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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己是人们所需要和亲近的人，这是生活的最大享受，最高的喜悦。——高尔基
拜访柯罗连科
高尔基回到下诺夫戈罗德，但此时他在这里已经没有家了，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先后去世，他和他的舅舅、表哥表姐们一直也没有什么交情。
投靠无门，高尔基只好前往当地的军队服役部门报名当兵。
高尔基没有被军队接受，医生检查出他的肺部有些小洞。他只得自己找活干。
此时的下诺夫戈罗德是政治犯，被押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中转站。在这里曾经住过一批被称为“政治移民”的政治家。1887年，俄罗斯掀起大学风潮，很多大学生因为参与反政府示威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喀山，来到了这里。
高尔基跟一位叫索莫夫的学生住在一起，这位学生是他在喀山认识的老朋友。
高尔基做了一家烧酒作坊不熟练的工人，任务之一是给顾客们送酒。
高尔基这身奇怪的工作服常常引起路人们的关注，不久，当地穿蓝色军裤的警官也开始注意他。警察注意他是因为他早在喀山时就曾被警察当局通报过；另一方面，同他住在一起的索莫夫也是大学风潮中的“危险人物”。
这年10月，警察在喀山发现了一个印刷马克思主义文件的地下工厂，高尔基的同伴索莫夫受到牵连。12日这一天，彼得堡来了一条逮捕索莫夫的命令，下诺夫戈罗德警察局出动警力对索莫夫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索莫夫这天不在家，宪兵在大搜查时搜到了一本高尔基写满诗稿的本子。这时，高尔基刚好下班回来，宪兵抓住了他的脖领子，问道：“你就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
高尔基不慌不忙地回答：“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宪兵凶恶地说：“我们怀疑你同索莫夫一起参加了喀山的反革命活动，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高尔基把头一仰，不服气地说：“你们这是诬陷！”
由于高尔基的强硬反抗，最后被宪兵送进了下诺夫戈罗德监狱。
几天后，喀山那边破获了以佛陀歇夫为首的“反革命”小组案，下诺夫戈罗德警察局极力想把被捕的高尔基拉进喀山的案件，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不得不把他放掉。
在释放前，一个宪兵头目对高尔基说：“你喜欢写作是不是？不过，只要你不参加反革命，不写那些有悖沙皇的东西，你写什么都无所谓。嗯！如果我把你放了，你可以拿你的东西找柯罗连科看看。他可是个正派的作家，不比屠格涅夫差。”
高尔基很快就出狱了，他在律师事务所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文书的工作。他的老板是律师拉宁，这是一个学识渊博、品性高尚的人，高尔基称他为自己的第二位老师。
这个阶段，高尔基的创作欲望更加强烈。在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想起了警察局宪兵头目的话，于是决定去拜访大作家柯罗连科。
12月的一天，拉宁律师给高尔基放了一天假，高尔基带着自己的诗《老橡树之歌》去市郊区柯罗连科的小木屋。
高尔基来到柯罗连科的门口，看见台阶前有一个身材不高的人正在铲雪，他问高尔基：“你找谁？”
高尔基回答说：“请问大作家柯罗连科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铲雪人说：“我就是。”
高尔基把自己的来意告诉给柯罗连科，柯罗连科邀请他到屋里详谈。
柯罗连科住的房间不大，房间里摆满了家具：两张书桌，4个书橱，3把椅子。
柯罗连科请高尔基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高尔基把稿子交给了他。
柯罗连科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看着，他一会儿把手稿放在双膝上，斜着眼看，一会儿又看一眼高尔基。之后，他对高尔基说：“你的字写得很怪，看起来好像简单明白。可是读起来却很困难。你在这儿写了‘齐格加格’，这一定是笔误。因为俄语中并没有这个词，实际上应当写做‘齐格扎格’。”
高尔基在一旁听到这些话，一时间觉得很窘。
翻了几页稿子以后，他又说：“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外国字，平时最好不使用它们。我们俄罗斯的语言是非常丰富的，完全可以表达最细致的感情和差别极细微的思想。”
高尔基觉得他的话好像是随便说出来的，而且带着粗野的重音，他觉得很难受。
为了缓和气氛，柯罗连科微笑着说：“你常常用粗鲁的字眼，也许是你认为这些字更有力量吧？不过，有时候事情也是相反的！”
高尔基解释说，自己一是没有时间仔细地推敲；二是因为自己也没有一个适合写作的环境去从容地写作。
柯罗连科目光温和地看了高尔基一眼，不再说什么。当他看到诗里出现“我到世界上来是要表示抗议。有一回是这样的”一段文字时，他亲切地说：“‘有一回是这样的’不对！这种说法笨拙，不漂亮。”
