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从头开始，捍卫真理和正义

普朗克生活在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身受战争折磨之苦。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领导着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学的普朗克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利斯·迈内特中肯地指出：普朗克在实际政策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而从“可贵的、天真烂漫的”立场去行动，在他的行动的动机昭然于世的时候，在他看到了大资产阶级夺权的时候，他感到彷徨不安。所以，他的政治预见很少实现。正像劳厄所说的，现实总是同普朗克“所预言的”背道而驰。爱因斯坦也证实这一点，他断言普朗克对政治的了解“不比猫对‘我们在天之父’了解的更多一些”。

1914 年夏天，在德国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的叫嚣。在上流社会和宗教的讲台上，人们赞扬战争就像赞扬解放一样。福音主义神学家迪贝利乌斯于1916 年写道：“好啊！解放的暴风雨消除了 1914 年 7 月最后两周的无法形容的闷热。战争的开端象征着伟大的神的启示。上帝在保佑德国人民；通过战争的阴霾，德国人民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上帝从苍天射向地球的炽热的目光。德国人民感到了神的启示。！”

柏林大学在德意志帝国各学校中起着示范的作用。该大学大多数教授认为，把德国其他科学家集合在战斗激情的旗帜下是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人文科学的代表们特别热心。但是自然科学家也没有袖手旁观，著名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赢得了毒气战争发明者和化学武器创制者的可悲声誉。

在形势的压力下，1914 年夏天一直到秋天，在普朗克的讲话中开始出现了直到今天犹令人不悦和感到惊讶的思想与言论。他说过“神圣的愤怒的火焰冲天”之类的话。他欢迎宣战的那一天，把这一天看作是德国人民“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天。他赞扬那些“成群结队地”离开教师和研究所投笔从戎的大学生们和青年科学家们，宣称战死沙场是青年科学家可能得到的“最珍贵的奖赏。”

当然，普朗克在 93 名德国知识分子 1914 年 10 月的呼吁书上签了名，在这份臭名远扬的、政治上盲目无知和软弱无力的“供词”上签了名。关于这份“供词”，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说过：离整一百个签名者只差七个施瓦本人（施瓦本人是指中世纪施瓦本公国的居民，德国人的别称；还有“糊涂人”、“蠢人”的意思）。

像伦琴和艾米尔·费歇尔一样，普朗克事先并未了解这个宣言的内容就在上面签了名。后来他对此深感遗憾。在致罗伦兹的信中，他竭力缓和正是他的签名对在国外的许多科学家产生的那种不愉快的印象。同时他表示希望：他将能保持住“顺乎各国人民斗争”的精神和道德。

对普朗克来说，战争是一场从“蓦地滚滚而来的阴沉的政治乌云”中射出的“箭一般的闪电点燃的世界性灾难”。普朗克也像大多数德国科学家一样，对帝国主义列强准备对各民族大屠杀的社会经济内幕了解得很少。他曾经相信：问题在于为了保护民族的神圣而珍贵的东西而进行正义的斗争。

我们不能过分苛刻地责怪这位科学巨人，总的来说，普朗克是一个哲学味很浓的、过于理想化的科学家。他不是政治家，他所持有的丑恶的政治偏见来自于某些用心不良的人，他接受的其实是伪装在“爱国主义”之下的狭隘的“种族主义”。这是普朗克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经过这一次的洗礼，普朗克认识到虚伪的“种族主义”的残酷，从而走上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又有一些人出来大肆煽动群众中的种族主义情绪。他们全力攻击犹太人，妄称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是伪学，是犹太人搞出来的欺人之谈。这种“犹太物理学”不值得一顾（因为他们实在弄不懂），必须打倒。他们提倡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那大致是指的可以按经典概念来理解的实验物理学，据说只有这种物理学才有实用的意义，等等。他们正面攻击的是爱因斯坦，但骨子里则是企图借机搞垮普朗克，从普朗克手里夺取德国科学的领导权。

特别是当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之后，以普朗克为代表的正派人士当然就越来越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地位。

普朗克不赞成“纳粹”的政治原则，并谴责它的方法，特别是谴责它根据种族和世界观的原因对科学家的迫害。

1953 年春，普朗克在同希特勒的一次会谈中曾试图抵制对犹太民族科学家的大批解职。关于在纳粹主义时代的这次会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报道。人们纷纷赞扬这位科学家本人在其生命中最后一年里对这次会

