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丰碑

天才，就其本质而说，只不过是一种对事业、对工作过盛的热爱而已。——高尔基

回到祖国定居

高尔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离彼得堡不远的一个名叫穆斯塔米亚基的芬兰村庄里。

早在喀普里岛时，他就与祖国各地的年轻作家有书信来往，并亲自处理来自俄国的向他请教的大量稿件，回国后他更是带病进行这项繁重的工作，编辑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为国家培养新人。

在这本文集的序言中，高尔基满怀激情地说：“当历史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叙述你们在反动统治的8年当中所经历和做到的事情的时候，工人世界将会对你们的生命力、你们蓬勃的朝气、你们的英雄气概感到惊愕不已。”

高尔基对青年作家是十分爱护和关怀的。十月革命前夕步入文坛的谢苗诺夫斯基、弗谢没洛德·伊凡诺夫、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受到高尔基的亲切教诲。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政府争夺殖民地和销售市场的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高尔基创办的《年代纪杂志》，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青年作家马雅可夫斯基的《战争与世界》一诗，就是在这个杂志的文艺栏里第一次发表的。

对于少年儿童的成长，高尔基也一直是非常关心的。1916年前后，他打算请国内外著名作家为13岁至18岁的青少年写一套名人传记，由他主持的“帆”出版社出版。

他想请挪威航海家南森写关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传》，英国的作家威尔斯写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贝多芬传》，生物学家季米里亚采夫写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传》，他自己写《加里巴传》。

为此，他亲自写信给威尔斯说：“我请您为儿童写一本关于爱迪生，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书。您会了解，这本书人们是多么需要，因为它可以教人热爱科学和劳动。”

与此同时，他还第一次写信给罗曼·罗兰，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20余年的深厚友谊。

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和《欣悦的灵魂》都从高尔基那里获益匪浅。后来，罗曼·罗兰曾这样动情地回忆他们的友谊：“我的根碰到了高尔基的根，两个人的根在地下亲热地交错在一起。这会儿，我们这两个处在欧洲两端的同志的血都混在一起了。”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继续写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并在1916年完成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在人间》，并全文发表在《年代纪杂志》杂志上。

《在人间》描写了少年的阿辽沙到“人间”谋生的不幸遭遇和艰难的成长过程。像《童年》一样，作者在对丑恶和不幸的描写中仍然放射着乐观和理想的光芒。

高尔基的《在人间》比《童年》更广阔更严正地展现了俄罗斯底层人的生活，它是高尔基的又一部优秀作品。民主报刊《新小报》撰文赞扬这部作品时称：

我们某些批评家幸灾乐祸地宣布“高尔基完了”已经整整10年。但是高尔基并没有完，他的著作一本又一本陆续出版。

其中许多作品，如最近出的中篇小说《在人间》，恰恰说明他具有浓厚的，始终如一的巨大的才能。贫穷、痛苦、人间的不平等，他对这一切都有亲身体会，因而他所描绘的图画色彩鲜明，既清晰，又引人入胜。

他那准确的、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的精练的语言，是何等出色！人物的性格特征刻画得何等真实，自然风景又是描绘得多么鲜艳。

之后，高尔基又完成了《俄罗斯浪游散记》。书中包括29个短篇，都是根据高尔基年轻时的经历和见闻写的。

在《俄罗斯浪游散记》中，高尔基以流浪者讲述自己在各地见闻的形式追溯了俄国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生活。高尔基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充满残酷、野蛮、落后的俄国生活。

但是，在游记的画面中使人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却是关于人民的巨大潜在力量的描写。游记以“人的诞生”作为这部作品的第一篇文章，高尔基以绚丽壮观的大自然和抒发感情的高昂语调烘托出人的诞生的庄严性，表达了他对人的赞美，对人的热烈期望。可以说，“人的诞生”是一代新人已经诞生的象征。

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件，但是在风格上却与高尔基的早期短篇有差异。同高尔基的早期短篇相比，这些作品的技巧更为成熟，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书中的人物也有着独特的、鲜明的性格。而且，几乎每部作品中都有一个“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形象，“我”在作品中肩负着重要的艺木使命。

他是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而不是消极的旁观者。作品中的“我”就是讲故事的人，他在俄罗斯大地上徘徊流浪，目的是要了解自己的祖国。

他内心丰富、善于思索，对生活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他对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考虑得很多，善于发现人们身上的美好品质，但也不回避他们的短处。“我”实际上是一个用革命高涨时期的眼光来观察现实的人。

悼念列宁逝世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4月，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立即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二月革命以后，像29年前在喀山一样，高尔基再次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际上有一股主张民主力量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的潮流，高尔基也同意这个看法，并撰文宣传。这遭到了列宁在《远方来信》中的严厉批评和责问：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

在这一时期，高尔基给情人安德列耶娃的信中说：“我生活在内心矛盾之中，除了文化工作外，看不到别的出路。”他创办了一系列文化事业单位，对工人农民进行文化教育，以为这是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

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他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组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文章，表达他的忧虑和困惑，其中不幸言中了后来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悲剧。但他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列宁便下令封闭了《新生活报》。

1918年8月，列宁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高尔基在震惊中认识到自己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软弱和错误。他当即去电慰问列宁，并随后亲往看望，承认自己是一个“迷过路的人”。高尔基主动恢复了与列宁的友谊，也走出了精神危机，积极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进入了新的时期。

