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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大力发展合作社
- 毛泽东说：“河北小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6户……”
- 毛泽东说：“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80%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 张玉坤十分爽快地说：“反正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支部怎样规划，咱们就怎样办！”
推动农业合作化快速前进
1955年7月3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认真总结了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在报告中谈到了全国5亿农民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坚定地认为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都应该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毛泽东说：
河北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6户，3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3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3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5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3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还在报告中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他十分坚定地指出：
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最后，毛泽东宣告：“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毛泽东接着强调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性，毛泽东说：
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
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80%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毛泽东充满激情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当时，不仅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了各地农村的干部和群众极大的鼓舞，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中，广大农民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到农村的各项建设中。
合作社出现新人新风貌
在此期间，天津郊区共产党员张玉坤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带领乡亲们创办了一个十分优秀的合作社。
195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天津南郊区翟家甸村村边的大道上，共产党员张玉坤，遇见了从区里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回来的党支部委员刘宝富。
刘宝富背着铺盖卷儿，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张玉坤走过来。张玉坤看见刘宝富这么高兴，就知道他这次学习的收获肯定不小。
果然，刘宝富叫住张玉坤，对他说：“我这次在区里学习的收获可真不小，你说，群众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咱们党员应该怎么办？”
张玉坤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说呀，咱要带头！”
刘宝富脸上露出笑容，他说：“对呀，咱们应该好好学习怎样办社，群众的热情很高，就等着咱们去领导啦！”
张玉坤说：“要办社，咱们的互助组不就是一个挺好的基础吗？”
张玉坤与刘宝富告别后，兴冲冲地回到自己的互助组。他是村里一个互助组的组长，在回来的路上，他产生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想法。他迫不及待地想跟自己的组员们商量一下。
组员们正忙着在院子里捆稻草，一见组长张玉坤回来了，都直起了腰。张玉坤兴冲冲地说：“我说一个主意，咱们商量一下，我到乡里学习学习，咱们办一个合作社怎么样？”
组员们一听，都十分高兴。他们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起来。
有的说：“组长的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集体劳动多愉快，收入又多……”
有的说：“办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们有党支部的领导，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合作社肯定能办好！”
没过不久，刘宝富兴办的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搭起了架子。张玉坤天天到联盟社学习经验，他仔细地看人家怎样订社章，怎样进行土地排队和劳动力排队。
黄昏时分，张玉坤回到自己的互助组，就和组员们一起仿效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法讨论订社章的事情，还开始了评土地、评劳力、评农具、评牲畜等工作。
经过20多天的努力，张玉坤和他的组员们成立了一个由12户村民组成的合作社，大家给这个合作社起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伟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过了一段时间，张玉坤听说区里来了工作组，住在乡里了。他就从翟家甸村跑到三道沟村去找工作组。他一见到区干部就说：“我们是伟大合作社，该给我们批社章了吧，社员们都开始生产啦！”
干部们商量了很长时间，才答复道：“你们的社章就不要批了。”
张玉坤以为干部们太忙，没时间审批，就说：“如果区里太忙，什么时候有空，通知我一声，我立刻就把社章送去！”
伟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左等右等，还是没有人来过问他们批社章的事情。张玉坤十分着急，他忍不住去问乡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才从一个支部委员那里得知，因为伟大农业社不足15户，不够条件，社员里大多数又十分贫困，上级担心这个合作社办不好，巩固不住。
张玉坤听了这些话，才知道上级不给批社章，是因为他们不够办社的条件。他感到十分沮丧，就把这些情形给社员们说了。
社员们开始商量这件事情。几个贫农社员都认为伟大合作社完全有条件办下去，但是，有3户上中农社员开始动摇了，他们认为上级不批准就得不到政府的帮助，这样干下去不一定比单干强，于是他们先后提出要退社。
3户上中农算清帐目退社后，社里剩下了5户贫农，3户中农。大家的办社热情和生产情绪还是很高，并且开始研究怎样把连年歉收的旱碱地，变成稻田，争取办社后的第一个丰收。
不久，区里最后确定伟大合作社算是一个合作组。张玉坤对此毫不在意，他十分坚定地对大家说：“反正咱们要按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不管谁说什么，咱们走的路，是没有错的！”
到了秋收的时候，被称为合作组的伟大合作社像其他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样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那些在办社之前每亩只能收十五、六斤粗粮的旱碱地，被他们改变成水田，改良了土壤，这一年平均每亩收了600多斤稻谷。许多人一年之中挣了1000多个工分，这一年一个劳动力就能收入300元以上。
更让大家高兴的是，社员们已经有了会计制度和正常的管理制度，积累了一些办社经验；公共财产也已有了两台柴油机、三头牲口、一辆胶轮大车和其他农具。社员们高兴地说：“看起来，咱们是一定要合作下去啦！”
不久，乡支部通知张玉坤去开会，还说在会上要研究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大家都挺奇怪：这一年都没有人研究咱们的事情，这次到底是怎么了？
