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 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①《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 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 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 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 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 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 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①上，郭璞预焉。”

① 《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谓泰“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上，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云云。案《桓彝传》所叙桓彝事迹，与此雷同，颇有抄袭之嫌。但郭泰题品六十余人，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而桓彝则没有多少具体事迹，可以与之相比。

① 青溪在建康东南，连接淮水与玄武湖，孙权时所开，为江左胜流聚游之处。 《太平御览》卷六七引《俗说》：“郗僧施（郗超子）青溪中泛舟，一曲处辄 作一篇诗。”下文《斠注》引《御览》此事，并没有注意青溪在建康而不在洛阳，其疏误可见。

《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 285—374 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