从1918年至1921年，高尔基全力从事恢复高等学术机关，团结知识分子，保护文物，出版普及读物，组织科研等工作，为刚刚创建的苏维埃的文化事业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高尔基成功地团结了近百名西欧文学的翻译家和近五十名东方学者，出版了欧美和东方各国的译著。高尔基和列宁都重视研究东方问题和思想。在出版目录中也包括了中国文学作品。1922年出版了阿列克塞耶夫院士翻译的《聊斋志异》第一卷《狐媚》，1923年出版了第二卷《妖僧》，这是苏俄读者第一次有机会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在工作的间隙，高尔基还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很多政论，并写出了《回忆列夫·托尔斯泰》。

他还写出了这位一语千钧的泰斗对自己的否定：“再讲您的语言，它很巧妙，但过于做作，这是不行的。您在戏里把自己的话说得太多了，所以您的戏里并没有人物，所有的人物全是一样的。您大概不了解女人，您没有写成功一个女人，连一个也没有！”高尔基就是这样一个纯洁而坦率的人。

辛苦的工作，使高尔基的肺病严重恶化。1921年夏天，高尔基的肺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列宁写信坚决地劝高尔基出国去治疗。尽管这时列宁自己的身体也十分虚弱，他仍然在这年8月9日写信给高尔基。他在信中说：

马克西姆·高尔基：

已经把你的信转给列·波·加米涅夫了。我疲倦得连一点事情都不能做。你在咯血，可是你还不走！唉，你真是固执，也真是不合情理了。

在欧洲的疗养院里，你既可以治病，又可以做出三倍的事情。你还是去吧，去把病治好。请不要固执了，我请求你。

你的列宁

11月，在列宁的劝说下，高尔基到德国养病。根据列宁的指示，他在国外的一切费用全部都由国家提供。

此时，德国正处于十一月革命被血腥镇压后的反动时期。高尔基深感那里的政治气候很不适于他的健康。这年年底，他去了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但捷克政府对他进行秘密监视。这些状况使高尔基的心情极其矛盾和苦恼。一方面，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由于害怕十月革命的影响，对他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另一方面，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回国。直至1924年到了意大利，他的病情和心情才有了根本的变化。

在德国和捷克的两年半，在他养病阶段完成了自传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以及《回忆录》、《日记片断》和《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的部分章节。

《我的大学》写主人公阿辽沙在喀山时期的生活，结构似乎不如前两部精致，但风格还是与前两部一致的。总的来说，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不愧是俄罗斯文学史上自传体小说的里程碑。

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是高尔基的主要作品之一，也是非常成功的传记作品。它既鲜明地展示了作为主人公的作家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所留下的足迹，又形象地反映出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政治面貌，同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因此，可以说，高尔基对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创作，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他在一生中的最后几天，还在听人读刚刚出版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高尔基无比悲痛和忧愁。当然，他对此也早有预感。因为列宁在两年前得了中风后，身体状况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并很少具体操持和过问国家事务。但是，尽管这样，列宁的威信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仍然具有权威性。

列宁的逝世对于高尔基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尔基心中想的只有列宁和俄国。万分悲痛的高尔基在追悼会上给列宁敬献了花圈。

在花圈上，只简单地写着：“永别了，我的朋友！”

虽然这仅仅是最朴素的一句话，却包含着高尔基许多难忘的回忆和深情的呼唤。

列宁的去世使高尔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回忆与列宁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感到在与列宁的意见不同方面，列宁都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往往是错误的。回忆起列宁对他是那么热情，而他却在当时不理解列宁，想来使他更加悲痛万分。他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接受列宁的帮助，于是发誓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坚决走列宁所指的道路，此后果然从未发生动摇。

几个星期后，高尔基完成了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但他本人对它却很不满意。1930年，他再次动笔作了很大的修改，并扩充了许多的内容。6月，他改写完成，这就是著名的回忆录《列宁》。

在《列宁》里，高尔基倾注了他的全部崇敬与热情。全书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写革命前高尔基与列宁在伦敦、巴黎、喀普里的会见；第二部分写十月革命后两个人之间的接触。

这部回忆录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写信给高尔基，信中他说：

“在全部当代文学里，我不知道有任何作品可与您描绘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肖像并驾齐驱。这是惟妙惟肖的两幅肖像，唯有它们将流芳千古。”

对高尔基来说，列宁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体贴入微的朋友。回想起列宁对自己的帮助，高尔基的心中就充满着感激与怀念。他把这种思想感情化为工作的动力，以百倍的热情投入了生活和创作。

1925年，高尔基完成了列宁的遗愿，写出了酝酿已久的《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共4部分，是高尔基晚期创作中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在作品中，高尔基以其天才的艺术描绘，通过这一家三代人兴衰的历史，形象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和十月革命前的半个多世纪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独特历史风貌。

阿尔塔莫诺夫家族的第一代老伊里亚是家族事业的开创者，原是拉特斯基公爵家里的农奴，做过乔治公爵田庄的总管，到农奴解放的时候脱离了公爵，得到了一笔酬劳金，决定开一个麻布厂，创办自己的事业。

老伊里亚精力充沛，能够冲破一切阻力，推进“事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开麻布厂，需要亚麻，可是人们说，这里的农民不种亚麻，这时他就说：“那要叫他们多种。”

老伊里亚是俄国第一代资本家，是俄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他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所向无敌的创业精神和作为一个掠夺者的血腥本质。