当柯罗连科看到诗里写到一个人“像老鹰一样地”坐在一座庙宇的废墟上时，他含笑地指出：“这样坐不合适，地方不适当，既不庄严，也不体面。”
柯罗连科一个接一个地指出作品的笔误，使得高尔基感到非常狼狈，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像烧红了的炭一样。
柯罗连科注意到了高尔基的情绪变化，为了鼓励对方，他又以著名学者所犯的常识性错误为例，讲起了俄国大作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书中一些语法、句法的错误。
两个星期后，柯罗连科托人把初稿还给高尔基，来人对高尔基说：“柯罗连科先生觉得他把你吓倒了。他说你有才能，不过应当根据现实写作，不要去发挥哲理。他还说你有幽默感，虽然带一点粗野，不过这倒是好的。谈到你的诗，他说像是梦话。”
高尔基从来人手里接过手稿，一看上面用铅笔写了好几行字，内容如下：
根据这首《老橡树之歌》很难判断你的才能，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才能的。你不妨写一篇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好给我看看。我不会诗评，你的诗我不懂，虽然个别的几行有力而且生动。
柯罗连科
柯罗连科亲切而又严格的态度使高尔基深受感动，但他没能理解柯罗连科的话，他不理解所谓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在诗里所写的一切，哪件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呢？他有些伤心，觉得当一个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把自己的诗稿撕碎，扔进了炉子里。他决定不再写诗和散文了。
初露文学才华
高尔基在下诺夫戈罗德又住了两年。在这段时间中，他广泛地结识了各学习小组的青年和“政治家”。
在他们中间，当听他们枯燥而费解的演说时，高尔基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黄雀待在一窝聪明的乌鸦中间一样”。他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发现这些所谓的“民粹派”只不过是一群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生活空想主义者。在他们中间，高尔基感到空虚和苦恼。
他想起在喀山和察里津度过的那些日子，他在那里虽然也参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集会，碰见过许多优秀的人物，可是即使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人，也不免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社会。他们读书、辩论，但并没有什么行动。高尔基决定，做一次长途旅行去观察真正俄国人民的生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了解人民。
1891年4月初的一天，高尔基没有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下诺夫戈罗德城。
自从上次被捕放出来以后，高尔基就一直被当地的警察部门秘密监视着。为了避开警察们的“蜘蛛网”，他沿着伏尔加河高高的河岸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当他确信没有人跟踪之后，就坐船到了察里津，然后又顺着他所熟悉的察里津横穿过顿河草原。
为了在路途中生活下去，高尔基不时地停下来找些活干，在罗斯托夫港，他在一艘土耳其轮船上每天工作15个小时，装卸潮湿的皮革和一篓一篓的烟叶，一天挣到50戈比。
他住在靠近码头的一座房子的地下室里，在这里，他又结交了不少的码头工人和马车夫。接着，他又漫游到乌克兰。
高尔基从乌克兰的这一村到那一村，发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当然，也遇到了很多危险。有一次，他几乎淹死在克尔奇海峡；还有一次，在乔其亚公路上，他被封闭在大风雪中。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做短暂的停留，挣一点钱，再继续走下一段路。
但是，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他，因为他要了解俄罗斯。
这年的7月15日，当他经过乌克兰的一个村庄时，碰巧看到了一种当地叫做“马奔”的惨剧。
这是一种残酷的惩罚，是专门施与“不贞节”的女人的。
高尔基看到，一个柔弱的女人，赤身裸体被套在一辆两轮车下，跟一匹马套在一起。一个彪形大汉爬上车，扬起鞭子，一下一下轮流抽打着马和那女人，马车飞快地跑着，车子后面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们。在这些村民看来，这不过是例行的风俗，是男人惩罚老婆的平常事而已。
面对这种野蛮、毫无人性地虐待妇女的行为，高尔基挺身而出给以制止。
然而，当地的人们把他殴打了一顿，并把他从村子里拖了出来，扔进灌木丛的污泥中。
