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三、中苏开始公开论战
- 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
- 中央决定：“可以停止公开争论一段时间，准备中苏两党的谈判。”
毛泽东说现在非公开回答不可
1962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意大利共产党也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意共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其他人也公开攻击中国党。
这时，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回答陶里亚蒂的讲话，由人民日报写社论回答。同时指示《红旗》杂志写一篇论述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长篇论文，针对陶里亚蒂的话进行反击。
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
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31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日（30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
毛泽东在杭州审定后，于12月30日写信给邓小平。毛泽东在信中说：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分7个章节，主要回答了陶里亚蒂和其他一些兄弟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结构改革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等问题上的观点。
文章批判了陶里亚蒂，阐述了中方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指出：
中国共产党本着增强兄弟党友谊的一贯立场，应邀派遣代表参加了12月初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我们本来希望看到，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有助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对敌的利益，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粗暴地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出席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能不在致词中严正地声明，我们不同意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表示“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并且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这样，意共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成了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发表的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革命原则的观点，不能保持沉默，不能不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愿意坦率地说，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我们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文章还进一步阐明了中方的观点和立场，文章指出：
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
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诬蔑为我们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在许多场合公开地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
……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的泥坑。
文章最后指出：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豪迈的召唤：“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这个伟大的召唤，鼓舞着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坚毅地冲破一切障碍，奋勇向前。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国人民觉悟越来越高，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受苦受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潮流面前发抖吧！马克思列宁主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1963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篇社论。该文指出：
被伟大的列宁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革命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目前空前厉害地遭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歪曲和糟蹋。
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就在于继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加剧了的矛盾，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伟大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继续十月革命的事业，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现代修正主义者还无中生有地胡说什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叫做“教条主义者”）“否认”某种必要的妥协。我们愿意告诉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笼统地否认妥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问题是什么样的妥协，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如何实现妥协。列宁说得非常对：“‘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也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一种妥协是允许的，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哪一种妥协是不允许的，是叛卖性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这样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在伟大的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让我们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高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旗帜，高举中国和苏联的伟大友谊和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人民团结的旗帜，高举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推进人类进步、正义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吧！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两篇文章各有侧重。
前篇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
后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的问题。
这两篇评论只是指名回答了捷共和意共领导，或者泛称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但评论的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就是苏共领导的论点。
1963年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中日双方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当时谈到了中苏的论战，毛泽东指出：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
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谈话中，谈到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毛泽东说：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两篇社论发表后，中苏公开论战就全面爆发了。
中国代表团拆穿苏共假团结
1963年1月15日到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苏共由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大会在安排发言的时间上也费尽心机，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先讲话，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致词安排在他们讲话几天以后。
赫鲁晓夫在这次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的同时，第一次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他又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讲话以后，其实已经设计好了其他兄弟党的讲话口径。
他们一边攻击中国共产党，一边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其实就是彭真所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被安排在1月18日，而且还有规定，这次代表大会只邀请各国党的第一把手为团长的来宾在会上致词。他们特允许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和捷克党的代表团团长在会上讲话。其他党的代表，只能每一个地区派一个代表讲话。
从赫鲁晓夫的发言看，他的很多观点站不住脚，公开争论下去对他不利，所以他毫不讲理地指责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且还把阿尔巴尼亚党放弃自己的观点作为停止论战的条件。
赫鲁晓夫这样做，并不是要停止公开论战，而是为了迷惑一些人跟他走，以压服中方放弃答辩的权利。
在赫鲁晓夫讲话之后，许多党的代表在讲话时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党，并要求中国共产党改变立场，停止公开论战。
于是，中国代表团打电报请示中央如何表态。刘少奇于1月17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根据上述情况修改代表团的致词，采取高姿态，主张真团结，反对假团结，揭穿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诡计。
会议还决定指示代表团：
要力争在大会上讲话，而且要准备可能在讲话过程中间遇到干扰，甚至打断我们的讲话、不许我们讲完。
所以中国代表团一定要事先把讲话翻译好、打印好，并且动员所有在柏林的中国同志，包括中国使馆的、代表团的、新华社的同志和留学生，在代表团讲话后从几个方面把代表团的讲话稿散发出去。
经过修改后的代表团致词，主要强调各兄弟党应该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那个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致词中不指名地指出，对那些表示和解的建议，我们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致词还强调：
我们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并且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来攻击另外一个兄弟党的做法，对此我们再一次表示极大的遗憾。
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发言揭穿了搞假团结、真分裂的诡计，所以在代表团致词过程中，大会执行主席一再摇铃制止中方的发言。
当时，会场上特别嘈杂，从主席台到整个会场，都发出一片喧闹声，吹口哨、拍桌子、跺地板，胡闹一气。但代表团团长很有耐心，他们闹的时候，就暂停讲话，等他们闹完以后又接着讲，坚持把祝词念完。
对于其他代表团的这种没有礼貌的行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临时离开讲稿，说他们这种做法使中方看到了他们的“文明”。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1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接着，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国共产党继续反驳苏联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起草团队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1月2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1月25日晚，他审阅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
24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在这篇社论中，中方高举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旗帜，维护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
社论第一次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
社论指出：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是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这种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只有严格遵守这两个文件，才能加强团结，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这两个文件，就只能损害团结，只能是假的团结。坚决维护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共同准则，同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社论最后指出：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应当担负的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经过充分的同志式的讨论，协调彼此的观点，消除分歧，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我们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一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以便改善气氛，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必要的条件。
社论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严格遵守文件精神，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文件精神只能是假的团结。
社论强调说：我们认为，一面要求停止攻击，一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这篇评论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不少兄弟党的领导人依然继续违反《宣言》和《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代表团当然有权利予以答辩。
毛泽东提出写答辩文章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封来信。2月23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接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当时，毛泽东正患感冒，会见地点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
