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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试办初级合作社
- 毛泽东摇了摇头，批评陈伯达说：“你不能这么说。赵树理不是右，是实事求是。他的意见很好嘛！”
- 这位姓黄的干部还当场给村民们唱了一段民谣：“要想庄稼长得好，要往合作社里跑……”
- 16岁的贫农柯百法刚刚失去母亲，他在入社后说：“我从小靠娘，现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
毛泽东主张农业合作化
1951年4月17日，正值春暖花开时节，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送交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
山西省委在报告中说：
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
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问题如不注意，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互助组产生了新的因素。
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
山西省委认为：
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公共积累，按成员享有，一人一票，出组不带。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
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应当按劳力和按土地两个标准分配，但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例。
这两个进步因素逐步增强，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前进一步。
在1951年，距离山西全省完成土地改革已经过了5年。
作为最早站稳脚跟的一块土地，中国共产党迅速在这里完成了土地改革。到1946年为止，整个山西省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
1951年，山西省委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中央农工部的杜润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山西省委了解的情况是，农村这几年有两个新的现象出现：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另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现在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写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有一些互助组得到了巩固，是因为搞了一些公积金和公共财产。赖若愚后来找到了当时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向王谦表示，长治是太行山革命老区，应该想办法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
王谦做了调查研究后，认为可以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农业社，一方面按劳分配，一方面允许土地入股分红。同时要积累一点公共财产，退社时不允许带走。农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许自己留一点，自种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体劳动，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财产和按劳分配，就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使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组织程度都能进一步提高。
杜润生回忆说：
山西报告的另一个方面，是考虑如何在互助组织内部限制富农的问题，因为担心互助组会变成富农的“庄园”。
几乎与此同时，东北人民政府也送上一份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在灯下细细翻阅这个报告。
报告首先列举了东北发展农村经济的成绩，然后写道：
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
报告中列举合作互助组的作用主要有：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广了新式农具的使用范围，容易使农业逐渐走向计划性的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经济的普遍上升，使农民破产下降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小；
教育组织了农民，起了逐渐地改造农民经济、改造农民的思想和生活习惯的作用。
在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上，报告中明确表示：
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
毛泽东看完报告以后，十分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嘛！”
毛泽东提起狼毫小楷毛笔，在报告上飞快地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写下这样几行字：
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泽东放下笔，又点燃一支香烟，在房间内踱着步沉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摊开一张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笺”字样的稿纸，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
兹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
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他特意点名要陈伯达主持。