会上，乡支部书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张玉坤越听越激动。
接着，乡支部书记和乡长都做了自我批评，他们说伟大农业社取得成功的事实对他们是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
乡支部书记十分关心地对张玉坤说：“你们是愿意转成合作社，还是愿意和其他社合并？支部一定帮助你们！”
张玉坤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心中郁积多日的委屈此时像冰雪一样被融化了。
张玉坤十分爽快地说：“怎么办我都没有意见，转成合作社或者跟其他社合并，反正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支部怎样规划，咱们就怎样办！”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小合作社，就是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贫穷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庞举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3户贫农不但保存了农业合作社的组织，而且1955年的粮食产量，比1954年增加了一半以上，比一般农民增产一成以上。
这3户贫农办合作社的决心，终于感动了南王庄的村民，成为这些农民学习的榜样。
这个合作社后来发展到280户，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合作社。
1955年11月21日，两位记者怀着兴奋的心情，访问了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说：
在这个村子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新的气象：清晨，三五成群的男女社员们，冒着阵阵风抢扫树叶，他们正在为冬季积肥做准备；傍晚，从四面八方耕地回家的农民，在一条窄长的街上，形成了长长的行列。他们在相互询问着一天的生产成绩。
这个村的干部告诉我们：“最近有200多户个体农民报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听毛主席的话，走玉坤他们走的道路，参加合作社，办好合作社。”成了这个村农民的中心话题。
入社的农民都那么喜气洋洋，露着笑脸。
村建社筹备委员会的干部，有的在和社员商量着评议农具，有的翻着帐本规划土地。
党支部书记王米贵对我们说：“你们春天来，一定看不到这种情况。那时，不少富裕农民闹退社，生产可不带劲啦！现在小社合并成大社，退社的农民又回到社里来了，生产可变了样子……”
两个记者深有感触地说：“短短的一年里，南王庄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许多青年主动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自觉为农业合作社做贡献。
广东省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先进典型。
第二任突击队队长卢顺娣后来感慨地说：“有了这个生龙活虎的突击队，天大的困难都会化为乌有！”
据卢顺娣老人后来回忆说：
1955年春季，合作社种的8000多棵粟米，遭到旱灾的威胁。
眼看8000多棵粟米就要旱死了。突击队员们自告奋勇，利用晚饭后休息的时间，担水的担水，补种的补种，经过松土、除草、施肥等一连串的田间管理工作，结果使8000多棵粟米得到丰收。
这些青年突击队员不仅能吃苦，而且还善于动脑筋。
当时，中山县有一种飞蚁，这种飞蚁专门吃禾苗，人们拿它没办法，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决心保护合作社的禾苗，为村民们除害。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在水盆中堆泥，泥上插蜡烛。害虫晚上喜欢往有光的地方飞，结果，它们飞进水里就淹死了。
当地农民采用这种方法，消灭了不少飞蚁，提高了水稻的产量。青年突击队员们都十分兴奋地说：“我们为农业除去了一个大害！”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的先进事迹后来被写进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这篇文章里。
后来，毛泽东亲自为这篇文章写了按语。他在按语中说：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同样，张本林创办的河北省献县南河头村合作社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张本林曾经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和广大的穷苦农民一样，曾经受着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为了解救穷苦的老百姓，他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3个月参加了八路军。
张本林入伍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的觉悟进一步提高，解放穷苦老百姓的思想更加坚定。所以，他在每次战役中，总是冲锋在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英勇杀敌，屡立战功，很快得到提升，并荣获了不少勋章。但因为在战斗中多次负伤，不适宜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被定为二等伤残军人，于1949年春复员还乡。
张本林复员后，正值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带头组织农业互助组，带头参加集体劳动，脏活、累活抢着干，忘记自己受伤的身体。左臂肿得又粗又亮，别人让他歇会儿，他总是笑一下就继续坚持干活。
1951年，他以劳动模范和老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庆观礼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2年，张本林又联合了9户农民，在原来互助组的基础上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并用自己的残废金为农业社打了一眼砖井，购买了一台水车。
生产条件好些了，粮食产量随着提高了，人们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性，纷纷找张本林要求加入合作社。这样以来，全村很快实现了合作化。
1955年，在张本林的带领下，初级社合并，把全村建成了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张本林同志又一次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南河头全村由于基础差，旱涝多灾，保种不保收，每年要吃国家五、六万斤返销粮。为这件事张本林越想越不是滋味，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土地要粮食，没别的出路。
于是，张本林带领广大社员群众早起晚归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组织能干活的劳力和半劳力全力以赴地参加到农田基本建设中去，凡是能用的工具全部利用了起来，土篮担，小车推，畜力不够，就人拉大车，掀起了群众性的农田基本建设生产高潮。
经过两个冬春的熬战，铲平了东大岗，填平了西柳坑，还改造了140亩低产田，实现了畦田化。
接下来，张本林又带领大家相继打了18眼机井，把900亩地建成了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摘掉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成为河北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南河头是个有名的“疙瘩村”，全村路面坑坑洼洼，七高八低，晚上走路不小心还扭伤脚。社员住在低矮潮湿的小土坯房里，张本林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张本林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房屋改造计划，分批分期地把旧房拆掉，给社员们盖标准的新砖房。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统一分配，历经4年时间，全部完成了旧房改造工程，社员们都住进了标准化的新砖房，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在献县南河头。
