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九大前后

从一九六七年初的大“夺权”起，一年的结果，全国的形势极端混乱， “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天下大治”，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交生产每况愈下，发出了全面告急的信号。五月底，因为派性武斗升级，甚至冲击军管会，抢夺枪支，使一度有所好转的铁路运输状况又严重恶化，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处于半瘫痪状态，单单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使包括国际列车在内的客货运输无法正常运行。①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并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第二天，“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上发表。各地的武斗流血事件恶性发展。有些地方甚至使用大炮等重武器来打派仗，出现了“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九月初，除东北外全国铁路交通中断， 东北的铁路也多处堵塞。由于煤炭运输发生困难，工业用电甚至城镇居民用电的供应时常中断，造成巨大损失。与此同时，大批中外船只无法按期装卸货物，使沿海沿江许多港口、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国内工业生产的停滞和破坏，造成不少援外项目被迫停产，国家的信誉遭到严重损害。①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是这样一份全国工交生产情况报告：

自五月份开始，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陆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到九月份，钢和生铁的平均日产量都降到一点二万吨，只为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左右；原煤（部直属矿）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二十六点八万吨， 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每日平均发电量下降一点六亿度，为全年计划日发电量的百分之六十；原油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一点九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百分之四十；铁路平均日装车数下降到一点九万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第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平均水平大约只有原计划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估计一九六七年的全部工业总产值，大约只能完成原计划

（草案）的百分之七十左右。②

怎样改变国民经济如此严重的状况，这副沉重的担子只能落到本来已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的肩上。但要解决这些问题，他又受到种种因素的严重制约。

一直为国计民生操劳的周恩来，这时真是忧心如焚。作为还远远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大国的“当家”人，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那些破坏国家正常经济秩序和人民生活的行为，不能不对那些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却处处为自己和小团体争权夺利的“造反”行为感到厌恶。他这时的言论，已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更多的是指出一年多的“革命” 给予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实实在在的损失和破坏，以及他对这些严重后果的极大愤慨和不安。

这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和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时，针对有些地方提出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

① 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简报》（1967 年第 10 期）转载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报告和中共第 68 军委员会特急电，1967 年 5 月 31 日。

① 周恩来接见辽宁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9 月 9 日。

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提法，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当前任何一个省都首先要停止武斗和夺枪， 建立革命秩序。八日，他在接见一个国防尖端会议的代表时说：我看派性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并指出，两派打架，不知影响了多少生产，特别是损害国家资财，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破坏性。十六日、十七日，他分别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和“地派”的代表，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批评北京大专院校各派的许多做法是“法西斯行为”，批评他们还在四处串连，“包打天下”，并把自己的派性观点带下去影响各地的做法，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说：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要联合。北京两派的派性观点应该批判。对还在外面串连的学生，给一个月的限期，不回来就开除学籍。哪有这样闹革命的？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毛泽东虽然还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但指示的重点是想把局势稳定下来。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 让干部站出来。”他还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但已难控制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就此稳定下来。

十月下旬，针对日益混乱的铁路运输状况，周恩来向出席全国铁路系统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现在，铁路运输量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今年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这是破坏革命。①

十一月间，周恩来批评黑龙江两派造反组织代表：你们东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现在最好的煤矿日产量还不到一半。东北离开煤怎么行？闹革命闹了一年半，去年还有库存，今年都用上了，搞不好就都得停产。所以，你们不能再打了！①一天，当周恩来得知连接京广、陇海南北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

—郑州站交通中断、滞留车皮三千多节的消息，当即派飞机将郑州两派代表接到北京，要求他们搞好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他说：郑州停放这么多车辆，我心里非常难过！如果我有时间，就亲自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的时间不够，实在抽不出身来，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变成四十八小时。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你们心里难道就舒服？当在场造反派代表仍在提出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时，周恩来愤激地说：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现在是要火车畅通的问题！②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使用“内战”这两个字来概括他对各地区、各部门因派性争斗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的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批评“炮轰”聂荣臻的七机部某造反派：你们现在完全是派别之争、意气之争，是不顾大局

① 周恩来接见黑龙江省“炮轰派”代表时的谈话记录，1967 年 11 月 24 日。

② 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11 月 25 日。

的极左倾向和极左错误，这不是个小错误，其表现就是整天忙于打“内战”！

③他批评只热衷打派仗、全然不顾国家利益和声誉的广州地区造反派：你们连

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忘了！现在黄埔港无法卸货，国家为每条外轮每天赔款五百英镑。我要是在广州，我就大声疾呼：“反对内战！”①他还严词责问广西两派代表：你们看一看，现在“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混战时搞得还厉害！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人民群众就在打这个“内战”！②

周恩来的崇高威信和苦口婆心的劝导，确使某些造反派组织的极端行为有所收敛，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生产业务状况也有所恢复。但是，由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问题仍在恶性发展，乃至愈演愈烈，欲罢不能。周恩来所能做到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控制局势或减少损失。