其实，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解放前就十分欣赏“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就已经确立了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曾经充满激情地对中国未来的合作化远景进行了展望，他对中国未来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作了如下描绘：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
中央通过互助合作的决议
1951年9月9日，北京城里菊花盛开，此时正值秋高气爽的时节，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这次会议由陈伯达主持。陈伯达这时候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陈伯达宣布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他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陈伯达写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初稿以后，毛泽东让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
不久，毛泽东命人把陈伯达和胡乔木找来，他有话要同他们说。
很快，陈伯达和胡乔木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说：“找你们来，是想研究一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些日子了。”
陈伯达说：“我也一样，睡不着觉。”
毛泽东问：“会议开过了，决议草案写得怎么样了？”
胡乔木回答：“这些日子，伯达同志和我们加班加点，拿出了初稿，正在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陈伯达说：“主席指示，草案要请熟悉农民的作家提提意见。我们请了赵树理。”
毛泽东说：“哦，那个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是个农民专家哩！他有什么高见？”
陈伯达说：“赵树理有点右。他不同意草案，说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毛泽东摇了摇头，批评陈伯达说：“你不能这么说。赵树理不是右，是实事求是。他的意见很好嘛！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毛泽东稍作停顿，又接着说：
我们既要有长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临时性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总之，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后来写进了《决议草案》。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发言，他批评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要求：
各级党委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是：
1、根据土改后农村的具体情况，要克服农民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使广大贫困农民迅速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国家得比较多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同时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工业品有广大的销售市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2、互助合作的形式，大体有：简单的劳动互助的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土地合作社。
3、党对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包括：新区和互助运动薄弱的地区，大量发展第一种形式；有初步互助运动的地区，逐步地推广第二种形式；在经济比较丰富，领导骨干比较坚强的地区，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
4、必须注意防止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是消极对待互助运动的右倾错误；另一种是简单急躁，不顾农民自愿的“左”倾错误。应该是谨慎地又是积极地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前进。
5、在领导方法上，强迫命令和自流放任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是：典型示范而逐步推广的方法，一般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随时随地集中群众意见，总结记取经验教训；必须严格遵守自愿和互利两条原则。
6、供销合作社应与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推销、订购和贷款的合同关系，帮助它们克服生产和交换方面的困难。
7、党和人民政府应通过经济合同，贷给各种农具、发展各种经营，举办必需的公共事业，设置专人、专门机构负责研究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等办法，援助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8、对于单干农民要满腔热情地照顾，帮助并教育他们，不允许用讥笑、威胁和限制的办法打击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单干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个《决议草案》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式起步。
在《决议草案》的推动下，1952年3月，新疆奇台县首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召开，张学福被评为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会议。