就在阿尔塔莫诺夫家这一家“事业”蒸蒸日上之际，老伊里亚在抬锅炉的时候，因用力过猛血管破裂而死。

老伊里亚死后，他的大儿子彼得勉为其难地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彼得是个无能的人，他把父亲创下的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束缚。他心底一直幻想着回到农村里，去过闲适的庄园生活。

彼得的弟弟阿列克赛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比彼得精明得多，他力图用欧化改革和自由主义的空谈来巩固自己阶级的统治。但他生活在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他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彼得的另一个弟弟尼基塔是个驼子。他对事业也没有兴趣，他的能力只限于做些整理花园之类的工作。自从彼得娶回纳塔利娅之后，尼基塔就偷偷地爱上了她。但他自惭形秽，不敢向纳塔利娅表白。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了了，上吊自杀。彼得和家中的扫院人吉洪把他救了下来。后来，尼基塔自愿去了修道院。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第二代人只是维持着事业的发展而已。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第三代生活在资本主义垂死的时期。他们不仅比祖父一辈，而且比父亲一辈都渺小得多，他们是个性毁灭最好的证明。彼得的小儿子亚科甫吃饱就睡，过着动物式的生活。十月革命风暴中，他从家里逃了出去，在火车上被人痛打一顿，像废物一样被扔到车厢外面去了。

在这个家庭中，唯一具有优良品质的是彼得的大儿子小伊里亚。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走上了革命道路。高尔基通过他的道路指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唯一的出路是背叛家庭，参加革命。

另一方面，这部作品还写到了工人阶级的成长。由阶级意识尚未觉醒到不满情绪，在1905年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先进工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组织起来，聚会、学习、开展革命活动，最后接管了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

这部作品是高尔基对26年前开始的以《福马·阿尔杰耶夫》为起点的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探索的总结，是俄国资产阶级兴亡的历史画卷，高尔基塑造的伊里亚的典型形象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人物画廊，弥补了这一典型形象的空白，标志着他的创作的新的高峰。

病中坚持创作

1924年4月，高尔基从捷克前往意大利的索伦多疗养。

尽管高尔基还想前往意大利的喀普里岛，但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政权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于1912年上台后，已经把喀普里岛列入了法西斯化的管理。

高尔基只好带着家人定居于海湾南部的索伦多。

索伦多位于喀普里岛对面的陆地上，那里风光旖旎，是著名的疗养区。

就像高尔基第一次到意大利那样，他又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的欢迎，许多报刊也登载了他到达的消息。

有的人写信给高尔基：“我同全体意大利人一道很高兴地获悉我们伟大的客人又回到了我们的国土上，回到了热爱着您的思想和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我和大家共同希望索伦多的气候条件会对您宝贵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

然而，索伦多依然摆脱不了法西斯的控制，他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分子对民主力量的迫害，这让他难过不已。

本来，高尔基这次来意大利并不打算久留。他以为这里的气候会使他很快地恢复健康，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实现最初的想法，他需要较长期地留在索伦多。

可令高尔基气愤的是，墨索里尼政权也没有放过他。

1925年9月，发生了一件极为恶劣的事。意大利的警察趁高尔基外出时，搜查了他的家。

高尔基当即给墨索里尼写抗议信：“假如意大利警察当局认为我在索伦多的停留会对意大利有所妨碍，那您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呢？”

墨索里尼政权的迫害引起了全体意大利人民极大的愤慨。因为高尔基是他们“伟大的客人”，他们热爱着他的思想，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贯为意大利人所深深敬佩。

高尔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声望迫使墨索里尼不得不有所收敛。

最后这件事以墨索里尼大失脸面地向苏俄大使做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的保证作为了结。

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高尔基深居简出。同外界接触较少，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同时，高尔基也想集中精力来从事写作。

高尔基每天写作达十多个小时，到索伦多后仅仅四个月就完成了《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初稿。在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又对这部小说做了两次修改。

尽管高尔基想集中精力写作，但从他到达索伦多的第二年起，他就开始广泛地同外界联系。

在索伦多休养期间，高尔基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对年轻的苏俄文学的发展特别关注。他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报刊上的广告和大量的手稿。

他在读了祖国青年作家列昂诺夫、费定、吉洪诺夫、巴别尔等人最初写的一批作品之后说：

“在年轻的俄罗斯文学中，使人感兴趣和有才华的人大有人在。我国人民极有才华！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初学写作者’小组，几乎每个小组都有一两位使人能寄予很大希望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它说明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不断壮大。”

高尔基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进行对比，得出一个结论说：“我国文学比欧洲文学更加饶有兴味，更为丰富多彩。”

高尔基与祖国的几十位青年作家都经常通信。给他写信的人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不仅有一大批久负盛名的作家，或者初露头角的作家，而且还有大批的工人通信员、农民通信员，甚至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些人每天从全国各地给高尔基寄来大量的书信、手稿、文学作品，提出各种要求，像对待自己的老师或朋友一样谈论自己的工作。高尔基每天收到的书信达四五十件之多。

一天清晨，他打开窗户，一边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一边开始拆阅桌上没有读完的信件。

高尔基随手拿起一封集体农场农民通信员给他的来信，只见信中写道：

在乡村里是很困难的，富农和他们的帮手非常之妨碍工作，他们诱惑贫农离开集体农场，拒绝交出粮食给国家。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但我们这里，就是在外国也是一样，而现在受着的艰难和困苦，将来回忆起来可能会不相信呢。

是的，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事业进行得很快，贫农了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

