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硕果

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得更高,那它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莎士比亚

献上经典之作

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皇家交易所、“金鹿号”环球航行、弗吉尼亚殖民地、股份公司、大败西班牙,还有戏剧的繁荣与发展。

在所有优秀的戏剧作品中,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哈姆莱特》更显得光辉灿烂、出类拔萃。

1601年晚秋,《哈姆莱特》在环球剧场首演,演员阵容强大。莎士比亚戏瘾难耐,在剧中扮演了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

1603年,有人擅自出版了《哈姆莱特》的剧本,内容很差,在标题页上还写明这出戏已多次在“伦敦城及剑桥和牛津两大学演出过”。在剑桥和牛津大学里演出,恐怕不可信,在伦敦城演出倒是可能的。

《哈姆莱特》的故事最早出现在《丹麦史》里,后来法国作家贝尔福莱把它改编成了一个故事。到16世纪80年代“大学才子派”的基德又根据那个故事编了个剧本。

基德的剧本只注重复仇,对恐怖气氛大加渲染,艺术水平不高。那满台乱走哭泣着说“哈姆莱特,复仇呀!”的鬼魂,正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舞台上一窝蜂的噱头。

除非有某种原因耽误了复仇,不然全剧在第一幕里就可以完结了。只是复仇的主角哈姆莱特,就同晚年的伊丽莎白一般阴郁而犹豫不决,一直举棋不定无法采取行动,最后毁了剧中所有的人物。

莎士比亚参考了《丹麦史》中的记载和后来的故事与剧本,进行了重新改编。

16世纪90年代末期,许多青年在“世纪末”的风潮里,对大学和司法学院持悲观的看法,高谈阔论生命的空无、英雄式行动的徒劳与性爱的堕落。莎士比亚所写的《哈姆莱特》的部分造型就来自这里。

有一位医生这样描述过忧郁症患者的病情:他不容易行动,会做令人惊悸害怕的梦,思考精密而多疑,有时愤怒、有时快乐,而且感情激烈。这样的人常常懂得太多,不信任朋友。

莎士比亚综合以上的信息,构思出了哈姆莱特的形象。他明白哈姆莱特那种介于灵与肉的困境之中的处境,那正是每个人自己悲剧的核心所在。

莎士比亚在剧中突出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提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巨大矛盾”这一时代性的问题。

同时,莎士比亚把哈姆莱特的形象塑造得真实而让人心凉:他虽有礼貌却又粗莽,他聪敏却自憎自怨,他矛盾不定却又教人惊惧。自他而后,代代人都能从哈姆莱特身上认识到自己的形象。

《哈姆莱特》是出人人叫好的戏,就以它最低的水准来看吧,它也是一出营造高妙的通俗剧,其中鲜血横流、壮观的景象,斗剑的场面层出不穷,即使最容易打瞌睡的10岁小孩也会开怀大笑。

《哈姆莱特》最高的层面,是它能到达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国度,让智者看到一片新的景象在他面前展开。

自莎士比亚以后,关于哈姆莱特这一题材的戏剧再也没有人改编过,他的《哈姆莱特》堪称绝唱。

有人认为,任何理想的写作都应该像席德尼的《阿卡第亚》或是像“适度的莎士比亚悲剧,像哈姆莱特王子”。

也有人说:“年轻一辈从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里获得了莫大的愉悦,但他的《鲁克丽丝受辱记》和《哈姆莱特》却讨好了智者。”

《哈姆莱特》完成于埃塞克斯叛乱之后,显然是受后者的悲剧性事件的启发和影响。

在《哈姆莱特》中也可以看到埃塞克斯阴魂不散的身影。在波洛涅被杀之后,哈姆莱特变成了埃塞克斯。国王说出这样的一段话:

让这家伙任意胡闹,是一件多么阴险的事情!可是,我们又不能把严刑峻法加在他身上,他是为糊涂的观众所喜爱的,他们喜爱一个人,只凭眼睛,不凭理智;我要是处罚了他,他们只看见我的刑罚的苛酷,却不想到他犯的是什么重罪。

当然女王也可以说出上面国王说出的那番话,因为在埃塞克斯叛乱之前,伊丽莎白女王就是对他一忍再忍,就是因为埃塞克斯是“为糊涂的群众所喜爱”的。

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表面上写的是中世纪的丹麦,但剧中所反映的一切,都涉及到了当时的英国现实。

也可以说,哈姆莱特的形象有点像莎士比亚,他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曾说过这样一句台词:“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重整乾坤”就是改造世界的意思,即按照他的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改造世界,可他这个任务最后没有完成。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长的一部剧著,而且所含的新字也最多,如何做适当地删减以适合于一般的舞台表演,在当时一定是件令人头痛的问题。

不论《哈姆莱特》的演员如何删减,恐怕他们都不肯把哈姆莱特对“孩童的空想”所做的议论省略,因为这些让观众们“狂暴地鼓掌”的孩子们,曾经与成人剧团间存在着白热化的竞争,观众们早就看在眼里。当舞台上做出这样的表演时,观众们肯定会乐不可支的。

童子剧团当时能发展起来,还是伯比奇家在无意间促成的。它原是皇家教堂儿童合唱团,有时在歌唱教师的指导下演些宫廷剧。

在1600年,有位名叫亨利·伊凡斯的人重组新团。剧团保留了原名,但不再有皇室的支持,而完全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团体。

皇家教堂儿童剧团的赞助人是牛津伯爵,由于演员清一色是童子,所演的戏也多半吸引较高阶层的观众。因此,布莱克·弗莱尔的居民大都产生了厌烦之感,就把这个剧团原先演出的地方改成了私人住宅。

当时伯比奇家的戏院仍然空着,伊凡斯便在1600年与理查·伯比奇签约,以一年40镑的价钱租下了他的戏院。

皇家教堂儿童剧团只售座票,不卖站票,没有像“环球”或“财富”这种大戏院里那种因陋就简的圆形剧场的气氛,因而吸引了较多文化水准较高也较富裕的人们。

童子剧团把表演的重点放在音乐上,他们使用风琴、琵琶、潘多拉、曼陀林、小提琴和横笛来演奏。曾有一位四处游历的公爵说:“除了米兰的修女外,他再没听过比这更好的歌唱了。”

伊凡斯重整皇家教堂儿童剧团,他鼓励作家们采用嘲讽和煽动感情的手法,与此同时,该剧团一方面卖座鼎盛、座无虚席,另一方面也常与“剧检处”纠扯不清。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借哈姆莱特的口,特明智地建议说,童子演员不该怂恿他们的剧作家攻击成人演员,因为他们总有一天会变成成人演员的。

果不其然,在10年之内便有好些童子演员加入了“环球”戏院的宫内大臣剧团。

17世纪初,几乎每个重要的剧作家都曾为童子剧团写过剧本,并且都很尽心尽力。

唯一的两个例外是海伍德和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成人剧团里的股东,他或许是为了忠于自己剧团的关系。他对伦敦的普通戏迷未存一点轻蔑之心,他也不想只为一小部分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来编写剧本。

莎士比亚习惯让一大群观众兴奋、毛躁。他认为,人们用辛苦赚来的钱看戏,如果让他们觉着枯索乏味,那就有些对不起他们了。

莎士比亚的观众不会厌烦他,而莎士比亚似乎也不会厌烦他的观众。

用戏剧送别女王

埃塞克斯伯爵被处死后的半年,在1601年6月4日,伊丽莎白女王巡视了位于格林威治的档案馆。

迎接女王的是法学家威廉·龙巴德,他把奉旨整理的浩繁的古代律令和国王诏书手卷指给女王观看。

伊丽莎白随手翻弄着手稿,偶尔颇有兴趣地拿起某件文献资料,龙巴德则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给她解释。

女王走到理查二世朝的案卷处,她说:“告诉您,我就是理查二世。”

龙巴德不敢苟同地说:“只有那位曾得到陛下最大恩赐的忘恩负义的贵人埃塞克斯,在他那阴暗凶险的想象里才仿佛如此。”

女王答道:“忘了上帝的人也将忘掉自己的恩人。《查理二世》这个悲剧在街头、室内演了40场。”