同年6月，奇台县首次劳动互助组代表会议召开，张学福又一次作为劳动互助组的代表出席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
随着张学福互助组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当年全组所种的小麦平均单产比单干户高出22%。
人们看到张学福互助组越走越兴旺，十分羡慕，一些原来认识不清、思想顾虑的观望派，看到了互助组集体力量大、生产有劲头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
那还是1951年春，张学福组织5户农民成立常年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民相互变工、互通有无，互助组统一安排农业生产，有耕牛的出耕牛、有耕马的出耕马、有劳力的出劳力、有工具的出工具，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成为奇台县一面农业互助合作的旗帜。
1952年的冬天，奇台县县委选点在张学福所在的头屯村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全体农民都分得了土地，随之又有许多农民要求加入互助组。
1953年初，张学福因势利导，相继联合两个临时互助组，建立起奇台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因为系全县率先成立的合作社，被县委命名为“先锋农业合作社”，而人们口头习惯称之为“张学福合作社”。
后来，在张学福创办互助组和合作社经验的指导下，北道桥乡农民杨祯建立起常年定型互助组。
1954年2月，中共奇台县委决定，对张学福合作社和杨祯互助组加以整顿和提高。张学福合作社经过整顿后，入社农民发展到65户、人口380人。生产资料发展到耕牛81头、耕马47匹、铁辋车38辆、摆耧4架、马拉播种机和收割机各一架。
同年8月中共奇台县委总结张学福办合作社的经验，决定结合秋收进行扩社。随之，张学福合作社增到300多户，合作社经营收入比互助组提高15%。
1955年春，中共乌鲁木齐地委派出工作组会同奇台县委指导农业合作化工作，全县迅速形成合作化高潮。
此时，张学福积极配合地、县工作组，与邻近的社、组密切联系，共商联合发展大计，将初级社联合起来，转为高级社。
经过多方努力，到1956年3月，将11个初级社合并成为高级社，并推选张学福为社长。因社员包括汉、维吾尔、回、乌孜别克、满、哈萨克6个民族，且农户众多，县委特命名为“团结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从创办互助组、初级社到建为高级社，张学福十分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加强生产管理，提高经营水平。
因此，张学福根据全社自然村的分布情况，制定出区划方案，将全社划为3个生产大队，25个生产分队，后称生产队，54个生产小组。并在全社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
张学福还领导制定新社章，将农户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其私有耕牛、耕马、大车等生产资料折价入股。因此，土地和生产资料属集体所有。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行评工记分，生产小组设记工员，随时将工分记入《社员劳动手册》。
张学福为一社之长，特别注重讲究工作方法，原在互助组担任组长、初级社担任社长时，总是成年累月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样评记劳动工分。转为高级社后，他还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社委一班人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他为了合作化的事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张学福因此后来被评为新疆劳动模范，被誉为“新疆的李顺达”。
耿长锁创建第一个合作社
1950年11月28日，《河北日报》以“耿长锁领导的农业合作小组”为题，介绍了耿长锁的经验。
耿长锁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人。
1951年10月，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介绍了耿长锁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成为全省办社的先进典型和榜样。
1952年11月8日，耿长锁农业合作社成立大社，入社农户401户，而全村总共才425户，从此五公村成为全国合作化的一面旗帜。
1953年12月耿长锁农业合作社被河北省委、省政府誉为“开放在冀中平原的社会主义之花”。
在河北饶阳县城南偏西12公里处，有一个叫五公的村子。提起五公，不能不提到耿长锁。
耿长锁1900年出生于五公村的一个贫苦之家。7岁下地劳动，18岁卖身到饶阳县城做工，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和辛酸。
1941年，耿长锁出任村干部，带领村民与日军英勇斗争。
耿长锁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最先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成立互助组。
1943年，冀中平原遭受严重旱灾，收获无几，加之日本侵略军经常清剿“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难。危难之际，中共饶阳县委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提出“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口号。
耿长锁带头响应，他动员、组织五公村卢墨林、李砚田、乔万象三户贫农成立了土地合伙组，全组共22人，40亩地。他们在没有牲口大车和农具不全的情况下，耿长锁带领土地合伙组的成员苦干巧干、历尽艰辛，为了粉碎敌人的抢粮企图，采取快收、快打的方法，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亩产量超过了一般中农户。
他们还利用农闲之机开展起打绳作业，为全县“组织起来，生产度荒”树立了榜样。他们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使五公村成为冀中平原上的红色堡垒村，他所建立的土地合作组被誉为“冀中花开第一枝”。
此后，合伙组也逐渐扩大到17户，并更名为农业合伙组，他们成立了代表会，制定了合伙组的章程。按章程规定：
