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旅行

最好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能与你默默相对而又息息相通的人。——高尔基

特殊的大学

囊中羞涩却一脑子美好愿望的高尔基，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另一座城市喀山，住在了尼古拉·叶甫诺夫的家里。

喀山是俄罗斯东部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这里有教育机关、博物院，还有一所皇家喀山大学。

喀山也是革命人物的聚集地，当时不少民粹派人士在那里活动。他们大多是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用恐怖手段对付沙皇，他们认为这样就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自19世纪80年代起，民粹主义逐渐被马克思主义所代替。

高尔基一来到喀山，就意识到事情与他心里希望的以及他的朋友叶甫诺夫所保证的不一样。

他的朋友叶甫诺夫的母亲是个寡妇，靠微薄的养老金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两个大男孩。面对这家人的窘境，高尔基为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而感到十分难堪。

高尔基来到叶甫诺夫家的一天早上，叶甫诺夫和他的弟弟还在睡着。高尔基到厨房帮助他的母亲洗菜。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高尔基：“彼什科夫先生，你来这干什么？”

高尔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读书上大学。”他把叶甫诺夫为自己设计的规划一股脑儿告诉了她。

她吃惊地、呆呆地望着高尔基，过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唉！这孩子，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高尔基很理解这位母亲的艰辛，每当他从叶甫诺夫母亲的手中接过面包时，都感觉到好像是被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心坎上。

高尔基天真地幻想自己会在一年之内读完“大学预科”，然后顺利进入大学，并且靠奖学金完成学业，不再拖累叶甫诺夫的家人。叶甫诺夫是一位热心真诚的人，他不只是在生活上给高尔基以关照，而且竭尽所能地在学业上帮助他，把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可是，高尔基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上大学的想法很难实现。因为他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学课程，基础知识相当薄弱，根本无法达到高等教育所要求的水准。

既然如此，长期住在叶甫诺夫的家里，靠贫困慷慨的朋友一家养活，他实在于心不忍。

于是，他决定次日一大早就出去干活，就是找不着活儿，也不能在叶甫诺夫家吃闲饭。

此后，高尔基每天都出去找工作。他经常在伏尔加河码头上做事，在那儿挣15个或20个戈比。要是碰上刮风下雨，他便在一所半毁了的大屋子的地下室里坐上一整天，听着外面倾盆大雨和狂风怒吼，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臭味儿。

在这一段时间里，高尔基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其中一个叫古利·普列特涅夫的青年。

古利·普列特涅夫相貌平平，皮肤略黑，头发黑黑的，很像日本人。令高尔基奇怪的是，他的脸上长的雀斑像火药一样均匀地涂抹在他的皮肤里。

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普列特涅夫并不想发展自己的才能，而是喜欢躺在天才的桂冠里度日。

他有很好的艺术天赋，听力敏捷，会弹竖琴、拉手风琴，可惜他不去深究，仅仅满足于此。

他虽然相当穷，但总是对世界上的一切感到新鲜、惬意。他知道高尔基生活艰难，无依无靠，到处流浪，就让高尔基和自己住在一起。

他还建议高尔基先去参加乡村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如果成功的话，先当个教师，这样可以有一笔固定的收入，还可以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准备进一步深造。

听了他的建议，高尔基就到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里住了下来，高尔基想：“这就是大学了。”

是的，这是一所特殊的大学，它被人们称为“玛鲁索夫加贫民窟”。

高尔基的朋友古利·普列特涅夫住在贫民窟走廊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床，走廊尽头的窗户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的工作是给一家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每天可以挣到11戈比。

高尔基因为要参加教师资格的考试，就没有出去挣钱，所以他们只能买一点面包、茶和糖来充饥。高尔基在普列特涅夫的房间硬着头皮学习各种科目，学习呆板的语法。

不久，他明白了，现在学习这些知识还有些操之过急，就算是通过了考试，因为他年纪太小也未必能够当上老师。

于是，高尔基又出去找事做了。

普列特涅夫的房间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两人就轮流着睡，高尔基晚上睡，普列特涅夫白天睡。

高尔基白天的时候就去外面找事做，天一黑就回来，要是运气好，他可以挣到一些钱买回一些面包、香肠或牛杂碎，来补充他们的伙食；如果没有挣到钱的话，他们就靠普列特涅夫的11戈比生活。但无论生活怎样艰难，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很快活。

这座房子里住着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中有穷困的大学生、学裁缝的女孩和潦倒的文化人。这里还住着一个身患肺结核的数学家，他一天到晚神神道道的，声称可以从数学中证明上帝的存在。

在这里，高尔基还结识了一个叫巴什金的人。他上过师范院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染上了肺病不得不住在这里。

巴什金长着一头棕色头发，脸上像演员一样，刮得光光的。他身材矮小，动作敏捷轻巧，仿佛一只猫。

巴什金读书很多，人也很聪明，他给高尔基推荐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时说：“这部书主题鲜明，感情丰富，又有理想又有真情。”

他对待高尔基像大哥哥一样，真心实意地为高尔基指点迷津。他讲话的艺术和语言的优美，令高尔基非常羡慕。他对高尔基说：“你为什么像女孩儿似的那么羞涩？是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对女孩子来说的确是资本，但对你，则如同枷锁。公牛倒能安分守己，那是因为它整天只会吃草。”

还有一个叫做特鲁索夫的行踪隐秘的人也跟高尔基很要好。这个人相貌堂堂，衣着讲究，手指像音乐家那样纤细。他在处于城郊的船舶修造厂地区经营着一间小店铺，店铺外边儿挂着“钟表匠”的招牌，但那里实际上是一个销赃的场所。