这封朴实、真挚的信，令高尔基心潮澎湃。他迎着初升的旭日，挥笔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要使得苏俄1.62亿人民之中，每一个人都有轻松的、健全的、理智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要使得人不会为着一块面包互相掐住了喉咙，要使得每一个农民和工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和国内的无数宝藏的主人，就必须要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勇敢前进。

写完信，高尔基把几页信纸撕下来，放进一个信封里，在信封上工整地写下了几个字：

亲爱的田野里的突击队员福明同志收

接着，高尔基又拿起了笔，写了另一封长长的回信。他写道：

读了你们的信，心里又快活，又难过。快活，因为时常有你们这样亲爱的信写给我，都是工人写的，建设新世界的人写的，从全地球写来，甚至于从苏俄的地底下，顿巴斯的矿业区里写来。

看，有许多人写给我信，可见我对于工人是有用的，我对于他们总有点什么益处。这当然使我高兴，也给我增加工作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高尔基还孜孜不倦地用书信的方式指导着苏俄新一辈的作家们，就像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对待谢苗诺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作家那样。

1925年，苏俄青年作家富尔曼诺夫的中篇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发表以后，文学界一片赞扬。但是，高尔基却给作者写信说：“作为一个读者，会认为你的这两部小说很有意思，也颇有教益。可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却认为这两部作品的艺术价值都不太高。”

高尔基写道：“原因或许是你写得匆忙，写得草率。你像一个目击者在讲述，而不像一个艺术家在描绘，因而在故事中出现了大量完全无用的细节。可是除此以外，在描述中，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中，也能感觉到你的真实本领，你的抓住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东西的本领。

“这已经是才华的证明、才能的标志。这可以大大博得读者对你的好感，可是也使我有权力向你提出严格的要求。你是能够和应该写得更好的。为了这个，你首先一定不要相信廉价的赞许，不要迷醉于成功。你不应该把这种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才能，而应该归功于素材的重要意义。你实际上把这些素材处理得并不好。”

在信的结尾，高尔基语重心长地说：“文学也是一种战斗，这战斗比手持步枪的战斗更加困难得多。”

富尔曼诺夫收到这封信后，立即给高尔基回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对高尔基真诚的感谢。

富尔曼诺夫说：“在您的信中有许多鼓励我的话，这些话对我来说有如活命的水。”

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种多么难以形容的快乐啊！马克西姆·高尔基亲自给我来了一封信。这不是一封赞扬的信，恰恰相反，高尔基更多的是责备，是指出缺点。可是我在读完这些令人振奋的辞句以后，却感到了怎样的一种力量啊！”

1926年3月，富尔曼诺夫不幸病逝。他的妻子遵照遗嘱将他最后一部特写集《海岸》寄给高尔基，她在信中问道：“富尔曼诺夫成长了吗？《恰巴耶夫》和《海岸》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高尔基在回信中说：“这本特写集文笔朴实、言辞简洁，描述得很有分寸。富尔曼诺夫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迅速在文坛上占有光荣地位的人。他的逝世使我痛心。在我国，有价值的人死得太容易和太早了。”

为了得到祖国更多的消息，高尔基还经常邀请在外国旅游的为数不多的苏维埃作家到他在索伦多的家中做客。

一天，作家伊凡诺夫被邀请来访。席间，伊凡诺夫谈起意大利的天气和意大利人的乐观性格时，表示很是欣赏。高尔基却表现得很是不以为然，他说：“通常，意大利人是快乐的，他们温柔、健谈、可爱，有悦耳的歌喉。但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令人厌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越来越难。亲爱的朋友，我请求让我回到祖国，是的，我请求回国。在这里生活真令人烦恼，意大利的气候也让我难以忍受。”

高尔基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他无限眷恋着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他渴望着能够早日再回到祖国的怀抱。

1928年3月，高尔基60岁了。虽然他本人这时不在国内，但苏俄政府却为他举行了盛大的6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在活动中，国内的文学青年举行了相关的演讲和文学比赛，场面非常热烈。

高尔基在意大利的索伦多也接到了各方面的祝词和各报以及各种著名周刊为他寿辰所发的专号。

他虽然对这种铺张的庆祝行为并不赞赏，但在他进行文学创作35年之际，能够受到大众如此隆重的庆祝还是使他感到很欣慰。

大众对他的祝贺，不仅仅把他看做作家，更把他看做是一个朋友。他和世界上的许多名人一样，受到了国家、公共机关，以及各种民众团体和个人的崇敬和祝贺。

高尔基继续收到祖国各地发来的信件，他已经成为了苏俄人民群众崇拜的偶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遥远的祖国向他表达了爱戴之情。诗人叶赛宁在信中写道：“整个苏维埃俄国时刻挂念着您，他们在想，您在哪儿？身体怎么样了？您的健康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高尔基对祖国的思念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无法忍受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喧嚣的游行，意大利的明媚阳光也让他感到焦躁不安。

等他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但让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他担心回国以后，就会中断这部作品创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何时回俄罗斯？何时写完这部已经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我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写完。”

尽管这样，高尔基的思乡之情终于战胜了理智，在1928年春天，当他刚写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二部的时候，他终于中断了写作，于这年5月离开了索伦多，踏上了回家的路。

再次回到故乡

1928年5月20日，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这一天，高尔基到达了阔别7年之久的祖国。

这时的俄罗斯已与高尔基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党的总书记斯大林取代了去世的列宁成为了国家元首。苏维埃俄罗斯在1922年已经正式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高尔基返回苏联，成为苏联报刊的头条新闻，工人、农民、知识界都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在通往白俄罗斯车站的大街小巷，到处挤满了高举旗帜，或者拿着彩色气球、捧着鲜艳花朵的欢迎人群。

