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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拓展外交活动
-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对付苏联我的经验也很丰富。”
- 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
- 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5时30分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
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会谈
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除了在会上严正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外，还在会外积极开展各项外交活动。
在纽约期间，邓小平团长和乔冠华副团长会见了尼泊尔外交和财政大臣，拜会了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宴请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奈斯蒂·纳赛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人员。邓小平还会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米洛什·米尼奇以及刚果、乍得和布隆迪等国代表团的团长。邓小平与他们进行了友好而亲切的交谈，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赢得了这些国家的赞赏。
4月14日晚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应邀出席美国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举行的宴会。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还有代表团副代表章含之和顾问过家鼎。
美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恒安石和国务院计划协调处处长温斯顿·洛德。
在参加这次宴会之前，邓小平与基辛格在纽约最著盛名的华尔道夫饭店进行了一次会谈。
双方直接就关系正常化及台湾问题展开谈判，美方拟在与中国建交之后把台北与北京的地位对调，也就是在台设办事处，而在北京设大使馆。
会谈开始，基辛格说：“副总理先生，很高兴能与你见面。”
当时，邓小平和基辛格的谈话引起了很多外国媒体的关注，邓小平扫视了一下会场说：“记者真多。”
基辛格笑着说：“他们要我握手。”基辛格上前与邓小平握手。
邓小平看了看那些记者，然后说：
我们不应该听他们指挥。
基辛格说：“但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否则的话，他们会登最难看的照片。”
接着，基辛格转向黄华，说：“黄大使，你的背还好吗？”
黄华回答说：“马马虎虎。”
“你去看过我帮你安排的医生了吗？”
“还没有去。”
基辛格幽默地说：“他怕我的医生会在他的背里面放麦克风。”
邓小平说：“我想在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中，你最早认识的是黄大使。”
基辛格说：
是的，我是1971年和他在北京机场见面的。他可能已经忘了，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经验，让我知道如何去谈判。有一次，我与苏联人讨论一份公报的事，他们建议双方各提出自己立场的最高纲领，然后再试着来化解分歧。但是黄大使建议我一开始就应该将我们真正的立场提出来，这样子我们才更容易达成协议。结果正如他所说。
接着，邓小平把话题转移到苏联问题上，他说：“你与苏联交往已有多年的经验了。”
基辛格说：“的确已经很久了。他一直是那么累人，过程也一直重复。第一天气氛通常很好，第二天双方就很火爆，到了最后一天，在离开的两个小时之前，当苏联人发现我们无意放弃立场时，他们又变得愿意妥协，气氛又转好了。总是这个样子。”
这时，乔冠华接上去说：“这是辩证法。”
乔冠华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邓小平说：“对付苏联我的经验也很丰富。”
“在什么年代？”基辛格问。
邓小平说：“我到过苏联7次。”
基辛格十分感兴趣地说：“你比我多3次。你能告诉我，苏联人一直都是那么难对付吗？你曾在他们的会议桌上骂过吗？”
邓小平说：“依我的经验，我们从未达成协议过。”
接着，邓小平说：
我读过你们和毛主席谈话的纪录。非常的清楚，你们从战略观点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唯一的难题是，不知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那里？就这点来看，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这些分歧算不了什么，实际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战略重点何在？
基辛格立即回答说：
当然。无论苏联的第一个战略重点何在，但他的下一个重点就很明显。如果第一个重点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是中国。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国，那么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东，那么下一个也很清楚是哪里。
邓小平说：“我们关心与苏联的关系，主要是东部边境的问题。那儿的军事部署没有改变。现在还是这样。”
基辛格说：“我认为已有一点变化，但我还不能确定。我想他们最近增派了3个师的部队。我会查查看。3个师不算多。”
“大约有100万苏联部队部署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但他们分得很散。”邓小平说，“他们这么做只能吓一吓那些神经衰弱的人。我相信，当你跟毛泽东主席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他说过100万连自卫都不够，若要进攻的话，他们还要再加100万。”
基辛格说：“这要看他们想要做什么。如果他们要占领全中国，毛泽东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要看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这时，邓小平提高声调说：
如果他们只占领边境的一些地方，这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们只会陷在那里。
基辛格说：“对他们这样的意图，我无意评断，但是他们可能这么做。就某种角度看，他们可能试图摧毁你们的原子能力。我并不是说，他们已经计划这么做了，我只是说，我们可以这么想。”
邓小平说：
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的原子能力只有这么一丁点儿。
邓小平举小拇指比了一下，接着指出：
我很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么多。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继续依照上海公报的原则来做。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
基辛格说：
如同我告诉你的，我们持续降低和台湾的来往，在上海公报中，我们探寻有效表达“一个中国”原则的方法，我们尚未成功，但愿意听听你的想法。