社员们的吃住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张本林并不满足于现状，他又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社员群众办起了模具厂、烟厂等副业，还购买了8辆胶轮大车和一辆解放牌大汽车搞运输，千方百计创造收入，从而使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公共积累一度达到120万元。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先后两次来到南河头村视察，对南河头村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大加赞赏。
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1955年10月4日，正值重阳登高时节，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隆重开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们之外，还包括许多列席者。
中共中央于1955年9月7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规定：
列席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1000至2000字左右；
因为会期只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
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纷纷表示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意见。
在这次大会上，248篇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最后，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陈云也在七届六中全会作了发言，他在谈到农业合作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关系时说：
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积，目前还不可能。
就目前的需要与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者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能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多种增产措施得以实现。
如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社的头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的农具，一般可以增产20%的话，那么，单单这一项，在全国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六七百亿斤。
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也只有把小农的经营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备条件以后，使我国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
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郝盛琦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像海啸互相间席卷中国大地，几个月的工夫，即在1956年初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3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主要形式……
当时，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认真学习中央下达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精神，在合作化道路上艰苦奋斗，奋勇前进。
沂涛乡在马厂荡中心，是淮海老解放区，1943年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51年春天，沂涛人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初仅有3个互助组，当年秋天，群众自发地组建了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3年，马厂荡大社成立，不久与其他社合并成立了沂涛乡，由原马厂荡大社副社长朱凤楼担任乡长。
沂涛乡实行合作化以后，在生产上体现出显著的优越性。1954年亩产突破300斤，全乡粮食总产达580万斤。
生产上的大丰收带给沂涛人无限的喜悦，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乡亲们盖起了粮库，除了卖给国家的余粮外，他们第一次有了储备粮。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沂涛人的目光更远了，勇气也更大了，他们在合作化地道路上越走越有信心了。
1955年冬天，朱凤楼、胡玉顺、蒋元等人经过反复研究、酝酿，开拓性地拿出了一个为沂涛人民造福的规划。这就是著名的《沂涛乡的全面规划》。
按照规划的指标：全乡粮食总产量1956年要达到630万斤，1957年要达到690万斤。
《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上报到中共淮阴地委生产合作部，得到了中共淮阴地委与淮阴地区行署的认可，并作为一条经验在全地区转发学习。
同时，这个规划也得到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省委对原文进行修改整理后，呈报给党中央。
12月27日，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沂涛乡的两年规划》。读完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毛泽东沉思片刻，迅即挥毫落纸，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
1956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哪怕粗糙一些，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一个省只要有一两个县、一两个区、一两个乡做出了相当像样的计划，就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叫其他县其他区其他乡依照办理。说起来怎么样困难，其实是并不那么困难的。
在此期间，浙江省兰溪县上华合作社也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浙江省上华合作社在积极进行生产劳动的同时，还开动脑筋，尽量想办法为集体创造财富。
1955年1月13日至16日，浙江省兰溪县委召开全县养猪户代表会议，分析毛猪减产原因，交流养猪经验，提出促进措施。万坛区下余乡所属的上华合作社采取有效措施，会后即购进小猪73头。
上华合作社的社员们对这些小猪十分爱护，小猪长势良好。它们成天在社里活蹦乱跳地出入，十分逗人喜爱。
上华合作社养了一大群毛猪，不但改善了社员们的生活，而且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上华合作社的养猪致富的经验，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1955年春，浙江省农工部驻上华合作社工作组根据上华社养猪的经验，写了一篇《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的文章。
4月26日，《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55期刊登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读完《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的文章以后，十分高兴。后来，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毛泽东的批示在全国公开以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养猪高潮。全国有25个省先后派人到上华参观，学习养猪的经验，参观者络绎不绝。
为了宣传上华的养猪经验，北京的中央农业展览馆专门开设了一个上华畜牧馆，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上华大队养猪好》的新闻记录片。
毛泽东主编农业合作书籍
