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

步入政途培育幼帝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嘉靖中叶进士，其祖先系安徽定远人，原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干户。其后，曾祖父张诚由归州迁往江陵，张居正的祖父张镇为江陵辽王府护卫。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曾前后七次参加乡试，全都落第。

嘉靖四年五月初三张居正出生。其时，张居正的曾祖、祖父、父亲均健在。刚一出生的张居正，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无论是生活和启蒙学习方面，他都得到特殊的照顾。五岁时即被送到私塾念书。由于张居正天资聪慧，学习用功，因此不到十岁时，就懂得经书大义，诗词歌赋也样样精通。

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以才华出众童试考中头名秀才，此时他才12岁，成为名震荆州的小秀才。嘉靖十六年（1537）中秋八月，恰逢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来自府县的学子云集省城，应试之人比历次都多。此次考试如此隆盛，这与湖广巡抚顾磷的重视分不开。顾氏是当朝著名才子，三年前赴任湖广，此次恰好是他在任的首次秋闱秋闱（ｗéｉ）：秋试。，他当然全力以赴主持，他真希望全省莘莘学子都能够奋力考出优秀成绩．给他脸上增光！

这天早上，考场考官们开始阅卷。顾氏闭门谢客，独坐厅堂，静候结果。此时他脑子里忆起一件事来，那是一年前，本省学政曾告诉他说，荆州发现一少年才子名叫张居正，12岁应考便以头名得中秀才。顾氏心中猜想，不知这位少年张居正此次会不会来应试呢？顾氏认为张居正年纪太小，倘若此次让他中举，他会不会自骄自大而误了前程呢？倒不如先缓一缓录取刺激他一下，使其能更加发奋读书，如此才具老练，今后才能前途无量。于是，尽管张居正成绩名列前茅，但在他13岁这年的省试中未能如愿以偿。

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风华正茂，又参加了省试，一举成功。16岁中举人，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的，许多人都很羡慕他、夸奖他。张居正并没有自满，他特地去拜见顾氏。顾氏非常高兴，解下自己身上的犀带，送给张居正，感慨地说：“古人云，大器晚成，这不过是说中才的人罢了。而你并非中才，乃大才。是我耽误了你三年功夫，直到今天才能中举。你千万不能以此为满足，再不求进取了。”张居正谦恭地作揖道：“谢谢您的教导。”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23岁时又考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从此步入官场，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这时的朝廷内阎大学士是夏言、严崇（ｃｈóｎɡ）二人。严嵩并无特殊才于，只会阿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为了争夺首辅的职务，严嵩和夏言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严嵩表面上对夏言彬彬有礼，暗中却伺机陷害。

张居正作为一个刚刚步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根本无法左右当时的政局。不过，通过朝廷内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他看清了当时政治的腐败。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写了《论时政疏》，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时政的看法以及应对之策，这是他第一次疏奏，首次展现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但张居正的行动未引起严嵩和世宗的重视，这篇奏疏没有被采纳。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进犯大同，宣府大总兵仇鸾（ｑｉúｌｕáｎ）御敌无方，他的总兵官职是用重金向严嵩买来的。因此，面对敌人的进攻，他束手无策，惊慌失措，只好向敌方送去重金，乞求蒙兵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鞑靼接受重礼后挥兵东进，相继攻占古北口、蓟州，直逼通州，京师告急。明世宗吓得胆战心惊，遂下诏勤王。仇鸾为了邀功，博得世宗欢心，主动增援。世宗命令其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路兵马。各地军队日夜兼程，直奔京师，粮食无法自带，负责粮饷的户部也未能供给钱粮，明世宗异常恼怒，一气之下罢免了户部尚书李士翱（áｏ）的官职。

敌军兵临城下，明军被围，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在城下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兵部尚书丁汝夔（ｋｕí）迫于手下将士要出城杀敌的压力，连忙向严嵩请教。严嵩对他说：“不能出城和敌人交锋，我们在边塞上打败仗还能搪塞掩饰过去，假如现在在京师城下打败仗，皇上怪罪下来，你我如何交待？”于是，尽管有相当多的将领要求和敌人作战，都被严嵩斥退，丁汝夔哪敢违背严嵩的旨意？鞑靼兵在城郊抢掠了大批财物，又见京城久攻不下，遂回师。平虏大将军仇鸾这时又耍起了他的小聪明。他命手下杀了几十个老百姓，把他们的头割下来向皇上请功，被封为太保。

