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想的替罪羊

闻鸡起舞。这是蒋介石自幼养成的习惯，他一向认为早晨的空气不仅给人头脑以清醒，也刺激人神经之振奋，是戒惰之良药，养性之必备。

当周佛海悄悄赶回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青松翠柳间转悠了一大圈。他发现周佛海后，很不满地说：

“你是刚回来？昨夜去哪里了。”

“委员长早，佛海昨夜去新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处，以为贺喜。因谈得投机，联床夜话，直至现在才归，望委员长见谅。”

周佛海实话实说，倒让蒋介石感到满意，没有再责备他，转而问道：

“你与他谈些什么，如此投机？”

“不外乎聊天、叙谊，兼及目前中日之间交涉诸事。高宗武为人精明，有胆有识，委员长遴选此人担当重任，不愧为知人善任。”

这几句话让蒋介石听着舒服，他点点头，问：

“对中日关系，你们是什么看法。”

“委员长所定‘攘外必先安内'之口号，乃当今之国策，只要能坚持循此国策，先清内患，再图御侮，苦撑坚持，总有扬眉吐气之一日。”

“难得你们也有如此眼光，中日之战，也许不能避免，但延长一日爆发，则对我有利一分，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重点进行。”

周佛海连连称是，他欲言又止。蒋介石察觉到即吩咐他直言无妨。

“刚才委员长讲，中日之战，但延长一日爆发，则对我有利一分。眼下日本与意大利国关系甚欢，陈公博与意国法西斯蒂领袖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有谊，何不发表公博就任意国大使，折冲转圜，恪尽和解缓冲之力。”

蒋介石思索一会儿，斟酌说：

“陈公博倒是一位干员，他跟汪先生久了，对我有成见。这样吧，你以我的名义安排一个便宴，将陈公博一人留下。”

掌灯时分，汪精卫和陈公博正在家中小酌。汪已习惯成瘾，不可一日无此君。陈璧君虽然屡屡劝他爱惜身体，少喝一点，但他却声辩说：

“自古文人爱酒，称之为钓诗钩，饮之方能才气大发。”

因此，当陈璧君奇怪地问：

“老蒋今天邀人吃饭，怎么你没去？”

陈公博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方才回答陈璧君：

“世界上的宴席，数蒋先生的最令人难受，他老人家清水一杯，不苟言笑，别人又怎能开怀畅饮，极尽喧闹？我陈公博是宁愿回家蒙头睡觉也不愿去受这罪的。”

汪精卫笑着说：

“国民政府中，能够拒绝蒋先生之请的，大概只有公博一人了。”

陈璧君也赞赏他：“到底公博有骨气，连我这个不喝酒的人也应该敬你一杯。”

陈公博连忙欠身道谢，喝干杯中酒后，意气更觉豪放：

“人生苦短，当歌则歌，当哭则哭，何必理会别人颜色，既然公博看不惯蒋先生这样凌势弄权，这样赤裸裸抢领袖，又何必忍气吞声，使我不得开心颜。”

仗着几份酒劲，陈公博对他素来敬重的汪精卫也犯颜直谏：

“汪先生，我们和蒋先生几分几合，应该说已经很了解了。蒋先生阴鸷深沉，心机难测，就以中日交涉来说，汪先生之妥协，《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之签署，本是蒋先生授意，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到您身上，成为全国抗日舆论的众矢之的，主谋者却置身事外，安安稳稳做他的‘最高领袖'。汪先生，我们又何苦背这黑锅，担这恶名。”

这正是前几天陈璧君劝过的话，但汪精卫的回答又不一样了：

“我又何尝愿背这黑锅，担这恶名，无奈力不如人，‘9.18'事变之初，我也主张抗日，主张收复失地，电告天下，愿与张学良共同引退，以谢国人。蒋先生不是还为此事讥我徒逞意气吗？这话批评得对。待到‘1.28'事变后，我就看透了，这仗不能打，我们的国力不如人，打则亡国，和未必亡国。你不是也有如此看法吗？”

陈公博默默无语，最初十九路军在上海开战，他也是支持的。在战争进行期间，他还和李济深一起北上，帮助十九路军从阎锡山那里捐到10万枚手榴弹。1933年“古北口战役”发生，当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接受汪精卫的命令，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刚到北平，何应钦就气急败坏地告诉他：

“各路军队都败下来了，他们已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宋哲元的军队已撤过长辛店，这样实在太丢人了。”

为了稳定军心，何应钦要陈公博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将领们说中央已经另有处理办法，即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关系，希望大家不要逃跑。

陈公博大吃一惊，连忙摆手：

“我是奉命前来劳军的，哪能到前线将领面前撤谎。”

何应钦央求说：

“如果中央责备你，要砍头大家一起砍罢。”

陈公博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站着的这位前线最高指挥官，居然就是蒋介石黄埔嫡系的第一位大将，黄埔八大金刚之首。据说他在内战中除了和共产党交手外，一直都很神气，现在却患了“恐日症”，简直称得上“望风而逃”了。

无奈，他只得在何应钦导演下，对前线将领说了一通假话。这一趟北平之行，瓦解了他对日抵抗的思想。可惜他并没有亲到前方，没有看到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否则，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汗颜和可耻。看到陈公博不回答，汪精卫更有词了：

“蒋先生的花样我何尝看不出，可他有他的困难，中国毫无对外作战的准备，事实上是不能作战。但他是带兵的，不是拿笔的，一国的最高军事长官，若说不能战的话，马上坍台。于是，我只能以文人资格发出妥协论，这也是为国家考虑，否则共产党人还不乘机火中取栗？”

陈公博依然不服气：

“可蒋先生为什么不为汪先生辩解几句，他的态度也真模棱两可，对于全国人士，固然不愿意漏出一个‘和'字，即对他的部下，凡主战的去见他，他告诉他们一定要打；凡主和的去见他，他告诉他们怎样去妥协。因蒋先生的模棱两可，底下遂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互相抵毁。然而他们虽然互相攻击和抵毁，但对外都是蒋先生的人，于是对外宣传都说主和是汪先生的主张，南京凡是主和的人都因受了汪先生的暗示。蒋先生对于这样的宣传，并不是不知道，他固然没有禁止，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辩明，中政会议攻击汪先生不止一次，他总是不吱声。轮到他表态，究竟是战是和？他也真有应变之才，拿着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文章拣出一节背诵一番，什么也没说，于是人们大拍掌，大叫‘打倒外交当局'，‘拥护蒋先生'。附合之声，震动屋瓦，真令人齿冷。我真担心，百年之后，天下后世，俱以我等为卖国者，彼等为爱国者也。”

陈公博越说越激动：

“我现在翻历史，承认秦桧也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于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但一个人的牺牲很容易，而时间也飞得太快。我想秦桧当日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鸿章，过去的袁世凯和段祺瑞死了，中国还是那样不振，直到今日更加严重。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罢，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今日送国大有人在，蒋先生尤为之，又何必你汪先生去送国。”

汪精卫的态度却愈趋激昂：

“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难道我稀罕它吗？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更不买帐，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买帐，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的，我们终会发挥出作用的。”

他顿了顿，劝将不如激将，告诉陈公博，如果不愿背黑锅，牵涉其间，可以做驻德国大使。

陈公博果然急了：

“汪先生理解错了，公博岂是怕连累之人。如想脱身，蒋先生已有意让我去意国做大使，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能站在岸上袖手旁观？我陪你一起跳！”

汪精卫哈哈一笑，吩咐陈璧君为陈公博斟酒。他站起身来，朗朗道：

“公博这一句话，足当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