组建合伙组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生产，解决大家的困难，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活干，共同发展。各户所有土地由合伙组共同经营，地权归原主所有。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所产粮食及其他收入，除提10%作公积金，其余按人6地4分配。入组自愿，退组自由。年满结账后退组，可照数分配，但公积金不分；中途退组，赢余不分，如有亏损，应补足应分担的亏空方可退组；组员犯严重错误，经教育不改被开除者，按半途退组处理。有愿意加入者，须经两个组员介绍，代表会同意才可入组；入组后应交纳一部分牲畜农具费，贫者可免，就可享有与老组员同等的权利。
这在冀中解放区首创了互助合作的经营管理的模式，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在冀中解放区树立了一面旗帜。
1951年春，这个农业合伙组改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7户发展到18户，共82人，土地288亩，骡子7头，马1匹，大车3辆，一般农具齐全。
后来，耿长锁带领五公村人艰苦创业，创造了许许多多骄人的业绩。他们率先解决了温饱问题，接着又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953年，国营河北省第一农业机械拖拉机站在五公村成立，配有拖拉机3台。五公村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在全省率先迈出第一步。
1953年12月，在纪念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10周年大会上，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在贺词上写道：
……在长久的岁月里，你们经历了种种困难，战胜了灾荒，支持了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战胜了水、旱、虫各种灾害，为农业增产丰收作了坚韧的努力，你们的努力终于开出了丰盛的花朵，你们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而且卖了十六万多斤余粮给国家，以支持国家工业建设，你们是河北省农民的榜样。
1954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五公村摄制了纪录片《走向康庄大道》。之后，他们又战荒丘、改盐碱、打水井、种果树、办副业、办工厂，使得五公村日益走向富裕，耿长锁成为那个时代农业战线的一个杰出代表，五公村也伴随着他的名字红遍大江南北。
在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五公村视察指导工作，五公村经常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参观、学习的代表。
毛泽东称耿长锁是“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
推出互助合作典型李顺达
1951年阳春3月，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马明，到山西太行山革命老区，采写了一篇《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互助组发起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倡议》的消息，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新华社于是派出长驻平顺县西沟村蹲点采访的记者马明，连续报道了《李顺达互助组介绍》、《李顺达互助组春耕播种记》、《李顺达互助组的主要领导经验》和《平顺县怎样推广李顺达互助组的先进经验》。
《山西日报》发了题为《李顺达是劳动模范，又是爱国模范》的社论。
上述这些新闻通讯和社论，记述了他们发出爱国丰产倡议后，冒着早春山野的寒风，你追我赶、互相鼓励、不甘落后，打响春播第一炮的繁忙景象；不定期介绍了李顺达互助组从1943年起，在等价互利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实行劳武结合集体劳动的办法，使被称为“金木水火土俱缺”的穷山沟变富裕的成就和经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那时候上党地区到处都在传唱着：
太行山高，漳河水长，李顺达美名天下扬……
李顺达，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林县东山底村一穷人家，15岁就担着两卷铺盖、锅碗，随着母亲郭玉芝，携带弟妹，举家逃荒到太行山中的平顺县西沟村谋生。
西沟是太行山脊背上的一个小山村，四周都是山，石厚土薄，水贵如油。历来被称为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不毛之地。
1943年2月，为了克服因日军“扫荡”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李顺达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联络了宋金山、路文全等6户农民，在全国较早地建立起农业劳动互助组。
李顺达成立的互助组采取了劳武结合，即田间劳动和对敌斗争相结合的办法，不仅发展了生产，度过灾荒，而且使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都不耽误。
当时，李顺达组织民兵参战队，先后参加了解放山西长治县和豫北汤阴县等10多次战斗，1944年10月，在平顺县召开的劳动模范杀敌英雄会上，他被评为头等劳动模范和支前模范。
同年11月，在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上，他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奖给他大犍牛奖章一枚。
1946年，西沟村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在李顺达的领导下，制订了五年经济恢复发展计划，推动了全村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年12月，在长治县召开的太行区第二届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上，他再次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
解放后，李顺达积极响应根据地政府的号召，提出“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的主张。在治理穷山恶水的持久战中抓住了治山这个根本，向穷山恶水开战。