伊丽莎白不能宽恕埃塞克斯的背弃和叛乱,她记起了阴谋分子为了向伦敦市民策反在剧院中上演的《查理二世》。不过,她夸大了数字,莎士比亚的任何一部戏都没在他的一生里演过40场。

但伊丽莎白并不对演员怀恨在心,她爱戏剧。从1590年到1603年,她的宫中演出了几十场戏。在她最后的两次观看戏剧时,看的都是宫内大臣剧团的戏。

1603年2月2日宫内大臣剧团为女王演了一出戏,女王的健康越来越不济,这次上演的是《哈姆莱特》,这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是莎士比亚最后一次见到女王。

在演出后一个半月,女王病了的消息在伦敦流传,伊丽莎白已经在王位宝座上安坐了44个春秋,许多她身旁的风云人物都先她而去。

女王的血腥统治仿佛永无尽期,但是,突然,人们开始辗转传播她病重的消息,传播这一消息时人人都表情悲痛,因为密探正在到处刺探情况。

女王快70岁了,病情越来越重。枢密会议开始商量她的身后事,她没有直系王储,大臣们最担心的是她死后为争夺王位将会发生内战,政府进入戒备状态。

枢密会议最后决定:女王一旦去世,就推举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登位。为了在人民面前造成这一决定经女王本人同意的假象,大臣们放出了这样的烟幕:海军大臣、掌玺大臣和国务大臣在女王病得甚至不能说话的时刻,恰好在她宫里。

国务大臣走近上罩华盖的大床,问女王她钦命何人当她的继承人,看她默不做声,国务大臣就说:“陛下,我恳求您,如果您依然维持原来的意见,希望苏格兰国王继承您的王位,请您给我们做个表示。”

那时那地,女王出人意外地在床上坐起,从被子里伸出双手,高高举起,留成王冠的样子放在头上。

在1603年3月24日凌晨2时,伊丽莎白女王驾崩。

大臣们关于钦定新继承人的故事立即在伦敦传开了,接着又传到其他国家,这个故事就像优美历史剧的一个出色的片断。

大家毕竟生活在戏剧繁荣的时代,海军大臣剧团和宫内大臣剧团在王宫里和他们府里演出的戏剧,大臣们没有白看。

剧团获得殊荣

女王死了,宣布詹姆士担任国王的公告受到普遍欢迎,人人感到轻松,老百姓很开心,不会打仗了,因为红、白玫瑰战争不会重演了,争夺王位的内讧也不会再出现了。

大家被那个戴着棕黄色假发的老妇人的专制统治弄得疲惫不堪,希望在新国王统治下能过得轻快一点。

所有的公职人员也很安心,新国王宣告,人人都保持原有职务,并希望他们应当继续恪尽职守,除非国王陛下认为有必要做出新的安排。

新国王没有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他对苏格兰来说是一个坏国王。不过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会记住是谁给了他第二顶王冠,他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的。

国王还没有从苏格兰赶来,大街小巷就开始流传着关于新国王的传闻。

“听说国王身体很虚弱啊,双腿软弱无力,很难站起来。”

“瞎说,我听我苏格兰的亲戚说,国王的身体健康着呢,特别喜欢骑马、打猎。”

“腿不好也可以骑马嘛!正好可以少走些路。”

“你少说两句,别让密探听到。”

“没事,不像女王那会儿了,新国王允许言论自由,通告上说的。”

“新国王在新的时候当然好一点,谁知道以后呢,还是小心点吧!”

“不过咱们女王是女的,我们就得跟着喜欢女人喜欢的东西,现在国王是男的,应该喜欢男性社会,痛饮、奢华和戏剧。”

“这些也叫吃喝玩乐啊,老兄,这用的还不是咱们老百姓的钱。”

“是啊,少收税、别打仗,咱们不求别的,只求安生过日子。”

新国王的政策确实让民众放心,詹姆士登基不久,就和打了半个世纪的西班牙建立起正常关系了,仗不用打了,老百姓总算松了口气。

另一个人们都担心的问题是宗教问题,英国是新教,詹姆士是天主教徒。国王会不会让70年来已经习惯了英国新教的民众改信天主教呢?事实证明,这是庸人自扰了。

不过新政策也有大家看不惯的地方,他从登基之初,就开始大肆宣扬君权神授,和国王有关的一切事物都体现了神意。那么国王反对的,就一定是恶魔了。

詹姆士是一个精通恶魔论的专家,他的朝代常有耸人听闻的巫婆被捉,于是桀骜不驯的人被视为鬼怪遭镇压,老百姓越来越频繁地看到被控行巫术的人被处决。

新国王执行的新政策也有关于剧团方面的。在他进入伦敦不久就宣告,如果剧团原先受到了海军大臣或者宫内大臣等达官贵人的庇护,那么,从今以后,只有王室成员才有权庇护剧团,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剧团。

因为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剧团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剧团,所以它就直接被庇护在国王之下,称为皇家剧团,这可是剧团领域的最高荣誉了。

宫内大臣剧团成为皇家剧团,使得剧团成员们都喜气洋洋的,每个人走起路来都变得精神抖擞。

剧团成员们被登录进宫廷仆从的名单,甚至每年都能被赏给一份数额不大的年俸。

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和剧团的另几名演员获得了当时认为是一种荣誉的国王亲随,即国王私人侍仆的头衔。

也许国王亲随这一类头衔和名位都是莫名其妙、难以理解的,但在詹姆士一世时代,它们绝不是毫无意义,反而它们赋予了拥有这些头衔、名位的人一种荣誉的社会地位。

然而,获得国王亲随的头衔并不意味着必须供国王驱遣,就像侍寝官不必给国王整理床铺,御膳官不在食桌旁侍候一样。

仅有一次,莎士比亚及其剧团同事被召入宫,去尽仆役的职守。这事发生在西班牙大使首次访问英国宫廷的时候,目的是为了向腓力普二世的使者炫耀一下英国国王的庄严伟大。

詹姆士一世被宣布为英国国王以后不久,伦敦开始流行黑死病。那时新国王没来得及庄严地进入首都,暂时住在几个高等贵族的城堡里。

由于黑死病流传,伦敦各剧院在1603年5月关闭。大量居民离开了伦敦,演员也离开此地。

为躲避瘟疫,宫内大臣剧团开始巡回演出,正好来到国王暂住的宾勃鲁克伯爵的城堡。

城堡的所有者,就是那位日后接受莎士比亚作品集第一个版本题献的宾勃鲁克伯爵。据说,宾勃鲁克“对这些剧本的作者表示了极大的好感”。

剧团为国王演出戏剧,国王非常喜欢他们的演出,他不仅给了剧团大量赏赐,还直接做了剧团的庇护人。

此后不久,詹姆士把行宫转到汉普顿·科特府。在这里,皇家统一剧团于1603年12月至1604年2月之间,先后为国王演出了6台戏,剧团因此而得到了53英镑的巨额收人。

同时,国王又拨出30英镑给伯比奇,“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剧团其他成员,鉴于他们被禁止在伦敦及其郊区公演剧本,都可从中得到支持和帮助,他们可以接受接济,一直到上帝愿让伦敦彻底恢复健康”。