尽管如此，特鲁索夫却经常警告高尔基说：“彼什科夫，你可别去跟偷窃这种事儿沾上边儿。在我看来，你不是这条路上的人，你是个重精神生活的人。”

高尔基不明白他说的重精神生活指的是什么，他便好奇地问：“那么，什么是‘重精神生活’呢？”

特鲁索夫得意地捋一下自己花白的胡须，一本正经地说：“那就是说，对什么东西只抱有好奇，而不是羡慕！”

他这个观点让高尔基很不服气，因为高尔基羡慕很多的人和事，比如巴什金、普列特涅夫和特鲁索夫等。

高尔基羡慕他们的生活经历比自己丰富，羡慕他们总是懂得比自己多。

就拿特鲁索夫来说，高尔基就羡慕他会讲许多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这些故事让高尔基热血澎湃。而当特鲁索夫一谈及高级僧侣的生活，他又是一副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神态。

有一次，特鲁索夫向高尔基神秘地提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说：“这位沙皇真是个能干的君主！”

高尔基读到的小说里常有一种人，他们在故事的开头是以一种坏人的姿态出现的，到结尾时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无私的英雄。他觉得，特鲁索夫就应该是属于这种人的。

高尔基还与一些品德高尚、关心政治的有志青年交朋友，他们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林柯夫。

捷林柯夫是一个患病的独臂人，他长高尔基十来岁，相貌温和，胡须灰白，眼睛里透出精明。他的杂货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是一幢低矮的平房。他的铺子迎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光线不算好，只靠一扇天窗射入微弱的光。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走过一段不长的走廊，是一间仓库。

这仓库是一间秘密图书室，收藏着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的书。据说，这是喀山城最好的图书室。喀山许多大学的大学生和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常常来到这里借书，这儿也是他们的聚会点。高尔基很快和捷林柯夫成了朋友。

从这时起，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代替了高尔基过去读的那些小说和冒险故事。他开始学习亚当·斯密的理论，读俄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雷夫斯基和马克思的著作。

在当时的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少有的珍品，只有第一章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每天晚上，许多大学生和中学生到杂货店来，其中也包括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留在喀山工作的革命者和秘密学生组织的成员。他们在这里慷慨激昂地热烈争论，有时也在这里窃窃私语。他们希望改变现状，希望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经常在一起阅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分析沙皇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从这些人的谈话中，高尔基发现，他们常说出一些他想说而不敢说出的话。这使他非常高兴，但有时他又感到他们谈论的书和事物，自己大都读过，或亲身经历过，因而，他又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了解生活。

在这些人眼中，高尔基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也很想把他制成一件不同凡响的成品。他们对高尔基十分严格，有时甚至使高尔基认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有一次，高尔基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本叫《格言与箴言》的书，他读不懂这书名的含义，便在一次聚会时向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请教，并想从这位大学生那里借到这本书。

这个人长得很像黑种人，他长着卷发、厚嘴唇、白牙齿。他以自己是未来的大主教的身份，嘲讽地对高尔基说：“您瞧瞧，小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这种书也是你能看得懂的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

高尔基是个很倔犟的孩子，他把自己在码头上做工的钱，一点点地集攒起来，最终还是买了这本书。这是他第一次买的一本像回事儿的书，他十分珍惜这本书，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还有一次，高尔基读《社会学入门》一书，他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

高尔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这是一个在街上走路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相撞。

听了高尔基的想法，这位大学生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他跟高尔基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他对高尔基说：“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还有一个在雅库特省被流放过10年的革命家，大家都叫他“霍霍尔”。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有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缌胡，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爱坐在聚会的角落里，一声不响地抽自己的烟。

这个人令高尔基很好奇，同时对他又很敬畏。

从这个阶段起，高尔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革命的理论像春雨一般滋润着他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爱，才会激发出追求生活的力量。从这以后，高尔基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面包作坊伙计

高尔基住的玛鲁索夫加贫民窟，是上山的交通要道，它在雷伯内利亚德和老戈尔内娅两条街的交会处。

老警察尼基弗勒奇的派出所孤零零地守在老戈尔舍内娅街的拐弯处，和高尔基住的大门相距不远。

尼基弗勒奇在这条街上干了很多年，看上去还算聪明，笑起来也还亲切，但总是掩饰不住眼睛中的狡猾神情。

他对人员复杂的贫民窟相当重视，每天都会全副武装地到此巡视几回。有一次，尼基弗勒奇在搜查这个贫民窟时，发现了高尔基的一本抄满了摘要的本子。幸运的是这个本子上所抄的是拉甫洛夫的《现代理论学说及其历史》。可是警察局还是把这件事报告了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城当局。

秋天到了，高尔基看到轮船开进了过冬的停泊所，码头荒凉起来，他打算找个固定的工作。

经人介绍，高尔基来到了瓦西利·塞米诺夫的面包作坊。

看见高尔基，塞米诺夫喷着满嘴的酒气，一副没有商量余地的样子说：“喂！一个月3个卢布干不干？”

看着塞米诺夫那副醉醺醺的样子，高尔基真有点不想干，但想着严冬就要来临，高尔基只好咬咬牙说：“干！”

塞米诺夫的面包作坊在一个阴湿的地下室，里面的窗户全部用铁网钉死，只能透出一点微弱的光。

高尔基和其他面包工人被关在这里，每天要干长达14个小时的活。他们的工作任务是每人每天和7袋面粉，并把它们都做成面包。

这家面包作坊不但工作十分繁重，而且像座监狱。老板塞米诺夫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经常虐待工人。