乔冠华接上话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了解其本质，我参与了公报起草及用语的斟酌。其含义正如毛泽东主席所告诉你的。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为基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此，我顺便指出，就我们两国之间现有关系而言，只应向前，不应倒退。
邓小平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出两点。首先是我们希望愈快愈好。其次是我们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已经向你提过这个看法。我想今晚我们该讨论的都已经讨论到了，我们占了你很多时间，你一定很累了。明天，你还要到联大演讲。
接着，双方又谈到日本问题。
邓小平说：
在东方我们曾经向日本人，我们的日本朋友提过这件事。他们好像不太了解这些。他们似乎认为苏联在东方的目标不包括他们在内。
例如，我们谈过的西伯利亚油田探勘的计划，日本人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本身的立场，以免冒犯中国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日本的利益会受到这个计划的影响。
基辛格说：
日本人不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总之，我真的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看到中国来的老朋友。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确认我们与毛主席与周总理谈话的每一个细节部分。我们也可以确认我们的政策方向。我们曾经和我们欧洲的盟邦有过一些争论，目的在让他们了解事实，也希望他们注重实际。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的长程战略，也不影响我们建设一个强大欧洲的愿望。你做为我的老朋友，是了解的。法国人一直抱持非常短期的观点。我相信，你最近曾经和他们谈过。但这不会影响美国的既有立场及苏联与欧洲对抗的现实。这些争执只是家务事。
邓小平微微点头说：
是这个样子，有小争吵，但不影响团结。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会谈气氛是融洽的，邓小平的果断和机智留给了基辛格深刻的印象。
在谈话最后，中美双方谈起双边关系，这样，双方再次提出了台湾问题。
基辛格和乔冠华会谈后，感觉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并未给与他太大空间。他指出，日本模式并不必然适用于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因为从历史考虑，美国和台湾保有同盟承诺，而“美国不被视为背弃朋友是很重要的”。
虽然如此，乔冠华仍然强调，和台湾断交是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起点，而由于中国和美国接触已升温，即使未建交，“我们要不是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让问题继续存在”。
基辛格因此认为，或许应推迟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因为双方因此起冲突，只会让苏联占便宜。
当时，基辛格也发现，中国在有关分享情报上，特别有合作意愿。在几次访问中，美国官员都惯例的为中方提供情报简报。
基辛格的军事助理麦法兰花了3天时间，和中国一名高级军官检视了数百页的美国情报。
邓小平消除中美间的误会
1974年4月14日晚上，邓小平与基辛格进行会晤，当时，中美的关系正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邓小平和基辛格的会晤，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消除了中美之间的一些误会，从而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邓小平在谈话中阐明了“我们应该继续依照上海公报的原则”来做的原则，同时，他表示中方愿意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重新阐明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观点，严正捍卫了中国的主权。邓小平申明“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消除了美方担心中国使用武力的误会。
其实，早在1973年，毛泽东就已经阐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那是1973年11月12日，当天17时4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华访问的基辛格一行。
双方一开始就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会谈气氛十分轻松。在谈话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最敏感的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的问题，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问题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有些犹豫地说：“原则上……”
基辛格的话还没有说话，毛泽东又说：
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就相当的复杂。我不相信会有和平解决方案。
基辛格说：
从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不能立刻就切断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部都跟我们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1976年之前，或者在1976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得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作用是当作我们加强关系的象徵。因为在技术层面说，联络办事处用处非常大。
毛泽东说：“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接着说：“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的问题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对各自坚持的立场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有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做了非常有用的事。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找个方法来实现他，不过并不是非要不可。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和苏联与印度建交，不过关系并不太好。而且与他们的关系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基辛格说：“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讲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泽东说：
我还想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将会采行孤立主义政策。