傍晚，一位流浪乐师从这里经过，发现了已经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高尔基。好心的乐师设法把他送到了当地医院，于是他得救了。
伤愈后的高尔基继续上路了，他下一步行程是到比萨拉比亚。高尔基来到这儿时，正是收获葡萄的季节，于是他又成了收葡萄的工人。
比萨拉比亚风光绮丽的边区使他能得以休息，恢复精力。他穿过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来到了多瑙河畔，之后越过阿克尔曼返回到敖德萨。
高尔基在敖德萨港口当了一阵子搬运工，在这期间，他碰上了一个叫做格鲁吉亚的青年。
格鲁吉亚是个脱离了自己家庭的小少爷，流落他乡之后，他穷困潦倒，看不到使自己摆脱困境的任何出路。出于同情，装卸工高尔基向这位少爷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他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和食物帮助格鲁吉亚，还陪同他返回家乡。
在他们路过库班的哥萨克村时，高尔基听到迈科普村发生了“牛瘟暴动”的消息。由于沙皇官吏消灭牛瘟不力，当地居民被激怒起来，然而士兵却打死了不少农民。
高尔基连忙带着格鲁吉亚赶到迈科普去，但他的行踪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第二次被逮捕了。
宪兵队长问高尔基为什么来这里，高尔基回答：“我想了解俄罗斯。”
宪兵队长以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回答高尔基：“这不是俄罗斯，而是猪圈！”
被释放后，高尔基又踏上了漫游的路程。他离开迈科普后先到了别斯兰，然后沿着北高加索山脉向里海走去。
已经是10月底了，高尔基依然同那位格鲁吉亚的富家子弟同路。
他们经过尼古拉耶夫、赫尔松、彼列科普、辛菲罗波尔、雅尔塔、费奥多西亚、刻赤、塔曼、黑海地区和捷尔斯克省，沿着格鲁吉亚于1891年11月来到了高加索的首都梯弗里斯。
当他们到达梯弗里斯之后，那位富家子弟偷走了高尔基的全部东西。虽然他事先曾答应让高尔基住在梯弗里斯自己的家里，但他其实是在欺骗高尔基，并把高尔基抛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中。
因为寒冷和饥饿，高尔基在这里遇到了意外，第三次被捕。
警察局长对他进行了讯问。为了早点离开监狱，高尔基想起了自己曾在察里津铁路局认识的一名朋友亚·纳恰洛夫。
此人在梯弗里斯的一个铁路管理局任职，他很快保释出高尔基后，并利用自己的关系，给高尔基安排了工作。经过长途漫游，高尔基终于在梯弗里斯停下脚来。
高尔基在锻工组干了一个多月后，因为他有些文化，就被调到会计科干起了统计员的工作，专门负责记录统计“机车小修”材料的消耗情况。
纳恰洛夫把高尔基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是梯弗里斯被判刑流放的政治犯。
高尔基在政治犯丹科家里租了一个房间。他在梯弗里斯生活了几乎一年，在这一年的各个季节，他利用假期走遍了高加索。高尔基在此期间收集到使他迷恋的这些地区的各种见闻。
1892年春天，高尔基同自己的朋友机械工人费奥多尔·阿法纳西耶夫到了高加索东部的巴库。
巴库是俄罗斯的石油产地，但是石油工人的痛苦生活和油井老板为追求巨额暴利不择手段的做法，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油田到处是肮脏的井架、管道，钻杆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路旁。在沉重、灼热的空气中，飘荡着低沉的、“嘶嘶”的声音。十来个光着脊背的工人拽着一根绳子，在地面上拖着一块很厚的、带有铁链的厚重钢板，他们愁眉苦脸地喊着：“哟哎嗬！哟哎嗬！”
大滴的黑雨点儿落到他们身上。油井喷出很粗的黑柱，柱顶碰到浓厚的、带油的空气，就呈现出蘑菇头的形式；虽然从这个蘑菇头上向下流油，但是它好像在融化着，而体积并不缩小。在这一切里面，有一种可怕的、非现实的或者已经过于现实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存在。
看见这个情景，高尔基的朋友阿法纳西耶夫说道：“我就算是饿死，也决不到这里来干活！”
同年夏天，高尔基又来到了黑海，参加了修筑诺沃罗西斯克公路。这里聚集了数千名遭灾省份的饥民。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是在赈济饥民，而实际上却对饥民进行了极端残酷的剥削。看见他们的遭遇，高尔基感慨万分。
旅行使高尔基增长了许多知识，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民的真实生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从黑海回来，高尔基重新回到梯弗里斯，他在当地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之间认识了许多人，并同阿法纳西耶夫在新阿尔申纳尔街一间半地下室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