高尔基有时背着老板，偷偷地给工人们读一些禁书，他很想使这些人产生过另一种新生活的愿望。

高尔基时常把诗人们的诗句读给同伴们听：“哦！人呀！你的命运，是多么崇高……”

他甚至想组织一次罢工，但没有成功。

在这个阶段，高尔基和其他工人还被老板派去给其他城市的面包铺帮忙，他看到，那些地方的面包工人生活和自己所处的面包作坊没什么两样。

复活节时，他还到工友家去串门，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沿途他同样看到农民们在地主和贵族的压榨下过着逆来顺受、因循守旧的生活。

耳闻目睹的现实使高尔基对书本中那些美好和甜蜜的农村生活的描述开始产生了怀疑。他所读过的民粹派作家说农民们都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生来就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扩大村社的权利，让每一个人都加入村社、获得一块土地，那时大家就会过上友爱和美好的生活。

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同书本中的描写截然不同，他看见的只有绵延起伏的田野、光秃秃的土丘、黑色的树木，一堆堆垃圾似的茅舍和灰蒙蒙的天空，人与人之间也不友善，村社中的人们生活得都不愉快，因为强者总是在欺负弱者。

同民粹派作家的作品相比，高尔基更喜欢平民知识分子的作品。他经常给一起干活的工人们朗读特舍列尼科夫、乌宾斯基等人的作品。有一次，塞米诺夫偷听到高尔基跟工人们说的话，便罚高尔基揉了一个星期的生面团。高尔基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他利用零碎的木柴做了一个小书架，一面揉面团，一面看书。

塞米诺夫走进面包房，看见高尔基正在读一本托尔斯泰的著作，他一把抓过书，想把它丢进火里去。

高尔基大声地喊起来：“你敢烧我的书？！”

塞米诺夫被这突出其来的叫声惊呆了，他把书丢在地上，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地下室。

这之后，高尔基再次失业了。

不久，高尔基的一个熟人，那个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林柯夫经过周密筹划，决定以自己父亲的名义开一个小面包坊。他初步计算一卢布可以产出35戈比的利润，他打算用这些收入来献给革命事业，并利用面包坊来组织一些大学生们参加革命活动。

捷林柯夫让高尔基当面包师的助手，并且以“亲信”的身份，监视作坊里可能发生的偷面粉、鸡蛋、牛油、面包事件。

高尔基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除了做正常的工作外，还每天给神学院的学生们送面包，同时把一些革命书籍藏在面包篮里送给他们，有时他也参加学生讨论会。

在捷林柯夫的小面包作坊，和高尔基一起做面包的还有一个叫伊凡·柯茨米奇·布托宁的面包师傅。这个人长着一撮小胡子，眼睛阴沉忧郁，不大的嘴巴一天到晚都喜欢不停地唠叨着。他不怎么关心周围的现实生活，却总喜欢讲一些别人发财的故事。

高尔基也喜欢讲故事，但他的故事都是来自书本。为了使自己的故事更有说服力，更有意思，高尔基除了做好工作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找时间读书。他往往是在一团面粉刚刚揉好，另一团面粉还没有发酵，或面包已经上炉烘烤的时候看书。两人相处的倒也还融洽。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还遇见了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费多谢耶夫。

那是一次在捷林柯夫小面包作坊的聚会上，会上工人和大学生们都在激烈地争吵着，高尔基则蹲在窗户的台下认真而费劲儿地听着。这时，费多谢耶夫来到窗户前，俯下身子对高尔基说：

“您是面包工人彼什科夫先生吗？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我是费多谢耶夫。说实话，在这里也不能听到什么，咱们还不如出去走走。”

高尔基便和他离开了面包作坊，向城郊的田野走去。

费多谢耶夫问高尔基在工人中间有没有熟人，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空闲时间多不多等。他对高尔基说：

“我知道你们的面包作坊实质是干什么，但我奇怪的是你竟然愿意浪费时间去做这种无谓的事情，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吗？”

高尔基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说自己有时候也确实觉得很没意思。

费多谢耶夫认真地听他讲完每一句话，可以看出来，他很喜欢这个诚实正直的年轻工人。告别时，费多谢耶夫紧紧地握着高尔基的手说，他要离开喀山一段时间，并跟高尔基相约一个月以后再见面。

费多谢耶夫当时只有18岁，他那时刚刚在喀山组织起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第二年，他和列宁再次出现在了喀山，与小组的成员一起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

捷林柯夫的小面包作坊紧挨着老警察尼基弗勒奇的派出所，他经常像猎犬一样围着高尔基打转。

一天，尼基弗勒奇突然来面包作坊找高尔基，对他说：“听说你爱读书，是吗？那么，你经常喜欢看哪类书？比如是《圣徒传》还是《圣经》？”

高尔基答道：“两本书我都读过。”

尼基弗勒奇对此十分惊讶，他接着又说：“读这些书很好，是合法的。我想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你也读吧？”

高尔基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抬头看了看他，然后说：“托尔斯泰伯爵的著作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没什么两样。不过，听人说他曾写过几本大逆不道的书，居然敢反抗神父。”

尼基弗勒奇没有想到高尔基对他的提问居然对答如流，使他找不到一点异常的痕迹。在临别的时候，他邀请高尔基说：“在有空的时候，到我的小派出所来坐坐，喝杯茶！”

高尔基当然知道这个老警察邀请自己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他还是愿意上派出所去看看。因为如果谢绝，就等于不打自招，会加深警察对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高尔基走进了尼基弗勒奇的派出所。

