偶间，不是时闻有杀害私生儿的蛮行吗？此外，两者之间，不是还时闻有人工堕胎的恶事吗？

又有人说：现在还是国家时代，如果提倡节制生殖，国民的员数就要减少，足以减损国力的。

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原以这见解为基本。好象此说也有一番考虑之价值。但细察之却又谬误。勾践的所以能沼吴，由于“十年教训”，决不是单靠有几十万的乌合之众的。中国人口居世界第一，但受“白祸”，何曾威胁世界呢？足见人民在有力，不在徒多。论者所说，不但不足否定节制生殖，反成了有节制生殖的必要的证明了。

七结论

我们已略述生殖节制的大概，且把一二的反对论加以解答了。我们相信男女用了性的道德的自觉来节制生殖，是引人类到幸福的途径，不是恶事；是以人智来制御盲目的自然，不能说是对于自然的叛逆行为。而在螽斯式的谬误的多子主义横行的中国，尤认为对症的良药！

因此，我们谨以诚意欢迎为这运动尽力的桑格夫人来华，伫候夫人的明教！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这两年来，自由离婚的呼声很响，别的不必说，在我知友之中也常有关于这切身问题的商量，并且有的已由商量而进于实行了。无论结合的方式怎样，已经结合了的夫妇，至于非离不可，这其间当然有不能忍耐的苦楚。我们对于知友们的附骨的苦楚，当然同情，但究不能不认离婚是一种悲剧，特别于男子离女子时，在现制度中，觉得是一种沉痛阴郁的悲剧。

我们即抛了现制度不管，单就自然状态说，觉得即使在圆满的婚姻中，婚姻一事在女子已是有损害的。娠妊，分娩，乳育，哪一件不是女子特有的枷锁？“自然”给与女子的枷锁，我们原无法替女子解除净尽，但人为地使女子受枷锁的事，我们如可避免，当然是应该避免的。女子在自然状态中，在现制度中，都是弱者。欺侮惯女子的男子，要牺牲一女子来逞他的所谓“自由”，原算不得什么。不过，人应不应牺牲了他人去主张自己的自由，究是一个疑问。

在某一意义上，旧家庭中的儿子打老子，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足以促进家庭的改良；暴兵杀平民，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足以彰兵的罪恶。依了这理由，有人说，男子可以自由离弃女子，女子愈苦痛，愈可以促婚姻制度的改善。但这话只有掌握进化大权的“自然”或者配说，人们恐无此僭越权吧！我们立在喜马拉耶山顶上去什么都可以说得，都可以提创得，一到了人间，立在受损害者的地位，就觉得不能无所顾虑了！

夫不爱妻，或积极地与妻诟谇，或消极地把妻冷遇，结果给与生活费若干，离妻别娶（其中也有一种聪明人，专用冷遇的手段，使妻一方面来提出愿离的），这大概是一般中流以上的男子离弃女子的普通过程吧。这种离婚的方式一向就有，现在居然加了“自由”的两个形容字了！据我所知，近来男女订婚时，女子很多要求男子支给学费的。离婚的时候，在现制度中，女子势又不能不要求男子支给生活费。结婚脱不出买卖，离婚也脱不出买卖，买卖式的离婚有什么自由可说呢？

我们自信不至于顽固到反对自由离婚，但不能承认买卖离婚是自由离婚，尤不敢承认男子牺牲女子去逞他的所谓“自由”是应该的事。我们以为：非到了女子再嫁不被社会鄙笑的时候，后母后父不歧视前夫或前妻之子女的时候，女子不赖男子生活的时候，自由离婚是无法实现的。即使能实现，也不过是几个有特别境遇的男女们罢了。我们以自由离婚作为解决夫妻间种种纠葛的目标，努力来创造这新的时代吧。不算旧账，忍了苦痛，创造新的环境，使后人不至再受这苦，这是过渡时代人们所应该做的事。

那么，将何以救拯现在夫妇间的苦痛呢？这正难言。但是，夫妇的爱即不存在，只要对于人类还有少许的爱的人们，总不至于有十分惨酷的行为吧！理想原和事实不同，我们的理想虽如此，不能使世间的事实不如彼。不，正唯其世间的事实如彼，所以我们才有如此的理想。我们虽不能立即使事实符合理想，但总期望事实与理想渐相接近。同一买卖式的强迫离婚中，程度固有高低，同一牺牲对手，手段也有凶辣和忠厚的不同。能少使对手者受苦，是我们所祈祷的。能男女大家原谅弱点，把有缺陷的夫妇关系修补完好，尤是我们所祈祷的。

现世去理想尚很辽远。如果有不顾女子的苦痛离弃女子的，我们也只认为这是世间的事实，不加深责。但要申明一事，这不是我们所理想的自由离婚。

《弘一大师永怀录》序

弘一大师元寂之周年，上海记念会同人搜辑各方记述懿行及哀诔之作，编为一集，以寄追怀，名曰《弘一大师永怀录》。师之芳轨盛德，于此可见梗概焉。四方多难，邮书阻梗，兵燹以后，旧刊荡然，兹之所收，容有未尽，搜遗补阙，期诸方来。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现种种身，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众，而摄受之范围甚广。集中作者不尽为佛徒，其所仰慕者，或为师之气宇，或为师之才艺，或为师之德行。其与师之关系，或为故旧，或为师弟，或则竟无一面之缘，徒以景仰师之高风亮节致其私淑之忱于不自知者。凡所论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不必悉合佛法，亦不必一一以寻常佛法绳之。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淆定荡，各应其机。读斯编者作如是观可也。癸末九月，夏尊序。

“唉！老王真死得可悲。——现在让他好好地独自困在会馆里吧。连日你我为了他的病，真累够了。该去散散才是。哙，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看电影好吗？”

“……”

“怎么？”

“没有什么。我在想起陶渊明的诗了。‘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才送朋友的丧回来，就去看电影吗？”

“那末依你说，我们应该留在棺材旁流泪陪他，或者更进一步，生起和他同样的病来跟他死掉！”

“这是笑话了。老王有知，也决不愿我们如此的。你看，老王的夫人，这几天，虽然哭得很利害，再过几天，一定不会再哭了。何况我们是他的朋友。”

“人到了死的时候，父母妻儿朋友原都是无法帮助的。”

“岂但死的时候呢？活着的时候，旁人能帮助的也只是极浅薄极表面的一部分。真正担当着这一切的，还不是这孤另另的自己！人本来是一个个的东西。想到这里，我觉得人生是寂寞的。”

“你这寂寞和普通所谓寂寞不同，颇有些宗教气了哩。”

“呃，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宗教的起因，也许就为了人类有这种寂寞的缘故。我现在尚不信宗教，我只想把这寂寞来当作自爱自奋的出发点。反正人是要靠自己的，乐得独来独往地干一生。”

“好悲壮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