欢迎人群中既有红军战士、少先队员、工人，又有作家和学者。当高尔基走出车厢的时候，千百只手向他伸过来，把他举了起来。

高尔基在给《真理报》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欣慰：

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在什么地方，是否有过一位作家曾受到读者这样亲切、这样欣喜若狂的欢迎。这种喜悦使我十分震惊……我不是个狂妄自大的人，我认为我的工作不应该受到如此高的评价。

在这个特别会面中，最重要、最令人愉快的就是我之所见所感。苏维埃年轻人能够欣赏、赞美工作，这就是说，他们懂得并感受到了他们准备和正在进行的事业的深刻意义及其国际与世界意义。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高尔基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这原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

从到达莫斯科的那天起，高尔基就被无数的接见和参观所包围，他参加了数不清的欢迎会，有一次，他在会上说：“我觉得我离开俄罗斯似乎不是6年，最少是20年。在这段时期，国家变年轻了。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年轻的新生事物正在旧事物中、在旧事物的包围中成长……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国家。在此期间，我本人也变得年轻了。”

高尔基回国后立即去陵墓瞻仰了列宁的遗体。在列宁的水晶棺前，他默默地站立了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中，他思考了很多很多，他想起了列宁的那句话：“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超然于历史之外，那只是一种幻想……”

高尔基在回国的第三天，就开始积极地投身到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去了。

他提出一项建议：创办专门登载特写的大型杂志《我们的成就》。

高尔基认为，苏联劳动人民应该树立一面镜子，他们在这面镜子中不仅能见到自己某一方面的成就，而且应当看到科学、文化、生产各个方面的成就。

高尔基还亲自到街头去观察生活。为了使自己不被群众包围，他有时还会进行化装改扮。他穿上旧大衣，贴上大胡子，戴上假发，打扮成一个工人模样，走在大街小巷，到市场上，同工人们谈话，谁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却观察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回国后不久，高尔基接到全国各地发来的邀请函，希望他能够去参观访问。

其实，他早就有一个旅行全国的庞大计划，所以他在这一年7月，便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旅行。

高尔基首先想看看他年轻时曾经徒步旅行过的那些地方。他游历了伏尔加河、高加索、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等地，最后来到了自己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

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还曾在这里乞讨，备受欺凌。如今，家乡如同接待贵客一样来欢迎他，回忆往事，让他感慨万分。

高尔基所到之处，人们向他展示了新开垦的处女地、乡村的阅报亭和无线电广播、新设的学校、刚刚建成的工厂、工厂的俱乐部和剧院，到处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孤儿院、车站。

最让这位一辈子都在漂泊和流浪的老“流浪汉”感到欣慰的，是他在所到之处看到和感觉到的人们对他的爱戴。食品工会、建筑工会、邮电工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选他为名誉会员，军人们还送给他一支步枪。

在这一路上，高尔基总是情不自禁地重复着一句话：“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太神奇啦！”

有些人认为这是高尔基的故意夸张，他对那些怀疑他的人解释说：

“你们在国内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感觉不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每一条街道上都看得出，甚至从每一个行人身上都能看得出，他们走路的样子，也和10年前不同了。”

1928年夏天，高尔基又做了第二次旅行，他先到北方的彼得堡，后又去了索洛夫卡和穆尔曼斯克等地。然后他沿伏尔加河南下，到了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随后还到了罗斯托夫、第比利斯等一些地方。这两次旅行，高尔基几乎游遍了他的祖国。

总之，他所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那些在旧俄国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已经全然没有了曾经的木讷呆滞的神情，变得神采奕奕、精神焕发。

原来高尔基所熟知的黑暗、野蛮、低俗、下流，都被种种文化进步的现象所代替：土库曼民族妇女和乌兹别克民族妇女纷纷摘掉了数百年来蒙在她们脸上的面纱；教养院中昔日的妓女和犯人正在认真地学习劳动技能。

高尔基把这些印象和事情都写进了反映俄罗斯新面貌的特写中去。还在国外时，他就向往着“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但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完成。

回国后，当他参观完了这些地方，他立即着手写作《苏联游记》《英雄们的故事》和许多政论文。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他“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的一些片断。

《苏联游记》共包括5篇特写。这本书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把新的苏维埃国家和过去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

高尔基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是新与旧的斗争的见证人。我在历史的法庭上，面对着劳动青年提出我的证词。他们对于过去的悲惨情况知道很少，所以对今日的情况常常过分轻视，甚至认识不足。”

这部作品的第一篇特写开头就是对旧俄时代巴库的描写，第二篇特写集中描写儿童的成长，第三篇特写描绘了第聂伯河水电站。

在《英雄们的故事》里，高尔基描写了最普通的人物红军战士和男女集体农庄的农民，表现出他们为建设新生活辛勤劳动的高度热情。

高尔基以自己的真挚情感，在作品中号召苏维埃的全体人民热爱祖国，以创作性的劳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他写道：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生活和斗争是十分愉快的。在这里，党的伟大智慧和党的领袖约瑟夫·斯大林的钢铁意志，永远使人类摆脱了旧日万恶的习惯和偏见。

同志们，大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吧，热爱你们第二个母亲、我们的强大社会主义祖国吧。

与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紧密相联的，还有他的政论文。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虽写过不少这类文章，但他从1928年回国后写的政论文是他一生中最盛的时期。