基辛格回答说：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人，可能有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不过，客观的现实将迫使他们了解，除了我们当前的政策外，没有其他选择。目前来看，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策略，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们将沿袭现今的作法。
这时，毛泽东微笑着说：“那你似乎和我是同一类。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心。”
基辛格解释说：“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我相信局势的迫切需要，将迫使我们回到我们目前正奉行的政策。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应利用我们全都还在位，而且都了解这段情势的时候，尽量巩固关系，不再让其他有机可趁。”
毛泽东说：“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从欧洲撤军的主张。”
基辛格说：“是的。”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是帮苏联的忙了。”
基辛格说：“我们将不会在我们的政府内执行。只有两种情形可能：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火速的解决。”
毛泽东说：“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辛格说：“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会退缩回去。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打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认为我是个战争贩子。”毛泽东开始笑着说，“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认为不太好。如果你们准备打，最好使用传统武器，把核子武器留著当备用，不要碰它们。”
基辛格坚决地说：“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泽东说：“那好，我听说你们提出这种说法是想先争取时间。”
基辛格说：“我们是希望争取时间，但我们也希望处于一种地位，就是如果苏联攻击我们的任何地区，我们要能反击。这是我们必须准备好的情况。”
这时，毛泽东指着副外长王海容、译员唐闻生幽默地说：“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你不要因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较软弱，想欺负她们。”
基辛格也笑着说：“主席先生，依我的经验，她们并不十分软弱。”
谈话已经进行了2小时45分钟，毛泽东还谈兴正浓，最后周恩来只好打断谈话说：“今晚还有欢迎基辛格的宴会。”
毛泽东接着起身，陪伴美国客人到外面大厅。他向国务卿等人道别。
当毛泽东和基辛格握手时，他说：“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
国务卿回答：他会照办。
1974年2月，美国政府又宣布任命前驻老挝、泰国大使安克志为驻台湾大使。中国政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说明美国仍要把美台外交关系维持下去。
1974年，福特政府又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使台湾在美外交领事机构数目多达15个，大大超过美国的一些盟国，为台湾当局进一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提供了便利。
4月14日，邓小平在纽约会见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基辛格推托说，美国在继续减少在台湾的存在，也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邓小平软中带硬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
到1974年7月底8月初，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真相大白，尼克松也已经山穷水尽，面临着不是辞职就是被弹劾的选择。
在1973年和1974年两年中，为掩盖真相，保住总统地位花去了尼克松的许多精力，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往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魄力，在这时他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再采取重大举措已经是不可能了。
邓小平率团抵达巴黎
1974年4月16日晚，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4月17日上午，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达巴黎。
18日，法国总理梅斯梅尔在总理府会见了邓小平。梅斯梅尔总理和邓小平进行了友好谈话。
刚从纽约回到巴黎不久，邓小平便让使馆工作人员帮忙，寻找20世纪20年代他和周恩来等人在法国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旧址。
那是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在法勤工俭学期间，就曾居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街上的一家小旅馆，并在那里从事早期的政治活动。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这一组织的负责人。
当时，周恩来就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内的一间斗室里，这里同时也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部”，也是他们创办的理论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的编辑部。当时，邓小平、李富春等都曾在编辑部工作过。
同在法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
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
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
每当我到周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聂荣臻还记得，1924年6月，周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高兴极了。“我们几个人在我的住处为他送行。我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周恩来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在一个名叫意大利广场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由于保安的原因，不能随意下车，车子到了意大利广场，绕行两周，也没有找到那个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当年住过的小旅馆。
邓小平从车窗往外望去，不胜感慨地说：
样子变了。以前总理、富春和我们几个，常常到对面的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
后来，为了纪念周恩来，法国政府于1979年10月特别在这家小酒店前设立了周恩来纪念碑。
纪念碑是一块固定在酒店外墙上的绿色大理石，上面镶嵌着周恩来铜质浮雕头像，铜像下面刻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周恩来”3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