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小屋1/3的空间被俄式炉子占据；还有1/3的地方摆着一张挂着印花床帘的双人床，床上堆着数个枕头，都套着大红斜纹布套；余下的空间里放了一个碗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前还有一条长凳。

老警察尼基弗勒奇解开制服上的纽扣正坐在对着桌子的椅子上，小屋唯一的窗口被他的身体遮得严严实实。

高尔基坐在桌子对面的长凳上。尼基弗勒奇的妻子坐在一张双人床上，无所事事地看着他们。

尼基弗勒奇对高尔基说：“我说，你一定认识古利·普列特涅夫吧？他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高尔基听出老警察是在试探他，他只好回答说：“是的，我们是熟人。”

“你们早就认识？”尼基弗勒奇好像很失望，他的身子突然一动，胸前的奖章叮当乱响。

高尔基的内心有些忧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朋友普列特涅夫正在做着印传单的秘密工作。

老警察眉头紧皱地看了看高尔基，开始了他的生动说教：“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儿，跟蜘蛛网一样，以沙皇陛下亚历山大三世等人为中心，通过各部大臣，再从省长大人、各级官吏一直到我，甚至到下等士兵。这条线无所不通，无所不包，它像无形的堡垒维持着沙皇千秋万代的统治。可是，那些被诡计多端的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却千方百计地要破坏这条线，仿佛他们是在为人民谋利！”

高尔基知道，这是特务们的告密线。

尼基弗勒奇把身子从桌上弯过来，用恐吓的低沉语调问高尔基：

“明白吗，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呢？你的面包师父对你很是赞赏，据他说，你是独身一人，很聪明，也很规矩。但大学生们常往面包坊里跑，整晚待在捷林柯夫的房间里。如果是单独一个学生去，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总有很多学生成群结队往那跑就不对劲儿了。我可不敢说大学生什么，他们今天是个普通大学生，明天就可能当上检察官。大学生们是好人，就是太多事，再加上沙皇的政敌私下里鼓动他们，你明白了吗？我还有话跟你说……”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家的房门被一个红鼻子小老头打开了。老头儿的卷发用小皮条束着，手中提着瓶伏特加，可能喝醉了。

小老头看上去是个很有趣味儿的人，他借着酒劲儿兴致勃勃地说：“咱们杀盘棋吧？”

老警察沮丧地向高尔基介绍：“这是我的岳父。”

几分钟后，老警察结束了和高尔基的谈话，警察的妻子亲自送高尔基出门。

在回面包作坊的路上，高尔基暗暗叹服老警察对俄国国情精辟入里的分析。他怀疑面包店里的情况是那位面包师傅伊凡·柯茨米奇·布托宁对老警察讲的，高尔基想：难道他也是“蜘蛛网”中的一条线？

当晚，关了店门，高尔基被叫到老板妹妹玛丽亚的房间里，她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自己是奉命来了解高尔基和警察的会谈情况。

高尔基一五一十地向她讲述了整个过程和自己的想法。从那以后，捷林柯夫决定让大学生们少到面包店来，面包师傅也被解雇了。

陷入精神危机

1887年秋，高尔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捷林柯夫的面包店经营情况越来越差，因为新来的面包师傅是个退伍兵，手艺不怎么好，再加上面包店和老警察尼基弗勒奇的派出所只有一墙之隔，那些飞扬跋扈的“制服”经常翻墙而过，为他们的上司“买”面包或为自己“买”面包。

高尔基的老板安德烈·捷林柯夫的家庭也遭遇了不幸，父亲因为怕死后进地狱，得了精神抑郁症；妹妹变得冷若冰霜；小弟弟整日喝酒玩女人。捷林柯夫苦心孤诣地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可是太艰难了。

不久，高尔基的好友古利·普列特涅夫被捕了。

那是一个早晨，他们在街上相遇，尼基弗勒奇还是一副老样子，胸前挂满奖章，庄严的神情就像刚刚走出阅兵场。他见了高尔基先敬个礼就走了。没走几步，他停下来冲高尔基吼道：“昨晚古利·普列特涅夫被抓了。”他挥挥手，转过头小声说：“他完了，被押送到彼得堡关进了‘克列斯特’监狱。”

高尔基看见这老警察狡诈的眼睛里好像闪动着泪花。他快速地思索了一下普列特涅夫这些天有什么异常举动。

普列特涅夫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他还让高尔基最近不要去找他，他处处都为高尔基着想。

尼基弗勒奇告诉高尔基说：“是这么回事，逮捕他，是因为在他那里搜到了一口熬颜料的锅。你知道，他是打算印反动传单用的。”

接着，尼基弗勒奇又开始“教导”起高尔基来：“唉！你读过很多书，《新约》四福音书没读过吧！你觉得它写得对吗？让我说，那上面有好多废话。比如，书上写的穷人幸福，简直是胡说八道，穷人怎么会幸福呢？福音书宣扬怜悯穷人，我觉得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帮助穷人或残废人真是浪费！穷人、残废人并不因帮助就富足或健康起来，倒是反而把别人拖垮了。福音书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生活有它自个儿的轨道。普列特涅夫为什么会死？他就是死于怜悯，因为怜悯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们，而葬送了大学生的性命。”

从这个老警察嘴里听到这样的话，真是让高尔基吃惊不已。以前他也听到过类似的想法，但却从来没有尼基弗勒奇讲得这么鲜明生动。

接着，他又似乎是在为高尔基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他说：“小伙子，你这么聪明，识文断字，怎么一定要做面包师呢？如果你肯为沙皇效力，你可以赚很多钱。”