1604年3月,传染病得到控制,国王詹姆士庄严地进入伦敦,盛大的游行队伍穿过全城,从伦敦塔一直到白厅王宫。

参加游行队伍的,有以市长为首的全市各行会的代表和演员们。莎士比亚和伯比奇也在其间,他们身穿着国王私人侍从的红呢大衣,随着欢迎新国王进入首都的游行队伍,走过全城。

从1604年4月9日起,剧院获准恢复演出,在这一年,“环球”剧院的舞台上首次演出了《一报还一报》和《奥赛罗》,这两个剧本也由莎士比亚剧团在王宫演出过。

以剧作嘲讽现实

由于成了国王的剧团,环球剧院的演员频繁地为宫中各种庆典献艺。宫廷演出不仅能证明演员的演技,还可以带来可观的赏钱。

国王对皇家剧团非常仁慈,莎士比亚很感激,但他更希望国王对人民仁慈一些,慈悲为怀。

莎士比亚的愿望很快破灭了,他听到这样的消息,同埃塞克斯一起叛乱、被判无期徒刑的扫桑普顿伯爵被赦免了。监督处死埃塞克斯的沃尔特·瑞理被逮捕投入伦敦塔。

莎士比亚想不通,放出扫桑普顿是好事,可瑞理是个无害的人哪,他怎么可能谋叛呢?瑞理是不会谋叛,但谋叛的人大有人在。不久,莎士比亚又听说了反对新国王的一个阴谋。

在1605年11月,詹姆士主持新国会的开幕式。一些天主教阴谋分子在会议大厅的地窖里放了一桶炸药,想在国王出席会议时引爆。阴谋被偶然发现,詹姆士避免了一场灾祸。

阴谋分子中有莎士比亚的一些熟人,莎士比亚在他的新悲剧《李尔王》中通过人物的嘴说出了这些台词:“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

观看这一剧本演出的观众立即明白这指的是什么。

火药阴谋案的另一个余响也出现在《麦克白》里。门房这个丑角听到敲门声,猜测这沉沉黑夜还有谁能到这里来。他的一种猜测是:“哼,一定是讲起话来暧昧含糊的家伙,他会同时站在两边。一会儿帮着这个骂那个,一会儿帮着那个骂这个。”

观众们马上猜出,莎士比亚暗示的是耶稣会教士亨利·加纳特,他知道火药阴谋,却没有告发。可是他事后出面认罪,希望得到宽恕,因为他的过错仅仅在于他没有及时告发反正失败了的阴谋活动。然而,法庭并没理会这种辩白,他被处死刑了。

不过这个说起话来暧昧含糊的家伙并没有得到莎士比亚和伦敦人的同情。

莎士比亚痛心地看到,许多无辜的人和真正的罪犯同样被处死。在泰比伦丘陵,犯人被绞死、被车裂、被砍掉四肢和头颅;不被判死刑的或被砍掉双手、双腿;走运一点的,用火烙印或戴一阵子足枷。不可能有仁慈的君主,政府当局用铁和血来镇压不满,迫使民众屈服。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宫殿里却在寻欢作乐,笙歌华宴。1606年夏天,王后的兄长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到英国做正式访问。

当时黑死病又在流行,但仍为他举办了一系列的宴会、舞会和化妆舞会。英国人千方百计地让客人高兴,为了避免染上黑死病,宴会都在郊外官邸和权贵的城堡中举行。

一次,王后和其他廷臣亲自为客人演出《所罗门和萨英女王》,由于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这出戏多了许多外加的噱头。

约翰·哈里顿爵士是莎士比亚的朋友,他是一个极严肃、有教养的人,他愤怒地向莎士比亚诉说了这场闹剧。

“威廉,这简直是胡闹、可耻。他们全都喝得大醉,扮演萨英女王的太太应当向两位国王献上珍贵的礼品。可是她忘了他们所坐的台座是有台阶的,绊了一下,礼品摔在丹麦国王的膝盖上,她也倒在他的脚边。结果她按着了他的脸,因为她把丹麦国王也摔倒在地上,两人倒在了一起。哈哈!”

“哈里顿爵士,这确实可笑,丹麦王也喝醉了吧!”

“那当然,两人倒在地上,引起一阵手忙脚乱,用餐巾、桌布擦抹了一番。”

“为什么要擦抹呢?”

“因为礼品匣里面装的是酒、奶油膏、果子酱、柠檬、甜点心、香料还有别的好玩意儿。”

“这可够缤纷多彩的。”

“还有更有趣的,一会儿丹麦国王站起来同萨英女王跳舞。但是他又摔倒了,倒在她的裙子上。”

“天啊!他俩真是有缘!”

“于是,我们就把国王搀到一间卧室,扶到床上,他用萨英女王留在他衣服上的礼品——酒啦、奶油膏、果子酱、柠檬、甜点心、香料和另外一些好玩意儿把床弄得一塌糊涂。”

“好一张宝床呀!”

“庆典和演出继续进行,那些演员不是溜之大吉,就是喝酒喝得晕晕乎乎,倒在地上。后来,出来了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希望、信仰、善良三位女神。”

“这回该说些正经话了吧?”

“希望女神想说点什么,但是美酒已使她瘫软,她对国王说希望原谅她讲话过于简短之后,就走了。‘信仰’站在那,没说什么,一会儿也踉跄地走了。

“这时‘善良’倒在国王的脚下,像是给她的姐妹赎罪,她好不容易致了祝辞和献了礼物,就说她得回去了。因为没有哪一件礼物是陛下不曾从天上那里得到过的。

“然后她去下面的大厅同她的两个姐妹待在一起,那两个可怜虫正在那儿呕吐。”

“爵士,我知道您很愤怒,可我只能劝您洁身自好。”

“威廉,我对女王的宫廷就没抱什么幻想,可当时至少还保持着外表的体面,你看看,这简直放荡淫逸。”

“您别生气,爵士,也许这只是国王因美酒忘却了理智。”

“可能如此。我认为,丹麦国王对我们善良的贵族产生了不良印象,因为那些贵族,我原先强迫不能让他们去品尝美酒。可现在他们却赶时髦,沉溺在这下贱的享受之中。连妇女也忘了戒酒,都可以看到她们如何醉倒在地。”

“爵士,丹麦王宫酗酒作乐早己闻名。”

“是啊,你在你的《哈姆莱特》中提过,不过,我确实佩服你,要不是这次亲眼目睹,我还不太相信,你可真是什么事都比别人早知道和早理解呀!”

莎士比亚并没有答话,他在思索着哈里顿爵士告诉他的事,统治者生活方式的事情,未必是不足挂齿的琐事啊!

与朋友合作共事

莎士比亚从1594年加入宫内大臣剧团开始,他就有了固定的同事,那些和他一起共同分担事业的忧虑和欢乐的剧团股东们。

莎士比亚的同事们是伦敦最优秀的演员。即使只回忆他们所扮演过的莎剧,就会意识到他们具有丰富多样的表演才能。

“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演员,无论悲剧、喜剧、历史剧、田园剧、田园喜剧、田园史剧、历史悲剧、历史田园悲剧、场面不变的正宗戏或是摆脱拘束的新派戏,他们无不拿手。”

“他们对于塞内加的悲剧不嫌其太沉重,普劳图斯的喜剧不嫌其太轻浮。无论在演出规律的或是自由的剧本方面,他们都是唯一的演员。”

在这里有必要将莎士比亚的莫逆之交们的名字呈现出来:理查·伯比奇、约翰·赫明、亨利·康德尔、奥格斯丁·腓力普、威廉·斯莱、威廉·凯普、托马斯·波普和理查·考里。

凯普是当时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他在这一剧团干了6年左右,然后就离开了剧团。其他演员都一直在剧团干到退休或去世。

根据莎士比亚的工资就可以判断其他人的收入。与巡回演出、没有固定场子的时期不同,宫内大臣剧团的股东们为了证明自身职业的价值,过起了像最让人尊敬的资产者一样阔绰的生活。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撑这种排场。

演员们时刻关心着如何使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受人尊敬。不仅莎士比亚,而且剧团的另一些演员都力争取得低等贵族头衔,以及拥有被称做绅士的权利。

尽管在那个时代,一提到演员总说他们是不道德的人,但莎士比亚的同事们却是一些忠于事业和极为正派的人。

环球剧院建成,大部分演员迁居到剧院附近。他们都成了当地教堂的虔诚教民,赫明和康德尔甚至成了教堂长老,在周围居民心目中,这使得他们令人肃然起敬。

莎士比亚同剧团的主要股东,即理查·伯比奇、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最为友好。他在遗嘱里提到了这三个人,给他们每人留了一笔钱,用来购买纪念他的戒指。

剧团的第一把交椅是属于理查·伯比奇的,他是扮演主角的优秀演员,他那高明的演技使人难以忘怀。

“伯比奇是个神妙的普洛透斯,他完全变成了他扮演的角色,仿佛把他的躯体连同他的衣服一起扔了似的,他在演出结束前从不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伯比奇具有一个出类拔萃的演说家的所有条件,这类人物能使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活起来,能把自己的台词化作行动。他一开口,听他讲话的人就被他迷住了。”