一九六七年冬季到一九六八年春季，各地“内战”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许多地方的派性斗争已不仅仅是在客观上带来某种严重后果，而常常是有目的地、人为地制造一系列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报告：二月二日晚，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武装抢劫， 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动走；这条干线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公路桥被炸。同日，周恩来就此事致信毛泽东，告诉他：这类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 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①此后， 经周恩来修改、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确保援越抗美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命令》明确提出：对一切破坏运输、装卸的反革命行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尽管有周恩来的种种努力和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的强硬措施，整个形势仍不容乐观。铁路运输方面的问题，一直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九六八年二月，周恩来在接见邻国客人时回顾说：一年来，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不休嘛！ 同年八月，他又对另一批外宾讲：由于运输上的关系，动力上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生产；在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有很多指标不是上升的趋势，原来设想今年生产会逐步好转，结果相反。②

严酷的现实一次次证明，所谓“全面夺权”，不管打着多么“革命”的旗号，它的结果势必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造成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派性发作，一些野心家和坏人乘机煽动操纵，使得武斗迭起，派仗不息，人民的苦难日益深重，局面难以收拾。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要求“革命”和生产双轨并行，实际上无法实现。面对这种现实，周恩来力图尽早结束眼前这种全国范围的混乱状况，正确对待干部，实现大联合，以便恢复正常的社会秩

③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负责人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6 月 3 日。

① 周恩来接见广州地区赴京汇报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9 月 1 日。

② 同恩来接见广西赴京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记录，1967 年 8 月 24 日。

① 周恩来等就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反映》给毛泽东的报告，1968 年

2 月 4 日，周恩来手稿。

② 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谈话记录，1968 年 2 月 17 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武官哈卡尼谈话记录，1968 年 8 月 20 日。

序和经济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稳定生活。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周恩来这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要是“内战”这么打下去，不但你们（指造反派）自己厌战，群众也会厌战了！①以后，周恩来又几次提出：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②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原来预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也就是说这场运动到一九六九年可以结束。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没有想到过。③这一方面表明毛泽东本来希望快些结束“文化大革命”；同时又清楚地证明，一旦造成了“天下大乱”这种局面，让无政府主义泛滥起来，事情的发展就不依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

因此，只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天下大乱”的局面就难以从根本上得以控制，不可能经过它达到“天下大治”；而野心家、阴谋家也必然会利用这种情况进一步从中作乱，以图混水摸鱼，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这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使人震惊的事情仍不断发生。一九六八年春天又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决定，给了江青集团沉重的打击，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出许多干部群众发泄出长期以来潜藏在内心的对江青一伙的不满。

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初，上海一些群众组织发表了怀疑和批判江青、张春桥的言论。一九六八年二月，在中央宣布将戚本禹隔离审查后不久， 外交部的九十一名司局长联名贴出大字报，要求揭露并批判煽动打倒陈毅的极左人物。这一年三月间，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组织当着江青一伙的面，公开质问谢富治和戚本禹的不正常关系，认为不应该把攻击矛头指向谭震林、余秋里等。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认为“一月夺权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大翻个儿”，出现为所谓“二月逆流”声辩的言论等等。

这些情况，使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很大惊慌。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江青、康生等在多种场合宣称：目前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 “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①林彪这时也正急于要排除担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把军权进一步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彪、江青一伙联合制造了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样一起突发事件。

事情的借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夜，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杨成武等布置查找鲁迅手稿的任务。经多方查询后，证实“遗失”的手稿就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三月八日，协助查找手稿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带人驱车前往钓鱼台向江青报告此事，反被恼羞成怒的江青诬称傅等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觉得不平，当面顶撞了江青，并拒绝批评傅崇碧等。杨成武回忆说：就在这时，在场的周恩来劝住我，要我务必走一

①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9 月 2 日。

② 周恩来接见东北 3 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9 月 28 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全

体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10 月 29 日。

③ 毛泽东接见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67 年 12 月 18 日。

① 江青、康生等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时的讲话，1968 年 3 月 18 日、21 日。

趟，去“批评批评”卫戍区的同志。“我从周恩来用力握着的手上，领会到他的暗示”，便主持了卫戍区师以上干部的“批评”会。①很明显，周恩来的用意是避免把事情搞大，才“暗示”杨成武如此做的。杨这时不仅是代总参谋长，还是周恩来提议任职的军委办事组组长。由于他常随毛泽东外出，在这以前处置王、关、戚的过程中，杨成武曾起过重要作用。傅崇碧得罪江青， 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根据周恩来的意图，不顾江青一伙的压力， 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

虽然周恩来尽了很大努力，仍没能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通过这一事件， 林彪集团由于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并组建新的军委办事组而加强了自身的势力；江青集团因除去杨成武、傅崇碧而报了过去的“一箭之仇”。处境困难的周恩来，在奉命宣布并说明“杨、余、傅事件”时，违心地讲了一些错话。

傅崇碧曾回忆“事件”发生当天，周恩来与他告别的令人难忘的一幕：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

