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撒播科学的种子

那还是在 1947 年前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的华罗庚与冯·诺依曼、歌尔德斯坦等人交往甚密，当时冯·诺依曼正在设计世界上第一台存储程序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他不仅让华罗庚参观了他的实验室，而且经常与华罗庚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就是从这一刻起，华罗庚心里萌生了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念头。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电讯网络研究室被撤销。原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专家闵乃大教授，另外两名成员一个是电机系毕业生王传英，一个是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夏培肃。华罗庚便表示愿请这三个人到数学研究所搞电子计算机。三个人经过慎重考虑，表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华罗庚将三人请到家中，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正式成立。1956 年春，由毛泽东主席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家制定发

展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则，把开创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事业等项目，列入四大紧急措施之一。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为了能使未来的规划博采各国之长，制定规划之前，华罗庚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报告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陈建功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大家就中国计算机技术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华罗庚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当时的国情，决定以“先集中，后分散”作为拟定新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规划的原则。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奋战，我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产生，此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与其他 14 名副主任委员一起携手合作，着手创建中国计算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1956 年 6 月 14 日，华罗庚同其他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来到中南海，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此后，华罗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千方百计落实计算技术规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如今，我国计算机事业蓬勃发展，而华罗庚堪称我国计算技术的第一奠基人。

1958 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为了使自己的专长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华罗庚走出研究所和课堂，到生产实践中去寻找课题。他访问了一些工厂和农村，发现这些地方的管理工作极其落后，于是产生了把数学方法应用于生产管理的想法。他搜集并研读了大量国外有关资料，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计算，最后决定把统筹学和优选学作为研究应用数学的突破点。为了使理论更好与实践相结合，华罗庚不辞劳苦，几次来到京郊农村，用优选法研究打麦场选在什么地方最合适，最有利于粮食的调度。

一天，当华罗庚给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讲课时，他满怀激情地说：“同学们，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管理工作和工艺流程都有待改进，因此，我想亲自到工厂里试试能不能用优选法和统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具体地说，就是想借用毛主席统筹兼顾的思想，把统计和运筹、计算机手段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搞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接着他又问大家：“你们当中，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他的话音刚落，学生们纷纷举手响应，有 20 多名学生连夜打报告表示愿意跟随华罗庚到工厂里去学习和运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有两个男生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就是陈德泉和计雷。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华罗庚带领年轻的大学生前往北京电子管厂，结果遇到了他们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一系列复杂的生产技术问题。由于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所以收效甚微。个别人便幸灾乐祸地对学生们说：“华罗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不要跟他学！”华罗庚听到种种议论，也感到有巨大压力，苦苦思索之后，他鼓足勇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明在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的益处，并表示自己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1964 年 3 月 18 日，华罗庚出乎意料地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他激动地拆开了信封，两行刚劲有力的大字映入眼底：

华罗庚同志：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这封信，使华罗庚深受鼓舞，往日的愁闷一扫而光，他决心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走下去。

不久，华罗庚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信，邀请他参加成昆铁路建设。尽管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是华罗庚毅然离开了舒适、繁华的城市，奔赴西南。

1964 年秋，华罗庚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他先说明统筹法能否提高生产效率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接着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了统筹法的有关知识，并耐心回答技术人员和工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讲完之后，大家三五成群组成统筹施工战斗组和统筹运动战斗组，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为了使大家更好地掌握具体方法，华罗庚将自己的学生和助手也分成运输统筹战斗组和施工统筹战斗组，不顾生命危险和跋涉之苦，辗转在各个施工场地和大家并肩劳动。华罗庚自己则拖着残腿，艰难地奔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人们看到如此著名的大数家不躲在城里安然享受，却跑到荒山野岭吃苦受罪，都非常感动地称赞道：“这才是人民的数学家呀！”

