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出席联大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邓小平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
邓小平对工作员只说了一句话：“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
邓小平不断地向欢送群众招手致意，并同前来送行的各方面负责人握手告别。

毛泽东派邓小平出席联大

1973年4月12日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从柬埔寨解放区抵达北京。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特使英·萨利、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大臣沙林察和夫人、江裕朗、秀木、杨森安将军和夫人、胡森巴、谢桑、吉春和夫人、秀蒲拉西。

当晚，宴会厅灯火通明，宾主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

宴会厅主席台上并排悬挂着西哈努克亲王的巨幅画像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柬埔寨王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首相和夫人、英·萨利特使等柬埔寨贵宾，在我国领导人陪同下步入宴会厅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宴会开始时，周恩来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今天晚上，我们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和大家一起，热烈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英·萨利特使的陪同下，胜利地结束了在柬埔寨解放区的视察后抵达北京。我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向英·萨利特使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一位特殊人物，他便是邓小平。在这次欢迎西哈努克的仪式上，周恩来故意安排邓小平出席。

虽然邓小平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当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

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我们国家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2月12日晚，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灯火通明。毛泽东正在书房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亲自主持这类会议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一般政治局开会，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可见会议内容非同一般。

这次会议邓小平参加了。

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得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都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毛泽东说：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说完，毛泽东停顿片刻，扫视了大家一眼。

顿时，会客室里，静得掉下一颗针都能听得见。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毛泽东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他也赞成。”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

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吧。

邓小平向大家点头致礼。

毛泽东接着说：

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着邓小平说：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这时，邓小平脸上泛起淡淡的笑，没有说话。

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3年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日见明显，时而住院治疗。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全军。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周恩来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从1974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当时，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召开，中央正在商定出席会议的人选，毛泽东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最终决定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这次会议。

当时，周恩来总理患病，不宜远行。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开始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其初步设想是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3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

周恩来让王海容在方便的时候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3月19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稍作思考后说：

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因为邓小平曾多次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与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谈判和斗争，具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二是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应该让一个未来将在中国政治舞台和世界政治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代表中国发言。

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是最合适的人选。

王海容当晚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和姬鹏飞外长。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出席大会。

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

第二天，周恩来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

3月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后，外交部又将此报告送其他中央领导审阅。

1974年3月26日晚，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意见，阐述了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理由：

有力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有力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威望，发挥中国在处理世界问题中的作用；有力开创中国在新形势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接着说：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要开3周，邓小平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国和国际组织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开创外交新局面后便回。

至此，由邓小平率团出席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决定正式确定下来。

邓小平敲定联大发言稿

1974年3月底，中国代表团出席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人选最终敲定。中国代表团开始着手参加联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说：

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邓小平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邓小平已于27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

信中还说：

邓小平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最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党中央十分重视代表团的这次纽约之行。

邓小平在接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准备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工作之中。

3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订《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外政策的请示》及筹备联大讲话。

早在60年代，邓小平曾多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过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

在这次会上，乔冠华首先说：

准备工作应当怎么样进行？

邓小平对参加准备工作的人员只说了一句话：

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

随后，邓小平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这篇发言稿。

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除了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

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立即表示赞同。

发言稿的初稿形成后，邓小平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人民大会堂对发言稿的初稿一段一段地斟酌和讨论，并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建议发言。

邓小平还不时地表示：

你们提出的这些意见都很好。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

发言稿应该讲这样几句话。

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他，反对他，并且可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他。

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

“你就这样写，不必改。”

邓小平还强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句话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

这份发言稿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这份发言稿的最大亮点，是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这个提法，是毛泽东在1974年2月24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的。

当时，毛泽东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回答说：“对。”

毛泽东接着问：“谁是第一世界？”

“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卡翁达回答说。

毛泽东望着卡翁达又问：“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不知道毛泽东问这些问题的意图，但他沉思片刻后，回答说：“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这时，毛泽东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说：“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接着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很赞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