他带领互助组员在山上种山桃、山杏、核桃，在山沟里栽杨柳树。仅一年时间里，互助组就为集体发展经济林110多亩，为以后西沟林业大发展开创了道路。
1949年，李顺达应邀到天津参加城乡物资交流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950年，李顺达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被选进主席团，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殷切地嘱咐他要“好好建设山区、绿化山区”。
这句话成了李顺达终生奋斗的动力。
1951年，李顺达又应邀到北京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国庆宴会，毛泽东再次鼓励他好好地建设山区。毛泽东的多次告诫，坚定了李顺达在山区艰苦创业的信念。
同年3月，李顺达领导西沟村互助组，响应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开展全国性的爱国生产运动的号召，向全国各地互助组发起了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
这些新闻、通讯和社论，被《人民日报》以及全国许多报纸、广播电台采用，有些报纸还发表了评论文章。
两个月时间，全国就有1681位劳动模范和1938个互助组，响应李顺达互助组的倡议。这些劳动模范大多数是1950年曾出席过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的代表。他们除响应李顺达互助组的倡议外，又向本省、市和自治区的互助组与农民发起同样的倡议。
于是，在全国农村逐步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爱国丰产连环竞赛活动。对全国农村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丰产竞赛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互助组在夏季爱国丰产计划完成后，又掀起了秋季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这一年，各地每亩的粮食产量一般都比上年增加了20%到30%，为我国的农业增产节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一年，中共长治地委召开全区互助代表会议，研究在全区内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会上，李顺达积极要求带领西沟村互助组社员试办，可是，中共长治地委考虑到西沟村知名度高，影响大，加之他们正在和全国响应的互助组竞赛，怕他们因试办初级社而分心，便没有批准西沟村试办。
尽管如此，李顺达并没有因为长治地委未批准试办初级社而悲观，他开始积极创造办社条件。
是年12月，他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组织26户农民，在西沟村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定名为“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大伙选他当社长，推举同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为副社长，并民主制定了初级社的章程。
李顺达为了把合作社办好，打响爱国丰产第一炮，带领社员们做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他把在同年领导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临村主任郭玉恩请到本村，召开社员群众会议，请郭玉恩介绍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
然后，李顺达又把毛泽东接见自己时的指示讲了一遍，反复向大家强调，合作社既然办起来，就要办好。
此后，李顺达主要抓了两项生产：一是把南井凹的地作为亩产千斤的高额丰产田，增施肥料，推广新式农具，引进优种等，以此为样板，实现大面积高额丰产；二是带领群众上山进行荒山播种，证明西沟这石头山也能长树。
同时，李顺达又充分挖掘劳动力潜力，支持副社长申纪兰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同男人开展竞赛，实现同工同酬。
1951年9月，李顺达第三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对他说：“你在太行山住，那个地方石厚土薄，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
李顺达忙说：“我可担当不起，不是你，我们什么都干不成！”
1952年春，刚成立的合作社就在李顺达、申纪兰的带领下打响了荒山植树的战斗。但因缺乏经验，山坡上栽种的300亩树木，存活很少。人们的心情跌到谷底，李顺达和申纪兰面对的是村民的失望和埋怨。
老百姓说，这地方不能种树，要能种得神仙来。
面对压力，李顺达异常镇定，他带着人们到山上实地考察，最后，这位不服输的农民，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鼓励大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活一棵，就不愁一坡。”
然后，他们到本县羊井底村取经，向林业劳动模范请教，还请专家帮助搞规划，开始了绿化荒山的持久战。
男人由李顺达带着进沟筑坝，妇女由申纪兰带领上山种树，其中不乏七八十岁的老人。那时许多女人都是小脚，妇女们半跪在山坡上，拿镐头在坚硬的山石上先刨出脸盆大的鱼鳞坑，再用指尖或镐尖把土一点点抠出来培进坑里，然后再种上树籽。
李顺达、申纪兰带领干部、社员肩扛扁担挑，怀揣窝头到几十里外的杏城和花园山带回嫁接母本的小秋树苗，在老西沟栽种。
同时，又从山东和东北地区引进果树苗在乱石河滩上挖石垫土种果树。
为了解决林木种苗问题，西沟人采用自采自育的方法，每年秋季社员上山采集洋槐、松籽、山桃等籽种；冬春发动社员修剪树木，从自生根系的杨、柳等树上剪枝繁育；对于苹果、梨等水果树，则上山刨挖秋海棠、杜梨等野生树种，种植后嫁接。
这样年年采集，年年繁育，蔓延枝生，以少繁多，基本解决了种籽和苗木问题。
针对阳坡阴坡的差别，他们因地制宜，先在易成活的阴坡背坡封山造林，而阳坡绿化一般都要移植，不能直播，他们就用碎石人工垒起蓄水蓄土坑，从别处担上土，培在坑里。同时发动社员栽植杨、柳、槐、榆等树，并且种植了大量的核桃树。
他们在带领群众造林的同时，把护林和造林放在同等重要位置。每一片荒山播种后，都用石头垒上相间一定距离的石摞，再抹上石灰，明确标示为禁坡。
随着集体经济壮大，为加速荒山绿化步伐，西沟除坚持自采自育外，每年拿出资金购买油松籽、果树苗和其他树种苗木，不失时机地播种栽植。为保证成活率，还将退耕还林的500多亩山脊薄地成片撒播树种，以满足常年造林的需要。
