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连英国人自己做梦也不曾会想到，他们这样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几千年来世界上一个极其伟大的神话。

中国人自己更不会想到，在长达二千五六百年之久的封建时代，被侵略者的炮火轰开，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随后在 110 年中遭受列强的侵略。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才结束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一个看似弱小实则充满活力与杀气的文明最终让一个貌似强大实则已衰老陈旧的文明在自己面前低下了头。这是一个充满暴力与血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过程。

鸦片战争就这样拉开了这一过程的帷幕。

1792 年，当英国派马嘎尔尼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威震四方的大国正处于逐渐衰弱之中。虽然已近黄昏，但它千年未逝的金壁辉煌仍然镇住了这位前来探听中国虚实的英国使臣。

但历史无情地使余辉渐渐走入黑暗。一个极其明显的对比便是：当从黑暗中世纪的噩梦中醒来的欧洲人甩开手脚行进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道上时， 仍然沉陷在大国迷梦中的中国社会还在封建路途中蹒跚而行。

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古老大国实在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事实不在于这个辽阔的土地上所发生的许多震动世界的大事，而在于这块土地本身被牢固地统一在一起。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曾出现几次分裂，但这种短暂的分裂从另一个意义上更加加固了这种统一。虽然国家的巨大幅员和各地域之间的差异时常助长分裂，如黄河、长江、秦岭所形成天然地域隔绝，但这些因素并不能阻止中国走向统一，实际上这些天然地域隔绝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却并不单纯建立在专制制度之上。另一个明显而深层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在空前广阔的领域中的共通性。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严密组织的家庭生活和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为特征，中国这一逐渐扩展的文明就赋予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到东的一种内在的共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几乎都闪耀着光芒。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共通性的观念，是中国生活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就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造成的。以农业经济——官僚政治为突出特征的中国，似乎任何变化和革新都不能打破它的这种连续性。

在 7 世纪到 13 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到了 16、17、18 世纪，也就是明朝（1368—1644 年）的后期和清朝（1644—1911 年）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欧。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

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朝从来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同时它自己又是全

国最大的地主。他们掌管着田地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与外部世界隔绝，形成了唯我独尊的观念。中国历代均把对外关系仅仅看作是“宣扬天朝国威”的一种形式。对外贸易不仅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反而屡次遭到禁止。乾隆三十四年（1759 年），清朝政府限定只开放广州一地，外国商人到广州后，他们的买卖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他们称为“洋行”）， 并组成一垄断性的组织叫做“公行”。并且对外国人的行动也有严格的限制。到了 19 世纪的清王朝，由于千百年来的自给自足和自鸣得意中形成的惰性和保守排外思想，已经使它难以再往前迈进而陷入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了。

清王朝此时强硬的闭关政策及千余年沿袭下来的文化心理与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欧洲大相径庭。当它仍然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国内生活的时候，欧洲早已对整个世界虎视眈眈。清王朝信仰经典的儒家教义和天子在整个世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利，皇帝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用德行来统率他下面的臣民。在这个礼仪之邦，道德高于一切，它几乎掩盖了所有充满欲望的东西，甚至掩盖了法律条文。责任从来就被作为基本的要素而将权利驱逐到一旁。这种看法与欧洲人有着极其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形成之后。与中国相反，欧洲人很少具有唯我独尊，整个欧洲大陆经常处于分裂和敌对之中。没有竞争便没有生存，这是他们最起码的信条。地理环境的分割起到了非常明显而重要的作用。除了自己的民族之外，他们对任何外人都缺乏信心。从无数战火中延续下来的他们显然也形成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相对于中国来说则更加具有斗争性和富于生命力。在这里面，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道德的地位，个人的权益也明显比对社会的责任强调得多，虚无的上帝观念代替了中国实实在在的皇帝权威，国王随时有可能被反对者推倒。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平静的农业社会和讲求仁义的政治领域中可能培养包括运用暴力在内的个人才能和进取心。在欧洲他们确信一条原则，那就是：暴力为进步服务。因此，当中国的官僚们在大倡四书五经、农民们在埋头辛勤耕耘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忙着环绕地球、探险和海外移民。他们热火朝天的扩张主义与中国一潭死水的闭关政策形成了显著对比。