周恩来，1922年至1924年在法国期间，住在这所房子里。
周恩来纪念浮雕像的作者，是法国著名的雕塑家贝尔蒙多先生，他也是法国著名电影明星贝尔蒙多的父亲。
贝尔蒙多先生师从罗丹最得意的门生德斯波奥，并成为法国罗丹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为高乃依、普鲁斯特、戴高乐等著名人物塑像。
当时的制作时间非常紧迫，贝尔蒙多接到订单，要求在5天之后挂纪念碑前完成，这其中还要给铸模和铸铜工艺留出2天时间，实际构思加创作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一周。
当时中国使馆向他提供了一张周恩来的标准照片，希望能够雕刻总理的正面像。
在这种情况下，贝尔蒙多立即投入到创作中，他每天从黎明工作到夜晚，有一次吃晚餐时，妻子发现他陷入冥想，便问道：“你在想什么？”
“噢，”他如梦初醒地回答：“我在想周恩来，我一定雕刻成最好的领袖头像”。
离开法国前，邓小平还请使馆帮忙买了200个牛角包和各式各样的奶酪，带回国后，他亲自分配，把这些面包和奶酪分送给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革命的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老战友。
邓小平与乔冠华诙谐调侃
1974年4月，邓小平在纽约积极展开外交工作，有时到了凌晨都还在为第二天的活动作准备，所以到达巴黎之后，邓小平感到有点疲劳。
乔冠华和曾涛都劝邓小平在巴黎再休息几天，他同意了。
有一次吃饭时，乔冠华问邓小平：“两个使馆的饭都吃过啦，究竟哪一个好啊？”
邓小平说：“都好！”
他停顿了片刻又说：“还是法国的老厨师做得更好一些。”
曾涛大使听了，把中国的厨师安师傅找来见邓小平，告知他邓小平对他的评价，并让他站在邓小平后面照了一张相，安师博高兴极了。
邓小平在纽约停留了短短的一周，他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
当时，乔冠华有晚起晚睡的习惯，他信誓旦旦地向邓小平保证早7时能起来吃早饭。有一天，他真没有起来。邓小平到了7时就从10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乔冠华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
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
就在那次开会时，乔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就是邓小平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
时任翻译的章含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的英语翻译。出发前，邓小平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第三世界团结和觉醒的新高涨》的文章，高度评价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联大上的正义斗争。
文章指出：
有些发达国家曾经在会议内外别有用心地制造舆论，把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通货膨胀归咎于阿拉伯国家提高石油价格，企图分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谬论在会上遭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不少非石油生产国的代表的驳斥。
……
由邓小平副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决同第三世界各国站在一起，并肩战斗。邓小平副总理在发言中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们的热烈的赞扬。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第三世界要求改变现状，建立新秩序的正义愿望，正在变成巨大的力量。
邓小平这次率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与会外进行的各项外交活动，增强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周恩来喜迎代表团归来
1974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巴黎停留两天后，乘专机回国。
到巴黎机场送行的有法国外交部亚洲和大洋洲司司长亨利·弗罗芒一默里斯。中国驻法国大使曾涛和使馆其他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4月19日上午，专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机场作短暂停留。前往机场欢迎代表团的有：伊朗首相助理侯赛因·塔代荣、伊朗外交部亚非司总司长萨代格·萨德里埃、外交部第七政治司司长卡尤马尔斯·韦津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瓦法伊。
中国驻伊朗大使陈辛仁和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前往机场欢迎。
当天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
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5时30分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
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
1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的飞机抵达北京机场。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吴德、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阿沛·阿旺晋美，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以及首都群众4000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代表团胜利归来。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的负责人姬鹏飞、韩念龙、仲曦东、马文波、符浩、余湛、王海容、李强、柴树藩、方毅、韩宗正。
中共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耿飚、冯铉、林丽韫、罗青长、熊向晖、李金德、童小鹏等，也到机场欢迎邓小平一行归来。
回到北京的代表团其他成员是：副代表章含之、罗旭，工作人员王瑞林、程远行、唐龙彬、丁志有、叶寿增、刘元恕、解廷勇、赵立凡、冯煜平、阎连俊。
当天，首都机场上洋溢着热烈气氛。群众队伍中的横标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我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胜利归来！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首都工人、农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和学生怀着喜悦的心情，举着红旗，聚集在机场上迎候代表团归来。
当邓小平团长等走下飞机时，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
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代表团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
