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叶群秘告罗瑞卿

1965 年 10 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 1953 年冬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 年 11 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 1965 年 11 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 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儿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 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 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

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 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

了。

第三天，毛主席要见杨成武同志，我打电话通知后，很快成武同志来了。

我陪他一块进去见主席，并告诉他：“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

杨成武同志是一位非常恪守制度的同志，跟主席谈话不到两小时就出来

了。

1965 年 12 月上旬的一天，离开杭州来到上海，12 月 8 日至 15 日，中

央召开紧急会议，会前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在主席住地休息室等候。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就剩下一个罗瑞卿总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

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答理他。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瑞卿同志，便又一次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

叶剑英看他老在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看来叶剑英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这次上海会议是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是头一次会议， 是不可能让罗参加的。会上，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领导。为此，罗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

“九·一三事件”后，对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偏听偏信不好，我已是半信半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以后对罗瑞卿的冤案作了彻底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