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涌泉相报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华罗庚不仅提携后进，而且对于帮助教导过他的前辈也是恭敬有加、念念不忘。他不止一次地向别人称赞过他的中学老师王维克，他说：“王维克先生是我数学成绩的第一个赏识者。我这位中学老师，不仅数学好，而且在物理、天文学方面造诣也很深，并且是一位有成就的翻译家。”1946 年夏，华罗庚在应邀赴美讲学之前，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拜祭父母之后，立即登门探望王维克。华罗庚向老师讲述了别后的经历。王维克面带微笑听着，在自己早年的学生中出现了一位如此令人注目的数学专家，王维克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自己的学生说：“罗庚，别后我无可告慰你的，喏，只有它。⋯⋯”说着，他将自己翻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但丁的作品《神曲》递给华罗庚，“为了翻译这本书，我停止了交游，闭门不出，系统地研究了但丁的生平与著作，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资料，甚至设法钻研了《圣经》，学习梵文⋯⋯”“是啊，老师的刻苦精神实在叫人佩服，记得翻译《沙恭达罗》时，您也费了不少心血！”这时，王维克的夫人陈淑在一旁插话道：“他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尽可能地参考各种版本，每译出一章初稿，都要叫我朗读，他自己坐在一旁静听，发现有不顺畅、不确切的地方，随时记下来作精心的修改，直到旁人和他自己都满意为止。”

师生坐在院子里开怀畅谈，从家事谈到国事，从学问谈到人生，夜深人静，天空繁星闪烁，王维克满怀感慨地说：“世上的知识，就好比这星汉灿烂的宇宙，深奥而又浩瀚！人生有限，精力有限，光阴易逝，不能不抓紧啊！罗庚，你在那样困苦艰难的逆境中，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和命运搏斗，勇敢地向智慧之神挑战，奋斗了数十年终成名家，使我的脸上也觉得增添了光彩啊！”

华罗庚返回故乡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金坛县的街头巷尾，人们都为自己的家乡出现了一位大数学家而感到荣耀。一向平静的小镇忽然热闹非凡，全县的知识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涌到金坛的社会服务公堂，举行欢迎华罗庚荣归故里的盛大集会。华罗庚站在门口恭候大家，当他看到人群中走来金坛

县立初中的创办者韩大受校长时，急忙迎上去搀扶入座。对王维克、李月波等老师，也都一一迎送入座。在进入会场时，他还坚持走在老师们的后面，在就坐时，又再三恳请老师们坐上首，自己坐下首，在场的人们看了，无不点头称赞：“想不到，华罗庚成了大名鼎鼎的人，在长辈面前还这样谦逊。”

1950 年春，刚刚回国不久的华罗庚，在北京收到王维克的来信。从信中得知王维克现在家闲居，因无经济收入，衣食已成问题。此次给华罗庚写信，希望华罗庚向有关部门交涉变卖藏书，以解生活之需，同时希望华罗庚向有关方面推荐，使自己一展所长，在有生之年报效国家。华罗庚接到信后，很快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克吾师：

示悉已多日，因向多方接洽，致迟复，幸勿见责。

恭光（即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盼，师有一自传来，如此办事可较易。我们准备向科学院方面推荐⋯⋯

关于卖书问题，还无回音。此复即请

文安！

师母前致候

生罗庚百拜

五○·十·十八经过华罗庚多方奔走，北京商务印书馆很快便聘请王维克担任审议员。

王维克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工作后，华罗庚唯恐老师人生地疏，不免寂寞孤独，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次到住所探望，还专门开汽车将老师接到自己家中设宴招待。华夫人亲自下厨作一桌家乡菜。师生二人开怀畅饮，王维克颇有感触地说：“从中国的数学发展中来看，国人本是富于数学头脑的，别的方面的天才也很多，可惜这些天赋很高的人，在家庭、学校、社会，起初不被人认识，譬如松苗不被认为松苗，而认作蓬蒿一样；后来或因职业太苦而无暇发展、或因生活太舒适而自甘堕落；也有因为贪多务得，而分散了心力的，以致于使得天才消失尽了；唯有你——顽强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成为凤毛麟角般的佼佼者！叫我怎能不逢人就夸奖你呢？”听到最后两句话，华罗庚笑着摇摇头。

1952 年 4 月，王维克因患直肠癌在金坛去世。华罗庚闻讯泪如雨下，他立即写信向师母陈涉致哀，并拜托妻弟代表自己前往老师灵前吊唁。在此之后，他还始终如一地照顾王维克的家属，他这种知恩必报的优秀品质，令人钦敬不已。

对于另一位恩师熊庆来教授，华罗庚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熊庆来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在开会期间，不幸因患脑溢血而半身瘫痪。后经过治疗基本恢复健康，但拖着病体，独自客居巴黎，又要为生计而工作，那一种寂寞愁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从大洋彼岸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熊庆来心中充满矛盾，身为一个饱尝了漂泊海外辛酸的老科学家，他多么希望立即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增砖添瓦，但从广播中得知共产党正在领导人民开展思想改造，对于像自己这样一个与旧中国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不知共产党是何种态度，归国之后能否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尽管接到华罗庚接二连三催促他尽快回国的来信，

但他仍然疑虑重重，迟迟未能动身。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忽然收到远在国内的妻子的来信，告诉他华罗庚以数学研究所的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他的妻儿老小从昆明接到北京，这个消息使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教授热泪纵横，所有顾虑烟消云散，他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1957 年 6 月 8 日，熊庆来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在北京西郊机场已等候多时。他们看到熊庆来走下飞机，立即迎上前去握手寒喧，阔别多年的师生重新相聚。

熊庆来回国时，脑溢血后遗症尚未痊愈，华罗庚立即请来医生为他治疗。尽管公务繁忙，但是每隔几天，华罗庚总要登门拜望老师，而且搀扶老师上下楼梯，这种无微不致的照顾，深深感动着熊庆来及周围的人们。当熊庆来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华罗庚立即邀请熊庆来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对此，熊庆来感慨万端，他给海外的故交写信说：“我以残废之身在巴黎过着清苦的生活，工作只是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无甚意义。⋯⋯数学研究所华罗庚所长与我相知深厚，知我有归意，即密切联系，恳切邀请我参加所里的工作。数学所工作人员多为旧交，相见如故。昔日清华数学系学生只有数十人，现在大不相同了。”

熊庆来在数学分析方面是中国的权威，他尤其擅长复变函数论。归国之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在搞研究之余，仍致力于教育，不知疲倦地为祖国培养数学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北京组织了函数论讨论班。为了表彰他的功绩， 1962 年 9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熊庆来教授七十寿辰，在这次大会上，华罗庚在讲话中说：“熊庆来教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9 年，正当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动乱骤起，风烛残年的熊庆来经不起这场空前未有的动乱的冲击，高血压病日渐沉重，不久在北京溘然去世。华罗庚从外地回京，闻此恶讯，顿时双泪横流，当他得知熊庆来的遗体已运往八宝山公墓准备火化，立即不顾旁人的劝告和旅途劳累，乘车赶到八宝山，拄着拐杖来到焚化间，怀着一腔悲痛，掀开一具具尸体的盖面布，终于见到了熊庆来枯瘦的遗容，他对着恩师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最后含悲离去。为了纪念这次诀别，华罗庚还写了一首长诗《哭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