高尔基和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和学生们有了接触。他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积极分子中间进行宣传，他变成了小组中的宣传家，他的讲话的天才使新朋友们大为吃惊。
在这个阶段，高尔基认识了一个对他有决定性影响的人，这就是革命者秘密组织“民主党”的会员亚历山大·梅地福维奇·卡柳日内。
亚历山大·梅地福维奇·卡柳日内也是铁路局里的一个职员。由于他参加民意党的革命活动，曾坐过6年牢。他极有知人之明，他与高尔基结识后，发现了高尔基是个与众不同的青年。高尔基不仅阅读过众多的文学名著，还极其看重精神生活，喜欢对社会现象进行各种思索，卡柳日内很是欣赏他。
卡柳日内请高尔基到他家里去住。高尔基在漫长的晚上，对他的新朋友叙述了他的流浪生活中的全部遭遇，讲了他在铁路的冒险故事，也说到了自己的感受。
有一次，高尔基向卡柳日内谈到他在比萨拉比的流浪生活时，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听到一个名叫马卡尔·楚德拉的老吉普赛人讲的关于拉达和左巴尔的传说。
从高尔基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卡柳日内看出高尔基具有非凡的才能，他认为对方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天才。
卡柳日内把高尔基锁在自己的屋里，拿给他一支笔说：“彼什科夫先生，你把你说给我听的故事写下来吧！”
高尔基吃惊地望着卡柳日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卡柳日内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纸，接着说：“给你，纸。你要是不写好，我就不放你出去！”
对于写作这件事，高尔基从来不觉得困难，但是，他到底该写些什么呢，他的大脑里又反复地思索了一遍。
到现在为止，高尔基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素材，漫游生活使他接近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在房屋地下室住的人，在作坊和轮船房舱里住的人，在农民的木头小屋和安适整洁的都市建筑里住的人，以及住茅草屋的人。他知道做一个捡垃圾的、当厨子的、画圣像的、做面包师傅的、码头工人、肩挑小贩和铁路工人都是什么滋味。
高尔基想，只要写下来，写自己，写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写自己的感想，就行了。然而高尔基一提起笔，这一切的丰富素材就好像从他的记忆中消退了。他另外地写了一些字句，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模仿了英国诗人拜伦的诗，或者是那个意大利诗人莱奥巴尔弟的诗文。
卡柳日内当然不希望看见高尔基的这些诗文，他想要看到的是高尔基以自己的经历写成的小说故事。
但卡柳日内也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于是他再次鼓励高尔基说：“你应当把你看见的以故事的方式写出来，而不是以诗歌的方式表达。”
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基重新将自己的诗歌修改成了一篇小说，他的第一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就此诞生。
卡柳日内把这部小说介绍给梯弗里斯的一家重要的报纸《高加索报》的编辑看，这篇小说立即引起了报社的极大兴趣。
高尔基被报社请进了报馆，报馆编辑部希望他提供一个小说的署名。他坐在编辑部，当场想出一个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
马克西姆是他父亲的名字，而“高尔基”在俄文中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高尔基觉得，幸福往往孕育在痛苦之中，希望也是诞生在痛苦之中，所以他便以这个名字为命。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后来竟震动了整个俄国和世界文坛。
1892年9月24日，《高加索报》发表了署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这件事对于高尔基的意义非同小可：喜爱文学的青年高尔基破天荒地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在文坛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这是他整个创作道路的开端。
后来，高尔基一直怀念他开始创作活动的城市梯弗里斯，念念不忘帮助他的卡柳日内。1925年，57岁的高尔基在致卡柳日内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朋友和老师，亚历山大·梅地福维奇·卡柳日内：
自从我有幸同您相识以来，已经过去了34年了；而从我们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以来，也过去了22年了。