华罗庚在大西南活动长达八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乘坐的吉普车曾几次在险峻的山路上演出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但华罗庚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日后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颇有感触地说：“在实际工作中我亲眼看到错误的数字可能导致阶级弟兄的伤亡，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往往一位阶级兄弟、革命战士不惜牺牲性命以求的东西，就可能是我们计算时所忽略的小数点后第二位。”“我的这些体会是在书斋里、教室里如何设想也设想不到的东西，但在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时候，它就会发现要求变了，不再局限于如何不使自己干涸的问题，而是服从沧海的要求了！”

回到北京后，华罗庚又给毛泽东主席写了第二封信，谈了自己在大西南受到的教育，并且将自己编写的《统筹法平治》寄给毛主席。1965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在回信中写道：“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华罗庚读了毛主席的回信，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应用数学方面独辟蹊径的决心。他来到科技大学，向学生们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许多学生当即表示愿意随华罗庚走出课堂。这可引起了反对派的不满，他们四处活动，散布对华罗庚不利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将陈德泉叫到办公室，详细了解了他跟随华罗庚学习的情况，随后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宣读了毛主席给华罗庚的信。面对种种非难，华罗庚毫不动摇，他抄录郑板桥诗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华罗庚立志到工农中去，从西南回京不久，他将与他志同道合的学生和助手们组成小分队，五人一组，从北京出发，前往各地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他们每到一处，先办训练班讲完课之后，便和当地群众一起做试验。听过他们讲解“双法”的人们，因急于见到“双法”产生的效果，所以夜以继日地进行试验。华罗庚和学生们巡回到各个现场亲自指挥。一期训练班办下来，往往能产生几十项成果。这使华罗庚兴奋不已，他和学生们四处奔波，时而出现在北京地铁的施工现场，时而出现在田间地头。当他们顶着酷暑来到江南农村，发现这里窝工现象严重，农民们只有等队长下命令后才动手干活。“能不能用统筹法把农活进行统一安排，让农民随时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呢？”带着这个想法，华罗庚把四季农活作了详细调查，然后用数学方法把人力、物力进行计算，将一年农活排列出来，并计算出一亩地需要几个工，尽量使农业生产管理科学化。

1966 年，十年浩劫开始，正在南方推广“双法”的华罗庚一行被加急电

报召回北京，华罗庚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批判。不久，华罗庚在科技大学的柜子被撬，凝聚了他大量心血的数学手稿被盗。周总理得知后，批示要力求破案。与此同时，“四人帮”又扣压了他撰写的推广统筹法的文章，并且禁止拍摄和放映有关的科教电影。后来由于周总理亲自出面干预，这个阴谋才未能得逞。

1970 年 4 月的一天，华罗庚高兴地告诉他的两个忠心耿耿的学生陈德泉和计雷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对我们的工作有了公正的评价，刚才通知我， 20 号，也就是后天，叫我给国务院七个工业部的一把手作统筹报告！”陈德泉和计雷听了也十分兴奋，他们立即着手将报告所需的资料和挂图准备好。65 岁的华罗庚终于走上讲台，报告了使用统筹法管理生产可以收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情况。在座的部长们听后，纷纷邀请他到自己所在单位搞试点。在国务院业务组一位负责人的要求下，华罗庚还讲了优选法的应用及效果。几天以后，华罗庚收到复旦大学的邀请信，请他赴上海搞试点。华罗庚接到信后忧喜参半：喜的是他的“双法”得到人们的认可，忧的是禁止他外出推广“双法”的命令尚未取消。经过一番商量，华罗庚将这件事向科学院作了汇报，不久。华罗庚得到允许他到上海搞试点的答复。后来他才知道是周总理亲自批准，另外，周总理在《应给华罗庚以保护》的批示中，对保护华罗庚人身安全及追回被盗手稿等问题都作具体批示。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华罗庚感到无比温暖。