1955年，毛泽东决定亲自主编一本有关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书籍，以配合当时快速发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很快，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开始精心收集各地的有关农业合作化的典型材料。
这一年的9月24日，毛泽东处理发最后一批文稿后，曾经给协助他工作的田家英写信说：
最后部分付上，请付排。
在这本书中，毛泽东共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76篇文章。这本书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
这部书很快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书名，印出400本作为样本，发给了参加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及地委的负责同志。
1956年1月，这部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兴奋地对田家英说：“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都没有这样高兴过。”
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出版十分重视，亲自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并且为104篇材料写了按语。
毛泽东在序言中充满自信地说：
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
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他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他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他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毛泽东在序言中还说：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
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
毛泽东在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时，为着切实解决怎样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他特意收集了各个方面的当时认为是成功的经验。
毛泽东曾经谈到他编辑这本书时的情况和材料来源。他说：
我是用11天工夫关了门，看了120篇报告。先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120篇。然后我对这120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
许多报告是从各种刊物上挑选出来的。
因为这些刊物是零零碎碎发下去的。它不是集中比较好的典型。现在农村刊物又叫党内刊物，秘密不外传，其实毫无秘密。这些刊物有什么秘密呀！现在我们的书准备公开出版，由人民出版社出，民主人士也要卖给他一本。建议你们每年编这么一本书发下去，迅速来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引起全党对合作化问题的重视，也为解决办社经验不足这个问题提供便利。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出版以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本书出版大约半年以后，全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
薄一波后来在谈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时候，他说：
读了它，使人们对于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不重视到重视，从不会到略会，从区乡干部办社到群众自包办社。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树立的某些典型，倡导的某些思想，在我国人民中有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积极作用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农业合作化的范围。其中关于勤俭建国的思想，关于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等意见，对于推进农村党的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边海乡合作社的成长故事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详细介绍了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成立到发展壮大的故事。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收录了《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篇文章生动地讲述了广东省阳江县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事迹。
在广东省阳江县南面，有个边海乡，这是一个“五日不雨成小旱，十日不雨变大旱”的三面濒海的沙洲，由于长年累月地经受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全乡280户人家，70%以上都很困难。
该乡的下屯村，全村60户，贫苦户就占了50户，其中23户要靠政府的救济过日子。
1954年春天，该乡以劳动模范陈庆宜的互助组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
边海社自从诞生以来，无日不处在对于自然灾害的顽强斗争中。
1954年，从立春到立夏，最初是大旱40天。社员们每种一亩花生、旱稻，就要挑水120担。可是经过千辛万苦，他们到底种了50多亩，还比往年提前10天播下了水稻种子。后来是大雨40天，望夫山上的洪水从儒洞河滚滚而下，三度向边海乡冲击，5月3日晚上的一次洪水，几乎漫过堤顶。社员们带领全乡农民苦战两天两夜，抢救了险段7处，终于保住了堤圈。
小满以后，一连84天又是滴雨不降，从早稻中耕到晚稻插秧，都要靠车水灌溉。
社员们在最高的田垌上，用了三天两夜的工夫，挖出了第一口泉水，打破了乡内农民一向认为“边海地下无水，有也是咸水”的观念，带动大家开了37个水塘，后来又领头堵塞儒洞河，引水入田。
边海社的红旗插在河边的水车棚上。迎风飘扬的红旗极大地鼓舞了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
白天，社员们在灼热的太阳下轮流车水。晚上，就地露宿，以轮流继续干。
旱了84天，社员们坚持劳动了84天，终于战胜了旱患。
入秋，八月初一的一场12级台风卷起巨浪，把边海乡的海堤冲崩了700多丈，海水淹没了全乡，1500亩水田和坡地上的农作物全部受害，社里的102亩水稻淹死了80亩。可是社员们没有灰心，堵复了海堤，排出了咸水之后，立即补苗，并且抢种了番薯、萝卜、茨菇等46亩。全乡跟着行动起来，也补种了400多亩。
与此同时，社里又扩大了副业生产。原来养猪36头，增加到69头。又养了1200只鸭。还进行粮食加工、打绳、开窑烧灰等。力求增加收入，弥补受灾损失。
谁知道临近收成，又刮了5天寒露风。
可是，哪怕这一年灾难重重，边海社的斗争到底赢得了胜利：早稻收入比前一年增加了三成六，晚稻收入增加了二成八；每一户社员的收入都增加了。
边海社受灾仍然增产的事实，使周围的农民认识到成立农业合作化的好处。
1954年秋季，边海社扩大了，由17户增加到109户。这是可喜的事。但是也带来了新的困难。92户新社员当中，许多都因为受灾以致生活成问题，有15户在入社的时候就已经断粮。加上冬种番薯受了霜害，情况就更加严重。社员们于是又投入生产度荒的斗争。他们抢种了40亩旱稻、30亩粟子和黄豆，80亩花生，还在自留地上种了南瓜、豆角等早熟作物。他们新辟了一个面积700亩的鱼塘，修好了原有的11个。他们到15公里以外的白坭，开垦了176亩荒地。
他们扩大了原有的副业，又组织了木船运输。
他们有计划地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结果，四五月份有番薯、粟子、瓜菜、菸叶的收获，六月份有花生、旱稻和早熟的“南特号”种水稻。鱼塘每月收入三四百元，粮食加工、烧灰每天收入12元左右，木船运输每3天收入60元。
光是这几项收入，每月就有1200多元，可以供社员们度荒。养猪、养鸭等其他副业收入，又可以为社积累资金，用来扩大农业生产。
这样，春荒被制止了，胜利还是属于边海社。
边海社这次生产度荒斗争，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全面安排农业和副业生产，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