在此期间，我结识过数百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了不起的、卓越的人物。可是，请您相信：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在我的记忆里与您相比都会黯然失色。
这是因为，亲爱的朋友，您是第一个像对待人一样对待我的人。
在我的记忆里，您第一个用您那温柔的使我永不能忘怀的目光看我，您不光是把我看做一个有奇怪经历的小伙子和漫无目的的流浪汉，而且还把我看做一种有用的、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当您在倾听我讲述我的所见所闻和我自己本人的经历时，我记住了您的眼睛。那时我就明白了，在您面前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觉得，正是由于您，我一生才未曾自我吹嘘过，没有抬高自己的身价，也没有夸大我饱经风霜的一生的痛苦。
我是说，您是第一个使我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人。我感激您使我走上为俄国的艺术服务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已经走了30多年。
老朋友，我亲爱的老师，我紧紧地握您的手！
两次漫游俄罗斯使高尔基逐渐成熟起来，梯弗里斯的生活和学习工作奠定了他未来的文学创作之路。
陆续发表作品
1892年10月6日，高尔基乘船北上，回到故乡下诺夫戈罗德，结束了他近两年的漫游生活。
他回到下诺夫戈罗德，仍在律师拉宁的事务所里担任文书工作。他住在拉宁家的半地下室里，白天的工作是抄写传唤文、诉状和上诉书，晚上便读书和写作。
在《马卡尔·楚德拉》这篇小说发表之后，高尔基便不再丢弃从事文学工作的念头。然而一次的成功还不能够决定他的事业，虽然他仍在不停地写作，可是他还是不能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有一天，他以描写流浪汉的短篇小说《叶美良·皮里雅依》写了关于他和一名叫叶米良·毕拉伊的伙伴怎样沿着黑海海岸饿着肚子漂泊的故事。
高尔基的一位朋友读了这篇作品，悄悄把原稿带到莫斯科，送给了当地自由主义者的一份大型报纸《俄罗斯新闻报》。
1893年8月5日，该报发表了这篇小说。此后，高尔基把其他几篇小说寄给喀山的《伏尔加河报》，也全都发表了。高尔基也为此得到了编辑部寄给他的一封颇为恭维的信和一笔大约30卢布的稿费。
《伏尔加河报》因为经常得到大作家柯罗连科的支持，成为伏尔加河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这以后，高尔基又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小说《黄翅雀的故事》。
柯罗连科被高尔基的小说所感动，他很想跟这个笔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青年作家见上一面。
根据《伏尔加河报》主编的要求，高尔基以“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身份前往柯罗连科的家。
柯罗连科仍然住在城郊的那个小木屋。高尔基一进去，柯罗连科便立即认出这个人就是几年前给他看过《老橡树之歌》的那个人。
柯罗连科连声赞扬了高尔基最近发表的小说：“我们刚读了你的《黄翅雀的故事》。你瞧，你的东西开始登出来了，我向你道喜！原来你很固执，老是写讽喻。说真话，讽喻也是好的，只要它俏皮。而且，固执也不是缺点。你写得很有独创性。虽然你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安排得妥当，有点粗糙，可是总的看来，很有趣味。”
高尔基对柯罗连科说，自己还写了几个短篇，有一篇在《高加索报》上发表了。
柯罗连科很感兴趣地问：“怎么，你可带来给我看一看吗？”
高尔基害羞地说：“您看，我担心又像上次一样，得不到您的好评，就不好意思拿来了。”
柯罗连科哈哈一笑说：“瞧你说的，你写的东西都发表了，难道还有什么大的问题吗？”
接着，高尔基又跟柯罗连科聊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柯罗连科对他勇敢的精神大为赞扬。
临别时，高尔基迟疑了一下，向柯罗连科问道：“您认为我可以写作吗？”
柯罗连科有点诧异地大声说：“当然啊！你不是已经写了，而且发表了吗？要是你想听我的意见，你可以把稿子带来，我们详谈。”
高尔基如释重负。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律师那里任职了，他把时间腾出来从事文学创作，为地方报纸写短篇小说。与此同时，柯罗连科也成为高尔基文学创作道路上具体的指导者。
如果说卡柳日内是指出高尔基应该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人，那么柯罗连科便是这条路上的一位细心而严格的领路人。他唤起了高尔基极大的创作热情，他注意高尔基发表的每一篇作品，他的意见经常是简单而又肯定的。他劝高尔基不要只注意词句的华丽，不要把人物写得概念化、定型化，高尔基虚心地接受他的建议。
1894年一个夏天的早晨，高尔基把他的一篇童话《渔人和仙女》和刚刚写好的短篇小说《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拿去给柯罗连科看。柯罗连科当时不在家，高尔基就留下了手稿。第二天，柯罗连科就托人带来了一张字条：“晚上请来谈谈。柯罗连科。”