1970 年 6 月 9 日，华罗庚、陈德泉、计雷飞抵上海，“有关方面”派人通知他们：“现在上海正在搞突出政治，搞技术的事情不大好办。你们不要下工厂了，也不要到处乱跑，免得发生意外⋯⋯”当时上海炼油厂正在进行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迫切希望华罗庚指导他们运用“双法”加快速度，但是华罗庚师生三人几次请求下厂均遭拒绝，急得华罗庚身上长满痱子，气得华罗庚断然对学生说：“不用去求他们了！把牙膏、牙刷带上，咱们准备准备，明天跳黄浦江去！”第二天，师生三人直奔工厂而去。这一举动大出有些人意料之外，他们被迫让步，答应了华罗庚的要求。起初规定华罗庚讲解统筹法只能有 20 个人来听。华罗庚便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介绍方法，并和工人们一起讨论，制定操作方案。辛勤的努力，终于换来可喜的成果，原来花20 天完不成的工程，运用统筹法只需 10 天就可完成。工人们尝到了甜头，纷纷要求学习统筹法。工厂决定安排华罗庚在星期六晚上给工人们讲解统筹法。不巧的是，上课的这天晚上，天空忽然电闪雷呜，下起了倾盆大雨。有人担心听课的人会因此减少，但是，当华罗庚冒雨来到会场时，看到教室内外挤满了听众，许多人撑着伞在雨中站立。这番景象深深打动了华罗庚。报告结束之后，华罗庚顶着酷暑埋头研究，在大家的配合下，使用统筹法，仅用 6 天时间便完成了 20 天的工作量，一天就为国家多创价值 20 万元。有关

部门还请求华罗庚帮助解决润滑油在零下 40 度不凝固问题。在此之前，这个

厂的一位工程师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 137 次试验，结果全告失败。华罗庚到厂后，立即找到那位工程师要来全部试验数据，采用优选法中的“陡度法” 进行了计算，然后请这位工程师用他的计算数据再做配方试验。那位早已泄气的工程师本已决定收手不干，但是碍于华罗庚的情面决定再试一次，结果，一次试验便大功告成。

随后，华罗庚又来用优选法帮助裘履正解决了仪器零件去掉氧化膜问题。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应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邀请，采用优选法，以

最快的速度找到了研制液晶的最优方案。后来，华罗庚又率领 90 位科技人员，前往武汉，亲临沙市棉织印染厂，帮助解决“白纱咔”的质量问题。原来，“白纱咔”是这个厂的出口产品，他们一年完成的任务是合格产品 2 万

匹，结果如今只完成 2000 匹，工厂压力很大。华罗庚和助手们经过调查研究，在 19 道工序上搞优选，使产品质量直线上升，一等品从过去的 16％提高到43％，最后竟高达 90％。事后，工厂举办展览会，参观者络绎不绝，还专门为此拍了电影《教授在工人中》。

离开湖北后，华罗庚一行人又来到大庆油田，在短短几个月里，大庆工人采用优选法搞了 2000 多个试验，其中有 1000 多项取得良好成果，华罗庚还被聘为大庆的科学技术顾问。

自 1965 年以来，华罗庚带着他的科技小分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所撒下的科学的种子也遍地开花：

山东交通运输部门采用优选法，一个月节油 69.3 万公斤；

解放军某部推广半年优选法，节油 2000 多万公斤；

17 个省的粮油部门用优选法增产节约 5000 万斤粮食、500 万斤油脂⋯⋯ 山西大同煤矿原有上百万吨存煤，就是运不出来，华罗庚亲自到现场采

用统筹法作实验，同样的人力和车辆，每天多运煤 1.8 万吨。5 个月后，突击运完百万吨存煤。

在全国工业展览会上，华罗庚主持进行的这项“铁路统筹和汽车节油” 实验，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一等奖。在“四人帮”猖獗之时，华罗庚带领小分队仍然冲破阻力推广“双法”。经过多年试验，国家计委也把“双法” 作为重点项目向全国推广，收到显著的经济效果。1978 年，仅四川省推广“双法”，5 个月就增产节约 2 亿多元。沪川长江大桥采用统筹法施工，节约成本 6000 万元，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华罗庚看到自己播下的科学种子已经是硕果累累，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豪迈地挥笔写道：“生产若能长一寸，何惜老病对黄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老科学家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