边海乡的农民，一向对于农业生产没有信心。过去，灾荒一来，会捉鱼、撑艇、做家具等等的，就往外逃荒。
1954年受灾以后，农业生产上困难很多，社员们眼前又缺粮，认为即使以后能增产，但是远水也难救近火，因而都有丢开农业搞副业的想法。就是干部，最初也这样想。
社主任陈庆宜后来回忆说：“当时，谈到抗旱，大家打瞌睡，一讲搞副业就精神奕奕。”
社里把一些强劳动力投入副业生产，抗旱和开荒搞农业的都是劳动力较弱的人。进行副业劳动的，生活费可以多借，每天还奖励一斤鱼虾。少数有手艺的社员，也想出社外做工赚钱。
党支部及时帮助他们纠正了这种偏向。干部们指出虽然受过多次灾害袭击，社里仍然有可能增产的事实。社员们都相信党的领导和社统一经营的力量，坚定了信心。再算了一下账，大家认识到搞好副业只是解决眼前困难，如果不搞好农业，春荒过后夏荒来，一年闹荒怎么办？只有在搞好农业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才是根本克服灾荒的办法。
方针明确以后，就进而加强对于生产的管理和全面订出生产的计划。
该社从1955年年初开始，就和全乡农民一起修好海堤，保证不受海潮和洪水的袭击。同时积极进行抗旱，把原有的水窟加阔挖深，加开新窟。对于受了霜冻的冬种作物，也积极进行剪枝、追肥，使这些作物能够多收一二成。同时，又积了16900多担土杂肥，挖清全部稻根，犁田翻晒等，为1955年生产打好基础。
社里讨论了从2月份起到夏收，每日吃什么、吃多少。根据社员生活需要作了具体安排，提前抢种下40亩旱稻、30亩粟子和黄豆、80亩花生。在社员自留地上，也种了南瓜、豆角等度荒作物。
社里又按节令，把生产工作计划好，保证不误农时。一月份修堤、积肥。2月份全面兴修水利，开沟、挖水窟，抗旱抢救冬种作物。3月份抗旱抢种早熟作物，春耕播种。4月份转入春耕大忙。每个月都有中心，结合进行副业生产。
1954年该社只有养猪、养鸭、打绳、烧灰、粮食加工等副业。扩社以后，全社有253个劳动力。边海乡靠海，离山也不远，而且接近圩镇，是有可能大力开展副业和开荒的。于是，在修补社员入股的11个渔港的同时，新辟了一个面积700亩的渔港。
另外，在15公里以外的白坭，开了176亩荒田。又组织木船运输，扩大原有养猪、粮食加工等副业。经营这些投资少、费工不多、收效快的副业，既能解决社员的度荒困难，也能积累资金，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
该社由于这样有计划地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就能够有把握地战胜春荒和防止夏荒到来。
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实现，该社注意了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和执行互利政策。
1954年农闲的时候，就派人去捞沙螺壳。修补11个鱼塘和开辟新鱼塘，也是选择冬季农闲的时候，用最短时间突击完成的。
社扩大以后，社里田少劳动力多，就调了9人管理渔港，8人开荒，25人做粮食加工和养猪、养鸭，20人撑船运输。全年估计可以捕获3万斤鲜虾，拿来自行加工，不少妇女的半劳动力也有出路了。
由于劳动力的合理调配和使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发挥起来。
1954年，由于该社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得到增产，于是就发生了土地和劳动力收益分配的比例问题。当时土地较多的社员，坚持按原定的四六比例分配。但是，大部分社员认为，受灾以后能够增产，是因为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主张改为三七分红。
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把土地分红降为三成，全体社员都受了一次深刻的“按劳分配为主”的教育，劳动积极性更加提高。
在生产度荒当中，该社还注意给予技术工以合理的报酬。该社由13只小船和3只中船组成的运输小队，过去只是死分死记的包工。后来发现回程空驶的很多，于是及时作了调整，规定行驶的时候每日工分10分，回程搭载再加3分。并且规定了如果到中午12时仍然不开航，就补回空等的工分4分。
这样，运输队积极起来了，回程空驶的情况减少了。该社又顺利解决了渔港的收益分配问题，决定了扣除成本按四六分红的办法。这样，既照顾了渔港所有者的利益，也符合按劳为主的分配原则。
边海社不但壮大了自己，而且在乡的党支部领导下，带动了全乡农民战胜了灾害。
1954年，边海社遭遇旱灾，全乡增产一成的胜利是和社里干部们的带动分不开的。
1955年春荒，政府发下了救济款4800多元，另贷款1900元，帮助边海乡的农民迅速恢复生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带动全乡农民订出了生产度荒的计划，开展了全乡规模的抗旱抢种、生产度荒运动。
全乡抢种下花生145亩、旱稻43亩、粟子33亩，其他黄豆、眉豆、番薯、蔬菜等共347亩，解决了夏季的口粮。同时修好了海堤，把原有抗旱的47个水窟再加深加阔，多开3个新窟，保证了在严重的旱情下仍然能够及时播种和插秧。
该社又组织社外农民开展临时副业生产，搞起了捉鱼虾、粮食加工、运输等副业。从春节到四月中旬，鱼虾收入已经有220元，木船、牛车运输收入3940元，粮食加工收入2600元，连其他杂项收入共约6800元，平均每户可以得到25元，这就解决了春荒的困难。
在抗灾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当中，在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动下，边海乡的互助合作运动大大发展起来。乡里新成立了一个49户的第二社。互助组由1954年的两个11户，发展到8个74户。全乡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达到总户数的89%。
所有这些成绩，是和乡的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分不开的。
年轻的边海乡党支部，有8个党员，5个参加第一社，3个参加第二社。支部不断地武装干部的思想，提高组织的战斗力。
当一部分社员在灾害面前悲观失望的时候，支部书记蔡叱、社主任陈庆宜、副主任陈足是坚定的。他们召开社的管理委员会，鼓励社干部顽强地进行斗争。
参加边海社的党员陈土兰，在春荒严重的时候失去信心，表示如果政府不救济，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回家蒙头睡觉。
支部看见这样，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度荒的有利条件，批判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思想，帮助陈土兰提高认识，订出全社的生产度荒方案。经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更加积极和坚决了。
书记蔡叱和副书记易务，每天都去访问缺粮户，具体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支部又作了明确的分工。每件工作都由合作社带头做出经验，然后全面推广。
例如在抗旱抢播的时候，田地因为1954年被咸水淹过，水分蒸发，地面结了盐晶，播下的早秧陆续死掉。
边海社主任陈庆宜积极研究，创造了多下淡沙，保持充分水源的救秧办法。立刻带领社员到两里以外找回淡沙，公开试验，组织农民把全乡秧苗都挽救回来。
在对灾害作斗争中间，党员的优秀品质和模范行动，教育了社员和社外群众。
例如，在1954年儒洞河闹大水的时候，党员易务和陈庆宜，领导全乡抗洪，几天几夜坚守在围堤上。陈庆宜累病了，别人要他回家休息，他还是坚持到战胜洪水才离开岗位。
在抢救出险的堤围的时候，党员陈足跳下缺口，用自己身体堵住洪水，然后指挥社员抛土堵塞，把堤围抢救过来。
党员的英勇气概，成为全乡农民学习的榜样。
例如边海社社员陈登，在1955年春季最寒冻的时候，被派去电白县买竹子回来修渔港，在风雨当中手脚都冻裂了，经过4天3夜，终于把竹子运回，为社节省了32元运费。他说：“我要学陈庆宜、陈足一样的爱社，要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党支部，才有边海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一面光辉的旗帜。
边海社向广大农民证明了合作经营的优越性，鼓舞他们对灾害作顽强的斗争，也给他们指出了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知道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事迹以后，深感欣慰。
他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这个乡的党支部是一个模范的支部，它领导群众做了许多英勇的斗争，获得了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称赞优秀合作社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还为河南省安阳县南崔庄合作社《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加上了重要的批语。