尽管敌人退去，但生性多虑、刚愎自用的明世宗仍觉得很不舒服，认为自己堂堂大明皇上，竟被小小的鞑靼人围困于京城，真是丢尽了脸面。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事件定为“庚戌之变”。明世宗怒气难消，把这一切全怪罪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身上，指责他治军无方，退敌无策，坐以待毙，贻误战机，并下令将他逮捕。丁汝夔感到事态不妙，赶紧向严嵩求救，严嵩拍着胸脯对他说：“你不用害怕，只要有我在，保证你不会死的。”谁知过了不长时间，丁汝夔即被杀害。当面向丁汝夔许下了诺言的严嵩为了迎合皇帝，保全自己的地位，他是不会为一个兵部尚书而损害自己利益的。

庚戌之变使张居正亲眼目睹了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件及其内幕。对严嵩的误国行径深恶痛绝，对仇鸾之辈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丑恶行为极为愤慨，他深深地感受到奸臣当国，政治黑暗，官吏腐败，对此他已心灰意冷，无意再留在京师。嘉靖三十二年（1554），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毅然离开北京回到故乡陵。

在江陵一住就是三年，这期间张居正并不是在归隐，不是在吟咏风月、放情山水，而是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详细地分析和了解民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他对时弊的认识更加深刻，其拯救时局的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由江陵回到北京，再次投入到激烈争斗的政治漩涡中，他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披荆斩棘地大干一番。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张居正所在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晋升为吏部尚书，第二年又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亦由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晋升右春坊右中丞兼国子监司业，这时高拱为国子监祭酒。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日益尖锐、白热化。由于严嵩年老，常常出现纰（ｐī）漏，世宗皇帝颇为不满，严嵩遂渐渐失宠。

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为阁首辅，张居正感到高兴，因为徐阶是张居正任庶吉士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在名分上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事和聪明才智也非常赏识，对张居正寄予很大的希望，将其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张居正也竭尽全力协助徐阶主持朝政，二人真是相得益彰相得益彰：互相配合、补充，更能显出双方的长处。。嘉靖四十五年（1556），明世宗逝世后，徐阶在张居正参与下即开始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

明世宗逝世，隆庆帝即位。第二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此时另一大学士高拱由于与徐阶不睦而离开内阁，所以朝廷大事基本上均由徐阶和张居正秉理。张居正如鱼得水，尽情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办事能力，不久他就写了省议论、核名实、振纪纲、重诏令、固国本、饬武备的《上陈六事疏》。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在政坛斗争中失败被迫辞官，政敌高拱再次入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是个功过兼半的人，他非常重视培养起用人才，尤其是善用有德有才的年轻官员。考核官员唯以政绩为准，从不问出身和资历，而且在选派官员时特别注意年龄和健康。规定凡50岁以上者，均不宜再任州县之长，不称职者立即去之。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优秀人才，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张居正和徐阶关系不错，而徐阶又是高拱的对头。

然而，高拱的毛病也是相当突出的，他为人傲慢，刚愎自用，不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因此，张居正虽然有幸在内阁任职，但有高拱在他之上，他想尽展才华，大干一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公元1573年明穆宗逝世，十岁的太子朱翊（ｙì）钧继承帝位后改年号为万历，在太监冯保的左右下张居正不断得到重用，而高拱明显地感到内宫对他不信任，于是他决定和冯保拼一拼。但这时的冯保已顺利地当上了掌印太监又兼提督东厂，宫内宫外大权在握，因此他把高拱根本不放在眼里。不久，冯保以高拱“揽权擅政，威副自专”的罪名把他罢了官，高拱不久也去世，张居正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首辅。

明神宗朱翊钧当皇帝时年仅十岁，因此皇帝的教育问题首先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头等大事。张居正深感教育好一个皇帝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于是他自己毅然肩负起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他每天除安排好功课外，还专门为他讲解经史；将每日早朝改为每月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时间均安排给万历攻经读史；又请李太后移居乾清宫，让其与万历同住，以便朝夕照护调理管束。

万历读书的地方叫文华殿，坐落在紫禁城东部，为历代皇帝就读省事之处。严厉而令人敬畏的张居正先生不仅亲自为他讲解经史，而且还专门为他任命了五个讲经说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为他编订了厚达一尺多高的讲章。每日上午他要学经书、书法、历史。这其中还要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把当天臣僚们奏的本章一一亲览，在张居正“票拟”旁边用御笔作出批示。