“当伯比奇沉默无言时,人们就惋惜不已。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是一名超群出众的演员,他扮演的角色从不走神,即使在不讲话的时刻,他仍一直用眼神和身姿把角色扮演得高超无比。”

有人在伯比奇去世的时候写了一首挽诗:

年轻的哈姆莱特,年老的赫洛尼莫,

善良的李尔,悲伤的摩尔人等,

昔日曾活在他身上,如今却永远死去。

如果演技可以同剧本一样长久流传,也许伯比奇在今天会同莎士比亚得到同样的赞颂。

伯比奇不仅是卓越的演员,还是个很好的画家,这也体现了伯比奇的才华。希尔福德的约翰·戴维斯在长诗《小宇宙》里写道,他热爱和尊敬演员,“因为他们有一些擅长绘画,有一些善于写诗”。

在诗的旁边的空白处戴维斯做了一个小注,写了两个缩略式的姓名:W.S.和R.B。这显然是指写出好诗的演员威廉·莎士比亚和擅长绘画的演员理查·伯比奇。

在另一首《死神和命运女神间的内战》的长诗中,约翰·戴维斯又一次写到演员们,他把他们称做镜子,因为当人们看着演员扮演角色时,也就像在镜子里一样同时能够看清自己的罪恶。

但是还有另一类演员,当观看他们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罪恶,而是人的价值。在这几行诗旁的空白处,又写上了同样的两个缩略式姓名:W.S.和R.B。

我们知道,有一次莱特兰伯爵请莎士比亚和伯比奇替他制作骑士标志,他需要带着这一标志参加骑士比武。

于是,莎士比亚和伯比奇这两位伙伴又开始合作:莎士比亚负责构思,伯比奇负责把构思好的图案画出来。两个人各显神通,施展才智。

伯爵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慷慨地给了他们一笔酬金。在伯爵的支出簿上管家记下了这笔账:“1613年3月31日,为爵爷的标志支付给莎士比亚先生金币44先令。付给理查·伯比奇绘画和设色金币44先令。共计4英镑8先令。”

两位伙伴在制作伯爵的骑士标志时,莎士比亚已经不在剧院演戏了。但是,他仍然和剧团保持着事务关系,和同事的挚诚友谊没有中断。所有的成功,是他们通力合作创造出光辉的戏剧形象所获得的。

在剧团的另一些成员中,莎士比亚同赫明和康德尔也特别友好。其他的股东演员显然也不只是莎士比亚事业上的同事。出生的记载真实地表现了演员们对莎士比亚的尊敬:在他们的儿子中,有几个取名叫威廉。应该能够想到,他们的教父是谁。

帮人缔结姻缘

在莎士比亚的伦敦熟人中,有法国人蒙儒阿一家。大约从1601年至1607年,莎士比亚就一直住在他们家。这家人对莎士比亚很尊敬、友善,莎士比亚也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莎士比亚在这个家庭中度过的岁月,正是他写作几部最伟大的悲剧的岁月。这一家离圣保罗教堂不远,这教堂与其说是伦敦教会的中心,还不如说是市民世俗事务的中心。

蒙儒阿是制作高价而精致的假发的,这是一项很有利可图的手艺。但是他没有儿子,无法解决继承家业的问题。

蒙儒阿有一个徒弟叫斯蒂芬·贝洛德,他是个聪明勤快的小伙子,跟师父学了6年,师父的本事他都学会了,而且有很多活计没有他,蒙儒阿还觉得应付不过来。

斯蒂芬和师父只签了6年的合同,合同期满后就按照过去的合同外出旅行了。蒙儒阿一个人忙来忙去,直叹命苦,上帝没有给他一个儿子。

一次蒙儒阿累得腰酸背痛,就跟老伴诉苦,抱怨老伴没能给他生个儿子。老伴说:“现在埋怨什么都晚了,不过咱有个女儿,也可以引进来一个儿子啊!要是你徒弟回来了,就让他娶咱们家玛丽,家业都给他,让他养咱们的老,不就行了。”

蒙儒阿想想很有道理,后悔没早点采取行动,现在也不知道斯蒂芬跑去哪里了,唉,想想更后悔。他又埋怨老伴为什么不早点说,老伴没理他,自己睡觉去了。而蒙儒阿祈求上苍把斯蒂芬送回来。

斯蒂芬结束了旅行又回到了伦敦,但是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这样又来找师父蒙儒阿。

蒙儒阿一看到徒弟斯蒂芬就喜出望外,马上就把要招他为婿的想法说了出来,可斯蒂芬不同意,他并不爱玛丽。

蒙儒阿磨破了嘴皮也不好使,坐在那儿唉声叹气,莎士比亚见房东愁眉苦脸的,就来问发生了什么麻烦事。

蒙儒阿看到莎士比亚,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

“莎士比亚先生,您会说好话,不像我嘴笨。我想招为斯蒂芬为婿继承我的铺子,给我养老,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您说我该怎么办啊,愁死我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蒙儒阿的妻子插嘴道:“莎士比亚先生,您帮忙做个媒吧,那个小伙子应该能答应的。玛丽虽然不漂亮,但是很懂事。您再看这家业,早晚都是他的。他要是不放心,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笔钱。”

莎士比亚作为长期的房客和这个家庭的朋友,决定帮蒙儒阿家这个忙,促成这门婚事。他运用了相当大的说服力来影响斯蒂芬,玛丽会带来一笔令人羡慕的嫁妆,还有当她父亲去世后,玛丽是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斯蒂芬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不再犹豫不决,莎士比亚主持了他们的订婚仪式。事情进展得顺利,没过几个月,两个年轻人就举行了结婚典礼。

莎士比亚觉得自己促成了一件好事,看着他们过得很好,他就更高兴了。1607年以后,莎士比亚从蒙儒阿家搬走了。

1612年,莎士比亚突然接到法庭的传票,传他去做证人,斯蒂芬向法庭控告岳父没有履行婚约条件。

莎士比亚没想到事情要用对簿公堂的形势来解决,也只好苦笑着出庭作证了。

法官问道:“请证人出示有关身份。”

莎士比亚答道:“沃里克郡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人威廉·莎士比亚,绅士,48岁。”

“证人请回答,你是否认识被告和原告,认识他们有多久了?”

“我认识争讼的两方,即原告和被告。我记得认识他们双方已经有10年左右了。”

“证人,你什么时候认识原告,原告是否在为被告工作期间使被告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大人,我认识原告是他在被告家干活的时候,在他为被告干活的时期内,据我所知,被告行事正派而诚实。我没有听被告说过,被告从原告的劳务中得到很大的利益。但原告确实是一个勤奋的好工人。对这一问题我再没什么话能够回答。”

“证人,你是否建议原告娶玛丽为妻?”

“是的,大人。原告在被告那里干活的时候,被告对原告很有好感,极为关怀。我听过被告及其妻子多次谈到原告是一个极为诚实可靠的人。我可以证实,被告向原告建议娶玛丽为妻,她是被告的女儿,唯一的继承人。”

莎士比亚接着说,“如果原告同意,被告当初很想缔结这门婚姻。我接受被告妻子的请求,被告的妻子请证人向原告说合同意这门婚事;证人同意她的请求,我确曾向原告说合,缔结这一婚姻。”

“证人,被告是否答应在原告娶他女儿玛丽时给他60英镑,在他死后,给被告和自己的女儿200英镑?”

“大人,被告是答应原告在娶他女儿玛丽的时候给他一笔钱,但我不记得说定多少钱和应当什么时候支付这笔钱,我也不知道被告答应在死后给原告和自己女儿200英镑。”

“原告原先住在被告家里,他们曾就这一婚事问题多次磋商过,以后婚事告成,并在教堂举行仪式而成为神圣的结合。此外,我再也不能证实其他东西。”

“证人,被告在原告同他女儿结婚时所给的结婚用品同他许诺的相同吗?”