河南省安阳县南崔庄的村民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始办合作社，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这个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闻名全国的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作者宋斌全后来回忆起这篇文章的由来，他说：
农业合作化期间，我在安阳地委工作，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1955年9月，根据地委的安排，我到安阳县洪河屯区调查了解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后的情况，发现该区南崔庄党支部领导贫苦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村合作化的事迹很典型、很突出。
这个村1950年开始办互助组，1953年元旦正式成立了全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是一个很穷的包括18户社员的小社。转社开始，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困难。村里的富裕中农讽刺说：“一伙穷光蛋，还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暗地里与合作社比赛。
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不仅没有动摇办社的决心，反而激起了他们坚决办好合作社的志气，“人穷志不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党支部书记、社长张怀德在支部会上表示：“家里生活再困难，也要坚决领导大家把社办下去。”他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党员办社的决心和信心。大家提出：“坚决干到底，非叫鸡毛上天不行！”
党员和社员“同呼吸，共命运”，齐心协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赢得了胜利。
建社第一年，合作社即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了富裕中农的互助组，棉花亩产超过了全村平均水平，社员户户都增加了收入。
社外的群众说：“穷大社变了样，鸡毛也能绕天飞。”不少人纷纷要求入社。
这年秋后，由一个社发展到三个社，全村60%多的户加入了合作社。
第二年，即1954年，由于土地连片，实行机耕，增产增收的幅度更大。在合作社优越性的吸引下，全村农民包括富裕中农都参加了合作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这些情况，经过调查了解后，整理出来一篇题为《一个实现全村合作化的范例》的调查材料，地委加批以合作化运动办公室名义发了通报，并报省委。同时，以我个人名义抄送《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社，标题为“鸡毛也能绕天飞”。
后来，省委转发并报中央。毛泽东主席先是在《河南日报》上看到这篇报道，他认为“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当即在报纸空间加了“编者按”，选入他正在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内。并将标题改名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毛泽东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说：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
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
1955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
总之，1955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1956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发言的共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
1955年冬，毛泽东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湖南6篇典型材料，内中5篇为湘潭地区的，毛泽东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于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毛泽东在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写下的按语中说：
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
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
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湖南省湘阴县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合理使用土地，扩大双季稻的种植面积，推广先进技术。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湘阴县出现了不少剩余劳动力，到底应该怎样安置他们呢？
湘阴县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广辟门路。这个县的洞庭围合作社先后开辟了养猪、养鸡、养鱼、挖湖藕、搞运输、扩种花生和芝麻等门路，一年男的出勤320多个工作日，女的出勤160多个工作日，结果多种经营收入5万多元，每户社员平均增收60多元。
周济合作社属于沿江的山丘地区，这个合作社发展多种经营门路30多项，一年收入7万多元，每个社员增加收入20多元。这个合作社还从种茶叶、养鸡、养猪、搞运输等收入中预支一万多元帮助困难户顺利度过荒月，同时还购回不少肥料和农具，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收。
湘阴县注重为实现合作化后农村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的做法，得到了省委和地委领导的赞许。
1955年春，省委、地委农村工作部指示湘阴县委农村工作部就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问题写出总结报告。
后来，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把湘阴县委写出的这个报告上报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十分赞赏，把它收入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份报告就叫《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毛泽东亲自为这份报告写下按语，他在按语中这样写道：
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
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100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200多个工作日，女的100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
副业必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这是对的。
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毛泽东看到合作社的希望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作了重要按语。
中山县第十区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是在1955年春天全乡掀起备耕热潮的时候，由团小组倡议，经过党支部组织起来的。
该社青年突击队当时有36人。组织起来以后，在党支部和社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团小组的积极推动之下，不但站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最前列，而且在春耕、备耕、中耕、夏收夏种等经常性的农事活动中间，青年突击队的活动，一直没有停顿过，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推动了社的生产，成为该社生产战线上的一支活跃的队伍。
