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蒋介石发动血腥政变
3 月 26 日下午,蒋介石乘坐军舰从江西来到上海。这时,各帝国主义者及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还以几分疑惑的目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则明确表示:“本人对上海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的表白,暴露出他反对革命,不愿人民当家作主之心,也给帝国主义者及江浙大资产阶级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此前两天,即 3 月 24 日,北伐军中路军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后,有些士
兵出于民族义愤,攻击美、英、日等国领事馆。下午 3 时,美、英两国炮舰
就突然向南京军民开炮,炸死平民 15 人,重伤 9 人;军人官兵被炸死 24 人,
炸伤 7 人,造成骇世惊闻的南京惨案,而美国仅死 1 人;英国死 3 人;法国、
意大利各死 1 名传教士,和中国死伤人数相差悬殊。
事隔一周,蒋介石在南京总部招待日、美、英、法等国报社记者,发表专门讲话,说明总部负责调查,如果的确是革命军所为,将采取相应办法, 但英美军舰开炮前,并无任何警告,应赔偿损失。措词很不强硬,在帝国主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同时,蒋介石积极争取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先后从上海财界借款五百多万元。
有了帝国主义列强及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蒋介石加紧了对上海新生政权的破坏,襁褓中的上海市民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 月 29 日,上海召开市民代表大会,政府委员进行宣誓就职。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表示:“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理与军事政治系统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
在市民代表的一致要求下,蒋介石要求市政府“暂缓”成立的阴谋未能得逞,市民政府委员照常进行宣誓就职。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勾结流氓发出恐吓信:“限 24 小时解散市政府, 否则要以最后手段对付。”以此迫使市民政府委员辞职。
蒋介石极尽无赖之能事,破坏建立上海市民政权,上海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大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歧视、剥削和压榨,在革命形势高涨时,表现出反帝反封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形势出现波折时,又表现出妥协性。
在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下,大资本家虞洽卿以“体力衰弱, 精神不济”为由,要求辞去临时政府委员之职;杨杏佛则借口“家母病复垂危,不得不归侍汤药”,而向市民政府提出辞职。到 3 月底,有 6 名市政府委员先后声明辞职。
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更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4 月 2 日下午,蒋介石召集手下干将,在江南兵工厂内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早日清党反共。
5 日上午,蒋介石又召集秘密谈话会,决定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咨请有关当局,对共产党人作非常紧急处置。同一天,蒋介石下令将刚从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歧调至上海,充当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上海周围已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景象了。大资产阶级动摇退出革命,并没有使中国共产党软弱和退让,在这风雨
如磬的日子里,周恩来立场坚定,无情地揭露蒋介石的右派真面目。他说: “上海工人赤手空拳,敢于同反动军阀英勇斗争。他们有勇气,有觉悟。大资产阶级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工人手里有枪,闻者寒心,必须收回枪械。”国民党右派也鼓噪:“工人不把枪交出来,自己会内讧。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4 月 7 日,在赵世炎、汪寿华主持下,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大会, 就工人武装问题作出明确决议:“现在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已渐次就绪,此后更当加紧训练,并严明纪律。”为了对付突然事变,周恩来、赵世炎对工人纠察队作了具体部署,要求纠察队通宵值班,加强戒备,以战斗来保卫胜利果实。
慑于工人手里拥有武器,蒋介石暗中筹做发动政变的各种准备,而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使用欺骗与麻痹的手段。在不同的场合,蒋介石多次“诚恳”地赞扬上海工人响应北伐军举行的总同盟罢工。4 月 6 日,蒋介石甚至派人给工人纠察队亲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
蒋介石的“友善”举动,麻痹了在斗争中还缺乏经验的上海工人阶级。殊不知,一个充满杀机的行动正策划于密室之中。
蒋介石磨刀霍霍,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在华利益考
虑,竭力阻碍中国革命,对蒋介石政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配合。4 月 8 日, 日本军舰“出云号”上的 800 名士兵悍然登上上海租界,并排队游行。更为
猖獗的是,日本军队竟然在北四川路奥迪安戏院的屋顶架设机枪,枪口对着中国百姓。尤其不能容忍的是,4 月 10 日下午,日本海军 50 余人从北四川
路突然闯入华界鸿庆坊,将该坊四周围住,持着上了刺刀的枪,直奔 37 号 2
楼海员工会理货部及 3 楼联德总会进行搜索,临走抓走了 20 多人,与此同时,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驻兵已达 20000 余人,数十艘军舰在海上游曳。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有帝国主义作后盾,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9 日,蒋介石颁布了《战时戒严条令》,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任命白崇禧,周凤歧为上海戒严司令部的正、副司令。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留下亲信杨虎、陈群在上海“督沪”,自己则避往南京。4 月 11 日,他在南京正式下达密令:“已光复各省一律实行清党。”于是,一场罪恶的屠杀降临到了上海工人和共产党人的身上。
11 日深夜到 12 日凌晨,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上海青帮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指使的大批便衣党徒,身着统一的蓝布工装裤,臂上缠着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枪,从租界顷巢出动,向上海总工会会所、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等处放枪,骤然间南市、闸北等区枪声不断,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工人纠察队立即予以还击。正在这时,大批 26 军部队开到,将攻打工人纠察总部及各分部的流氓缴械。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开门将前来“调解”的 26 军迎入。谁知,军队刚一入门,立刻就变了脸色,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得缴下来。”这样,工人纠察队员也被收缴了全部武装。在这场突然袭击中,有 60 人牺牲于革命营垒内部的卑鄙屠杀,220 人受伤,26 军占领了工人纠察队总部及分部。
4 月 12 日清晨,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万人市民大会。会后, 闸北数万名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原先设置在那里的上海总工会会所; 南市群众则冒雨到东路军总指挥部请愿。
13 日上午 10 点,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了有 10 万人参加的群众
大会。会后,群众整队出发,徒步到宝山路天主堂 26 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友,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交还纠察队枪械。
下午 1 时,当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 26 军士兵分头冲出,轻重武器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一齐开火,由于游行队伍密集, 当场即有 100 多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时值大雨滂沱,宝山路顿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令人惨不忍睹。为了消灭罪证,疯狂的刽子手立即用卡车将尸首拖至郊区掩埋,其中尚有不少的重伤者在呻吟中被横拖竖拽,生生活埋。下午 4 时,南市由 6000 名工人组成的示威游行队伍也惨遭血腥屠杀。随后,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上海特别市政府被强行解散。
从 4 月 12 日到 15 日,仅仅 4 天的时间里,上海有 300 多工人被杀,500 多人被捕,5000 多人下落不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这
就是蒋介石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 月 18 日,上海的共产党人与革命人民的尸骨未寒,血迹未干,蒋介石便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登上了最高统治的“宝座”。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任何反抗的言论举动都会招致杀身之祸。由此,上海革命跌入最黑暗的十年低谷之中。
蒋介石的血腥大屠杀,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阶级:在刽子手面前,任何妥协和请愿都无济于事的,对待反动派,只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极度危难之中,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展开了不屈的斗争。从 4 月 13 日下午起,上海各区各工厂的几十万工人在各级工会的发动下再次举行罢工。14 日起,中共上海区委,上海总工会等机关陆续转入地下,积极开展活动。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坚持战斗,直至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