“大人,我对这一审讯者的另一些问题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不知道被告在原告同他女儿玛丽结婚时给了原告什么样的家庭用品。”

“好了证人,谢谢合作!你可以回去了。”

莎士比亚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还是老话说得对,媒人和中间人是最不能做的。

投资经营产业

在中世纪,教会是农民最大的封建剥削者,它拥有大量由佃农耕种的土地,佃农要向教会缴纳土地出产的10%的收入。在宗教改革和修道院被封闭之后,这些土地开始被形形色色的人物掌握。

斯特拉福城也有这种土地,它们属于市政厅。这些土地被承包给私人,再由他们把土地出租给佃农。承租的佃农向承包人缴纳什一税,同时承包人也把部分进项缴纳给市政厅。

1598年,莎士比亚的同乡在得知他的进项后,曾向他提议购买斯特拉福交纳什一税的土地。当时莎士比亚大概还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干这件事。

几年以后,莎士比亚在皇家供奉剧团这个合股经营企业中的股份取得的收益,允许他购买交纳什一税的土地了。拥有什一税可是荣耀、声望的象征,因此,莎士比亚家从此在斯特拉福有了更崇高的地位。

1605年的盛夏,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做了一次大投资,7月24日,他花了生平最大的一笔款项,付了440英镑,终于租下了斯特拉福缴纳什一税的部分税收权益。

莎士比亚买到手的只有全部税收的1/8。这次买卖使他有权收取斯特拉福、威尔康及毕薛普登三个村落1/2的“玉米、谷物、烟叶、秣草”的税收,以及1/2的各种次要税和整个斯特拉福教区的羊毛税收。

根据契约,莎士比亚要把这440英镑付给原先的土地主拉尔夫·哈巴特。由此莎士比亚才有权收租,至31年期满为止,那时全部财产都由斯特拉福财团法人掌管。

事实上,莎士比亚每年应当付给斯特拉福市政厅财务17英镑,付给这些土地的第一个承包人5英镑。那么莎士比亚每年的净收入为38英镑。

莎士比亚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式,每年他能收回大约投资的10%。20年之内这些财产的价值几乎涨了一倍,同时,这项投资还带来了额外的社会地位。

购买新宅使莎士比亚在教堂里能有特别的座位,至于什一税的购得,则给了他一处特别的地方埋骨。莎士比亚现在是个世俗的牧师了,他可以葬在环绕圣坛的围栏之内。

莎士比亚家在斯特拉福的地位越来越尊贵,人们也开始设法遗忘这家主人是个演员的事实。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从不演戏,因为他是威廉·莎士比亚,是个绅士。

莎士比亚对城里的事情不太感兴趣,虽然他是斯特拉福的永久居民。

1611年,国会里提出整建公路的法案,斯特拉福的72位大屋主都联名提出要求经济援助,其中有约翰·霍尔医生、托玛·格林等,唯独不见新宅的主人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

莎士比亚的名字添写于右边页边上,显然是事后追加的。这是他唯一一次插手地方事务,也可能署名之时,莎士比亚到外地去了,回来之后才要求补上的。

在斯特拉福的记录里,莎士比亚的姓名真是出现得太少了,很可能是因为他对斯特拉福的事务没有兴趣,也不是非常关心。

在离开剧团之前,莎士比亚的名字曾两次登上斯特拉福的记录,都是为了讨债。

1604年,莎士比亚控告一位欠他35先令麦芽钱的药剂师。

1608年,莎士比亚又控告一位绅士,债款是6英镑。在斯特拉福,像他这样的官司算是打得很少的,因为打官司是斯特拉福人讨还债款的寻常方式。

关于钱财的事情,莎士比亚丝毫不肯马虎。1611年,他再向康勃家人买了20英亩的放牧地,趁着高等法院第四期开庭期间,办妥了一份特别法律文件,以确定9年前他向康勃家买下的土地所有权。

1613年3月,莎士比亚又投资不动产,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伦敦投资。他在布莱克·弗莱尔以140英镑的价钱向一位叫亨利·华克的音乐家买了一幢有院落的房子,离“国王”的戏院600英尺。

詹姆士王朝初期,华克只花了100英镑购置这幢房子,在布莱克·弗莱尔这样繁华的住宅区里,房地产是会不断上涨的。莎士比亚把房子买下后,便往外出租了。

布莱克·弗莱尔产业的购买可能是莎士比亚置产手续最繁复的一次。他提出用60英镑的抵押作为付款的一部分,并且找了3个财产信托人。

1615年,莎士比亚为了保护两年前在布莱克·弗莱尔买的不动产,又和别人一起在高等法院里进行诉讼,对方答应将必要的文件给予每个地主。

康勃家是斯特拉福地区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们决定把许多市民使用的一块地段圈起来,改变成牧地养牛。这样也意味着佃农们将不再交付什一税了。

斯特拉福城的人们对康勃的提议反应强烈。市政厅议会觉得他们如果允准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子孙的背叛。这件事情结果演变成全城的事情。

斯特拉福市政厅委员会反对,康勃家和大多数斯特拉福市民间发生了争讼。

虽然康勃一再表示,他把土地圈起来,斯特拉福并不会有金钱损失,甚至还有实利可赚。然而问题的根结不在经济上,而在感情上。

对一般村民而言,圈地行为就是强取豪夺他们的土地,要把他们承租的小块小块的分田变成牧地,把面包强从无辜人们的口中夺走。

鉴于莎士比亚是最殷实、最受尊敬的市民之一,斯特拉福市政厅屡次请他在同康勃家的争讼中予以帮助。

1614年11月17日,格林去找先一天已经抵达伦敦的莎士比亚商量,莎士比亚似乎并不感到烦恼。

12月23日,斯特拉福市政厅召开大会,分别致康勃和莎士比亚一封信。在给康勃的信里,议会表示斯特拉福有700名穷人必须靠租公田生活。

要是圈地的话,就会存在很多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发生,希望收信人能有“基督徒的思想”,改变原意。

莎士比亚收到的信的内容应该是与上面的相同,格林也写了封信给莎士比亚,说明开会、议决的情形。但是莎士比亚对这两封信似乎都无动于衷,对此是非也没多大兴趣。

还不到正月,康勃本人的情绪已经十分激动,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挖掘沟渠。

市民们带领妇女、儿童来到现场,把挖出的地界重新填平,骂骂咧咧地把挖土工人赶走。市民从政府方面得到了禁止圈地的命令,最终取得了胜利。

帮助剧团解围

在1604年至1606年的两年间,莎士比亚写了3部剧作,它们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一起,形成了他悲剧体裁技巧的高峰。

在1604年上演的《奥赛罗》,引起了巨大轰动,“观众尽情观赏,终场时怀着由衷的赞叹离去,而在看别的戏时不是一句台词也听不进去,就是使人厌倦。他们更喜欢的是‘诚实’的伊阿古或者嫉妒的摩尔人”。

有一个叫威廉·皮索普的,他给他新生的女儿行洗礼时取名叫苔丝狄摩娜。教区神父翻遍了教堂日历也没找到这样的教名,最后一问才知道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女主角的名字。

在1606年,莎士比亚写了《麦克白》,这部戏是为讨好国王而写的,因为环球剧院在无意间闯了一个祸。

在1605年时,环球剧院上演了《高利》,说的是在詹姆士一世或苏格兰王时,曾侥幸避免了一次由高利领导组织的阴谋分子的谋害。最后阴谋分子的阴谋暴露,全都被绳之以法,判处绞刑。

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又打又杀最后还有绞刑,但政府当局可不喜欢这种构思,因为这部戏描写反对国王的阴谋。

有人悄悄告诉剧团负责人:“我听说陪侍顾问的委员们对此剧甚表不满,大家认为它将被禁演。”

剧团听到这一消息,惊骇莫名,他们本想这剧可以吓唬阴谋反对国王的人,本是讨好国王的,怎么变成了这样。如果国王对剧团印象不好了,不再庇护剧团,这上上下下的这么多的人可怎么活呀?