社里的副主任梁务仔说：“有了这个生龙活虎的突击队，天大的困难都会化为乌有！”
的确，梁务仔副主任的话是有由来的。
突击队成立的那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备耕工作。那时候，社里正是大规模地“入泥”，这是保证完成增产计划的重大措施，要在短短的80天完成6万艇入泥任务，在劳动力不足而且是荒月的情况下，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
当时，一些社员思想搞不通，说：“入泥腰骨痛，撑泥手掌烂，天气冷冰冰，马上见黄金也不想去！”
在当时，出勤只有30多人，平均每天才入泥400多艇，而按计划应当达到800艇。
青年突击队员面对着这个情况，接受了社务委员会分配的任务，不但发动社员积极出勤，更重要的是想办法提高入泥效率。
于是，队员们纷纷要求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并且提出“保证质量，不争工分，不够重不撑”的口号。
第一天，23个队员，除了一个年纪较轻的以外，17个人按照社的指标完成了任务，5个人突破了全社定额。
这个事实鼓舞了人们，发起了全社性的“入泥”劳动竞赛，参加入泥的人数也一天天增加了。
青年突击队还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出“倒缩取泥”的办法，效率从每天只能入泥280艇提高到410艇。社里推广了这个办法以后，全社效率从平均每天最高纪录660艇提高到1030艇，并如期完成了入泥计划。
时近清明，正是播种的时候，新平乡遭遇到历年来所没有的干旱，大量咸潮涌进秧田，严重地威胁着当时的谷种下播。
于是，社务委员会提出一项紧急措施，决定到40里以外的东隆乡去借田播种，因为那里没有咸潮。路程遥远，要将26亩秧田的谷种约2000多斤搬到那里，将来还要派人到那边去管理秧田，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这个措施，受到一部分社员的反对。
有的说：“天无绝人之路，不久会下雨的，用不着多找麻烦，浪费人力！”
有的说：“谁愿意到天远的地方播种，将来谁去拔秧！”
青年突击队员首先响应社里的号召，10多个突击队员在老农民的带领下，把这个艰苦的任务担当起来了。他们在东隆乡坚持了四个昼夜，克服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人地生疏、技术不熟、睡眠不足等困难，终于把26亩秧田播种在遥远的东隆乡，免受了咸潮的威胁。
半个月以后，秧苗长得嫩绿旺盛，而新平乡的咸潮依旧不退，生动的事实教育了全体社员：社务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突击队员的行动没有错。
事后不少社员说：“脑筋保守，要快快收档才行！”
“像突击队这样的决心，比咸潮更大的困难也可以战胜！”
后来，终于保证了及时插秧。
但是，后来又遇上了旱灾，严重威胁着秧苗的生长。
在旱灾解除以后，第一代“三化螟”虫不断出现在秧田里，不战胜这一关，将来的禾田将会出现数不清的白穗。
正当社里发动除虫的时候，就碰上了严重的迷信保守思想。
有人说：“禾苗无虫，天上无龙。”
有人说：“虫是天生自灭，一场风雨就会扫死它，不用多担心。”
但是，23个青年突击队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了一个会，专门研究“三化螟”虫的发展规律和它的危害性，并且想出把第一代“三化螟”虫消灭在秧田里的办法，带头到秧田去喷射“六六六”药剂。
他们还摘了一大包卵块回来，用事实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使群众明白，在秧田进行除虫，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不这样做，“三化螟”虫不但不会天生自灭，而且一天多过一天，将来把它带到其它稻田以后，要把白穗消灭或者减少，是一件更困难的事。
在突击队员的实际行动下，除虫行动开展起来了，战胜了第一代“三化螟”虫对于秧田的威胁。
正当社里转入经常性的农事活动时，突击队碰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就是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个生产队里去了。而且各队的生产进度不一，问题不同。怎样才能保持突击队的经常活动呢？怎样把青年突击队员的积极性发挥到经常生产中去呢？问题就比过去复杂了。
突击队的队员请示了党支部和社务委员会以后，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首先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突击小组，选出了突击小组长。社里给时间定期召开组长碰头会，研究情况。根据各队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布置任务，按生产季节召开临时的队员大会，进行总结表扬、记功，提出明确的几条要求。
其次，按社的生产需要，进行必要的集中活动。例如完成紧急任务，突破困难的工作，搞小块试验田等。这样，既分散活动，又集中领导，青年突击队始终紧紧地结合社的生产，一直保持着生气勃勃的、内容丰富的活动，成为一支推动生产的有生力量。
青年突击队员梁允腾，原来不懂插秧。在青年突击队的帮助下，他天还没有亮就起床下田插秧，边插边学，用心地插到合规格为止。后来他每天能插一亩多田，成为全社最高纪录之一。
第一生产队在梁允腾突击小组的带动下，成为全社插秧最好的一个队。
又如中耕除草的时候，该社试用中耕器松土。当地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社员顾虑很多，怕扒死禾茎。
有的人说：“这样扒法，不如把秧拔起来再插。”
突击队员首先响应社务委员会的号召，先在20亩田里做了示范，效果很好。凡是经过中耕器除草的禾苗，长得比任何一块都茂盛。
党支部于是发动全乡各合作社来参观以后，大家都觉得要推广这个先进经验，再没有人说“扒死禾茎”了。
社里实行包工制以后，曾经出现了“贪多图快”的现象。例如，有的人为了争工分，只顾抢快，不管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突击队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同这种不良现象作斗争。
23个队员回到自己的生产队里，首先保证自己插得合规格，并且提出互相监督，看见有人故意插坏或者不求质量，就善意地提出批评。对于插得好的，就在群众中表扬。后来，谁也不敢偷工减料了。
青年突击队的活动，不但在推广先进技术和保证耕作质量上，发挥了先锋作用，而且还经常和生产上不负责的现象作斗争。
1955年春季，合作社种的8000多棵粟米，遭到旱灾的威胁。但是因为当时的农事太忙，一直没有人管理，眼看8000多棵粟米就要旱死了。
突击队员们就自告奋勇，主动地向社务委员会提出，要求把全部粟米交给他们管理。他们利用晚饭后休息的时间，担水的担水，补种的补种，经过松土、除草、施肥等一连串的田间管理工作，结果使8000多棵粟米得到丰收。
有一天，“入泥”完毕，很多泥艇丢散在田里，被风吹雨打太阳晒，没有人管理。突击队员们用了半天的时间，将泥艇洗擦干净，把它放好。突击队员发现社里农具、蕉基、粪料等没有人负责看管，就向社提了5条合理化建议，都被采纳了，使合作社逐步地改进了生产上没有人负责的现象。
新平乡第九社青年突击队，真正成为推动生产的一支有生力量。社员说：“青年突击队真是我们的核心！”
……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样批示到：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吧，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农业合作化的得与失
我国是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前，中国的农民是十分贫困的。
据统计，1949年每百户农民只有64头大牲畜，50部旧式犁，9.7部水车，6.6辆大车。这表现出很多农民生产要素残缺不全，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害，只有大家互助合作，才能克服困难，有效发展生产。
中央根据这种情况，及时地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相互协作，发展互助合作的优势，发展农业生产，这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正如党中央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指出的：
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当时，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个体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其自发趋势是私有经济。但是，作为劳动者，又可能引导他们走合作的道路。特别是当时的贫农、下中农，存在许多困难，具有互助合作的要求。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中央和广大农村的干部和群众们一起创造出许多富有特色的形式，即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级过渡的办法。