高尔基表面是在听他讲话，心里却在琢磨怎样把信儿传递给玛鲁索夫加贫民窟的人们，告诉他们的危险处境。因为他知道那里住着一个刚刚从雅布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他叫色尔盖伊·梭莫夫。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段时间高尔基在面包店附近的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和阿拉夫佐夫工厂的工人中间结交了一些朋友，听他们述说他们的疾苦。

他和尼基塔·鲁伯佐夫交上了朋友。后来，在一次工人和水兵的冲突中，鲁伯佐夫为了掩护高尔基逃脱被捕了，他被带到警察局，最后死在了监狱里。

看着朋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高尔基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和痛苦之中。恰在这时，高尔基又收到了外祖母去世的消息，这更使他的心情雪上加霜。

为了分散精力，高尔基开始学拉提琴。他对音乐极为偏爱，因而学起来十分狂热，可是偏偏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高尔基在戏院供职的提琴老师趁他出门的时候，私自打开了高尔基没上锁的钱匣。当钱装满老师口袋的时候，高尔基回来了。老师把脖子一伸，将自己刮得发青的脸伸过来，对高尔基说：“唉，你打我吧！”他的双唇不住颤抖，两行泪水从浅色的眼睛里夺眶而出，泪珠很大很大。

高尔基真想揍这个老师一顿，他不知道一个老师怎么会做出这等卑鄙的事来。他强压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令老师把钱放回原处。

老师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空了放在高尔基的桌上，走到门口，他突然回过头来对高尔基说：“请给我10个卢布，可以吗？”

高尔基给了他钱，学小提琴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眼前发生的一件件事，让高尔基灰心丧气，他觉得人生太没有意思了。这一年的12月份，高尔基下了自杀的决心。为了说明他自杀的原因，他专门写了一篇叫做《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他在遗书里写道：

我请求解剖我的身体，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魔鬼钻进了我的肉体。证件可以证明我的名字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我的死与他人无关。

12月12日，高尔基去市场小贩手里买了一支旧手枪，当天20时，他来到了伏尔加河边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

从事革命工作

高尔基的手枪没有打中自己的心脏，而是只射穿了肺叶。他立即被送进医院，过了一个月就好了。

1887年3月的一天，高尔基在捷林柯夫的面包作坊里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革命家霍霍尔。

和从前一样，霍霍尔还是哥萨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飘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固执的脑门下留着齐齐的短发，脚下那双农民靴子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霍霍尔邀请高尔基来到了一家小酒馆。高尔基把自己的苦闷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这位久别重逢的朋友。

听完高尔基的话，霍霍尔建议说：“我说，彼什科夫先生，你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去大约45英里。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你可以帮我卖卖货。放心，你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好书，好吗？”

高尔基愉快地答应：“好吧！那我试试！”

霍霍尔说：“真爽快。那么请你周五早上6时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实用不着你费神，我会在那儿等候你的。再见。”

霍霍尔迅速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他站起来一面伸出大手和高尔基告别，一面取出他那块笨拙的银表说：“我们只谈了6分钟。对了，我的真名叫米哈依·安东罗夫·罗马斯。”

他说完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之后，高尔基去赴约。

一大早，高尔基就来到了库尔巴拖夫码头，上了船。

那时，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混浊的河面上飘着数不清的、不堪一击的冰块儿。他们的船乘风而行，船上载着许多货物：木桶、袋子、箱子。浪花随风旋舞，玻璃似的冰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轮船穿行在这些冰块间，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

船家瓦西里·藩可夫是个喜欢打扮的年轻农民，他的羊皮上衣上绣着美丽的花纹。他看上去挺平和，只是眼神有点冷漠，不爱说话，又不大像农民。他的助手库尔什金倒是个地道的农民。

库尔什金衣冠不整，头如飞篷，头顶破神父帽，身穿破大衣，腰里系一根绳子。他的撑船技艺显然并不高明，只见他一边用长篙拨着冰块，一边咒骂：“去一边去，往边儿滚！”

高尔基和罗马斯并肩坐在箱子上，他低声说：“农民都痛恨我，特别是富农。我恐怕会连累你的。”

库尔什金放下长篙，扭过那张受过伤的脸说：“你说的没错，他们最恨你。神父也最烦你。”

潘可夫也在一旁说：“的确如此。”

此时的高尔基还并不能完全明白他们说话的意思，他只是有些感谢罗马斯没有对自己自杀的事感到好奇。他觉得，自杀是最令他丢脸的一件事。

中午，眼前出现了一座美丽的村庄，这就是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高尔基他们的目的地。

这个村庄的制高点是建在高山上的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从教堂往下是连绵不断的一幢幢造型别致、又十分牢固的小木屋。房顶上的黄色木板或如花似锦的草丛在阳光下熠熠生光，一派田园风光。

船靠岸后，一个瘦高个子农民从山上走来，他长着一头帽盔似的红发，像是从画中走出一样。

在无数条银光闪闪的溪水间，他踏着松软的土地，阔步而行。

船停下来后，他大声喊道：“欢迎你们！”他四下里望望，拾起两根木棍，让木棍的一头搭在船舷上，然后一跃身上了船。

这位农民红脸膛儿，高鼻梁，海蓝色的双眸，俨然一个“美男子”。罗马斯亲切地称他为“伊佐尔特”。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辆马车，大家七手八脚把罗马斯从城里买来的货物搬了上去。