皇家剧团必须挽回自己在国王和大臣心里的声誉,得演一个能获得他们青睐的作品,于是伙伴们向莎士比亚求援。

莎士比亚知道这关系剧团的安危,他对待这件事极为严肃认真,他开始阅读苏格兰的历史。

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他要写苏格兰权贵杀死国王篡位的故事。

剧团一片哗然,有人问道:“威廉,你大概忘了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的吧?”

有人直言不讳:“别惹麻烦了,威廉,你就对国王奉承奉承就可以了。”

莎士比亚不改初衷:“你们别着急,我们的国王陛下是位精通魔法和巫术的高手,所以这部戏我会让他在舞台上看到真正的苏格兰女巫。而且我会让国王见到他的远祖——班柯,就是这部戏中国王麦克白下令杀死的那个人。”

“噢,莎士比亚你真的疯了。”

悲剧《麦克白》如期进宫为国王演出,詹姆士看到害死他祖先的杀人犯眼前常常出现可怕的幻象,受尽了折磨。

一次,詹姆士看到班柯的幽灵,班柯的后裔则紧跟在后面,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3根御杖。

詹姆士统治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手握3根御杖,作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又拥有两个金球。

詹姆士是拥有所有这3个帝王标志的第一人,这些标志还将传给他的后嗣。因而这种恭维是对詹姆士和斯图亚特整个王朝的恭维。

最后是别具一格的恭维,詹姆士相信君权神授,因而坚信上帝赋予他一种力量,莎士比亚就恭维这种神力:病人一经那贵为帝王的手触摸,就能霍然而愈。莎士比亚引进了一个戏剧场面,在剧中谈到了英国国王怎样医治自己的幕僚。

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手一触,他们就立即痊愈了。

剧中还有一个饰演市民的演员这样说道:

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上天,可是害着这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都无法医治的。

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而愈。

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家,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

当演员们念着这些台词,国王詹姆士面带满意的笑容环顾大厅,看大家是否明白这些话是为谁而发,廷臣们则奴颜婢膝地一边点头,一边悄声表示赞同。

莎士比亚终于舒了一口气,知道一场风波又可以平息了。

经历家庭的悲欢

莎士比亚的母亲住在斯特拉福,他那嫁给制帽匠约翰·哈特的妹妹约翰娜也住在这里。

1600年,妹妹、妹夫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威廉。教父莎士比亚照顾着小孩,关心着他的未来,后来威廉·哈特成了演员。

家庭中还有另一名成员是演员,就是莎士比亚的小弟爱德蒙。莎土比亚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剧团,先让他从学员做起,然后再往有薪水的演员上努力。

1607年至1608年是莎士比亚家的多事之秋,有喜事也有丧事。

莎士比亚兴冲冲地回家参加了他大女儿苏珊娜的婚礼,他的大女儿苏珊娜终于在24岁时出嫁了,而且嫁的是一位赢得社会普遍尊敬的出色的医生。

1607年6月5日,苏珊娜·莎士比亚和约翰·霍尔在斯特拉福的圣三一教堂举行婚礼。

但是,同年12月,莎士比亚在伦敦参加了安魂祈祷的悲哀仪式。他的弟弟爱德蒙患病去世了。

莎士比亚很难过,他毫不吝惜地为弟弟办了一个奢华的葬礼,并且花大钱把弟弟的尸骨安置在教堂祭坛的下面。

痛苦的人们凝视着祭坛沉甸甸的石板怎样覆盖在墓穴上面。莎士比亚望着这沉痛而肃穆的场面,感到灵魂一阵平静。后来他的遗嘱里注明将按殡葬他弟弟的方式为自己殡葬。

1608年,这新的一年的开端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苏珊娜嫁给医生霍尔不到一年,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伊丽莎白。莎士比亚激动地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外孙女受礼,默默祈祷她将一生平安。

然而,秋天又出了一件悲哀的事。1608年9月9日,莎士比亚的母亲玛丽·阿登去世了。

年老的人去了,还有新的生命诞生,他的妹妹约翰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迈克尔。家族就这样繁衍下来。

下一个月,应斯特拉福一位市议员亨利·沃克尔之请,让莎士比亚给他儿子行洗礼。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并没有忘了他的教子们。他临终前留下遗言,“给教子威廉·沃克尔20先令金币”。

此外,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还有些金钱方面的事务。他做了一件让他同乡吃惊的事情,他起诉了一个没有将借款如期偿还的市民。

前一时期,莎士比亚曾借给那个市民6英镑,但那位市民说是没钱,没能如期归还。

莎士比亚的家人埋怨他锱铢必较,莎士比亚把家人召集到一起说道:“我确实可以不让那人还这笔钱,但你们应该知道,这笔钱并不是小数目,我赚的每一个便士都不容易。如果我们不珍惜每一便士,这么大的一家子人很快就会败落的。”

“再说,如果开了这个先河,每个人借钱都不还,那以后我们的信贷关系还怎么建立?”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皇家剧团买了一个新的演出场地。莎士比亚是这一剧院的股东之一。当他的剧院需要金钱的时候,他有什么理由要豁免人家的债务呢?

创作最后几部悲剧

不管发生什么变故,莎士比亚从没中断过写作。

1607年,他写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他懂得君主或权贵与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具有了常人所没有的条件。

莎士比亚看到过一个女人靠耍手腕在四伏的危机中设法挣扎,为国操劳伴随着女性渺小的虚荣心,于是他塑造了一个女人克莉奥佩特拉。

在1607年,他又写了剧本《科利奥兰纳斯》,那时正爆发英国佃农起义,而他写的是罗马市民叛乱。他通过一个罗马平民之口,说出了任何一个穷人都可能说的话。

“我们都是苦百姓,”这位普通的“罗马市民”说,“贵族才是好市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吃饱了,装不下的东西就可以救济我们。”

“他们只要把吃剩下来的东西趁着新鲜的时候赏给我们,我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之心来救济我们。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不值得救济的。”

“我们的痛苦饥寒,我们的枯瘦憔悴,就像是记载他们富裕的一张清单,他们享福就是靠了我们受苦。”

“让我们举起武器来复仇,趁我们还没有瘦得只剩几根骨头。天神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只是迫于没有面包吃的饥饿,不是因为渴于复仇!”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悲剧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莎士比亚将笔触深入到更为遥远的古代,他把情节搬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但是,时间的久远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的这部作品更贴近了基本的社会矛盾。

莎士比亚通过主人公的嘴说出,主要的恶在于财产的不均,在于一些人贫困、一些人富裕,在于人们的价值并不是根据他们的人品去衡量的。

莎士比亚创作这部戏剧时,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成熟,对社会也看得更透彻。他认识到金钱是社会普遍罪恶的根源,也认识到人文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对人类的前途始终抱乐观态度的莎士比亚,决不会放弃他的理想,他要用艺术的力量去化解罪恶,用笔去探索战胜恶的途径。

雅典富有的贵族泰门慷慨好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的“朋友”,无论穷人还是达官贵族都愿意成为他的随从和食客,以骗取他的钱财。

泰门很快家产荡尽,负债累累。那些受惠于他的“朋友”们马上和他断绝了来往,债主们却无情地逼他还债。泰门发现同胞们的忘恩负义和贪婪后,变成了一个愤世者。

泰门宣布再次举办一场宴会,请来了过去的常客和社会名流。这些人误以为泰门是装穷来考验他们的忠诚,于是蜂拥而至,虚情假意地向泰门表白自己。

在宴会上,泰门揭开盖子,把盘子里的热水泼在客人的脸上和身上,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他的激烈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省,大家反而认为他这一次是真的“疯了”。

从此,悲愤交加的泰门对人类彻底失望,离开了他再也不能忍受的城市,躲进荒凉的洞穴,以树根充饥,过起了野兽般的生活。

有一天他在挖树根时发现了一堆金子,这个消息传到人们的耳朵里,无可救药的人们又燃起贪婪的希望,有人到森林里来找他,想骗取那些金子,结果被泰门怒斥。

在泰门看来,虚伪的“朋友”比窃贼更坏,他恶毒地诅咒人类和黄金。

金子败坏人心,颠倒事物的本质,它能使一切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能够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黄金是“人类敌意和流血战争的根源”,是“父子不和的工具”,是“最纯洁的夫妇的床榻的亵渎者”,也是“灵魂的试金石”,所有的人都是它卑微的奴隶。

为什么莎士比亚通过泰门之口说出对黄金愤激的台词,而自己又在聚敛金钱呢?

