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典雅

宋代前期相对的安宁与繁荣使词也随之精致并发展，但继之对积冗局面的改革引发的政治斗争使词人则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词的境界进一步扩大，意味进一步深长，抒情风格也由婉约更趋豪放。词人们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遇，用词展示情怀似乎比诗文更便利得体。

政治家王安石于公事之余也有词作，风格与诗相通但似更为沉雄。其罢相以后退居金陵所作《桂枝香》便很为后人推重，杨浞《古今词话》说：“金陵怀古，诸公调寄《桂枝香》者三十余家，独介甫为绝唱。”此词由登临观赏想到六朝故去，立意高远，体气刚健，化用前人诗句而不见雕镂痕迹，状景抒怀俱见锤炼之功。词明显是针对宋朝政治现实而发，因而对六朝相继覆亡深表惋叹，实际上寓含着作者无穷的思虑。读王安石作品，皆具深刻的政治内涵，在《浪淘沙令》中，作者借伊尹、吕尚适逢商汤、周武而得以雄才大展，抒发明主重用贤臣而贤臣方可建功的哲理感叹。王安石的词真正摆脱了脂粉气，可谓是继范仲淹《渔家傲》之后的雄健之作。尽管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犹存，但王安石却能以豪劲之笔抒诗之意兴却又不失词之风韵，可见大家之象。

词以婉约为宗，以抒情为主，有特定的要求。晏几道作为晏殊的儿子，追摹花间而又别具沉哀，可谓与其父歧路而同彰，时人并称“二晏”。晏几道虽出身名门，却一生仕途不达。据黄庭坚《小山集序》言其有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晏几道天真耿直，清节独持，然学识超群，人品洁尚。在当时政局变化迭起的情境下，他既不趋旧也不攀新，因此陷入落拓不遇的困境，一生日趋窘困凄凉。由于身经盛衰荣辱，故其词多感伤惆怅之作，而晚年更多的是不满和愤怒，因而风格当然与其父迥异。

他作词，可谓尽承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乃至其父影响，但由于生活道路坎坷而词调不免沉郁哀伤。他的词最大特点便是言情极“纯”而“痴”，出语自然清新，毫无雕琢藻绘，“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其词多为五、七言小令，仍以歌舞酒筵、男女爱情、四时景物为内容，但却充满了幽愤和悲凉。他无限眷怀着过去的繁华、恋人的温情、青春的盛景，把这一切哀婉地倾诉着，凄楚感人。他在词中多写梦，如《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蝶恋花》（梦入江南烟水路）、《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都是名篇，表现好事难再、愁情缱绻之心绪。其词以“泪墨”写“鬼语”，多以对比手法写相聚欢宴与别后凄清，将真与幻相互映衬，把复杂的心理感触与变化表达得细腻传神，因而与其父雍容闲雅决然不同，却是以清秀凄凉胜出。与柳永相比，晏几道没有那么俚俗与浅露，而是透露出很高的学养和很纯的情感，因此清丽的词句蕴涵着彻骨的忧伤。由此亦可看出填词艺术的进步，经过作家的努力，词成为最适宜于表现情感生活的一种形式。

真正把词推向高峰并开豪放境界又奠立地位的，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苏轼。从《东坡乐府》所收300余篇看，其词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运用、风格特色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突破。词在他的笔下，冲决了“艳科”的藩篱，开创出“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的壮观局面。

苏轼写词，把笔触指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等，皆能以词来表达。他打破了“诗庄词媚”的观念，亦将文章笔法带入词中，一切皆由胸中溢出而全冲破束缚。如其抒发爱国情怀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将出猎与请战结合起来，慷慨豪健。其抒发兄弟情谊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将对宇宙的奇想与对人生的情思构成空灵清幽的意境。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糅合在一起，雄放而悲凉。其写农村风光的一组《浣溪沙》，朴素清新，饶有情味，将田园风光与生活画面展示得多姿多彩。其以议论笔法直抒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其以象征笔法婉抒隐恨与孤独如《卜算子》：“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总之，苏轼词几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他以豪健的词风力矫柳永的轻软，他的词须关西大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演唱，其大胆的夸张、丰富的想像、淋漓的笔墨造成阔大的意境和恢弘的气象，堪称超群盖世，横放杰出。但其也不乏婉约之作，而此类作品却于深婉简约中别具幽奇。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将轻飘的柳絮与深情的女子寓合，把满腔愁绪表现得幽怨缠绵，淋漓尽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对亡妻的悼念直言无隐地倾诉，给人肝肠寸断之感。苏轼还有些词写得特别清峻旷逸，充满了对人生的反思和对苦痛的超脱。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如《行香子》：“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将自然风光与志操怀抱关合，苍苍泱泱，儒道尽释。