欧洲人显然比清朝中国提前迈出了一步。尽管差距明显，清王朝却毫无知觉。但这两种几乎是水火不容的文明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的相互碰撞是无法避免的。清政府构起了一堵隔绝世界的堤墙，抱着本来早已应当成为历史的文明，以为任凭外面风云变幻，自己尚可关上“天朝”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但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真正碰到撞击时，只能使本来就虚弱的自己更加惊慌失措。清王朝这种毫无应变的心理和做法使它在这场斗争中更增添了不少悲剧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使一个本来可变得简单些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清王朝的麻木不仁，注定了要遭受外来的剧烈撞击的命运。

在鸦片战争前的 70 年间，以英国人为主，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增加向中国贩运鸦片。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这时每年已有 1000 箱鸦片输入中国；到了嘉庆年间（19 世纪初期）， 每年输入量增加到 4000 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间，每年多到 4 万箱左右

（每箱 100 斤或 120 斤，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每一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格按

质量高下为 400 银元到 800 银元）。

战前，在正常贸易中，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印度棉花，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由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英国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因

而出现贸易逆差。英国商人曾努力向中国推销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改变不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商品。它的售价比成本高得多，而且它具有这样的特殊性质：人们只要吸鸦片成瘾，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成为英国商人追逐高额利润，并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

这个极易使人上瘾的物品很快在中国流行起来。几乎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都拿起烟枪吞云吐雾，甚至军营里的士兵也爱上了这个东西。据统计， 在虎门硝烟前，大约全国人口的 3％有着很大烟瘾。鸦片的猖狂流行，使统治者内部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了，人们清楚地知道几乎每个政府官员都吸食鸦片或因鸦片而腐败。他们对于白银外流的考虑则比对道德沦丧的考虑相对少得多。但直到林则徐到虎门禁烟以前，清政府从未采取过得力的措施禁止鸦片贸易。

“弛禁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反鸦片贸易的斗争。他们从贸易能增加关税的角度出发试图说服皇帝，并认为鸦片贸易已成为社会主流，无法禁止，不如就此放开，反会得到很多利益。这种“违法便废除法律使之合法”的做法遭到了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的反对。

1838 年 9 月，林则徐上奏道光，尖锐地指出鸦片流毒天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所列举的大量事实充分显示出鸦片在当时对于清帝国的危害。力图使自己成为治世明君的道光皇帝大为所动。1838 年 10 月，道光皇帝下旨，严令各省查禁鸦片。同年 12

月 31 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但清政府在下定禁烟的决心之前，并没有认真考虑是否会引起战争。道光帝相信林则徐的坚决果断会使英国人就范，必要时可动用武力。但他从没有对真正的战争进行过认真的考虑。

于次年 3 月抵达广州的林则徐立即显出了他严禁鸦片的决心和干练的作

风。在经过密查暗访后，他于 3 月 18 日传谕外国商人，要他们在 3 日以内报告存贮鸦片数目并悉数上交，而且要声明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同时，他严正表示：“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绝无中止之理。”

林则徐禁烟由于态度坚决，得到了原来并不赞成严禁鸦片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林则徐到广州半个月后，通知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毫无通融余地。他还指明捉拿多年从事鸦片走私，恶名昭著的英国商人。由于他所采取的坚决措施，200 多英国商人终于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了 20283 箱鸦片。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不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直接交给中国官方，而要先交给义律，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义律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鸦片纠纷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下一步的阴谋作准备。他的这种做法恰好表明了英国政府是公然支持非法私贩鸦片的。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 1540 箱鸦片烟，同样经过义律的手转交。

1839 年 6 月 3 日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深重印痕的日子。广州虎门海滩人

山人海。林则徐把外国商人交来的 2 万余箱鸦片全部投入了筑好的石灰池中，当众予以销毁。人群中愤激而又痛快的心情同池中沸滚的石灰水一起上

下波动。一些被邀请前来观看的外商则心痛地注视着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的东西在倾刻间化作液体流入大海，都摇头沮丧不已。虎门硝烟一直持续到 6

月 25 日，直到全部收缴鸦片均被销毁为止。

虎门硝烟，因为其成功地洗刷了鸦片泛滥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耻辱，而成为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大旗，维护了民族尊严而受到千百万中国人的崇敬和敬仰。但与此同时，它也使窥伺已久的欧洲人找到了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借口，中国近代的百年耻辱史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拉开了帷幕。