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微笑着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连忙说：

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在谈话最后，毛泽东沉着地说：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确实如此。”卡翁达回答说。

毛泽东说：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当时，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符合国际局势现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4月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预定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附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

毛泽东阅后批示：

好，赞同。

4月5日清晨，周恩来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归档。

周恩来欢送邓小平赴联大

1974年4月6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参加会议。

当时，代表团副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已在纽约。

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有：王瑞林、程远行、章含之、罗旭、唐龙彬、赵公达、丁志有、叶寿增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吴德、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阿沛·阿旺晋美，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和首都群众4000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

当天，首都机场上红旗招展，竖立着一幅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全世界人民团结万岁！

首都工人、农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40多个民族的中央民族学院的学员，手持花束，举着红旗，一清早就喜气洋洋地聚集在机场上。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代表团人员们一起来到时，机场上顿时欢腾起来。

欢送队伍里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人们挥舞花环、彩带，对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表示热烈欢送。邓小平不断地向欢送群众招手致意，并同前来送行的各方面负责人握手告别。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的负责人姬鹏飞、韩念龙、仲曦东、马文波、何英、符浩、余湛、王海容、杨琪良、陈德和、王明修、唐闻生、李强、柴树藩、方毅、韩宗正。

中共中央各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负责人耿飚、林丽韫、罗青长、熊向晖、李力殷、郑屏年、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庄希泉、华罗庚、、林巧稚、罗叔章、胡厥文、胡愈之；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周培源、楚图南；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才千、李达、张宗逊、陶鲁笳、钱学森等，也到机场欢送。

这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是为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而召开的。会议由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名义建议召开的，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这次大会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以石油为武器，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支持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

在这一事实的鼓舞下，第三世界各国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经济交往逐渐增多。他们掀起了一个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剥削掠夺的巨大浪潮。

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斗争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把世界各国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当时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之势，第三世界各国面临着反对两霸的斗争任务。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各种正义斗争，并且认为，这样做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处于老的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的已经不多了。他们主要是：在非洲葡萄牙的一些殖民地，以及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非、西南非洲和罗得西亚（津巴布韦）。

在葡萄牙的各个殖民地，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后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1961年在安哥拉，1963年在几内亚比绍，1964年在莫桑比克。当地非洲黑人拿起武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斗争。这些斗争的持续和发展，终于迫使葡萄牙从这些国家陆续撤出了自己的殖民统治。

同时，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人民8年抗法战争和阿尔及利亚人民8年独立战争中受到了教训，导致了这两个老牌殖民帝国在非洲等地采取了撤出直接统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手法。随着葡萄牙殖民体系的崩溃，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安哥拉先后宣告独立。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非洲各地黑色人种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早在1963年，中国人民通过毛泽东的讲话，表达了中国对于黑色人种反殖斗争的深厚同情。

毛泽东说：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他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对于从20世纪60年代起广泛兴起的非洲黑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在政治上，凡是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中涉及反殖的会议和议题上，中国总是给予声援。在军事上，许多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到中国访问参观，想从中国学习革命道理和武装斗争的本领，中国人民也总是尽可能满足其愿望和要求，甚至给予其国内的运动以物质支援，包括武器支援。经济上，中国给予黑人国家的经济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中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占最大比重。

自从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权利以后，每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中国代表团都会谈到非洲的反殖斗争问题。

20世纪70年代，是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体系最后崩溃的年代，也是中国给予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积极援助的突出的年份。

当时，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由于正确地把世界各国进行了力量配置，就使中国有可能最有效地展开反霸斗争。

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一样，都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因为，苏联霸权主义不但在世界上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他的扩张行径，侵犯和破坏了不少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着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因而，在国际斗争中，反对两霸的斗争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以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的全面的阶级估量为基础，并是否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为依据。遵循这个战略划分，中国在国际斗争新形势下可以取得更多的主动。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人民的日益觉醒和团结的不断增强，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保护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