苏轼的各类词作充分体现出大家风范，在词律和语言方面也不受束缚、横放恣肆。在《东坡乐府》中，有不少词打破了词牌的固定格式，以致为人所讥。实际上苏轼并非不讲音律，而实为“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苏轼词以豪放者为多，不少慷慨之作并不完全和律，但由于风骨内充感情激荡，也就特别为人称赏而传唱不衰。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他使词摆脱了对音乐的附庸地位，同时在语言方面也一扫花间词人的脂粉与柳永词作的俚俗。苏轼词清雄韶秀，简洁畅达，多方吸收古人诗句入词，偶尔也用当时口语，经史子传，杂家小说，无不摭语，恰到好处，因而给人包罗万象又得其精髓之感，使人从香软绮丽字句中突然看到一个桀骜不驯的意象。正如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言：“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其学养与真率将词推向一种极致，却毫不迂腐苟且蝇营。实际上，苏轼继范仲淹、王安石之后更加恢弘，他将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与变化莫测的篇章结构浑融一体，使词真正成为独立的体格并开豪放流派之先风，从而与诗文革新运动相映照，以其人格和文品成为一个时代的典范并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奖掖和团结了一批作家，如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他们也都各有词作并出笔不凡，成为风流一时的名家。黄庭坚继承了苏轼词风更以超轶绝俗为高标，并将其诗歌主张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融入词中，这就使其词形成或高旷飘逸、或俚俗狂放、或典雅优美的意境，如《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清平乐》（春归何处）等。晁补之的词作也脱去了传统词家“宛转绵丽”的蹊径，慷慨磊落，豁达疏野，自有一股豪气，如《摸鱼儿》（东皋寓居）。张耒工诗善文，名重一时，倚声制曲，非其所长，但偶有词作亦不乏佳妙，如《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写思念妻子凄婉动人。秦观于四人中作词最为出色，但主体风格却是忧郁凄伤，音律和美。

秦观少年时期曾客游多处，在与歌女的交往中曾写过不少词。这些词在男女之恋的描写中寄托着身世之感，在情调上与意境上与柳永相近然更俊逸。如《满庭芳》（山抹微云），此词将事、情、景三者融会一气，用字、用韵、用律极为讲究，“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取得极佳效果。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也很有名，用牛郎织女相会鹊桥的传说，抒发着人间男女不得私会的苦痛。秦观后由苏轼推荐入朝为官，但新党执政后受苏轼牵连又遭贬逐。政治上的打击迫害使其感到绝望，因而情调更加凄苦哀伤。《踏莎行》（雾失楼台）将孤寂幽愤写得凄迷绵邈，把敏锐的感受痛楚地寓含在清寒的意象中。《千秋岁》曰：“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他写春，写梦，写愁，写醉，一切发自内心又一切合乎音律，由前期的纤弱转入后期的沉郁，可谓婉约尽致。秦观有些小令也景致清丽，如《浣溪沙》：“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室帘闲挂小银钩。”他还有少数作品作悲壮豪放语，如《望海潮》：“最好挥毫万字，一饮拼千钟。”《宋六十一名家词例言》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避暑录话》说：“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秦观的豪放一度为苏轼所赏，然其柔弱的个性与艺术的天分使其成为后人公认的婉约大家。沈雄《古今词话》说：“子瞻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辞情相称者，唯少游一人耳。”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秦观词情辞并茂，协音和律，对后世影响较大。