的处境虽然已十分困难，仍然同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分别时，总理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 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①

这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虽然都已宣布“夺权”，由于造反派内部山头林立，矛盾尖锐，派性和武斗不断升级，秩序无法稳定。到一九六七年年底，正式成立了统一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九个，还有二十个没有成立。因此，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份起，周恩来投入不少精力，一个省一个省地帮助他们制止武斗，推进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使一些经历了长时间“内战”苦难的地方的社会秩序能相对稳定一些，并使一部分老干部重新站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到九月五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年已七旬并且一直在苦撑危局的周恩来（九月间，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只留下两个秘书），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尽管他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打倒一切”的事件接连发生，但事实上只要他在职一天，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的安全保障就多一些，并且有可能在将来哪一天重新出来工作。因此，周恩来仍煞费苦心，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保护一批又一批的干部。

周恩来采取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开列保护干部名单、将北京和外省的一些领导人安排到中南海“休息”，以及让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出席各类庆祝活动和纪念活动（以便登报“亮相”）外，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权势正炙手可热、一些群众组织随心所欲地对所谓“走资派”任意批斗和擅自“定性”、许多老同志的人身安全得不到起码保证的一九六八年前后，周恩来采用了更为特殊的方式，来保护那些正遭受摧残的老干部。据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

周总理为了保护已被打倒或已“定性”的一批老同志，便将他们分派到由中央警卫部队参加试点（驻厂军宣队）的几个工厂，名义上叫“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实际上是责成驻厂军宣队将这些老同志保护起来。因为这

①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淡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 年 10 月版，第 149—156 页。

① 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7 日。

些工厂是毛主席抓的“点”，军宣队是毛主席派去的，可以“通天”，造反派不敢轻举妄动。我所在的工厂，就“下放”有元帅、将军、部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和“三名”“三高”的几十位领导同志。每“下放”一批，总理就把军宣队的负责人找去，嘱咐他们要很好照顾这些老同志，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健康。遵照总理的指示，军宣队拿出厂里最好的房子（如专家招待所），为老同志们单独开伙；同时，根据来厂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安排他们做些轻微的、力所能及的劳动。住厂的老同志们还订有书报杂志，晚上有军宣队值班警卫，节假日可以探亲访友。尽管老同志们在生活待遇上比过去降低了许多，但在那个动荡年月里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处，可以不受揪斗的惊扰了。①此外，对身处逆境、而“解放”时机尚不成熟的老干部，周恩来不急于

让他们马上出来工作，因为操之过急对他们不但无助，而且有害。周恩来的这种做法虽然有时不易被人理解，但事实最终证明，他是沉着冷静的，有远见的，他的确是用心良苦。

一九六八年二月中旬，外交部九十一名司局长在部机关贴出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大字报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应当予以澄清，被颠倒的是非，应当颠倒过来。并且提出：我们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这张著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 反映了处理王、关、戚后，广大老干部及其他有识之士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现象的怀疑和思考。但是，大字报在这个时候主张澄清陈毅问题上的是非，要求恢复陈毅的工作，势必引出对“文化大革命”如何估价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包括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再认识。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出于更深的考虑，决定此事应该避免扩大。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批评了“九十一人大字报”。以后，十分理解周恩来心情的陈毅也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经周恩来批准， 陈毅的信于三月一日在外交部机关公布。这年十月，陈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仍再次受到攻击和责难，证实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并没有结束，澄清陈毅问题上的是非的时机尚未成熟。

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张化东，讲到他有一段因提前“解放” 而受磨难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初，我被机关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宣布停职反省，“靠边站”了。后来，由于业务工作需要，我于一九六八年二月经有关领导批示同意，重新出来主持贸促会的工作。三月六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一日本代表团，我也陪该团前往。接见后我刚回办公室，便接到总理打来的电话，他以非常关切的口气问：谁叫你恢复工作的？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把原委汇报后，总理对我说：你不知道，现在情况很复杂，你有可能再被拉下马“靠边站”，到那时情况可能更加残酷！放下电话，我的心很久无法平静。想到总理工作那么繁重，日理万机，竟然还关心我个人的处境， 使我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总理所料，我的处境很快就恶化了。同年七月，我被造反派监禁，后又以“特嫌”罪名遭逮捕，关进秦城监狱。直至一九七二年十月，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我才获释，结束了

长达四年半的牢狱生活。①

这个时期，周恩来有时采用的另一种特殊办法，就是批准对某些干部实行“监护”。在当时情况下，这常常是不得已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伍修权回忆说：

我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由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监护”起来后，我也体会到一点被“保护”的好处。在外头时，每天不是批斗，就是围攻，一会儿来“勒令”，一会儿听“声讨”，加之没完没了的逼供交代，还要从事各种劳动，把人折腾得昼夜不得安宁，每天都疲惫不堪。关到卫戍区以后， 除了专案组来找我，其他人都不来抓我了，相对地安全和安静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