因为创作不仅是为了挣钱,但挣了钱可以让自己更加安静地创作。甚至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也是在并非由他本人创造的环境下从事写作的。但是,挣钱决不是莎士比亚的目的,他“不出卖灵魂,但可以出卖手稿。”

爱惜年轻人才

莎士比亚是个爱惜年轻人才的剧作家,同时他也用心观察,为自己的剧团物色着接班人。渐渐地接班人已经初步选好了,但还不是交班的时候。

莎士比亚很欣赏这两个年轻的剧作家:佛朗西斯·波蒙和约翰·弗莱彻。他们有学识、有才华,他们也有商业意识,同时他们也能一心一意编写观众想看的戏来赚钱。

1606年,圣保罗学校的儿童们演出了喜剧《憎恶女性的人》。它的作者就是佛朗西斯·波蒙。他是一个外省法官的儿子,家人希望他能成为宗教界人士,就把他送往牛津大学学习。

波蒙对牧师这一职业却毫无兴趣,到伦敦加入了坦波尔法学协会。他同许多法学校的学生一样,热爱戏剧。他看够了戏,自己也动笔写起喜剧来。

波蒙认识了本·琼生,本·琼生助了他一臂之力,把他的第一个剧本交给儿童剧团演出,这个时候的本·琼生就是负责为儿童剧团写剧本。日后,波蒙自认为是本·琼生的弟子,后来曾自豪地谈到这一点。

波蒙比莎士比亚小20岁,他的剧作获得了成功,也许是本·琼生的鼓动,也许是他本人同本·琼生一样,也爱惹是生非。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波蒙的下一个剧本《火材骑士》是一部讽刺性模拟作品,它嘲笑那种对浪漫蒂克冒险剧的迷恋。

大约在同一时期,约翰·弗莱彻来到伦敦。他生于1579年,比波蒙年长5岁,和波蒙同时开始写作,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波蒙和弗莱彻建立了友谊,于是两人决定共同生活,一起写作。他们这样过了几年,直到1613年波蒙结婚为止。此后,他们仍继续合作,波蒙过早逝世才使这种合作中断。

两个人有时候也与别人合作,但主要是彼此合作。他们知道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他们爱梦想胜过爱现实生活,所以就竭力避开现实不写,因为这种现实“人类经受不住多少”。

市民的婆娘想看结尾圆满的戏,波蒙和弗莱彻必能让其如愿。中产阶级爱好传奇故事和艳词丽语,他俩也能满足。老百姓要看什么样的戏,他俩摸得准、写得快,完美配合。

波蒙和弗莱彻两人或单独、或合作、或与别人合作,大量炮制爱情故事,文笔风格也算一致,但却是一种缺乏个性的可塑文体。

波蒙和弗莱彻两人对莎士比亚有研究,可以看看下面的文字:

大地啊,请你作证:

我何须吹嘘?这擒获的王子

和我在这多灾多难国土上的

所作所为难道还不足以说明?

还要我夸口吗?偌大一片疆土,

哪一尺土地没有我的足迹,

没有我的战斗,没有被我征服?

所以我和虚夸没有缘分。

波蒙和弗莱彻所写的故事明白如话,道德伦理也很简单易懂。写到复杂的伦理观念时,耍个小手段,就可以掩饰过去了。

两人不去深入挖掘的做法,着实存在华而不实的嫌疑,但是他们却是制造合乎观众胃口作品的高手。

波蒙和弗莱彻被皇家剧团长期聘用,取代了莎士比亚的位子。倒回数10年,莎士比亚也曾把本·琼生收罗进自己的剧团,但那个希望落空了。

莎士比亚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接班人。正是他给波蒙和弗莱彻的才能以高度的评价,并建议剧团如数收买他们今后所写的剧本。

也许莎士比亚出于纯粹伦理的或审美的原则,喜欢支持才华洋溢的年轻人。

也许莎士比亚作为剧团的一个重要股东,也无疑会对才华洋溢的年轻人感到兴趣,因为剧团的收入对他来讲远非不足挂齿的小事。

参与文学聚会

在离圣保罗教堂不远处,有一家酒馆,它的招牌上画着一个披头散发、拖着一条鱼尾的少女图案,这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鱼酒馆。

人鱼酒馆的意义并不在此,由于它地处伦敦中心,因而成了人们喜欢的聚会场所。

人鱼酒馆的老板和莎士比亚同名,叫威廉。他很会做生意,待人也很热情,一些戏剧、文学方面的名人都和他是朋友。后来他们又决定在人鱼酒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聚会。

可是星期五是斋日,斋日里不能吃肉,只能吃鱼,这个文学戏剧小组的成员们不满足只吃鱼餐。他们向老板提议,可怜的老板面临选择,要么失去有利可图而又友好的顾客,要么被罚款。老板选择了后者。

文人们都赞叹老板够朋友,老板说:“为了朋友,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但他在肚子里接着说:“何况你们的慷慨可以弥补我这一额外支出呢!”

每月参加聚会的都是些爱好文学,并在文坛上有一席之地的人。他们不分年龄、身份,把酒言欢,高谈阔论。他们中自然有莎士比亚和本·琼生。

还有一个年轻人叫约翰·堂恩,他喜欢写诗。本·琼生认为他从某些方面看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诗人。可是,他生前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荣誉,他后来做了教士,有一段传道词流传很广:

任何个人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岛,仿佛是大陆的一部分,洲的一部分,要是大海冲刷掉海岸岩石的一角,那么,整个欧洲就由此而缩小同岩石一角相等的一块地方。

每一个人的死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因为我和整个人类密不可分。所以最好永不要问钟声为谁而鸣,他是为你而敲。

在聚会的人群中,本·琼生是所谓指手画脚的人。他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论。有时候堂恩写的诗不入他的体系之中,他就会大喊:“约翰·堂恩不遵法度,应当把他吊死!”

有一次本·琼生听了一些医学知识,就开始他的一段高论:“朋友们,你们知道我和莎士比亚为什么性格如此不同吗?那是因为我们的‘气质’不同。”

“本·琼生先生,什么叫‘气质’?”

“‘气质’是一个科学名词,它是人体内包含着的一定的流质或黏液。气质的不同结合,决定着人的不同的心理性格,个人行为特征也由此产生。这些特征不以周围环境为转移。‘气质’可能有时表现为热情,有时表现为怪想。”

“能够和你有不同的气质,本人不甚荣幸。”莎士比亚笑着说。

“不用客气,本人也荣幸之至。”

对于莎士比亚呢,难道本·琼生会仅仅因为他年长,作为戏剧家又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而让他安生吗?这正好激发本·琼生推翻已经确立的权威,以便取而代之。然而,莎士比亚并没有认输。

“莎士比亚先生、本·琼生先生,你们总是在争论,我不大懂气质,但我觉得你们两人的风格确实不同。一方宛若重型的西班牙大帆船,另一方好比是英国的战船。”

“本·琼生像前者,以广博的知识取胜,但行动迟缓笨拙。莎士比亚先生则像英国战船,规模略逊,可是更为机动灵活,不必依赖潮涨潮落,善于适应和利用任何风力,换句话说,莎士比亚先生更机敏灵巧。”

“哈哈,真是后生可畏,竟然评论起我们这些老家伙了。”本·琼生说。

多么形象、鲜明的描绘,把何等生动的画面在我们面前展开!想出这种比喻的人,应当是属于那特定的一辈人,即经历过消灭“无敌舰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人。

莎士比亚和本·琼生争论的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本·琼生属于这样的一类作家,他们一旦有精彩的语句或俏皮话,就决不会轻易放过。莎士比亚记在心里,大概还会笔录下来,以后就写进作品之中。

本·琼生在喜剧《个性互异》中嘲笑了某些剧本,说它们通过三把锈剑在舞台上描绘了红白玫瑰战争。

除了三部曲《亨利六世》的作者,还能影射谁呢?在《巴索洛缨市场》剧本中的某处,本·琼生嘲笑了那些仍然迷恋莎士比亚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人,并说具有这种趣味的人已经落后时代25年至30年了。

对于莎士比亚那一代人来说,他是反映了最大限度的生活真实的艺术家。

对于本·琼生这一代人来说,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是一种没有生活基础的浪漫蒂克。本·琼生摒弃这种浪漫主义倾向,要求剧本同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一次,在人鱼酒馆里,本·琼生忽发奇想说:“人难免有一死,不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会怎么评论我。现在大家就评论我吧,我要死了,你们给我什么样的墓志铭?”

