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次没有起义的起义

凶残、腐朽的北洋军阀势力已是外强中干，加上北伐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特别是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更是勇不可挡，因此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9 月，北伐军攻入江西，对号称“淅、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发起猛烈攻击。

北伐军入赣后，孙传芳按捺不住了，立即撕去过去“保境安民”的伪装，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调兵遣将，分三路将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

孙传芳调兵，造成上海守备空虚，是一个相当好的武装暴动机遇。如果

上海武装暴动了，便可以动摇乃至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

根据形势的发展，上海区委决定在领导自治运动的同时，着手组织上海民众进行武装暴动。

1926 年 9 月，根据苏联领事馆的电报，上海区委确知北伐军已经占领武昌与汉阳，罗亦农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的暴动不可，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搞暴动，区委主席团决定结束上海正在开展的大罢工。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对此十分赞同，他说：“组织一次暴动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要马上开始组织，并且组织 2000 人的纠察队作为暴动的基本力量。”

统一了认识，一场民众的武装起义开始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备。

与此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派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钮永建，作为驻沪特派员，也在积极活动，准备以暴动形式夺取上海。

钮永建来上海前，曾先到杭州，与孙传芳属下的浙江省省长夏超谈判。双方约定，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脱离孙传芳，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向上海进军。届此，钮永建在上海，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暴动，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钮永建到上海后，在法租界环龙路（现南昌路）志丰里五号设立了办事机关。他首先通过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组织起一支由流氓无产者、落伍军人及青帮分子为骨干的武装力量。

钮永建还主动派代表与中共方面联系，了解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力量。中共派出上海总工会代表汪寿华与学联代表林钧与之会晤。

钮永建的代表问：“上海工人的实力如何？”汪寿华告诉他们：“我们可有 1500 人的武装。”

钮永建的代表听了，非常轻敌地答道：“我们只要有 50 人肯勇往直前，

视死如归，群众就可以被鼓动起来，而使对方畏惧，不必一定要 1500 人。” 接着，汪寿华表示：“上海的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积极性，我

们希望资产阶级也参加武装暴动。”

钮永建的代表立即表态：“不管几方参加，现在钮先生来了，应听从他的指挥。”

双方初步议定：国共联合，共同组织暴动。

10 月中旬，曾与钮永建秘密谈判的夏超，眼见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屡屡失利，南昌被围不解，主力已丧失过半，感到这正是起兵举事宣布独立的极好机会。16 日，夏超正式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的任命，解除了孙传芳在杭州仅有的 200 名宪兵队的武装，公开宣布浙江独立。

夏超起义，加速了国共合作在上海联合暴动的发生。17 日，钮永建表示，要听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统一指挥，依靠工人、学生的力量发动暴动。至此，国共合作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方针正式确定。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借口反赤，进攻和屠杀工人阶级，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以虞洽卿为代表的资

产阶级，推上武装起义的领导地位。

17 日，夏超调集了 3000 多警备队，整装待发，准备进军上海。当日下午 4 时多，1500 余名警备队乘专列进驻嘉兴，晚 9 时左右，1600 名警备队，也乘专列向松江进发，打算控制上海到杭州的水陆交通。18 日，夏超部队占领松江，逼近上海，引起守备力量薄弱的上海军阀政权的一片恐慌。

但是，狡猾的孙传芳对夏超早已存有戒心。夏超刚有举动，孙传芳便迅速将驻防长江两岸的李宝章旅调到上海，随后调宋梅村旅到嘉兴。宋旅大军压境，22 日到达杭州，夏超慌不择路，弃城出走。很快，孙传芳的军队接管了浙江省署，夏超的保安团被缴械，夏超本人在逃至杭富路上，被人开枪打死。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极差，中国共产党方面及联合起义领导机关方面，都没有及时得到夏超起义失败的消息。当时上海还到处流传着北伐军攻克九江的消息，中共上海区委对此传闻信以为真，对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因此积极组织各方面力量准备起义，特别是推动虞洽卿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出来领导起义。

可是，在临近起义，需要拿起枪实干时，资产阶级却害怕了。资本家聂垂生等人在起义前就表示不参加，虞洽卿等人也不干了。他们或登报声明“在商言商”，或找借口到外地躲避风头。国民党代表钮永建，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也犹豫动摇了。直到起义前夕，中共上海区委与上海工人阶级才主动地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

由于钮永建一直持观望态度，所以直到决定起义的那天，钮永建才将国民政府用于武装工人的钱交出 1 万元，用来购买 100 支毛瑟枪。直到 23 日，即武装起义的当天，工人纠察队才拿到了枪，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就投入了起义前的就绪状态。

10 月 23 日晚，工人纠察队在指定地点待命，等候钮永建方面的兵舰开炮作为起义的信号，准备由浦东地区码头工人纠察队首先进攻枫林桥水上警察暑，继而袭击高昌庙兵工厂，然后占领军阀走卒李宝章驻地的龙华敌军司令部。可是，一等再等，直到凌晨三、四点钟，也没有听到炮声。这时，警察发现了部分起义部队，开枪向队伍射击，队伍很快散开。

日凌晨，中共上海区委向工人纠察队下令停止起义，这次没有起义的起义很快以失败告终。

由于准备仓促和缺乏经验，在钮永建的队伍与工人纠察队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系统。加上钮永建的队伍成份复杂，缺乏起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起义前夕消息严重泄密，致使敌人已经有了准备。起义中有两处工人机关被破坏，一处是浦东吴家厅码头工人起义指挥部，一处是南市沪军营亲贤里机关。总工会执行委员、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及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不幸被捕。

奚佐尧被捕后，关押在淞沪警察厅，敌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奚佐尧无所畏惧，敌人于 10 月 26 日残忍地将其杀害。

在狱中，敌人对陶静轩施以酷刑，妄图从他的嘴里抠出情报。陶静轩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11 月 16 日，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慷慨激昂地向沿途群众控诉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罪恶，劝告行刑士兵不要再当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走狗，然后，从容就义，死时年仅 36 岁。

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日起，上海区委分别召开了主席团和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经过总结，罗亦农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他说：“一是起义没有与夏超起义相衔接，时机掌握不当；二是过于依赖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因此失却了主动的地位；三是技术准备不足。但是——”罗亦农挥动他那有力的手臂，继续说道：“起义也使我们大有所得，这就是，武装起义绝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真正应该依靠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

上海暴动的第一幕已经结束，第二幕马上就要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