经过几年的努力，西沟村的荒山秃岭全部种植了林木果树，粮食也创造了大面积高额丰产。为此，李顺达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成了全国著名的劳动英雄。
1955年，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收录了《勤俭办社，建设山区》这篇介绍西沟村的文章，使李顺达和西沟的干部群众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创办农业合作社的运动。
各地积极建设互助组织
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以后。全国各地特别是老解放区大张旗鼓地开展对《决议草案》的宣传教育，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在全国各地，互助合作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这里的互助合作方式主要是成立互助组。
当时，山东省省委积极宣传中央的互助合作精神，使得山东农村的互助合作工作进展迅速。山东省的许多村庄都建立了互助合作组织。
山东省淄川县演礼村的农民在分到土地以后，由于缺乏大牲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耕种土地遇到很多困难，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以后，党向广大农民发出号召：
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演礼村的村民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他们在共产党员胡以谦的带动下，于1952年秋种季节，率先组织起28户农民参加的变工互助组，并以胡以谦为组长。
互助组通过民主协商，制定了这样的换工标准：
用谁家的牛一天，贴补7斤玉米，给谁家耕一亩地，每出工一个贴补7斤玉米。
这样，这个变工互助组较好地解决了无牲畜缺劳力户的燃眉之急。
不久，演礼村的村民们在变工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发展为换工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在当时的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在互助组的干部和组员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常年互助组很快发展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这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是“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分配方式是农业收入，按地的比例，副业收入则实行按劳分配。
在广大社员的共同努力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农副业生产蒸蒸日上。粮食亩产增加两三成，副业收入成倍增长。
与此同时，安徽省也在积极开展互助合作的宣传动员工作。
一天，安徽省小溪河区一个姓黄的区干部来到这个区管辖的大严村，动员大严村成立初级社。他在全村动员会上说：“你们大严也真落后，全国都在走互助合作道路，你们这里却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共产党把土地分给你们，带领你们走互助合作的致富道路，你们再不听党的话，就是不凭良心。”
这位姓黄的干部还当场给村民们唱了一段民谣：
要想庄稼长得好，
要往合作社里跑。
互助组，互帮忙。
贫苦农民有方向。
只要齐心合力干，
成笆斗的粮食往家里扛。
在这位干部的反复宣传下，大严村迅速办起了一个初级社。
安徽省繁昌县峨桥区浮湖乡的村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
后来，浮湖乡遭遇水灾，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开荒增产粮食。他们利用人多力量大的优势，通过生产自救度过了灾荒。他们的行动，使许多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开始认识到合作社的优越性，这些农民开始积极要求入社。
受灾后要求入社的中农柯先富说：“像我们这些中农，就像江里的小船一样。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平平而过。遇见狂风暴雨，就寸步难行。若不赶快爬上大船，就有翻船的危险。”
16岁的贫农柯百法刚刚失去母亲，他在入社后说：“我从小靠娘，现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
毛泽东知道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事迹以后，十分高兴，他在批示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安徽繁昌县的中农柯先富和贫农柯百法的话，讲出了这个真理。
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和讨论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
据山西省退休干部徐清明后来回忆：
1952年初，太原市委组织我们学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不少来自各地的劳模和互助组组长。
市委领导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有重点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会上，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总结出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许多好处，有不少人当场提出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开完会后，太原市在郊区的几个村里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特意选派干部组成工作组驻村指导工作。我有幸成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
我所在的工作组进村以后，先组织当地农民学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
我们还详细地给农民们讲解本人自愿报名的原则，讲解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入社的政策。在我们的努力下，群众很快了解了办社的优越性。