高尔基的一生共写了大约1400篇的政论。他的政论，观察敏锐，文笔老练，直截了当，充满激情。

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他的文艺思想更成熟了。他的最重要的文学论点是“文学就是人学”。

20世纪30年代，在高尔基的倡议、主持下，苏联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丛书，社会政治和文学刊物，如《内战史》、《工厂史》、《诗人文库》等丛书和《我们的成就》、《文艺学习》等刊物。

在这个阶段里，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文学创作原则的探讨。

早在革命前，高尔基就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特征进行探索，提出新文学的创作方法应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为基础。革命后，他根据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所提供的实际经验，对苏联文学的任务和方法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高尔基仍然试图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中寻找形成苏联文学创作方法的途径，从而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这一阶段的创作正好弥补了他的这个缺憾。

荣获崇高荣誉

1932年9月25日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尽管这不是什么节日，但在这一天，为了纪念高尔基创作40周年，苏联人民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庆祝典礼。

出席此次庆祝大会的有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文学界、艺术界、戏剧界、各社会团体和企业的代表，各国使领馆官员，以及首都各大报的记者。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苏联国家领导人。

在庆典上，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下令将高尔基的家乡下诺夫戈罗德城正式更名为“高尔基市”，同时授予高尔基苏联政府最高奖赏“列宁勋章”，将莫斯科艺术剧院更名为高尔基剧院，并在各级学校设立高尔基奖学金。

高尔基出生在下诺夫戈罗德城市，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当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尔基万分激动。

他快步走上领奖台，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欢呼。

人民教育委员波波诺夫代表苏联全体文化教育工作者和百万青少年学生，向高尔基表示崇高的敬意，称他为社会主义文化所做的努力是整个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高尔基一边答谢，一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发言中，高尔基勉励青年要按照列宁的教导去指导自己的行动，他说：“学习！学习！再学习！因为青年人只有掌握知识才能树立起对真理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改造旧世界的有力武器。”

从这一天起，在一周之内，全苏联各大剧院同时上演高尔基的戏剧作品，各个影院放映以他的生平为素材的电影《我的高尔基》；国内各个城市、乡村的街道，图书馆、文学团体、研究院所、工厂、农庄以“高尔基”命名的不计其数；世界各国的文学团体，都相继举行有关高尔基的晚会，出版高尔基专刊。

同一年，苏联中央颁布了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消了当时存在的所有作家团体，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高尔基被选为作协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在许多发言和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苏联文学的经验。他的这些活动，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报答祖国人民对自己的厚爱，高尔基在回国期间还写了许多剧本，将新生的苏联带入“紧张的戏剧性时代”。

在这一时期，他写的剧本有《索莫夫等人》、《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陀斯契加耶夫等人》。同时，他还写作了以改造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剧本《罪犯》，又把自己的自传三部曲第二部《在人间》改编成剧本。在生活的最后一年，高尔基还改写了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

高尔基本打算写戏剧三部曲，内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前夕至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没落，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头两部，即《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

《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是以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为背景，成功地刻画了一批俄国社会的代表人物。

在这些人物当中，最突出的是“聪明放肆、胆大妄为”的巨商布雷乔夫的形象。

布雷乔夫原来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木排工人的儿子，年轻时是东家的小伙什，后来娶了东家的女儿，开始发迹，又靠着自己进一步的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企业主。

后来，他患了肝癌，疾病迫使他重新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被生活欺骗了。同时，当他看到比他还无赖百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舒服，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死是最大的不公平，对命运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并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

布雷乔夫看透了虚伪、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他本人一样，已经不可救药。

这个人物是高尔基笔下一系列背叛自己阶级的商人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个。

在布雷乔夫的周围，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千方百计维护统治地位、对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反动教士、地主、资本家、律师。女修道院长米拉尼雅认为必须用暴力镇压“造反的愚民们”，她引用某大主教的话：“从圣经的时代起，治理人民的手，就是用宝剑和十字架武装起来的。”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种人是无孔不入的商人、政治野心家陀斯契加耶夫。他眼见沙皇政权快要垮台，想像美国那样由“老板们自己掌握政权”。他看到布雷乔夫的病况严重，便溜掉了。他听到革命队伍涌上街头，便连忙混入游行行列，以便日后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破坏革命。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

布雷乔夫周围的另一种人，却是革命无产者和进步群众。他们同垂死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

布雷乔夫的教子拉普捷夫是一个坚定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他在剧本中虽然出场的次数不多，但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布雷乔夫的雇工多纳特、知识分子嘉钦都是拉普捷夫的忠实助手。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革命。这些开始觉醒的人已经不甘心为资产阶级的“主子们”做奴隶了。

剧本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雄壮的革命歌声在街头巷尾回荡，传到布雷乔夫家中。害怕革命的人狼狈不堪地抱头鼠窜，垂死的布雷乔夫望着窗外。女儿舒拉跑向窗前，注视着游行队伍，向往着窗外新的生活。

这一结尾似乎宣告了新生活即将来临。

这部戏剧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戏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剧本“决不矫揉造作”，也不采用说教的方式，不从形式上进行摹仿，不单纯追求戏剧效果，而是“简洁、朴实”地刻画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次要角色的刻画也都十分丰满。他们共同构成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画面。

剧本《陀斯契加耶夫等人》同《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有着共同的主题和登场人物，不过剧情描写的是1917年7月到10月这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剧本的主人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陀斯契加耶夫。他跟布雷乔夫一样，比周围的资本家聪明。但他是一个“两面派”，他的口号是“适应”。他喜欢大言不惭地用达尔文的话来教训人：

