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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中方试图拯救友谊
- 邓小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是一定要经过斗争才能得到锻炼壮大。”
-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 邓小平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
刘少奇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共中央开始对中苏关系进行总结。
1961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报告。
邓小平在会议上，就反修斗争问题讲话。他说：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暴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不会来一个挫折？从这几年的情况看起来，挫折、倒退很难避免。从历史上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起有伏是合乎规律的。因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天也不会垮下来。
邓小平接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是一定要经过斗争才能得到锻炼壮大。”
邓小平指出，中国党要考虑自己的责任，我们还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全世界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希望我们能够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时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就是苏共二十二大，他在大会上搞“四反”，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走下坡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和赫鲁晓夫所作的报告。这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坡路了。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共党中央确定：继续集中力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采取力争缓和的方针。
这时，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人们的生活状况极度恶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
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和法制，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就在中国最艰难的时期，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主要是回答中国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致词。
来信给中国共产党戴上“特殊立场”的帽子，指责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兄弟党”不同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党。
来信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增进团结，又要求中方放弃所谓“特殊立场”，接受所谓“共同的路线”。当时，党中央正集中力量解决“七千人大会”后的一系列国内问题，一直到1个月以后才讨论苏联方面发来的这封来信。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对苏共这封信作了一些分析。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作出估计，苏共领导发出这封信有以下意图：一是可能是想缓和中苏关系；二是为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制造舆论；三是要挑拨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挑拨中国党和其他左派党的关系。
最后，政治局会议确定：
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首先是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如果我们不坚持原则，那么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很难有力量来抵挡苏共领导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大反不赞成苏共领导的兄弟党的这种趋势。
当时，中央认为，与其让中苏关系这样拖下去，不如主动地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
因此，在刘少奇的率领下，政治局决定要给苏共中央写一封复信，在复信里主动提出要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同时要为开兄弟党会议作准备。
政治局认为，中苏两党可以先行会谈，为召开兄弟党会议作准备，而不是由中苏两大党来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共同问题。而且还要提出这次兄弟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
中央要求做起草工作的人员在起草复信时，首先要分清是非讲清道理，不要点赫鲁晓夫的名字，然后提出建议。这封复信要写得理直气壮，合情合理，娓娓动听。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在二三月份有些兄弟党的倡议，如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都先后提议中苏两党先举行会谈，也建议召开兄弟党会议。
政治局会议同时还要求过去参加过莫斯科1960年81个党会议、起草过给苏共的《答复书》的秀才们组成一个班子，收集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方在正式的或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违反81个党会议声明的材料，特别要收集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不指名地攻击我党的材料。还要对外联络部、外交部、新华社和调查部也专门成立一个班子，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
经过一个星期的起草工作，给苏共的复信在4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定稿，4月7日正式发出。既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同时也由中国驻苏联大使转交给苏共中央。在这封复信里，中共中央正式建议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而且还提出5项具体建议，分5个步骤来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即：
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苏阿两党举行会谈，召开苏、阿、中3党会议，然后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会议，最后召开81个党会议。
苏方在5月31日作出答复，拒绝召开兄弟党会议。在复信中，苏方把阿尔巴尼亚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要阿尔巴尼亚党放弃他们的立场，向苏共领导屈服。
更为恶劣的是，在苏共中央2月来信之后，在1962年上半年，苏共领导在中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煽动几万人逃到苏联。
这时，国民党在福建沿海对中国进行挑衅，台湾蒋军在福建沿海进行骚扰，先后有许多股国民党军小部队在那里登陆。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面，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的机会遥相呼应，对中国突然袭击。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但苏联骗走了中国几万人。
1962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没有因为中方的努力而缓和，反而从下半年起变得越来越严重。
中方废除对苏领事条约
1962年4月16日，苏驻新疆领事馆人员，经长期策划，诱骗胁迫塔城、裕民、霍城3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
同年5月25日，又在伊犁制造暴乱事件。为此，中国使馆前后向苏方交涉4次均无效，中国不得不废除领事条约，限期驱逐苏领馆人员。
同时，在新疆和东北的苏侨要求回国或去其他国家，一律放行，乘此机会，解决苏联在中国国内搞颠覆的问题。
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都是俄罗斯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将领，并双双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前者建国前任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副司令员，后者在民族军也是军级干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军并入解放军新疆军区序列，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均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军区副参谋长，行政八级。
20世纪60年代初，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抬头时，他们于1962年鼓动不明真相的6万余名少数民族部分军官和边境老百姓，一起越境逃亡前苏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新疆边境大逃亡”事件。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沐浴在初春的阳光中，冰雪开始融化，树木开始发芽。