1951年和1953年关于互助合作的两个决议，规定了许多符合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和措施，如反对强制和剥夺农民，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强调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不能忽视和挫伤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不能歧视和打击单干农民。领导上既要反对放任自流又要反对急躁冒进两种倾向等。这些都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合作化、土地公有，消除了产生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避免了两级分化。
第二，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
第三，在低水平上保证城乡人民对农产品的需要，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贡献，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奠定了有利条件。
总之，党中央提出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对我国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功绩在于把广大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成功的，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薄一波也充分肯定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伟大的，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时候都必须充分肯定，不容抹煞。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为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打下了好的基础。
薄一波还认真地列举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他说：
1956年，即合作化后第一年，农业生产受灾，全国仍增产粮食176亿斤，1957年和1958年继续增产或稳产。
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合作化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他们至今还在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薄一波还说：“当然，如果当时采纳了邓子恢同志的意见，合作化的前进步伐不搞得那样急促，坚持从各地不同条件出发，充分尊重自愿互利原则，广泛探索多种合作形式并稳步发展，工作可能会搞得更好，成就也可能会更加伟大……”
在谈到农业合作化的影响时，薄一波说：
当年一些集体经济办得好的乡村，在70年代初，就先一步发展“社队企业”，到80年代初，多种经营进一步发展，集体已有了较多的公共积累，并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薄一波举例说：“各省区市都有一批这样的典型。如北京的窦店村、河南的刘庄和苏南、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农村，以集体经济为龙头，整个乡村建设蓬勃发展，成绩斐然。这些虽然只是少数，不能代表全体，但它们有力地说明农村集体经济是完全可以办好的。”
在农业合作化后期，由于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过分乐观的估计，导致了党中央原来指导思想的改变，以致于陷入“左”的偏向，出现了更大的急躁冒进和偏差。因此，我国农村合作化制度没有显示出预期的优越性。
后来，薄一波也冷静地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失误，他说：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经发生的一些失误，有的在当时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
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来说吧，正如中央1983年1号文件中指出的：一讲合作，就是合并全部生产资料，不允许保留一定范围的家庭经营，而且是全国一个模式，这确是一个大缺点。
应该肯定，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合作形式，比较适合于土改后农村生产的实际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而且，主要是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着中国的特色。而高级社则不同了，它受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的影响就比较明显了……
薄一波十分诚恳地说：
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唯有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那时，在我们不少同志的心目中，一提起苏联的经验，是很有些肃然起敬、羡慕不已的味道的。我们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全国就发动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采取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形式，自己又没有经验，于是急而仿效苏联集体化模式的一些做法，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如果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要求50年代就实行今天这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多种形式、多种环节的合作，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薄一波认为：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的又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对农业合作化作出正确的历史估价，还涉及到一个怎样看待搞群众运动的问题。
本来，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只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且经济建设不宜采取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
在有几亿人口的农村，把合作化当作政治运动来搞，难免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大规模地搞起来，有些行动就难以控制住了。即使及时发现了某些偏差，但在运动的“惯性”冲力面前，想纠正也很难完全纠正……
薄一波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今天在回顾和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当时的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
最后，薄一波十分诚恳地说：
在回顾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如实地指出它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缺点和失误之处，找出其原因，这是尊重历史、总结经验的需要。
但是必须强调，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当年农业合作化取得的成绩的总的估价有什么变化。而且，我觉得恰恰相反，认识到这些不足、缺点和失误之处，会使我们更加感到合作化成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会更加珍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