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311 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著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

（315 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①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②者也。”这

① 中朝“八达”，见上引陶潜《群辅录》，参《高僧传》卷四《支孝龙传》；江左“八达”，参《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② 折巾，幅巾折角而用，以效风流。《后汉书》卷九八《郭泰传》：“泰“尝于陈梁间行，遇雨，中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八谓汉末处士皆不冠帻而用

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塵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①，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②，而以“胜情远概”③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

《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徵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幅巾；同书卷三六集其例证。《宋书》卷一八《礼志》：“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

① 竹林七贤中唯山涛、王戎不在此卷，也反映了东晋南朝人见解。《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咏竹林狂狷而不及山、王。参《困学纪闻》卷一三“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条。

②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

③ 《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