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岳耀礼于是问司机：“一大早这是上哪去？”
“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出来。
岳耀礼急忙迎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犁去？”
“怎么，不行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伴随着马达声驶出军区大院，岳耀礼望着汽车背影陷入沉思。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地区爆发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3个地区，并成立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早在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
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龙泰耶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这时，公路上迎面驶来一辆吉普车，祖龙泰耶夫看清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
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
两人相互寒暄之后开始交谈。
马尔国夫问：“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
接着，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出来，有人弹起六弦琴，有人拉响“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人们随着他的舞步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
马尔国夫也加入到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后，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离去，他俩从汽车里拿出白酒和羊肉，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马尔国夫站起来低声说：“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
此话一出，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
“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呢！”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祖龙泰耶夫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
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同时，一大批“克格勃”分子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就变成了一条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
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几百人。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千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
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不寻常的情况。
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军分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3个单位离得都太远。上午9时多，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拥进州委大院。
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有人喊了一声：“咂！”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人。
傍晚，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着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篷也都搭好了，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4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3天3夜。
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6.7万人逃到苏联，有2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
这起事件引发了中苏边境的局部紧张。
这时，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吸着烟，这时卫士进来报告说：“主席，总理来了。”
毛泽东对卫士说：“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
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说：
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官。
30年之后，中苏关系解冻。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
霍尔果斯边防站，飘扬着五星红旗，以前逃往苏联的人如同大梦初醒。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他们的请求遭到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中方指责赫鲁晓夫朝三暮四
1962年4月起，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
当时，印度方面的立场是：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在此情况下，尼赫鲁一再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尼赫鲁最后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正在中印边境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候，中国政府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说中印边界上，印度集中了大批军队，看来它要发动战争，希望苏联政府发挥它对印度的影响，劝说尼赫鲁悬崖勒马。
当时，苏方由赫鲁晓夫出面找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谈话。
在谈话时，赫鲁晓夫表示支持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立场，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是要对印度提出强硬抗议的。
赫鲁晓夫采取这种态度，同当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关系紧张有关，那时他需要中国支持。
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
14日，印度国防部长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
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17、18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挑衅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
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
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尼赫鲁政府大肆调兵遣将，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此次同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
这次反击作战，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拉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地区进行。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万多人。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直到10月23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入侵印军。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山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27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山口与印军打响。机枪连班长司马义买卖提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战后，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28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碟木绰克等地。接着，又收复了卫里加斯、卡日果等地。卫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3项建议。
其最主要3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当天，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3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24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28日停止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