当晚，高尔基如约到了柯罗连科的家。
柯罗连科详细地分析了高尔基的童话和短篇小说。他认为《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写得不错；但那篇童话故事，他觉得高尔基写得太匆忙、太急促，有些地方甚至写得不够精细、不够鲜明。
最后，柯罗连科劝高尔基：“你试试写一点更大的东西在杂志上发表。是该动手的时候了。他们会把你的东西登出来的，我希望你以后对待自己要更加严格些。”
高尔基回到家里，仔细回想了柯罗连科对自己说过的话。后来，他根据在乌克兰医院住院时的病友、敖德萨的一个流浪汉向他讲的故事，写了短篇小说《切尔卡什》。
两天后，他写好了，把草稿送到了柯罗连科那里。
柯罗连科看过了手稿，诚恳地祝贺高尔基说：“你写了一篇不坏的东西。它简直是一篇真正好的短篇小说！真是一气呵成。你会塑造人物性格，你那些人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本性说话、行动。你善于不干预他们的思想潮流和感情冲动，这不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能办得到的！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你能够把所要描写的人物惟妙惟肖、不折不扣地反映出来。哦！我不止一次对你说过，你简直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
然后，柯罗连科又想了想，微笑着补充说：“不过，你同时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呢！我要把《切尔卡什》发表在《俄罗斯财富》上面，而且放在头一篇，这是一种尊重和荣誉。”
《俄罗斯财富》是当时莫斯科的一种大型刊物，由生于贵族家庭的俄国社会学文学家米哈伊洛夫斯基主编。
高尔基的《切尔卡什》能够被刊登在《俄罗斯财富》上，说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已得到柯罗连科和米哈伊洛夫斯基承认。
由于高尔基在下诺夫戈罗德的生活非常贫困，柯罗连科建议他离开故乡，到《萨马拉日报》去工作。
《萨马拉日报》创刊于1880年，创始人是一名退役的轻骑兵。1894年，该报纸因经营不善不得不转手卖给了科斯杰林。新老板聘用了阿舍绍夫做主编。阿舍绍夫是因政治观点触怒了当局，而被从莫斯科赶出来的新闻记者。他在萨马拉落脚之后，就着手改组《萨马拉日报》。
柯罗连科在伏尔加河流域新闻界是很有威望的，阿舍绍夫便请他帮助自己撰稿，柯罗连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高尔基推荐了过去。
1895年2月22日，高尔基告别了柯罗连科，告别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伏尔加河南部的城市萨马拉。从此，写作成为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萨马拉日报社，高尔基每天的工作是负责报纸的“速写与随笔”专栏，每月50个卢布；如果亲自撰稿，每一行文字再另付两个半戈比。
“速写与随笔”专栏是由省内各家报纸剪辑而成，由专栏负责人以评论将其连缀起来。报纸归纳分析俄国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给读者提供一篇类似内部短评的东西。这对高尔基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他花了很多心思去琢磨。
高尔基在这个专栏增添了一种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文体——小品文。在评论各报刊的时候，他常常抨击萨马拉地方上那些权贵和豪绅，毫不掩饰地为劳动阶级的青年、仆人和穷苦者仗义执言。
几个月后，《萨马拉日报》的小品文“漫谈”专栏也移交给了高尔基。1895年7月14日，高尔基开始用叶古杰尔·赫拉米达的笔名在《萨马拉日报》“漫谈”专栏中专门写小品文。
用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同高尔基的小说比起来，虽然写得粗糙一些，但这些文章无情地讽刺、抨击俄国社会现实的黑暗面，磨炼了他犀利的政论文笔。
在萨马拉日报社工作期间，他除了每天必须写一篇新闻小品，一周发表一篇文艺作品外，他还用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汲取小说的素材，写成了《结局》、《木筏上》、《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有一次，在秋天》、《游街》、《金扣子事件》等著名的短篇小说。
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的思想向着深刻、成熟更进了一步。
在此期间，高尔基的生活十分紧张、充实。夜晚的行人走过冷清的伏兹涅辛斯基大街，透过高尔基地下室的窗户，能看到淡黄色的灯光下，有一个伏案写作的人，这就是高尔基，他常常夜以继日勤奋地工作着。
高尔基在萨马拉干了整整一年，在这里他认识了《萨马拉日报》的18岁的校对员女孩卡杰琳娜·巴甫洛芙娜·伏尔茬娜，他们深深地相爱了。