在张居正的谆谆教导下，万历明白了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治理天下的策略。看到万历的成长，张居正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觉得皇帝如果“圣明”。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展鸿图，他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了。

改善国防行考成法

亲眼目睹了“庚戌之变”的张居正，对军队的素质深为担心，因为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证，他从那时起就在谋划着对边防的整顿的问题。

“庚戌之变”时，有个任工科给事中的吴时来上疏推荐谭纶、戚继光驻兵于蓟州，加强北部边防。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首辅徐阶的支持。由于新任兵部尚书霍冀对情况并不熟悉，而张居正与吴时来、谭纶、戚继光又都是徐阶所重用的人，于是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巩固边防的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张居正身上。张居正从整顿边防入手正式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改革事业。

张居正大胆地任用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大胆起用，因此“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右、方逢时等人都是勇力过人，又是有谋有勇的将才，他们在此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张居正给予大力支持。张居正同意谭纶、戚继光“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的建议。

当初，建立过赫赫战功的抗倭（ｗō）名将戚继光，奉调从浙江北上蓟州，总理蓟州、昌平和保定三地的防务，他上任后强烈要求改革蓟州军制的想法，得到了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短短的几年里，整编防区，训练新军，一切均按他的计划有条不紊（ｗěｎ）地进行着，使他的军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

戚继光常备不懈，励精图治，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这里一直相安无事，蒙古各部再也未敢侵犯边境。在整顿边防的过程中，张居正与戚继光私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任用出身贫寒，但有大将之才的李成梁镇守。从隆庆元年起，李成梁在辽屡败蒙古土蛮郭入犯，其后被提为总兵镇守辽东。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先后十次连奏大捷，战绩之多是数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

在宣化、大同方面，张居正任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防御力量也逐日加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扭转了长期以来边防败坏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兵再也不敢犯边。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途径，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不要轻易兵戎相见，宣府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布告并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并接纳安置。这些在蒙古地区果然引起很大反响，汉蒙人民来往日见增多。

张居正通过重用英勇善战的将帅，整顿边防，加强战守，改变了英宗正统以来边防日益废弛的局面；通过重用足智多谋的边帅，改善汉蒙关系，改变了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彼此的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发展了蒙汉之间的友好关系。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朝中空谈清议、不务实际、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现状深为忧虑。他曾和内阁次辅、大学士吕调阳对此作过多次讨论，忠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吏治，为其它改革铺平道路。他知道他的一切改革主张要靠这些部、科、院的大小官员去办，可如何才能把这群各自为政、散沙似的“散兵游勇”捏合成一支令行禁止、进退自如的能干队伍呢？他一直在默默地思考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万历元年（1573）十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考成法”的具体内容，在他给皇上的奏疏中所讲的，主要的有以下两条：首先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帐簿上，一本由部院留作底册，一本送科道，一本呈内阁；其次，六部和都察院按照帐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呈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根据帐簿登记，稽查稽查：检查（走私、偷税、违禁等活动）。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帐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六部和都察院检查所属官员，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检查，循环往复，最后由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枢。这就是张居正的吏制体系，也是张居正对明代吏制的一大改革。

由于“考成法”赏罚分明，官员们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此时的明王朝，呈现了一派较为新兴的气象。

惩治贪赃一条鞭法

张居正以推行实施考成法为核心，使腐败到极点的吏治得以整顿，使腐败之风得以改变。

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便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那些吃粮不管事的冗官，尽行裁革。万历八年（1851），张居正下令撤苏松地区擅自添加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1851），一次裁革冗员169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万历十四年（1576）十月，神宗审阅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凤鸣进士出身，为何如此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格，才敢这样放肆。以后我们用人，应当看重其才干，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以圣旨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他主张用人时要“论其才，考其素”，即以才能和品德全面考察。与此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些被破格选拔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因政绩好坏而被赏罚的官员，无论是升或是被革职，他们一般都不敢有二言，都是心服口服的，因为有考成法在那里比照。但对于朝廷上下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问题的处理却很难判断是非，难以惩处。有些官员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欺压百姓，但因政绩突出，甚至还会被升迁。

面对此种现象，张居正觉得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彻底打击这股贪赃之风。正在张居正着手制订新法规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吕调阳送来的奏本。张居正一看，原来山东布政司报告孔圣人后代“衍圣公”每借进京觐见之名，沿途骚扰各路驿站，苛派强索，夹带走私。驿道沿线深以为苦，提请朝廷颁布一个好办法予以制止。