苏轼稍后较有创新的词人是贺铸（1052～1125），他少时仗才使气，耿介豪侠，入仕后喜论时事，傲视权贵。故一生不得美官，沉居下僚。他的词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张耒《（东山词）序》说：“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其《鹧鸪天》悼念亡妻：“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将挚情苦思表达得哀婉凄绝，与苏轼《江城子》悼亡作并传不朽。其组词《古捣练子》用民间语写关山情，以思妇之口忧边塞之事，在宋词中可谓罕见。如“砧面莹，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于哀婉中对宋朝边事给予讽谴，于民歌中给予辞采情调的升华。其《将进酒》（城下路）咏史抒怀，慷慨激烈，嘲讽追名求利的小人，铺排物是人非的景象，诉说超脱世俗的道理，无不义愤填膺而矫健从容。其《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充满爱国豪情，在对边事的忧叹中不免悲愤万端。全篇笔力雄拔，神采飞扬，不为声律所缚，反以声律彰显，激越的感情与跳荡的旋律结合，因而在苏轼不屑格律与周邦彦格律精严之间。其最为传诵的还是《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将爱情的失意与仕途的不遇联系起来，情辞哀婉。特别是结句的比喻：“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个比喻，写出闲愁的广漠无际、纷繁缭乱与绵延迷蒙。贺铸作词吸收唐人歌行情调，其豪放继苏轼而开辛弃疾，他与秦观、周邦彦是同时代人，因而亦注意到婉约与格律的本色。

北宋后期徽宗崇宁四年（1105）设立大晟府，这是国家最高的音乐机构，任用了一批精通词乐者，周邦彦（1056～1121）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周邦彦少年时代落拓不羁，喜好声色。在太学读书时，因献《汴都赋》被神宗升为太学正。徽宗时提举大晟府，负责审音订乐。因其早年与柳永生活经历相似，因而作品中有不少写男女情爱、羁旅行愁。又因他词律工巧，用语清新，所以又有人将他与秦观并称。

他精通音律，制调甚多，对宋代词乐贡献很大。词本应按曲填写，适声演唱，自宋以来不断创新而成气象，但并非严格讲究乐律和艺术手法。周邦彦提举大晟府期间，凭借他掌管朝廷音乐的地位和个人的音乐才能，总结一代词乐而崭露个人风貌，成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而又“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继柳永、苏轼、秦观之后，将长调慢词益求精雅，各种艺术手法得以推进。使得词律严整，音调丰富。他特别在整理古调的同时，创制了许多典雅婉转的新调。张炎说：“美成诸人又复增衍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周邦彦作词情调婉约而格律精严，被讥为尽管富艳精工但意趣不够高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其词多为长篇，《瑞龙吟》（章台路）对比今之惆怅与昔之游乐，抒发了词人旧地重游时的伤离意绪。全词辞句雕琢得富丽精巧，化用诗词典故自然妥帖，格律和音韵的运用也和谐雅致。意境可谓缠绵而空灵，但给人气格不高之感。周邦彦这类词不少，有些写得倒也清切。如《风流子》（新绿小池塘）、《渡江云》（晴岚低楚甸）、《解连环》（怨怀无托）、《满庭芳》（凤老莺雏）等等，无论写景抒情，都能刻画入微，而章法变化多端，笔力形容尽致，达到“结构精奇，金针度尽”之境界。周邦彦也有些沉郁顿挫之作。如《六丑》（正单衣试酒）叹花惜春，全词140字，写得浑厚典雅，奇情四溢。自创新调《兰陵王》（柳荫直）写尽离别之意绪，华词雅律抒旧恨新愁，情景浑融而意趣深厚。

周邦彦以其优雅、曼妙、伤感的作品风靡了北宋末年词坛，这同当时繁华已极腐朽已极的社会是一致的。周邦彦作为一个与世浮沉的俗人、才华横溢的歌者，使婉约风格和格律形式完美构织，成为集北宋之成开南宋之新的一代名家。其词调法度为后人创作规范，其言词珠鲜玉艳、淡远清妍亦给后人以启发，其构思曲折、铺叙尽妙、前后照应的章法手段也为后人所吸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在他之后，词坛格律派出现，注重形式的风气大盛。尽管对周词的气格后人评说多有异词，但作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产物却在艺术本体的研究上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