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

（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② 会稽太守、内史，历来以门望居之，南朝亦然。

① 大明三年（459 年）又改扬州六郡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复孝建元年之旧。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同书卷六《孝武帝纪》。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

至建业的交通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①）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浙东运河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

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 “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卷一○，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会稽志》卷一○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估计这段运河出现较早，或在春秋末年。

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 这是江南运河的北段，它的开凿，在工程上比江南运河中段南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太平御览》卷六六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案即丹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陈敏南来目的，本为漕运南方米谷以济中州，

① 庱亭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记大体相同。而《通鉴》东晋咸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吴兴。庱，丑升翻。”今本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六则曰：“庱，丑拯切，亭名，在吴。”

所以疏通运河河道，应当更为所急。开练湖的目的，主要当是蓄水以济此段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叙晚于陈敏十年的建武元年（317 年），司马衷令开丁卯埭以通运河漕运，接济广陵，可证陈敏时此段运河是能够使用的。唐代运河水涩之时，亦引练湖水以为调剂①。宋代练湖尚能发挥调剂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大观四年（1110 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同书同卷宣和五年（1123 年）“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①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此处所言“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以及“湖水一寸，益潜一尺，其来久矣”诸语，更可证明练塘的开凿对于维持江南运河全线通航的重要性；而练湖的败圮，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使运河不能全线通航。这种情况历来如此，并不始于北宋。看来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入蜀记》卷一记陆游自南向北经行此段，谓自练湖过夹冈即是新丰湖，“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此处大概是京口晋陵段运河的最高点，赖练湖、新丰湖调剂补充水量。《入蜀记》“当时”指隋炀帝时，但我认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

此段运河首凿于何时，亦难确断。《越绝书》卷二：“吴古故水道⋯⋯ 入大江，奏广陵”，似乎古吴国之时吴水道即可越晋陵、丹阳而入大江。参以夫差越过大江以辟邗沟的事迹，反证他主持开通晋陵至京口运河，非不可能。不过，要维持此段运河稳定通航，却不是吴王时代所能解决的问题。丹阳，古云阳地，相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其地有王气，故凿山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败其势，因曰曲阿。此事缘由无从考实。但地理学家认为此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真实，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晋陵、京口间改善水道的要求。因为运河自晋陵、丹阳北行，水位落差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长河道，减缓坡度，正是代替筑埭设堰的一种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秦始皇时截云阳道使之阿曲，当是此段运河通航条件的一次重要改进。

孙吴时期，丹阳运河似可通行。《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 “南徐州，镇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吴志》①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案岑昏为吴未人，

《吴志·孙皓传》天纪三年（279 年）记岑昏“好兴功利，众所患苦”。这似乎就是指他兴凿此段运河一类的功役②。据此可知，岑昏“斩绝陵袭”之功，是此段运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运河的常州镇江段，两岸冈岭起伏，

① 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唐代宗初年刘晏主东都至江南等处漕运，他“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阳湖，当指练湖，可知其时练湖兼有输水济运和灌溉农田的功能。两种功能矛盾时，宁禁引溉以利河漕。

① 新丰塘即新丰湖，亦在丹阳，东晋初年张阎所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谓“成灌溉之利”。据

《宋书》此条，可知新丰塘亦兼有调剂此段运河水量的功能，与练湖类似。

① 今本《三国志·吴志》无此条。

②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另一处，以及《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环济《吴纪》、《初学记》卷二四引环济《吴纪》均有岑昏事，《吴纪》亦涉功作。

河道迂回曲折，与中段、南段迥异，舟行其中，犹可想见当年功役之艰难。大概言之，晋陵京口运河是否首凿于吴王夫差之时，尚无实证。后经一，

秦代改直道使曲折；二，孙吴之末“斩绝陵袭”，疏水势而导其流；三，东晋初年开练湖，立丁卯埭，以调剂水量，这样，此段运河就成为颇具规模的航道，历东晋南朝均得以发挥效益。

京口建康航道 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京口、建康间的大江。东晋南朝，大江入海之处，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所记，阔达四十余里。京口对岸的广陵，为观涛之所，涛势骇人。魏文帝兵临广陵而不得渡，叹为天限南北。东晋时广陵过江犹如泛海。舟行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多风险，运河小船入江，难保败溺；而且绕行京口，亦嫌迂远。

破冈渎 为了缩短会稽抵达建康的水路行程，为了避开大江之险，产生了另辟水道的需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245 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邪阁”，称曰破冈渎。《建康实录》卷二谓破冈渎得“通吴会船舰”。《太平御览》卷七三引张勃《吴录》：“句容县，大皇（孙权）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案当为十四埭，见下），以通吴会诸郡，故舡行不复由京口。” 破冈渎修成并发挥较大效益，无疑当在孙吴时期，但最初的修凿却可能要早得多。《通鉴》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条胡注曰：“破岭，⋯⋯秦始皇所凿，即破冈也。”不过其时是否能通船运，尚不可知。

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读之南是茅山山脉北麓；渎之北，京口与建康之间，有今称宁镇山脉滨江而立。破冈渎就处在这南北两大山脉之间的丘陵间。丘陵的西部和东部，分别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东向流入丹阳运河。两条背道而流的小河源头之间，就是破冈，亦称破岭、破墩（《读史方舆纪要》卷二○）、破罡（《真诰》卷一一）。破冈渎即凿冈为读，连接两端小水，使吴会船舰可以不经丹阳、京口入长江至建康，而可自丹阳西行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舆地志》，谓破冈渎“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纲讳忌之，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陈复埋上容，修破冈渎。至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也。”

①

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东晋南朝史籍，常有关于破冈渎的记载。《世说新语·规箴》：“贺司空（循）出，至破冈⋯⋯。”《真诰》卷一九注：“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冈埭。”《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四三《徐羡之传》，均谓少帝于华林园开渎聚土，以像破冈埭，率左右引船唱呼为乐。《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劭遣人“决破柏（案此字衍）冈方山埭，以绝东军”①。《梁书》卷三三《萧恢传》：“三吴多乱，高祖命恢出顿破冈。”齐、梁二代，陵寝都在丹阳，梓宫转运，谒陵去来，均得循破冈渎。

大体说来，破冈读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

① 案此当出顾野王《舆地志》。顾野王死于开皇元年（581 年），叙事不得至隋平陈之时。“自隋平陈” 以下文字当为顾祖禹之言。

① 东军指自曲阿来者。

息传递，使栖迟东土的门阀士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卷二一《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曰：“破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冈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