张居正看后，经过深思熟虑颁布了新驿站规则。

驿站新规颁发后，混乱不堪的驿站由此大有改观，许多人立刻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敢再滥用职权，违法强索驿站财物的行为也得到了抑制。但是有些官员却不以为然，顶风犯法，依然我行我素，滥用驿站车马。万历五年（1577）正月，张居正开始对违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严惩，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万历八年（1580）五至十二月八个月中，违制使用驿站受处罚者达30多人。这样，经过张居正整顿，改变了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确保了军国要务的畅通，节省了大量开支。

张居正的改革，是先由军事、政治着手，逐渐向经济方面推广。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各种各样的征求，多如牛毛，致使民不聊生，日益贫困，国库空虚，财政日拙。

大学士张四维和吕调阳纷纷向张居正提出建议，要求立即改革赋役，兴利除弊，并推荐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就由部分有识之士在福建、江西等地开始实行了。这一方法最早由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他主张把田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按照各家各户的具体境况重新核实编定，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的编为上户。在总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派到丁、粮里面，一同缴纳。总而言之，“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一体化，简便了征税的手续，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富户的逃避纳税。但是，朝中对此争论不休，各陈利弊，以致屡行屡止，从来没有成为正式、统一的法令颁布。

要实施一条鞭法，事先就得将天下田亩丈量清楚，这样才好合理分配。张居正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凡庄田、民田、职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量土地，除皇上赐田外，一律按地办纳粮差，不得优免。

户部随后颁布了《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嘉靖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清丈天下田亩的倡仪，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付诸实施了，这确实是当时朝野的一件事。

但是，清丈天下田亩触犯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加上有些地方官对清丈田亩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甚至公开袒护豪强，因此迟迟打不开清丈局面。张居正了解这些情形，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怕个人安危”。他运用考成法，严厉惩处。他下令：“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他一再告诫百官，“清丈之事，实为百年旷举”，不应“草草了事”、必须“详审精核”，“务为一了百当”。这样清丈田亩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清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五十余万顷。至清丈完毕统计，全国田亩总数达到七百余万顷，这样一来，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初步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清丈田亩的告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起草的一条鞭法终于到了可以全面推行的时候了。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清丈田亩密切配合、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些先决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内容。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经济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然而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张居正的主观愿望。

生前身后功不可没

张居正从任内阁首辅后，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尽力地辅佐教导幼主明神宗万历皇帝，力劝他亲贤臣，远小人，慎起居，戒游佚。他本人积极进行改革，竭精殚虑，勤劳于国家，由于他的勤勉努力，使万历以来吏治面貌一新，纪纲振肃，风俗淳朴，府库充实，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达到了一个新起点。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改革整顿中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对张居正的改革触及了自己利益极其仇恨，其中也包括一些原先与张居正政见不同，甚至嫉妒其才能和权力的人。

礼部尚书陆树声就是这一类人。原先陆树声就因看不惯张居正的一系列做法而辞职。后来他公开指责张居正不行王道，只顾富国强兵。在他看来，当首辅的应行大政，行大政即应倡王道，举孝贤，清世风，而张居正一会儿节省钱粮，一会儿派员巡边，一会儿要裁夺冗员，他认为这些全是无足轻重的事儿。他对张居正的考成法尤其不满。有一次，一名给事中提醒他说有几件事他还未按规定时间办，督他抓紧，不然将据考成法如实报呈阁部。他听后不觉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之后拂袖而去，一连几天也不进礼部办事了。

不久，张居正因父亲的去世，又引发了一场风波。按旧例，父母去世要在家守孝三年，可是关于张居正是否要守孝的问题，皇上和朝中大臣却意见不一。万历帝降旨：命令张居正不必回家守制。正在张居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以吏部尚书张瀚（ｈàｎ）为首的一批张居正的故旧门生却对他施加压力，逼他离阁回家守制。

一些后进的门生也不甘落后。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是隆庆五年进士，那年恰是张居正任主考，依惯例，张居正便是他的“座师”。这种“师谊”、“门谊”向来很为科甲出身的人所重视，但吴中行可不管这一套，其时他正年少气盛，趁张居正丧父之机，很想折腾他一下，给青史留下个不徇私情的光辉形象。他公然指责张居正平素满口圣贤义理，但连父丧都不守，并诘问：“圣贤之训何在？”甚至说张居正并非是为了国事，而是怙（ｈù）权贪位而已。还写了份奏疏递上去。时隔一天，张居正的又一门生，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又上疏，诬称张居正不奔丧是不明法纪，背徇私情……紧跟着，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指责张居正不修匹夫常节，不作纲常之表率，愧对天下后世……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之间张居正面对着的竟是如此之多的“门生”指责。