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周恩来指出：
中国的3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2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3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
从12月1日开始，中国军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方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全部印军战俘。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和平谈判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
早在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以后，印度方面就在中印边境集中军队，1959年曾先后两次侵入中国领土，挑起边境冲突。一次是1959年8月25日，一次是1959年10月20日。
对1959年的那次中印边境冲突，苏联方面采取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态度。
对印度军队这两次入侵行动，中国政府都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印度方面无理地拒绝了中方的抗议。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停止中印边境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这时，苏联《真理报》在10月25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的立场，也认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
中国从12月1日起主动地撤回部队，就在此时，赫鲁晓夫突然改变立场。
赫鲁晓夫在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在会上说：
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有阵地前进呢？
赫鲁晓夫的讲话，和他在10月跟刘晓大使的谈话以及10月25日《真理报》发表的社论，立场完全相反，从支持中国变为指责中国，从不赞成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变为指责中国越过边界。
赫鲁晓夫朝三暮四的做法，受到中方的指责。
反复无常是赫鲁晓夫的一贯作风，赫鲁晓夫这样做，又同当时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美苏核对峙的危机事件息息相关。
毛泽东不满苏联对古巴的行动
1962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各界人民集会，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企图再次发动对古巴的武装侵略，重申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英雄的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出席大会。
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大会上宣布说：
美帝国主义企图再次发动对古巴新的武装侵略，中国人民感到极大愤慨。中国人民一直是战斗的古巴人民的忠实朋友，我们始终把支持古巴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当成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古巴人民可以相信，曾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实的朋友。
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中共中央委员吴玉章、古巴驻华大使奥斯卡·皮诺·桑托斯、正在北京访问的古巴教育代表团团长莱昂·比塞特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谴责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的新阴谋，表示相信古巴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必将取得新的胜利。
当天14时30分，政协礼堂1000多人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古巴朋友。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宣布大会开始以后，吴玉章向到会的人发表热烈的激昂的讲话。
吴玉章说，现在，一次新的武装侵略正在严重地威胁古巴，美帝国主义最近正在积极加紧进行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
他揭露说：
不久前，肯尼迪政府从“特别军事计划”中拨款2100万美元作为侵略古巴军事活动的“特别基金”，集中了大量的用于进攻古巴的军事物资，甚至把美国飞机涂上古巴反革命组织的标记，准备轰炸古巴；在美国本土已经建立了20个雇佣军的训练营地，并且在纽约、芝加哥、迈阿密、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继续招募和组织雇佣军；在尼加拉瓜、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国设立了15个以上的雇佣军训练基地；同时还在美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议，成立了“美洲联合情报机构”、“联合防务委员会”。为了配合军事行动，美帝国主义继续组织和利用古巴反革命分子，在古巴国内进行破坏活动，并号召古巴反革命分子“集合起来”，组织一个以普利奥为首的流亡政府；并积极派遣特务潜入古巴，进行种种恐怖和破坏活动，甚至组织专门力量，企图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和其他革命领导人。
他还指出，美帝国主义还大力施展政治、经济上的欺骗、威胁手段，企图迫使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参加对古巴的“集体干涉”。
中国一开始的态度，与苏联保持了一致，“为国际反美斗争平添了几分声色”。但是，中国这时和印度发生边境战争，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利用帮助苏联拖住美国的手脚。
这次古巴导弹危机，还要从1959年初期讲起。
早在1959年初，地处加勒比海的古巴发生革命，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起义军进行武装暴动，推翻亲美卖国、贪污腐化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
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岛国，距美国只有140海里。美国一向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这次后院起火，美国如坐针毡。
1959年1月13日，成立古巴共和国。当时，卡斯特罗这位领袖人物年仅32岁。新政权成立初期，美国同古巴的关系还不错。2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4月访问美国，还受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
1959年6月，古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很大变动。政府重要部门绝大多数被主张实行急进政策的人所掌握。美国政府担心控制不了古巴，后院起火，动摇美国在拉美的统治基础，于是就对古巴新政权产生怨恨和不满，这就导致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日益恶化。
1961年1月5日，美国竟然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把一个完全依靠生产和销售糖类来维持国计民生的国家严密地封锁起来，使它的食糖卖不出去，企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
同年4月15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古巴流亡分子驾驶美国B-26飞机对古巴进行了轰炸，1000多名雇佣军登上古巴猪湾，妄图入侵古巴并以暴力推翻卡斯特罗新政府。但在72小时之内，入侵者即被古巴人民一网打尽。美国政府并未就此罢休，反而继续对古巴施加压力，继续采取敌视古巴的政策。
卡斯特罗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当时非常关注古巴的处境，正是出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想在拉丁美洲找一个立足点。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苏联向古巴提供大批武器装备，并派出顾问团。
同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十分清楚：古巴距美国仅有140海里之遥，而距苏联却达1万多公里，并且美国还拥有核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和美国对抗。但是，苏联拥有中程弹道导弹，因此决定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1962年6月，苏联和古巴签署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古巴接受苏联的24个中程和中远程弹道火箭，每个携带2枚导弹和1个核弹头；24个先进的萨姆II型地空导弹发射器；42架米格战斗机和42架伊尔—28轰炸机；加上其他一些海岸防卫武器。这些武器由苏联人掌控，另外派4.2万名军人驻扎在古巴。
1962年10月15日，美国U—2飞机拍摄到苏联中程弹道导弹的照片，美国很快确认，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16至32枚导弹核武器。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所有美洲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