1839 年 7 月，酗酒作乐的英国水兵在九龙尖沙嘴用棍棒打杀中国农民， 林维喜因胸部重伤于次日死去。林则徐严格按照杀人偿命的原则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无理地拒绝，林则徐很快封锁了沿海交通线，断绝了英国船只的一切粮水供应。

义律决定用武力回答。9 月 4 日，他率领四只战舰前往九龙，并通知清朝水师，如果在半小时之内不提供食物，他将击沉清朝水师的船队。林则徐和邓廷桢在军事上已经做了准备。时间一过，英军悍然开炮，清朝水师奋起还击，击溃了义律的船只。

义律很快又挑起了第二次战争。1839 年 11 月 3 日，义律的船队与关天培的水师在穿鼻洋狭路相逢。时值英国皇家战舰萨克逊号路过，为扩大事端， 义律对准皇家萨克逊号象征性开了一炮，立即将炮口转向中国船只。毫无疑问他达到了目的。萨克逊号同他的船队一起向中国水师发起猛烈的轰击。四只中国船只被击沉，关天培不得不下令驶离战场。

1840 年 2 月（道光二十年正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东方远征军” 开往中国。当时英国议会曾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的问题。下议院中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

正式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从 1840 年 6 月开始的。英国政府派出了自己的海军。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绕广州向北，占领舟山岛，驶向天津向清帝照会。6 月 21 日，16 艘英国战舰、4 艘武装汽艇及 28 艘运输船集合在澳门沿海以外。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林则徐已经在广州城外布置了严密的设防，许多新建的炮台准确无误地对着洋面。在这种登陆没把握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广州登陆的努力，按计划北上。

7 月 5 日他们到达舟山群岛，这儿的守将事先没作好打仗的准备，很快便在慌乱中失掉了阵地。定海城很快便落入英国人手中。尽管如此，但这仍没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海盗突袭而已。然而，8 月 9 日军机处接到英国船只继续北上的消息后才变得渐渐不安起来。8 月 30 日，他们实在不能平静下去了。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来到了一触即发的天津大沽炮台。同英军谈判。

琦善在英国人面前大贬林则徐，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希望英国人返回广东，等候清政府查办林则徐。琦善的许诺是代表清政府的主意。英国人于 9 月中旬回到了南方。同时，琦善作为钦差大臣也来到广州，查办林则徐。

清政府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战争，完全是因为林则徐没有采取妥当的措施处理好而造成的。但不管是谁在林则徐这一位置上，都避免不了同样的悲剧。要么是清政府改变政策，要么把英国人赶出去，这两方面当时都不可能做到。

林则徐被朝廷罢免后，在白河口“抚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延宕

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义律决定再度使用武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袭击和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立即求和， 按照义律的要求，琦善赶忙于 1 月 20 日拟订了《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

赔偿烟价 600 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英军随即占领了香港。

道光皇帝在知道英军硬要割地赔款以后，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原来他认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往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么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 年 1

月 27 日），皇帝下诏表示决心在广东和浙江把英国人“痛加剿洗”。一个月后，他命令把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义律没有拿到《穿鼻草约》规定的赔款，又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上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琦善的投降政策使许多官兵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军轻易地占领了虎门的十余座炮台和一千余尊炮位，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部抵抗，他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

道光另外派出的 3 名高级将领到达了广州。他们是皇兄奕山、贵族隆文及抗白莲教“名将”杨芳。杨芳首先到达那儿。他认定英国人一定使用的是邪术，便想“以邪治邪”，收集广州全城马桶，绑于木筏上，率军向敌舰进攻。结果是邪不压邪，英国人仍然长驱直入。

当英国人占领广州城北面高地，将整个广州置于自己的炮口之下时，奕山想到的便只能是悬挂白旗了。英国人耀武扬威地驻进了广州城。无数的烧杀抢劫、强奸妇女的罪恶勾当不仅在广州城内通行无阻，还扩展到了城郊。但他们在三元里碰到了麻烦。愤激的人群包围了这些狼狈的入侵者并杀死多人，逃窜回去的士兵连同他们的长官一起被 10 几万人包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是官方的阻挠，这场斗争将扩大到一个更广的程度。