“我们必须适应环境！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能适应环境。”

陀斯契加耶夫的“适应”是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他的社会理想是大资产阶级当权的美国，他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财产，以便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地位。他是社会主义最狡猾、最危险的敌人。

在剧本中，同陀斯契加耶夫相对立的，是一些新生活的创造者，如拉普捷夫、多纳特、李雅比宁、大胡子兵等。

多纳特是一位守林老人，他的形象比前一个剧本中有所发展。他被现实生活教育，而且阅历丰富。这是一个在革命中找到真理的人物形象。

李雅比宁是这些人物中最突出的形象。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普通士兵。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胆略、革命信心和那种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大胡子兵出现在剧本的结尾，他虽然是一个群众角色，但他什么世面都见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

高尔基还计划写第三个剧本《李雅比宁等人》，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最终没有实现。

《瓦萨·日烈兹诺娃》本是高尔基在1910年就完成的剧本。这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的戏。到1935年底的时候，他又将这个剧本作了改写，而且改动得特别大，使它成了一个新剧本。

《瓦萨·日烈兹诺娃》的主题与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以及《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戏剧三部曲是比较接近的，只是高尔基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揭露资产阶级。

这部改写后的剧本同1910年的版本相比，改写本中的瓦萨的形象写得更加鲜明、深刻，更有说服力。而且还增加了女革命家腊塞尔的形象。这样一来，剧本的中心就不是通过一个富商家庭来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和道德的沦丧，而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继承人，未来世界的主人一定是无产阶级。”

高尔基的晚年创作，称为“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编年史”作品。他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对苏联的社会和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化巨人逝世

由于身体的原因，高尔基自从1928年回到祖国后，几乎每一年都会去意大利的索伦多休养一段时间。1933年5月，他第五次从索伦多回到了苏联，从这时起，一直到他逝世的最后3年里，他都一直住在莫斯科。

这位已经60多岁的老人正打算为祖国人民更积极地贡献余热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意外的打击：他的独生子、37岁的马克西姆·彼什科夫于1934年5月突然病逝。

可怜的高尔基亲眼看见了儿子死前痛苦的挣扎，这令他无比痛苦。

高尔基一直是个慈祥的父亲，他从来就没对儿子端过父亲的架子，他们的交往就像朋友一样友好。

早在1907年，在马克西姆小的时候，高尔基就把10岁的儿子送到巴黎的“俄语学校”去学习。当时高尔基流亡在意大利，从那个时候起，他一年可以与儿子相聚的日子只有两次。

夏天的时候，马克西姆会来到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阿里亚细奥或喀普里与父亲团聚；冬天的时候，高尔基则会去巴黎与儿子相会。

高尔基不仅把儿子培养成有教养的人，而且使儿子成为自己思想上的同志。他深知书籍是人类最好的老师，非常注重书籍对人的教育作用，经常给儿子寄阅读书目，还亲自买书送给儿子，闲时还和儿子一同讨论共同读过的一些书籍。

他经常建议儿子去阅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柯罗连科的作品。高尔基在给儿子的信中说：

朋友，这些书中包含着真理，它比一切幻想和童话更为有趣。这对我们是有用的。

高尔基尽自己的努力培养儿子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热爱人民、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在马克西姆第一次离开喀普里后，高尔基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你走了，而你栽的花，还留着，还在生长。我看见这些花，就愉快地想，我的好儿子走后在喀普里留下了一些好东西——花。

如果你随时随地，在你的一生中只给人们留下好东西、思想和关于你的美好回忆，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轻松愉快。那时你会感到自己是别人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会使你的心灵丰富起来。你要知道，给予永远比取得更为愉快。

高尔基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为此，他也非常重视培养儿子对祖国的热爱。

少年的马克西姆能够迅速地掌握法语和意大利语，对这一点高尔基非常满意。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也非常担心儿子会忘掉祖国的语言。他曾经给儿子寄过一本名叫《生动的语言》的俄语教科书，要求儿子把它当做案头必备的书。

在那段时间，高尔基给他写信说：

你年纪还小，又住在国外，可能会忘记讲俄语，那就不好了。应该像热爱母亲、热爱音乐一样热爱祖国的语言，应该把自己的母语讲得很流利，以便在必要时能简单明确地向别人表达你的思想。

你要记住，我们的祖国非常美好，要热爱我们的祖国，要很好地了解自己的祖国。

正是因为高尔基对儿子的教育有方，才使得成年的马克西姆成为了一个正直的人，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20世纪20年代，高尔基在国外养病的时候，他始终都和儿子马克西姆夫妇住在一起，儿子马克西姆是他最亲近的人和助手。

早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当高尔基和列宁产生分歧的时候，马克西姆就站到了列宁的一边，他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并不断地把父亲的情况告诉列宁。

在1918年上半年，马克西姆写信给列宁，他说：“爸爸开始改正错误，‘变得左一些了’。”1919年，马克西姆曾想参军上前线，但是列宁反对他这样做，列宁对他说：“你的前线，就在您父亲的身旁。”

马克西姆深刻地领会了列宁说的话，并将这番话告诉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他懂得，帮助像高尔基这样的父亲，不仅是儿子的职责，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1921年，他作为外交信使出使德国，高尔基去德国养病后，马克西姆就一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他经常为父亲做翻译、打印手稿，还经常为父亲开汽车或单独完成父亲的委托。