毛泽东首先对契尔沃年科说：
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接着，毛泽东提高声调说：
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4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20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毛泽东接着说：
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建议说：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26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
这样，中央开始着手准备中苏的两党会议。1963年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1963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在2月25日的会议上，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指出：
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3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刘少奇讲道，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
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4篇文章，苏联又是4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90%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
毛泽东还说：
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3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1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继续发表3篇评论，它们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2月27日发表的《分歧从何而来》，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评论综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回答那些指责中国党是分歧的“罪魁”、“祸首”的兄弟党的。文章指出：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必须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在自己队伍的内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们没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评，也没有首先挑起公开的争论。但是，谁要是利用我们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场，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错了主意。
……
我们愿意告诉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们，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既然你们公开地大肆攻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们就没有权利要求我们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既然你们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们。
现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古语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觉得，现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别是中国同志们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他们还说中国同志的立场“离开他们自己赞同并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越远”。
文章之所以指名回答多列士等，是因为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谈论分歧最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兄弟党最恶劣的就是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等人。
评论回答多列士指责中国共产党把分歧公开化时，指出分歧公开始于1959年9月9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
《分歧从何而来》一文重申：
在这样的时刻，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共产党、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吧！让我们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吧！
《红旗》杂志1963年第三、四期发表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文章主要从理论上说明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批判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观点。
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提出许多意见，并亲自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长文首先指出，目前各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大争论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挑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论战。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
文章说：
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推翻以前，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的时候，能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最根本问题。
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伟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所谓“改变国家内部均势”等等，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陶里亚蒂同志说：“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是不是我们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我们也“请他们允许我们提醒”：好好地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愿意理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
……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纲领，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平”的赞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只有阶级的“和平”，丝毫没有什么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实践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绝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根本原理。抛弃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不要自己高傲地声称不干俄国十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谦逊些，记住伟大列宁在1920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训：“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根本分歧。
文章从分析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陶里亚蒂提出的关于当代世界的新概念，根本抹煞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完全背离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3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篇文章主要回答美共1月9日的声明。美共在声明以及其他的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文章指出：
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特别恶毒地诬蔑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立场。声明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我们的中国同志这种假左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的路线是吻合的，并且使后者得到了鼓励。”
这是什么话？！这种可耻的诽谤竟然出自美国共产党人之口，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我们支持古巴革命政府的5项正义要求，反对轻信肯尼迪的假“保证”，反对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们始终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着侵略古巴的美帝国主义。我们既没有主张把导弹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试问，我们的这种正确立场有什么可非议的呢？怎么能说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呢？有哪一点同美帝国主义的路线相“吻合”呢？
人们不难看到，同美帝国主义的路线相吻合的路线，确实是有的。美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侵略古巴的祸首美帝国主义，而是指向坚决支持古巴的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吗？
你们把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同志叫作“假左派”，我们要问，你们心目中的真左派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拿别国的主权去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就叫作真左派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假左派，真右派。
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这样做，反映了他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所采取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在他们的报告和言论中，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肯尼迪，并且极力表白自己对美国统治阶级的忠诚。
文章最后指出：
今天，摆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结成一条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口号，鼓舞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吸引着他们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这样，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方一共发表7篇文章，每一次发表答辩文章之前，都用大篇幅来刊登对方的反华言论。
这7篇评论都没有点名批评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中方这样做的原因是，1962年12月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留有余地的方针。这就是给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留有回旋的余地。
中方的方针一直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不希望中苏关系公开破裂。
邓小平总结反修正主义斗争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
现在有的人3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三反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主要是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并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
早在1962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中苏公开论战的第一次反攻议论纷纷。
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详细讲到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
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开始的7年间，我们共产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这样，后来的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在理论上系统化，赫鲁晓夫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越来越粗暴、恶劣，以至最近发展到利用欧洲5个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对我们发起一系列的攻击，把争论推向新高潮，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论。
在会议上，许多人总结这次论战时指出：
这次中国公开答辩、反对修正主义，其性质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对赫鲁晓夫领头全面篡改马列主义。苏方否定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学说。
会议一致认为，中国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不是以让步来求团结。
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现在看来，赫鲁晓夫还不敢和我们公开破裂，因为他和美国的关系还没有搞好。
大家还认为，现在的公开争论无非是笔墨官司，但是我们要在一定范围的干部中做思想工作，要告诉他们分裂的可能不是不存在，是有这种可能的。要不然，将来一旦真的分裂到来时，我们的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就不好了。而且对左派兄弟党也要做工作，也要他们有思想准备。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要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在2月28日总结发言时谈到反修斗争。毛泽东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
邓小平赞成并传达中央常委的决定：预定撰写的文章发表完了以后，要停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出现要求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
因此，中央决定，可以停止公开争论一段时间，准备中苏两党的谈判。通过这个谈判，如果达成一些协议的话，有可能召开第三次兄弟党会议。
中苏论战，是60年代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
中苏论战，对中国和苏联都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