当时，能在《萨马拉日报》上发表文章的，除了柯罗连科外，还有加陵·米哈伊洛斯基、马朋·西比里亚克等俄国的知名作家。高尔基和他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大大地提到了他的知名度。
一年之后，高尔基成为了众所瞩目的作家，伏尔加河一带的所有报纸都争着聘请他参加他们的编辑部。
高尔基最终接受了《下诺夫戈罗德报》的邀请，再次回到了故乡，从事该报的编辑工作。
轰动俄国文坛
1896年春，全俄工业展览会在下诺夫戈罗德开幕。这次展览会的目的，是向整个欧洲显示俄国的成就和力量。
在一块紧挨着贫民窟的荒地中，搭起了一座一座漂亮的陈列馆，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棉织物、麻绳、神像、彩瓷、锦缎、铁耙、皮革等物品。
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牧人吹奏着“光荣，光荣，我们俄罗斯的沙皇”的调子，一只双头的金鹰的国徽在会场上放射着耀眼的亮光，空中停泊着无数的气球。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临会场主持开幕式。
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整版地报道了展览会的“盛况”，大肆鼓吹俄罗斯帝国的力量。
对于这场展览会，高尔基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但他的文章却似一份份严峻的起诉书。他在描述展览会展出的油、金子、皮革生产的同时，也写到了采油工人、淘金工人、制革工人的痛苦生活，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生活画面。
就在这个时期，高尔基创作了一些反映流浪汉和下层人民生活的著名短篇小说，如《在草原上》、《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和《曾经是人的动物》等。他的这些作品表明，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是俄国统治阶级剥削所造成的结果。
高尔基的名字越来越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在梯弗里斯，有一个名叫阿芳拉赛夫的工人被捕了，他是一个革命者。在这个人的住所里，警察搜到了一张高尔基的照片。
高尔基再一次被逮捕了，他被从故乡下诺夫戈罗德押到梯弗里斯，关进关押政治犯的专门牢狱麦特赫堡。几天之后，虽然宪兵方面极力想把高尔基拉进阿芳拉赛夫的案件中，但除了一张照片，他们再也找不到任何罪证，只好将高尔基释放。
高尔基回到了下诺夫戈罗德。此后，他的住宅周围，经常出现奇奇怪怪的人在此徘徊。
这年8月，高尔基前往萨马拉，同心上人伏尔茬娜举行了婚礼。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他便是高尔基的独生子马克西姆。
由于多年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加上报刊工作的劳累，新婚不久的高尔基就病倒了。10月，他病在床上3个多月，医生劝他去南方治疗。他先在克里米亚住了一些时候，接着到了乌克兰，在一个恬静的村庄玛努伊洛夫卡休养。康复后，他又回到了下诺夫戈罗德城。
回到故乡，高尔基为下诺夫戈罗德城的穷苦孩子们筹划一个圣诞集会。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各色各样的袋子、匣子，那是给孩子们准备的节日礼物；到处是一卷一卷的布料，高尔基请来的裁缝们正在给孩子们赶制衣服。
圣诞节到了，高尔基为孩子们准备的圣诞树是巨大的，五彩的灯射出欢快的光芒。大约500个贫苦的孩子都应邀参加了这规模空前的圣诞晚会。
在新年来临的时候，高尔基还想到了农村的孩子们，他把杂志上的一些图片剪下来，订成册子，给农村的孩子们看。
高尔基也没有忘记给那些通常被称作流浪汉的人们。在一座全城闻名的圆柱厅的建筑里，高尔基为他们办了一所白天的休息所，在那里有一个图书馆和一架钢琴。流浪汉们在那里可以觉得自己又过上了“人”的生活。
1898年，对于高尔基来说，是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高尔基摆脱了紧张的报馆工作，开始了专职作家的生涯。
此时，有人建议他把自己几年来写的小说编成两卷单行本，但一些出版商认为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后来，两位出版商陀罗瓦托夫斯基和查鲁什尼可夫同意出版高尔基著作的单行本。
同年三四月份，高尔基从自己的700多篇作品中选出20余篇作品，出版了《特写与短篇小说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每本10篇。选集在10个月内售完6000多册，一下子轰动了整个俄国文坛。
第二年，高尔基的两卷集再次出版，同时还增加了第三卷。不到一年，三卷集又销售一空。这在俄国出版界是从未有过的大事。要知道，这些作品只不过在省报上刊登过而已。