门生发难，使张居正想起当年大奸相严嵩满朝结怨，人人痛恨，却还没有一个他的门生或同乡去攻击他，如今他竟连严嵩都不如了呢？经受了几次门生发难的沉重打击和为父奔丧的长途跋涉，张居正终于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过多方医治也不见好转。

张居正自知行将不起，连上两疏，恳求万历准允致仕归乡，以求生还江陵故土，但万历始终不准。到了万历十年（185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逝世，终年58岁。万历多次颁发敕谕询问病情，给了许多黄金、丝帛作为医药费，并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今后多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皇帝这样说，看来张居正在九泉之下也用不着为自己的子孙担心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据谥法解，“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危身奉上日忠”。显然在赐谥时，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但是，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骤逆转。没过几个月明神宗就变了脸，加上那些在改革中被张居正得罪的人添盐加醋地告状，张居正立刻遭到自上而下的攻讦攻讦（ｊｉé）：揭发别人的过失或阴私而加以攻击（多指因个人或派系利害矛盾）。。

司礼太监张诚等在神宗面前拼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监冯保，随即冯保被逮捕，家产被查抄，而张居生前与冯保关系极好，于是在反冯同时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批判。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兵部侍郎汪道昆所总结的：“张公之祸是在所难免的。个中缘由，乃因为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权重遭忌，此即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明神宗对张居正生前死后态度的变化，也使那些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更是甚嚣尘上甚嚣（ｘｉāｏ）尘上：原形容军中准备作战的情况。后形容众人议论纷纷。今多形容某种论调嚣张。，那些受过张居正批评的人趁机告状，原来巴结张居正的人也都反过来说他的坏话了。明神宗听了这些人的话，也不明事理，就下令把被张居正改革过的旧东西都恢复起来。张居正创造的考成法被取消；驿递新规被废止；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好多被裁处官员，一个个又官复原职，重新被起用。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明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撤销其儿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的职务。当时有人告发张居正专权要谋反，他家里一定藏着许多财宝，神宗皇帝立即下令：“张居正简直是作恶多端，快给我抄了他的家！”万历十一年五月，张宅被抄，全部家财也不过30万两左右，十余口人被活活饿死，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ｍàｏ）修投井未死。神宗听了还不满意，又下达诏令：“张居正生前专权乱政坏事做尽，本当把尸首于棺材里拉出来斩首，朕念他在朝廷办事多年，就免了。不过，对他的亲属不能轻饶，都应充军去！”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神宗才勉强答应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

明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要照顾好他的子孙，可是在张居正死后不久，其家里人便死的死，判刑的判刑。一个为国家的富强建立卓越功勋的人，反倒成了罪人！这个结局是张居正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就连张居正生前所重用之人，如张学颜、方逢时、梁梦龙等辈也均遭遣还籍的处罚。

张居正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张居正十年改革，最终使濒于瘫痪的明朝统治机构得以正常运转，千疮百孔的财政有了转机，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更加肆无忌惮肆无忌惮：任意妄为，无所畏忌。，他嗜酒、贪色、恋财，为满足私欲，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朝廷上下荒淫腐败，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又急剧发展起来，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明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面对日益衰败的朝廷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许多有识之士又想起了张居正及他的改革业绩。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熹宗帝下诏令恢复张居正过去的官职，给予安葬祭祀。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鸣冤，崇祯命令部里讨论，恢复两个荫职及诰命。到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皇帝终于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官职，并授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为中书舍人。尚书李日宣等说：“前任首辅张居正，受先帝临终托付，辅助国家政务，为神宗效力十年。肩负重任，任劳任怨，恢复被破坏的制度，整顿松弛的政治秩序，辅助了万历初年安定的局面。那时中外太平无事，国内民生富裕、物产丰饶，伦理道德、法律制度都很清明。他功在国家，日子长了来评定，人们更加追念他。”尽管张居正的改革没能完全继续坚持下去，但张居正忠心耿耿辅佐小皇帝，革除积弊，创建新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张居正不愧是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