徐清明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与此同时，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办起了红旗农业合作社。
当时，高家柳沟村的农民普遍缺少文化，找不出记帐员，合作社只能以结绳、豆粒记数等原始方法来记帐，靠记忆力好的人当“想帐员”，时间长了，集体帐目成了一笔“糊涂帐”，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
为了解决记帐难题，村团支部创办了记工学习班，组织青年农民学文化。他们先从村里的人名、地名、庄稼名、农活名学起，既好记又好学，很快就培养出了自己的记账员、会计。
村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这一经验引起了省委和中央的重视。
195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北京颐和园散步。
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正在编写之中，毛泽东想到自己需要一些资料，就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
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
胡耀邦当即答道：“有。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
胡耀邦随后把材料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之后，把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并收入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的《莒南县高家柳沟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上写下了长达800多字的按语。
毛泽东在批语中说：
高家柳沟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
毛泽东还在批语中十分高兴地说：“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
高家柳沟村团支部也因此成为全国唯一受到毛泽东批示表彰的农村团支部。
桐城县石河乡党支部书记章仁怀，转业军人开明义，在县里学了总路线，回到乡里，就在两个互助组里动员办社。
开始的时候，贫农们都很欢喜，他们认为合作社一定可以一帆风顺地办好了。不料到正式建社的时候，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农就一户一户地退却了。
这些中农说：“贫农太多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农具，三无本钱，同这些穷汉在一起，自己也会被他们累穷。”
结果，11户中农中途不干的就有10户，剩下的是11户贫农，一户中农。这个中农是开明义的叔叔，因为受开明义的影响没有退社。
这些人仍然坚持办社。他们推选开明义担任社长。
当社办成之后，在12户社员当中，就有11户断了炊。在这种情况下，社内的个别社员思想上也起了一定的波动。
会计张元正，就公开提出打工糊口。开明义的老婆，也埋怨开明义没有事干找麻烦。社外农民，更不用说，是不相信他们能够把社办好的。
中农张启才讥讽初级社的社员们说：“他们困难一大堆，能办好社，我就用头走路。”
后来，社里派人到县里请示，县里也不同意他们办社。说他们困难多，办不成社反给人耻笑，要他们仍然改为互助组。
开明义又想劝他的哥哥入社，以解决社里的耕牛困难。结果不只没有得到他哥哥的同意，反遭到了一顿斥责，败兴而返。
这时，新成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真是处在内外夹攻、上下反对的境地。但是，在开明义和章仁怀的领导下，大部分社员始终不灰心，个别波动的社员也被他们说服了。最后他们一致说：“要以打仗的精神克服困难，一定要把社办好”。
在开明义和章仁怀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始向贫穷和落后挑战。
开明义和章仁怀经过仔细商量，又征得社员们的同意，决定发展副业生产，度过灾荒。他们抽出大部分的整劳动力，由社长开明义领导，大搞副业生产。他们挑石灰，打柴卖，到粮食公司加工，共收入240元，解决了11个断炊户的生活问题，还为初级社添置了一些小型的农具。
与此同时，支部书记章仁怀，领导半劳动力在家搞农业生产，他们整了地，积了肥。这样，初级社不仅度过了冬荒和春荒，而且为春耕生产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社员们受到了极大地鼓舞，他们办好初级社的信心就更加足了。
当时，新成立的初级社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他们到处去想办法都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开明义和章仁怀把副业生产剩下的钱和银行的贷款，拿去买了一头耕牛，又向附近的中农租了一套犁、耙，向供销合作社贷了500斤豆饼，这才解决了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
此后，初级社的干部和社员们想了许多办法，提高粮食的产量。他们勇敢地采用了生产上的各项改革办法。例如泥水选种，小株密植，播种高产作物，增产一季晚稻等，结果使粮食产量大大地提高，比去年增产1.4万多斤。
除了交公粮3705斤，卖给国家余粮7635斤以外，社里每个人都分到576斤粮食。
这个新成立的初级社当年就把耕牛贷款和肥料贷款还清了。初级社还买了水车、犁、耙，做了粪窖，盖了新房子，解决了以后的生产困难。
社员们都十分高兴地说：“土地改革给我们翻了半个身，生产合作社才办了一年，就给我们翻了个全身，这才是真正的翻身。”
在社员们的一致同意下，开明义和章仁怀把初级社的名称改为翻身农业生产合作社。
就这样，翻身社在周围农民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同时，他们的生产也一年比一年地搞得更好，粮食年年增产。
到这时，翻身社已经扩大成为102户的大社了。当地群众深切地感受到了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好处，他们都说：“不怕穷，只怕不办社”。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迅速兴办初级农业合作社，成千上万的农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兴高采烈地加入到农业合作社。
到1952年底，全国各地就试办了3600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