战争由于英国援军的到来而局势更加明朗。清政府终于恐怖地认识到这些外夷居然具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1841 年 8 月，英军进犯厦门，守将颜伯焘本来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使得英军正面登陆的希望再次落空。但一个狭隘的关口不曾被清军注意却被英军利用了。他们从这儿进了厦门城，几乎不费事就获得了主动权。而后的定海当然更加不堪一击。以 2 名士兵的生命为代价，英国人得以再次在这儿横行霸道。10 月 13 日，宁波失陷。

攻陷宁波后的英军准备进入长江分割中国。这给清朝官员提供了新的希望。英国人不善陆战是他们由来已久的臆想。1842 年 1 月，奕经成为浙江统帅。他在寺庙中抽到了一个皇道吉日，这天他派出了军队，不作美的天公降下瓢泼大雨。这支未曾出师先淋雨的军队很快在低落的士气中被英国人打得狼狈逃窜。

1842 年 5 月，英军退出宁波和镇海，进攻乍浦，乍浦陷落。6 月，英国人攻占了吴淞炮台。上海、宝山也相继被攻占。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率部抵抗，壮烈牺牲。由于两江总督牛 怯懦畏战，清朝官兵无抵抗地放弃了上海。接着，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长江的第一重门户的江阴炮台。7 月下旬，镇江被攻陷。8 月，英国舰队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

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 、在南京全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1842 年 8 月 29 日订立

了可耻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次年 7 月，双方在广州虎门订立《五口通商章程》；10 月订立《虎门条约》，均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

不管清政府承认与愿意否，它走向半殖民地的序幕已经被启开。2100 万银元的赔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设英国领事馆、废除公行制度、秉公征收关税及五个通商口岸的设立则最终使英国人达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割让香港为英国领地也成为双方公认的事实被载入条约。这个损害中国主权，用炮舰外交的协议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幕悲剧，也成为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它从开始到结束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欧美国家乘机索取特权。1844 年春， 美国政府派顾盛为专使，率军舰来华，强迫订立《中美望厦条约》，取得除割地赔款以外英国所获得的其他特权，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加深了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侵夺。同年秋，法国政府的专使拉萼尼强迫订立《中法黄埔条约》， 又增加了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自由传教的特权。此后，俄、葡、比、荷、西、普鲁士等纷至沓来，“均沾”了上述一切特权。1849 年，葡萄牙赶走了在澳门的中国官吏，强占了澳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给外国人以名义上的贸易自由权，但实际上离他们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中国的明支持暗反对使他们的贸易在中国的土地上仍然是寸步难行。由于文化上的巨大鸿沟，英国所希望的中国出现法治精神下的贸易交往和国际交流，在中国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中国对自己千余年的古老传统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但这一点无疑上自君王下达百姓都会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鸦片贸易已经如火如荼了。清政府无奈的默许和英国人鸦片贸易不越上海的默契使英国人仍可获巨利，而中国却日见多灾多难。同英美等国长久打交道后的清政府终于逐渐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早已失去了霸主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引导一场变革。最多也就是形式上的改良。但即便走到后一步，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失败，才从更深的程度上刺激了这个古老的帝国。

1856 年 10 月，英国海军借口广东总督叶名琛从英国商船“亚罗号”上捕获一名海盗（中国人）并处以死刑的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旨在用炮舰获得更多的实际权利的战争看上去比较顺利。清朝军队几乎没有怎么抵抗便放弃了虎门炮台，英军一直打到十三行。叶名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于事无补。1857 年 12 月，进攻广州的枪声再次打响。借口“马神甫事件”侵害了法国权利，法国人也加入到这场另有所图的战争中来。

1857 年冬，5000 多名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部属加强防卫的建议，不作攻守准备，致使广州陷落，叶铭琛自己也被俘虏（后被押赴印度囚禁，死于加尔各答）。