加勒比海危机爆发时，中苏国家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美国封锁古巴消息一传出，中国政府就严正声明：坚决支持古巴、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
不管在什么样的风浪中，6.5亿中国人民都永远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斗争到底。
对于美国的核讹诈，中国政府重申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62年10月26日，美国军舰在空军的配合下，拦截进入“隔离区”的苏联船只。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他立即命令那些正向古巴行驶的舰只掉头返航，并致电美国总统肯尼迪，希望能够寻找解决这次危机的可行方案。苏联的这一“突变”，引起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的关注。
10月28日，由于苏联实力当时还比不上美国，美国也认识到核大战的可怕后果，双方正式达成妥协：苏联将全部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在联合国进行核查之后运回本国；美国允诺拆除前不久刚刚在土耳其部署完毕的导弹基地，并保证不会发动对古巴的军事进攻。
一开始，卡斯特罗拒绝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这一立场得到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毛泽东联想起一件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苏联签署《雅尔塔协议》，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出兵东北；现在，苏联又以牺牲古巴为代价，换取美国在某些方面的让步。
古巴和中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相同遭遇，引起毛泽东对苏联的不快。
就在美苏达成妥协的10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国战争挑衅》一文，该文指出：
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已彻底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肯尼迪政府不顾世界公众舆论的反对，悍然开始了对古巴的非法的军事封锁，派出大批军舰和武装部队拦截开往古巴的外国船只。
同时，白宫和五角大楼继续加紧调兵遣将进行侵略古巴的军事部署，肯尼迪连续召开高级会议制定武装入侵行动计划。据美联社透露，“关于入侵、空军进攻以及其他许多种行动的基本蓝图”都已放在参谋长联席会议随时准备好的“应急计划”的档案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肯尼迪政府，经过长期的策划，已经准备好了对古巴发动直接武装侵略的冒险计划。
……
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一次起着这样的作用。被美国最近的战争挑衅行动激怒了的各国人民，同声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好战和侵略罪行，坚决表示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
事实再一次证明，古巴人民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的，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中国人民同古巴人民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我们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不管在什么样的风浪中，6.5亿中国人民都永远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斗争到底。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动摇我们的信念：胜利一定属于革命的古巴人民！
中国的态度，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
10月30日至31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亲自访问古巴，劝卡斯特罗同意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卡斯特罗接受了吴丹的劝说，但断然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并向美国提出了5个条件：（1）停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古巴进行的经济制裁；（2）停止对古巴进行一切颠覆活动；（3）停止自美国各地和波多黎各对古巴进行海盗袭击；（4）停止美国飞机和军舰侵犯古巴领空领海；（5）撤除关塔那摩基地，并将它归还古巴。
赫鲁晓夫听说后，惊叹：
天啦！卡斯特罗竟然敢于向美国提出“5个条件”！难道是毛泽东给他撑腰？
中国政府在10月25日、10月30日两次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入侵。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的危机中，受到美国公开的羞辱，颜面扫尽。
赫鲁晓夫对中方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因此，赫鲁晓夫在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做法辩解，不指名地攻击中国，一反他在10月间曾经赞成中国反击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没有胆量把怒气冲向美国，只好把满腔怒火对准中国，加勒比海危机之后，赫鲁晓夫发起了一个“围剿”中国的运动。
中国代表团捍卫中方立场
从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有5个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举行代表大会。
他们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会议上，这5个党的代表大会都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并攻击中国共产党。除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是由赵毅敏率领代表团参加以外，其他4次由伍修权率团参加。
当时，中央指定由宣传部、对外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组成工作小组，对5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情况先行研究、分析，然后提出对策。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起草有关的致词、声明和评论，还负责起草中央给代表团的指示电报。
1962年11月5日到14日，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苏共由苏斯洛夫率团参加。
大会一开始，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在他的报告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时用隐晦的语言指责中国共产党。
经过苏共代表团的策划，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和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同年冬，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纠结欧洲共产党，向中国代表团发起围攻。
在接着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在整个匈牙利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有30多个兄弟党的代表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不指名甚至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时，中国代表团打电报请示中央，应该如何表态。
中央收到电报后，刘少奇立即召集会议商量。
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匈牙利的这个会很快就要结束了，对这个事情要做紧急处理，要起草小组起草一个声明，发给代表团，以便在会议结束之前能够发表。同时还要起草小组再起草一个电报给代表团，要求代表团抓紧时机，抓住要害来进行答辩。
在中国代表团的声明稿中，先讲代表团带着加强团结的愿望来参加大会，然后讲到现在有一些党、有一些人还在不断地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利用一个又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机会指名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共产党。
声明着重指出：
这种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来攻击另一个党或另一些党的做法，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也是极不正常的，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声明最后主张召开兄弟党会议，以消除各党之间的分歧，加强团结。
代表团收到声明和中央复电时，正是匈牙利党代会上午刚刚结束并定于晚间举行招待会之前。代表团根据中央指示，抢在匈方举行招待会上宣读声明。
声明宣读结束后，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走到中国代表团面前，说对中方发表这个声明表示遗憾。
代表团的成员当时非常生气地说：
你们大会上骂我们，现在又在招待会上骂我们，你们的招待会我们不能继续呆下去了。
然后，代表团立即退席。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12月4日开始到12月8日结束。