于是,人鱼酒馆里围桌而坐的人们开始陷入沉思。墓志铭第一行是本·琼生本人想出来的,他有腔有调地朗诵着:

这里躺着本·琼生,万事俱已抛

莎士比亚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回答让在座的大家都大吃一惊:

胡子上他压根没有毛。

大家一阵哄堂大笑,但本·琼生可不饶了。莎士比亚赶忙说:“本·琼生,别生气,我再做一个给你,这次不好,你再算总账。”

本·琼生从此在这里长眠,

现在他并不比任何傻女人聪明。

但是,像他生前一样,在未来的世纪,

他将在自己的诗中永生。

“谢谢你,莎士比亚,如果我死后可以用墓志铭的话,我就会用这个。”

话虽是玩笑话,可里面包含着太多沧桑。死后,谁知道后人如何评论呢?

本·琼生有了一个儿子,莎士比亚被邀当了新生儿的教父。本·琼生问:“你打算给教子什么礼品?”

莎士比亚笑着回答:“我将送他一把铜做的匙子,你把它翻成了拉丁文。”

莎士比亚的玩笑都是善意的,而本·琼生的话则向来刻薄。他们之间的争论并没导致个人之间的敌意,尽管有人散布过类似的小道消息。

本·琼生和莎士比亚两个人能够很友好的相处,就像两个都有独立不倚的思想的人所做到的那样朋友。可是,他们在戏剧的创作性质上存在分歧。

由于本·琼生和莎士比亚这两人的争论,导致形成了两个文学戏剧派别。这两派人员企图在本·琼生和莎士比亚的生前抬高一个、贬低一个。

在1612年至1613年,参加聚会的人或者离开了伦敦,或者结婚安家,或遭遇变故,人鱼酒馆的聚会就这样结束了。

有关这些聚会的温馨回忆一直保存在参加这些聚会的人的脑海之中。就在作家们不再光临人鱼酒馆以后的两三年,其中一位成员给本·琼生写了一封诗简,他在其中惬意地回忆着他们在会面时争论和开玩笑的情况:

我们在此见到了什么呀!你记得,在那里语言是那么灵巧,并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它们仿佛是由那样一个人孕育而成:他把自己整个的智慧放进了这一笑话之中,以便今后渡过那暗淡而没有悟性的一生。

我们在那里的智慧是那么多,够全城过3天寄生的生活,每一个白痴都可以毫不计算地挥霍,即使一切积蓄全部花光,我们身后仍有那样的氛围残留,处身在那一氛围之中,甚至是两伙傻瓜,只要愿意,也会得到智慧。

改变写作方向

从1600年至1608年,莎士比亚主要写悲剧,他共写了7个悲剧和3个接近悲剧的剧本。尤其在1608年,莎士比亚的写作风格发生了根本转折,他开始写传奇剧。

在攀登上悲剧体裁的技巧顶峰后,莎士比亚把自己的艺术发现和灵感的成果提供给他人利用,自己却选择了一条新路。

只有天才人物才敢这样慷慨大方,略有才干的普通作家通常是不肯冒着风险把刚找到的方法抛弃的,尤其不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写作手法,但是莎士比亚却敢冒这种风险。

事情的起因是剧院收到了蹩脚文人乔治·威尔金斯的一个剧本。这是他根据一个描写泰尔的亚波隆尼斯的中世纪传奇改编的剧本,主角名叫配力克斯。剧本送到了皇家剧团手里。

剧本颇为简陋,但是剧院需要增补剧目,于是莎士比亚动手进行改写。剧本的前两幕基本没动,其他部分则要重新写。

于是,戏剧舞台上出现了《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这一出传奇剧,奠定了今后剧院中剧本新潮流的基础。

有一次,莎士比亚和本·琼生在人鱼酒馆碰面,本·琼生问莎士比亚:“感觉你最近写的《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跟以前的风格很不一样,它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

“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是这两者的混合物。在这杂拌里加进一点历史或者地理,有时还有点田园诗。”

莎士比亚接着说:“如果说是喜剧也行,结局还好,结局好一切都好嘛;如果说是悲剧也行,因为虽有完满的结局,其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基本上都是冒险故事。”

“莎士比亚,你怎么了,虽然你的戏剧写得有些缠绵,有时也不尊重历史,但这种风格也还不错,你为什么舍长取短,去编这种情节离奇的戏剧呢?”

“本·琼生,你的风格不也变了吗?你在为宫廷编假面剧,这种戏连情节都没有,就是给王后和其他贵妇人提供展示华美衣服的场合而已。诗歌和音乐取悦听觉,用色彩艳丽的服装和美丽如画的布景取悦视觉。那你的戏剧天才又在哪里呢?”

本·琼生和莎士比亚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他们都改变了风格,因为社会改变了。

新体裁在戏剧中的发展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促成的。由于社会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种松弛的要求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油然而生,艺术迎合了这种欲求。

传奇剧利用了假面剧这一体裁的某些因素,它不仅保留了剧情的紧张性,甚至还使用大量外加的故事,比如,难以置信的冒险经历、毫无分寸的暴行以及摆脱不幸的奇迹。

与此同时,上层统治集团比较喜欢色彩绚丽、供人消遣的戏剧,因为它给人鲜明的印象,免除人们去做认真的思索。詹姆士的宫廷喜欢假面剧。

假面剧是旧式的道德剧或插剧与新兴起的歌剧的混合物。它演出时间短,场面豪华,不追求文采才气,但以富丽堂皇见长。

假面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必须要有诗人、作曲家、舞蹈编导和舞台美术设计人员等的通力合作,有时还得请动物园饲养员来配合制造特殊效果。

假面剧的主题是抽象的。“善”与“恶”按照道德剧的惯例被赋予人形,但都穿上了十分讲究的服装,它们在剧中彼此较量,最终总是以“善”得胜结束。演出时舞台效果逼真,言词高雅,举止雍容,一点都不带粗俗之气。

假面剧“正戏”一完,随之有一出“反戏”,就像一般的戏演完要来一场轻快的舞蹈那样。这“反戏”与“正戏”形成鲜明对照,只见满台是野人、侏儒、黑人、土耳其人、沸沸、小丑,跳来跳去,吵吵嚷嚷,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宫廷假面剧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有许多朝廷显贵登台演出。舞台布置、戏文与音乐都由专业人员布置安排,但演员通常由身居高位的票友担任,这些达官贵人都喜欢当众炫耀他们魁梧的身材和洪亮的嗓音。

在一般的表演中,女角都是由男童饰演的,严禁女子登台,不过这一禁忌并不适用于假面剧。于是太太小姐们都乐于在舞蹈和静态造型中袒露她们的胸脯和大腿。

本·琼生主要为宫廷写作优美的假面剧,有时也为民间剧院写些鞭挞恶劣现象的极其尖锐刻薄的讽刺喜剧。

莎士比亚由于不愿陷入寒心的境地,没有为宫廷效劳写过假面剧,他一如既往为自己的剧院写作,只在晚年剧作中偶尔穿插一段类似假面剧的鬼魂显灵场面。

莎士比亚所写的传奇剧可以在宫廷演出,这是对宫廷所做的让步。他有时也把这一戏剧形式用于崇高的人文主义目的。

莎士比亚从此以后开始用这一格调写作,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后,他又给剧院写了3个这一类的剧本:《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在这几个剧本中,对各种各样冒险所作的戏剧描绘是通过富有诗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