跟着马车，高尔基和罗马斯走进一个木栅栏的小院。别的人都去卸货。罗马斯陪高尔基走进了一间洁净、温馨的新木屋，这里还散发着木屑的香味儿。罗马斯从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取出了几本书，放到壁炉旁的书架上。

一个长得眉目清秀的女厨子，正在准备饭菜。

罗马斯对高尔基说：“你住阁楼上。”

高尔基登上阁楼，从这里，他可以看到克拉斯诺维多渥村的半个村庄。

不一会儿，高尔基被喊下阁楼吃饭，“美男子”伊佐尔特正坐在桌边和罗马斯讲话。高尔基一出现，他立刻停下话来。

罗马斯眉头一皱，说：“伊佐尔特，你怎么想？继续说！”

伊佐尔特这才开口：“就这样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你出门得带枪，至少也得带根木棒。唔！当着巴里诺夫的面儿说话得留点神，他和库尔什金一个毛病，嘴巴快得跟女人似的。”

罗马斯又谈起，必须把小果园主组织起来，让他们摆脱收购商的操纵。

伊佐尔特仔细听了罗马斯的谈话后说道：“只怕村里的富农土豪们不会让我们过安生日子。”

罗马斯用鼻子大出一口气，说：“哼！走着瞧吧！”

听了他们的讨论，高尔基隐约感到：从现在起，他要正式开始从事革命工作了，而且斗争十分激烈。

饭后，伊佐尔特又嘱咐罗马斯：“别太心急，好事多磨，得慢慢来！”

伊佐尔特走后，罗马斯对高尔基说：“他这人聪明、能干、可靠，可惜不怎么识字，上进心倒是满强的。你要多帮助他。”

晚上，罗马斯开始向高尔基交代各种货物的价格，他向高尔基说：“我们的货，价格比另外两个店要低，这就惹恼了他们，最近他们扬言要教训我一顿。我来这儿不是图舒服或赚钱，而是另有所求，就跟你们在城里开面包店的意思差不多。”

高尔基点点头说：“嗯！我已经猜到了。”

罗马斯继续说：“人民太需要获得知识了，你说呢？你很有天赋，意志坚强，对未来满怀憧憬，你要去为他们工作。让农民觉醒是首要问题，人民不能只是爱。爱意味着宽容，对女人可以这样，对人民则不行，莫非我们对他们的混沌思想可以宽容吗？你们城里人都喜欢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涅克拉索夫的诗，我说单靠一个涅克拉索夫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去做农民的工作，对他们说：‘农民兄弟们，你们这么好的人，却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你们甚至不如牲畜会照料自己、会保护自己。为什么不努力改变现状，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愉快呢？农民并不意味着一无所能，那些贵族、神父，甚至沙皇，追根溯源，都是农民出身。你们知道该怎样做了吧？好了，热爱生活吧！谁也不能来糟蹋你们的生活’。”

他让高尔基看他的藏书，那些书几乎全是科学类的：有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爱尔兰政论家哈特波尔·勒启、英国自然科学家拉布克、英国社会学家泰罗、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著作，还有俄国的皮萨洛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冈察洛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

他用宽宽的手掌抚摸着他心爱的书，怜惜地小声低语：“这全是好书。这两本尤其珍贵，是禁书。你可以看看，从书中你可以了解到什么是国家。”

罗马斯把一本英国主张君主专制政体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的《巨灵》和意大利主张君主专制的政治活动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递给高尔基。

之后，罗马斯又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给高尔基。原来，他出生在切尔尼戈夫省的一个铁匠家庭，曾在基辅车站当列车加油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些革命者。他因组织工人自学小组而被捕，被判入狱4年，后来又被充军发配到雅库特，过了10年的流放生活。

这一夜，罗马斯和高尔基谈了很久很久，高尔基第一次深深感觉到了如此真诚热烈的友情。自从自杀事件以后，他就变得非常自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像是对人们犯了罪过，没有脸再活下去。而罗马斯仁慈而率直地把自己的生活向他敞开，令高尔基非常感动。他认为，在自己的生命中，这天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星期日，小店一开门，做完弥撒的农民们陆续来聚会了。第一个登门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这人全身脏兮兮的，蓬头垢面，两条长胳膊像猿猴一样垂着，眼睛却生得很俊气，跟女人似的，目光显得悠闲自得。

他打过招呼后，问了一句：“城里有什么消息？”然后就掀动嘴巴，说什么省长去朝拜沙皇，他还夸赞省长说：“这个官，真会来事儿。”

罗马斯心平气和地责怪他说：“我敢说，你说的没一句实话。”

第二个走进店的是一个穿着别人的破旧哥萨克式外衣的矮瘦老头。他一面说着，一面还脱帽向罗马斯致意：“您好！罗马斯！”

下面出场的是一个神情严肃、络腮胡子的苏斯罗夫和渔民伊佐尔特，以及罗马斯的房东、那个船家藩可夫。

不多时，小店里已经聚集了十多个人。罗马斯低头吸着烟听农民们聊天。

坐在台阶上的苏斯罗夫说：“罗马斯！老百姓根本没法活了。以前给地主老爷们做活儿，没有一点闲工夫，现在……”

伊佐尔特抢过话说：“你是说现在还不如以前，对吧？我看你最好送上一份请愿书，要求复辟农奴制得了！”

罗马斯看了他一眼，并没吱声，把烟斗在台阶栏杆上磕了磕。

农民们的争论渐渐平息了，大家都有些郁郁寡欢。高尔基的情绪也随之低沉，高尔基又怀念起那些健谈的大学生们和工人们。高尔基奇怪为什么罗马斯只是专注地听农民们闲谈，而自己故意放弃发言的机会。