人们兴高采烈地挥动花束和彩带，载歌载舞，欢呼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欢呼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反霸斗争的胜利。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斗争的重大胜利》的文章，文章指出：
第三世界的日益觉醒和壮大，是当前世界大好形势的突出标志。现在看得很清楚，不是第三世界依赖帝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依赖第三世界；不是第三世界害怕超级大国，而是超级大国害怕第三世界。当然，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只要认清形势，加强团结，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就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侵略阴谋，彻底改造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一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互相鼓舞。
……
我们完全同情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一切正义要求。我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好，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毛泽东赞赏邓小平联大表现
从联大回来后，形势得到改观，毛泽东十分赞赏邓小平在联大做的各项工作。不久，毛泽东亲自点将由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
到1974年5月，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急需动手术。但当时许多事情又等待着他去处理。
邓小平对于周恩来的病情非常关心。
5月12日，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宴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尊敬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总理阁下和夫人：
尊敬的巴基斯坦贵宾们：
朋友们，同志们：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布托总理阁下，是我国人民熟悉和尊敬的朋友。布托总理曾经多次访问我国，为不断增进中巴友谊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次，布托总理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使我们有机会重叙友谊，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昨天，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布托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现在，我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主持今晚的宴会，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布托总理阁下和夫人以及其他巴基斯坦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邓小平的讲话引来会场热烈的掌声，接着，邓小平指出：
朋友们，同志们：
当前世界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在全球范围内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不断激化，整个世界都处在动乱之中。超级大国为了摆脱深重的内外危机，加紧争夺霸权，到处进行侵略、干涉、颠覆、控制和掠夺。但是，这决不表明它们的强大，而恰恰反映了它们的困难处境。两年前，社会帝国主义公然策动战争，肢解一个主权国家，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彻底暴露了它侵略扩张的丑恶面目和虚弱本质。最近胜利闭幕的联大特别会议，再次显示了第三世界的日益发展壮大，超级大国的日趋衰败没落。历史的发展必将进一步证明，决定人类前进方向的决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不断觉醒的世界各国人民。
在讲话最后，邓小平提高声调说：
现在，我提议：
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
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为伊拉希总统阁下的健康，
为布托总理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全体巴基斯坦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这时，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宾主纷纷举杯畅饮。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讲话，是周恩来精心为邓小平设计的讲话。
邓小平从联大回国后，主持政府工作，这次讲话，宣告邓小平已经迅速走上毛泽东精心策划的“四步走”战略。
在这次宴会前，周恩来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邓小平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先谈主要问题。”
从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的特别会议回国、又处理完手头上的几件重要事情后，周恩来才同意入院动手术。
在后来的1974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重大的决定。
1974年10月4日，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泽东问邓小平有什么事要说。
邓小平望着毛泽东说：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主席有什么话没有。
毛泽东叫邓小平坐下，说：
我不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
邓小平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
毛泽东点点头。
从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时间，邓小平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容乐观，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
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2885位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不再设国家主席。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并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这样，一位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巨人，开始带领着中华民族扬帆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