在这次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开始作报告时，便猛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同时还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支持阿尔巴尼亚就是支持他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这次捷克党的党代会上，在60多个外国党代表团中间，有50多个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其中有20多个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在这次大会上，朝鲜党的代表团团长不同意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朝鲜代表团团长发言明确指出：
如果说对苏共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话，同样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
朝鲜党代表的致词受到了一些党代表的指责。
在这次会上，中国代表团在致词中说：
我们对于今年以前开始发生的、以后又一次再次发生的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坛，对别的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攻击的做法，表示深切的痛心。
你们的代表大会又一次重复了这种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做法，使我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12月7日，中国代表团针对会上的反华言论发表声明说：
我们党的代表团是抱着增强兄弟党的友谊、增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真诚愿望来参加这次大会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利用这次代表大会的讲坛，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且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种做法，不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这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行动，我们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
声明同时还批评了这次大会的反华闹剧，说这次大会甚至采取喧嚷、嘘声等不正常的方式，并不能证明自己是有道理，也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其他几个党的代表会上，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国内也在积极奋战，为代表团出谋划策。
毛泽东回击兄弟党的攻击
1962年11月开始，有5个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举行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一些与会代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针对其他党的无理指责和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首篇答辩文于12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社论的题目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
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他于12月14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
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指出：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不渝地维护和加强这个国际主义的团结，是一切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由于各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极其复杂，各兄弟党的处境很不相同，而客观形势又经常变化，各兄弟党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常常是难免的。而且发生不同的意见，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必须从维护和加强国际主义团结、共同对敌的立场出发，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经过协商达到一致，使团结得到可靠的保证。
一年以前，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对另一个兄弟党发动攻击的错误做法。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在那次大会上及其以后，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恳切呼吁，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相互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真诚努力，没有能够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不但没有考虑改变这种错误做法，反而变本加厉，沿着分裂主义的道路，愈走愈远，以至这种错误做法最近接连出现在欧洲4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说捷共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
在捷共的代表大会上，一些捷共同志和某些兄弟党同志，任意地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自己的声明中坚决反对这种制造分裂的做法。声明指出：“这种错误做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下去，势必还要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然而，中国共产党这种以团结为重的态度，仍然没有能够使那些坚持这种错误做法的人回心转意。
捷共某些领导人表示“不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意见，坚持要“进一步加深”这种做法，竟然要中国共产党“重新审查”自己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立场，并且把对中国的这些诬蔑和攻击公开在全世界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作必要的答复。
……
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始终不渝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保卫世界和平而积极斗争。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创者，我们一贯主张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反对诉诸武力。
社论最后指出了中国一贯坚持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要维护世界和平，要实现和平共处，要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首先必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相信，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以及一切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社论综述了在保、匈、捷3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反阿、反华事件，特别是在捷党大会上的反华闹剧，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何对待核武器等问题，阐述中方的观点。
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经过保、匈、捷这3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进行“围剿”之后，中国开始反“围剿”。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12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
12月2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在12月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毛泽东12月2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
邓小平在传达中说：
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不只是党的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邓小平还说：
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
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1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考察。
12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人员，“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毛泽东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在与苏联等国的交锋中，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大度的胸怀和浪漫的诗人气质。
那几天，毛泽东的心情比较愉快，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在这一天，他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中方对苏联和一些兄弟国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逐步滋长、蔓延的善意批评，捍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