清朝曾试图对英国人在广州事实上的统治进行反抗。新任总督黄宗汉便暗中指使组成了广州民团，希望群众能够起来反对英国人。广东民团在 1858

年 7 月 21 日试图进攻广州，战斗一度极为猛烈。但占尽地利和武器先进的英国军队仍然最终取得了胜利。缺乏朝廷有力的支持，仅凭热血和勇气是不足以对付根基日深的英国人的。1859 年 1 月，700 名英军想摧毁民团总部，但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击败了英国人的进攻。在增援的 1000 余士兵和 6 艘炮舰的支持下，英国人最终达到了目的。他们几乎可以明目张胆地在广州恣意任

为了。

英法联军继续北上。1858 年 4 月，英法联军抵达天津大沽港外。随时准备进攻天津迫使清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

1858 年 5 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天津。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跟英、法勾结而这时装作调解人的美俄公使， 也随侵略军同来天津活动。清政府深恐侵略者进攻北京，全部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分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 年 6 月，正当

《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时，大沽战争发生了变化。一面和谈一面准备反抗的清政府组织了一次有力的反击。用外国大炮武装的炮台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威力，在冲突发生后，英国军队遭到重大损失，432 名英国官兵丧失了生命，4 艘炮舰沉入了海底。这场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也使得清朝政府相信自己仍然有能力击溃远道而来的洋人。

而对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由于遭受了这一从来未考虑过的失败而大受震动。1860 年夏天，一支更大的带有明显战争意识的远征军来到了中国。60多艘法国船只载运 6300 多名法国士兵，140 艘英国运输船载运着 1 万余名士兵，加上香港招收的苦力军，浩浩荡荡集合在天津口外。8 月 1 日，联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陆。而后，严密设防的大沽炮台也没能够挡住他们猛烈的炮火和欲望。8 月 25 日，英法联军开始进入天津。清朝政府对来势汹汹的联军非常担心，但他们此刻仍然放不下架子和英

法联军谈判。他们甚至在谈判开始之前仍然要维持外国使者进京所必须经过的那一套原来是朝贡制的礼节。英法联军同样也表示了对这场战争的执着。他们在一方面等待着清政府主动提出谈判的同时，一方面积极向北京推进， 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直到他们到达离北京 10 几英里外的运河终点通州为止。9 月 21 日，联军部队再一次打败清军，直逼北京城。次日，咸丰皇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逃出北京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兄弟恭亲王收拾残局。

进入北京城的英法联军在被这古老优秀的文明深深震撼的同时没有忘记在这个文明的地方留下些值得纪念的印痕。他们在北京城内疯狂地烧杀抢掠，抢劫和复仇般的破环行为到处存在。在抢完圆明园的稀世珍宝后，他们又放上一把火，留下几块烧焦的石头作为历史的见证。

恭亲王奕欣只得面对面与这些骄横无礼却又奈何不得的敌人打交道。天朝大国的威信早已丧失殆尽。北京和谈的清王朝似乎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在侵略者面前软弱无力。1858 年的条约内容被无条件地承认下来，并且又增加了赔款和将香港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中国的主权又一次从清政府的手中沦丧出去。

鸦片战争及其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社会在这次战争中经历一个巨大而痛苦的转变，即从一个封建社会的天朝大国到一个倍受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西方人则一步一步实现着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但获得了贸易中的许多特权，而且开始将这个辽阔的国家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我们可以从后面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悲惨的事实中找到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近代的影响。它带动了一个时代，一个充满屈辱和悲剧但又意义深远的时代。这场空前的冲突，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强烈冲突。这场冲突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巨大的、无情而又缓慢的悲剧，因此它充满了痛苦。传统的中国文化及其形成的旧秩序为自己而战，但他却不得不在愈加深入的外来影响中退却。灾难接踵而至，一次甚于一次，甚至没有时间给它喘息和

反思的机会，封建社会的一切弊端在这场悲剧中充分暴露出来了，以至于许多传统中的精华也被迫接受一次极其残酷的考验。毫无疑问，这场冲突会给中国从一定意义上带来促进作用，但这个建筑在鲜血、屈辱、文明被粗暴践踏基础上的作用代价未免太大了。

外国侵略势力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他们的掠夺和扩张。1871 年俄国占领伊犁。1874 年日本夺取琉球。不到 10 年，又爆发了 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进一步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传统的中国自我形象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完全破裂。

鸦片战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给世界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的同时， 无疑也加快了封建体制在中国的灭亡。同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化。中国在巨大的灾难中开始寻求自己富有活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