晚上吃茶时，高尔基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并问罗马斯打算什么时候和农民们谈话。

罗马斯认真听了高尔基的提问，说：“谈什么？”他慢腾腾地装好烟斗，一边拍着烟，一边说：“你要知道，彼什科夫，如果我在这种场合和他们谈，准是又要被流放到亚库特……”

他点燃烟，屋内随即陷入了一片烟雾的笼罩之中。他开始分析农民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态：“农民胆小怕事，他们谁都怕，怕自己，怕邻里，最怕外地人。俄国农奴制废才废除27年。凡是40岁以上的农民一降生就是奴隶身份，他们铭记着奴隶生活，但对自由却一无所知。现在你简略地对他说，自由就是按自己的心思活着，可是他们会说，地方官老爷时时刻刻在干预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能按自个儿的心愿生活呢？沙皇把他们从地主手中解脱出来，自然他们的唯一主人就是沙皇。

“自由是什么东西。沙皇会颁布圣旨解释的。老百姓们信仰沙皇，他们打心眼里认为沙皇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占有者。他们甚至认为沙皇既然可以把他们从地主那儿解放出来，就可以从商人手中夺回商店和轮船。

“他们骨子里是拥戴沙皇的，他们否定所有地方长官，唯独肯定沙皇。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老百姓，用知识驱赶他们的愚昧，让他们认识到必顺从沙皇手中夺取政权，告诉他们选举长官应该从民众中产生，这长官包括县警察局长、省长和沙皇。”

高尔基打断了他的话，叹了一口气说：“啊！这太漫长了。”

罗马斯很严肃地说：“难道你认为革命会一下子就能成功吗？”

高尔基陷入了沉思。

接触乡村农民

渐渐地，高尔基开始喜欢这里的生活了。罗马斯每天都会带来新消息，他在这里可以安心地读书，罗马斯时常加以指点，他进步得很快。

伊佐尔特每星期三晚上都到高尔基这儿来。高尔基教他识字。开始他对高尔基还抱以轻蔑的态度，几个星期后他就有所转变。有一次，他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不很熟练地念了两三行，他兴奋地对高尔基说：“我能读书了，彼什科夫。你真厉害，我觉得，你就算做个正式老师也没问题！”

伊佐尔特有着乡村渔民的特点：纯洁浪漫，热爱生活。他是个孤儿，没有土地，以捕鱼为生。他对乡村里的土豪极端仇视。他对库尔什金评价也很高，认为库尔什金是热心肠的大好人！

晚上常来杂货铺的是伊佐尔特、库尔什金和潘可夫，他们一坐就是半夜时分才散去。他们听罗马斯讲国际形势，讲异域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

潘可夫最喜欢法国大革命，他憧憬地说：“这才是天翻地覆彻底改变原有生活的壮举呢！”

潘可夫是富农的儿子，他为人和善，对待雇工库尔什金没有主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因为“自由恋爱”和父亲闹翻了，独立门户，和家庭决裂了。

他把自己的房子租给罗马斯，还为罗马斯建了一个杂货铺，这引起了村里富农们的仇视。但他表面对此不屑一顾，只有说起富农时，他才动点声色，对富农除了讥讽还是讥讽。

潘可夫十分厌倦这里的生活，他说：“如果我有一技之长，早就离开这里去城市住了。”

到小店里来的还有一些行动诡秘的不速之客。罗马斯把他们带上高尔基的阁楼，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喜欢这些朋友，常常跟他们交谈。他的生活由此也变得充实起来，高尔基渐渐抛开了自杀给自己心理上带来的阴影，他感到日子变得美好起来。

第二年春天，罗马斯依靠潘可夫、苏斯罗夫和其他部分农民，办成了一个专门销售苹果的供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直接把这里农民种植的苹果销售到城市里去，而且合作社开出的价格比本地富农们开出的价格要高。

这件事改变了许多农民对罗马斯的态度。但罗马斯在农村的活动却引起了村长和富农们的敌视，他们决定炸毁罗马斯的小店。一天夜里，一群人手持武器袭击了罗马斯的杂货店，他们两次向罗马斯开枪射击。因为罗马斯等人早有准备，富农们的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对富农们的敌对态度，罗马斯没有畏惧，他对高尔基说：“一旦干起革命，就不能害怕任何困难。你要记住，最根本的是要去干。”

这年7月中旬，伊佐尔特突然失踪了，传说是落水淹死了。两天以后，孩子们在河边洗澡时，在一只搁浅的破船下发现了伊佐尔特的尸体。船的一端已被冲上了岸，伊佐尔特就挂在船尾下的舵板上。他脸朝下，脑浆被水冲走了，能够看出他是被人从后面砍死的。

这时，罗马斯恰好去喀山进货了，高尔基和女厨子独自看守着杂货店。他们去河边看到了伊佐尔特尸体，感觉很难过。

又过了两天，罗马斯从喀山返回店里。他看上去很高兴。

高尔基开口便说：“伊佐尔特被害死了。”

“你说什么？！”罗马斯的脸被这意外的消息弄得变了形，他的胡须不住地颤抖。他沉默地低头想了一下，说：“他们竟下这样的毒手。”罗马斯的内心充满着忧伤和愤怒！

1888年8月，在收摘苹果前的一个早晨，罗马斯和高尔基还在梦乡中，杂货店被人放火点着了。

一时间，板棚上火焰滚滚，他赶忙去拽书箱，这时火势已将书箱吞没。不得已，他裹上一件羊皮外套，从楼窗跳了下去。

大火顺风蔓延，导致了11家农户的茅舍被毁。村民们奔走号叫着，为自家的资财忧虑。水源太远了，在伏尔加河里。人们开始砍一家刚燃着的篱笆的支柱，刚刚逃命后的罗马斯、高尔基他们爬到篱笆上去，拔起支柱，然后一起把篱笆拖到街上去。火渐渐地熄灭了。