见的详细说明。尽管离会见已时过 14 年，但是凭着他清醒的记忆和无可辩驳的诚实，看来可以无须怀疑他的谈话的真实性，即使他的谈话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普朗克的谈话于 1947 年以《我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拜会》为题发表在《物理之页》上。普朗克写道：“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我作为德皇威廉大帝科学研究会的会长理应对元首表示敬意。我认为，我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来替我的同行——犹太人弗里茨·哈伯说几句话。”普朗克以冷静的客观态度继续讲述着他列举各种合理论据的一切企图是怎样碰壁的。读着德国精神生活最新史的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相信，这次会见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除了普朗克所写的结局之外：“⋯⋯他没有作出回答，转到了一般谈话上，并作出结论说：‘人们说我有时神经脆弱。这是误解。我的神经有如钢铁。’ 当时他抓住自己的双膝，开始讲得越来越快，并且暴跳如雷，以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沉默和告退。”

普朗克没有干预“爱因斯坦事件”。当报刊上出现关于爱因斯坦发表反法西斯言论的第一篇报道时，普朗克正在去意大利的旅途中，他不愿中断自己的旅行。他从慕尼黑写信劝爱因斯坦自动退出科学院，以便保证他自己正当地完成科学院活动和保护他的朋友免受“众多敌人”的攻击。

普朗克向柏林的一位同行承认：开除爱因斯坦的手续将使他同个人的良心发生痛苦的冲突。他写道：“尽管无底的深渊在政治上把我和爱因斯坦分开了，但我深信，爱因斯坦的名字将作为柏林科学院最光辉的名之一，受到未来历史的尊敬。”

当写这些话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宣布退出科学院。即使普朗克本人在柏林，他也不可能以此改变“爱因斯坦事件”中的任何东西的。但是他也许能够以对科学院更相称的形式去安排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告别其多年活动的地方。1933 年 4 月中旬从西西里写的一封信证明：普朗克没有免受良心的谴责。他有充分理由担心：“爱因斯坦事件”将不是科学院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因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在科学中的意义是“难以估价”的。

普朗克从旅行回来之后，立即于 1933 年 5 月 11 日发表声明，他竭力以此声明改正他在道义上的过失，这个声明作为讨论爱因斯坦退出科学院的结语而附入记录中。

普朗克声明说：“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许多杰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还是这样一位物理学家，他在我们科学院发表的著作对本世纪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以致他的意义只有约翰奈斯·克卜勒和伊萨克·牛顿的贡献可与之媲美。我认为，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所表达的既是我们科学院同行们的见解，又是绝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见解。我认为说这些话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让后代不要以为爱因斯坦先生在科学院的同行们不能充分理解他对科学的意义。”

在会议前夕，冲锋队的匪徒们在歌剧院广场焚烧了进步诗人和科学家的书籍。这件事发生在离科学院会议地址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纳粹分子激烈地攻击普朗克，甚至有人“用科学方法”调查了普朗克的家世，胡说他在血统上是十六分之一的犹太人。仅此一项，就可想见那些政治恶棍们是何等的卑鄙无耻了。

1935 年 1 月，在柏林举行了纪念著名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政治流亡者弗里茨·哈伯的大会，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斯·普朗克的功绩。弗里茨·哈

伯在此一年前在瑞士去世了。尽管正式禁止了德国各大学、各高等学校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家学会会员们参加这个纪念会，但是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纪念会。他向利斯·迈内特指出：“当然，如果我不被警察逮捕的话，我要组织这个纪念会的。”奥托·哈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普朗克使大家感到惊讶，他勇气十足地举行了纪念大会。”

这样，普朗克实际上证明了自己观点的反法西斯性质。在“第三帝国” 时期，这使德国科学的权威在国外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当中并没有完全丧失。

因此，物理学家—纳粹分子斯塔克也像对劳厄和海森堡那样对普朗克进行辱骂，称普朗克为“白色犹太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8 年，普朗克被迫辞去柏林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1946 年夏天，马克斯·普朗克应邀赴伦敦和剑桥参加了牛顿诞生 300 周年的庆祝大会。这个邀请，是对他反法西斯功劳的承认，是尊重他在法西斯年代里不得不承受重大的个人牺牲的证明。

马克斯·普朗克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一个以行动捍卫真理和正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