高尔基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工作上都离不开这个独生子，但无情的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沉痛的玩笑。人们雪片般飞来的唁电安慰了这位老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联名写信给高尔基，他们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同您一起哀悼，共同感受突然袭击我们的悲痛。我们深信，您那无坚不摧的高尔基精神和伟大的意志一定可以战胜这一次沉痛的考验。

事实证明，高尔基精神的确是无坚不摧的，作家仍然回到他繁重的工作中去。

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这是苏联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全苏作家协会主席，从此，他在文学界的领导任务就更加繁重了。

尽管罗曼·罗兰比高尔基年长两岁，而且两人的身世、经历都极为不同，但是他们两人都真心实意地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地盼望人类光明的未来早日来临。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上，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上。这种真挚、高尚的情谊在世界文坛上一直传为佳话。

两位作家之间的书信往来已经长达20年之久，但直到这一年罗兰来到莫斯科，他们才第一次相见。两人的友谊从1931年起直到高尔基逝世为止的五六年是这段友谊的高潮。

1934年8月11日，高尔基前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尔基市。在儿媳和两个孙女的陪同下，他登上一艘以他的名字“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命名的崭新的轮船，沿着伏尔加河顺流而下。

由于年老体弱，尽管周围的人对他照顾十分周到，但高尔基此次旅行仍然显得分外辛苦。河上潮热憋闷，机器的噪音折磨着他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他吃不下，睡不好，呼吸困难。然而，每当轮船停靠岸边，他仍要强撑着身子，打起精神去接见迎接他的各级官员和工人群众代表。

在克里米亚，高尔基休养了很长时间，身体仍然没能康复，最后不得已放弃了赴巴黎参加世界文化大会。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居住的别墅旁边，有一座荒芜的花园，每当写作间隙，他总要到花园里去翻土、种花、清扫，做一些简易轻松的体力劳动。即便是这种对一般人来说是简单的消遣，高尔基都要带上氧气袋，随时进行补氧。

现在，他只担心一件事，就是不能够完成《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作。他在给好朋友罗曼·罗兰写信中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在信中说：

我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完成，现在已精疲力竭，而且真有点让人担心。今天，我咳了很多血。诚然，这并不可怕，但是像以往一样，总是令人特别讨厌。之所以令人生气，是因为周围的人都露出惊慌的神情，有的人还不断地来安慰我：不要害怕！而我害怕的只有一点：这颗心等不到我的小说完成就停止跳动。

1936年5月，克里米亚的气候干旱而又炎热。高尔基乘火车来到莫斯科，莫斯科也是闷热异常，他不得不搬到乡下去居住。

由于长途旅行的劳顿，加上身体一直不适，高尔基在哥尔克村患上了重感冒。衰弱的心脏和肺部使他一病不起，他的主治医生使尽了各种手段，仍然没有能够控制住病情。

从6月6日起，《真理板》、《消息报》和其他各报开始发表高尔基的病情公报。人们十分关心高尔基，慰问电和慰问信雪片似的向哥尔克飞来，大家都希望敬爱的作家早日恢复健康。为了安慰高尔基，《真理报》还专为他印了一份不刊登病情公报的报纸。

6月8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到医院去看望病中的高尔基，不料，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见。

气喘使高尔基不能躺下来，他终日坐在圈椅里，顽强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每当他感到轻松一点的时候，他就同周围的人们说笑，他嘲笑自己的软弱无力。有时候他还谈论文学，谈论生活。

在这个时候，高尔基经常怀念列宁。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拿破仑传》，它由著名历史学家塔尔列在1933年完成。在这本书的书页上，至今保留着高尔基画的记号。但他最终没能够读完这本书。

高尔基最放不下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他多么希望这一次还能够挺过去。他对周围的人说：

“我在拼着老命写，小说的结局，主人公的结局，作者的结局。只要活着，活着！未来的每一天都会带来奇迹。未来是无比非凡的，最有想象力的人也难以预见到！我们的生命太短暂，实在太短暂！”

他使尽全力用铅笔在小纸片上写下自己的感受：“东西变得越来越沉重，书籍、铅笔、玻璃杯，一切都显得比以前小。”

6月16日，高尔基突然感到病痛缓解了，他对医生说：“瞧，我今天好多了。我坚信我会再次好起来的。”

但医生心里明白这只是病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果然，高尔基又发起了高烧，并且咳血。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地说起对爆发世界大战的担心：

“要发生战争……必须做好准备……”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完全失去了意识。莫斯科时间上午11时10分，世界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了，高尔基永远闭上了那双热情、坦率而又睿智的眼睛。

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下令为高尔基举行国葬。莫斯科苏维埃大厦上插上了丧旗，噩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高尔基的遗体由哥尔克村运抵莫斯科，停放在苏维埃大厦的圆柱大厅，灵枢周围是鲜花和翠柏。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为高尔基的遗体守灵。络绎不绝的群众赶来瞻仰他的遗容。

6月20日，莫斯科的红场披上了黑纱，高尔基的追悼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千百万群众涌到这里。会后，工作人员将把高尔基的骨灰安放进列宁墓后的克里姆林宫宫墙里。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代表苏维埃政府在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说，表达了苏联人民对他们的伟大作家的深切哀悼和无比崇敬：

今无，和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诀别，我们，他的朋友，和无数的他的作品的读者与崇拜者，都感到他永远是我们生命中的光荣的一页……在列宁逝世以后，高尔基的逝世是我国和人类的最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