罗马斯他们的房子全被烧光了，只剩下了山沟里的浴室。当他们躺下来休息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富农们栽赃说这场火灾是罗马斯干的，被蒙蔽的农民围住罗马斯要打他。镇定自若的罗马斯，平静地叼着烟斗，一边吐着烟，一边对愤怒的农夫们进行劝说。农夫们最后终于搞清了事情的真相，但由于怕村长加害他们，只得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经过这件事后，罗马斯离开了克拉斯诺维多渥村，潘可夫带着库尔什金继续开杂货店。高尔基心情异常沉重，他和巴里诺夫一起靠打工在这小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也离开了这个美丽的村庄。

高尔基在喀山住了4年。虽然他没能进喀山大学，但当他离开喀山时，无论在学识、思想、社会经验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火车站员生活

1888年秋天，高尔基离开喀山时，已经20岁了，他长成了一个体格魁梧、身材高大的小伙子。

他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像其他城市一样，察里津也是沙皇政府放逐政治犯的地方。高尔基在这里认识了一个被流放到这里的民粹党人。这位民粹党人很同情高尔基的遭遇，他帮高尔基在城外一个冷落的杜布林卡小火车站找了一份守夜的工作。

高尔基的职责是看管面粉和其他食品，以防止贼人的偷盗。每天夜里，从黄昏6时至第二天清晨6时，高尔基都要手持木棒，在那货车车棚四周巡逻。

一天，高尔基突然发现从货车的车门里跳出一个人来，他正要举棒打下，这人开口说：“彼什科夫先生，是我。”

“你是谁？”高尔基惊奇地发现他就是站长。

原来，这家小火车站的站长常干些监守自盗的事情。站长把他偷的东西卖了，然后挥霍赃款。有一次他为了堵住高尔基的嘴，还强迫高尔基参加他用脏款举办的酒会。站长家的女厨子和他的主人一样蛮横，她常常在高尔基值完了一整夜的班之后，让高尔基做些如扫院子、烧炉子、清马厩等额外的工作。

终于，忍无可忍的高尔基给杜布林卡车站的上级单位阿达杜洛夫铁路管理局写了份文笔犀利的控诉书。

不过，铁路管理局根本就无暇顾及一个守夜人的控告。高尔基不甘心，他心血来潮，把上诉书写成一首诗。铁路局的职员们读了这不同寻常的状子，把高尔基调到博里索格列勃斯克的货车站去当看守员。

在这个货站服务的有不少是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人，他们中间有几个被当局认为是政治上的“不稳定分子”——即曾坐过牢或曾被流放的人。不久，高尔基和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巴任诺夫的成了好朋友。巴任诺夫介绍高尔基读海涅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高尔基感觉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和自己的理想生活有很大的差距，又重新陷入到彷徨和孤独当中。

不久，高尔基被调到了克鲁泰亚车站，充当过磅的记数员。在这里，他亲自组织了一个“自学小组”。参加这个“自学小组”的，除了高尔基之外，还有克鲁泰亚车站的报务员、农民出身的技工尤林，穆兹基·雅罗斯拉夫采夫，钳工维林和排字工兼装钉工拉赫麦特卡。

这个小组的成员是和睦而民主的，这与喀山的知识分子小组迥然不同，他们摆脱了民粹派教条的束缚。

高尔基幻建立一个农业移民区，在那里，他可以同朋友们过独立的生活，自己耕地、播种，用自己的双手去收获庄稼。他想到了由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的作家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那几年曾经鼓励建立农业移民区。于是，高尔基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要求托尔斯泰分给他一块地。信里写道：

据说，您有许多没有耕种的土地。我们请求您把这样的土地分给我们一块。

下诺夫戈罗德市民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

代表大家谨上

但是，这封信发出去之后，一直没见回音。显然，托尔斯泰不可能仅凭一封这样简单的书信，就把一片土地无偿地赠给几位不知底细的年轻人。所以，高尔基打算亲自会见托尔斯泰，说服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给自己以帮助。

1889年春天，21岁的高尔基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他打算离开克鲁泰亚回到自己的家乡。他设计了经过图拉和莫斯科，最后到达雅斯纳雅波良纳和哈摩夫尼克的行程。他想要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和哈摩夫尼克等地去面见托尔斯泰。

他把自己这些年写着诗的笔记本和一篇他认为“绝妙的散文长诗”《老橡树之歌》，塞进了背包，离开了车站，带着希望步行去见托尔斯泰。

可是，行进千里，高尔基在两个目的地都没能见到托尔斯泰。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次失败的旅行：

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告诉我，他到特罗伊乐、谢尔基耶夫斯卡雅修道院去了。我是在那间满满地堆着一捆一捆书的杂物房门前的院子里遇见她的，她把我引到了厨房里去，亲切地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小面包。她在谈话中对我讲起，这里总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游手好闲的人”来麻烦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且在俄国，游手好闲的人总是非常之多。

很显然，托尔斯泰的妻子也把高尔基当成了“来历不明的游手好闲的人”了。

这次经历后，高尔基放弃了建立农业移民区的打算。他在莫斯科货运站结识了一位拉牲口的货车车厢押运员。在押运员的帮助下，高尔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