整个俄国知识界都在纷纷议论这颗文坛新星。三卷集包括了高尔基早期有名的作品。它的出版给高尔基带来了真正的声誉，这也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些作品很快被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高尔基的名字越出了国界，从此成为了闻名欧洲的大作家。
1899年，高尔基的声望已经非常大了，他在首都举办了庆祝创作的文学晚会，做了关于他的演讲，撰写和出版了关于他的小册子。当巡回展览会上出现了列宾画的高尔基的一幅肖像画时，这幅画就成了展览会上“最精彩的东西”。青年人怀着关切、崇敬的心情围拢来注视这位新作家的面容。
随着高尔基的成名，他先后认识了许多俄国作家，如契诃夫、托尔斯泰等。
高尔基和契诃夫的友谊，与柯罗连科一样，也是在对文学创作的切磋中发展起来的。契诃夫是一位艺术造诣更高、要求更严格的作家。1899年，高尔基把自己的两卷集送给了契诃夫，并开始同他通信。高尔基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巨大的独特的天才，一个在文学史上和社会风尚上的划时代作家”。
契诃夫也肯定了高尔基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高尔基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高尔基“确实有才气而且是真正的、巨大的天才。例如你的《在草原上》这篇作品就表现了非凡的天才，这篇作品不是我写的，它使我不胜羡慕。你是艺术家，很聪明，你有敏锐的感觉。你善于雕塑造型，这就是说，当你描写东西的时候，你是看得见它和用手摸得着的。这是真正的艺术。”
1900年，高尔基又见到了自己在11年前就想见到的大作家托尔斯泰。他兴奋地给契诃夫写信描述了内心的激动：“一看到他，就非常愉快地想到自己是一个人，并且意识到，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列夫·托尔斯泰的。”
契诃夫建议高尔基离开故乡去莫斯科或彼得堡居住，他认为这对于高尔基的创作会更有益。同一年，高尔基来到了彼得堡，他与新出版的《生活》杂志取得了联系，积极参加该杂志文艺栏的组织工作，并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作品，如《福马·阿尔杰耶夫》、《三人》、《基里尔卡》、《二十六个和一个》等。
这些作品中，《福马·阿尔杰耶夫》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成功地暴露了俄国资本家的罪恶本质，高尔基从此得到了更多的拥戴，也招致了许多人的恐惧和仇恨。
《福马·阿尔杰耶夫》以连载的形式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后，成为轰动一时、争相传阅的作品。
也是从这时起，高尔基引起了许多西欧文学家、批评家的注意。
在这之前，高尔基都是以写作短篇小说而出名的，《福马·阿尔杰耶夫》的问世，意味着他在创作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
受到沙皇迫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斗争蓬勃发展的年代，高尔基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彼得堡，他密切地关注着国家的政治活动，注视着国民的政治生活。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委托，开始撰写传单，收集民间流传的禁书，大力倡导工人运动，并把自己同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形成以文学为手段的革命运动。
20世纪初，俄国受到欧洲爆发的工业危机的影响，有多家企业倒闭，10万多工人被解雇。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工人运动大规模地开展，并逐渐由经济斗争转入到政治斗争。
工人们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的口号。
在这种情形下，工人运动领导人列宁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
1900年12月，列宁在国外创办了报刊《火星报》，刊头引用的是12月党人答复普希金的诗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作为题词。列宁通过这份报纸，用革命理论来武装工人，领导他们同沙皇做斗争。
农民的斗争，工人的罢工，学生的罢课，各种力量融合在一起，共同抗击着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
高尔基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文化主将之一。他开展广泛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到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列宁《火星报》创刊以后，他从这个报刊中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和斗争的力量。因为高尔基本人参加了革命实践，又接受了列宁的革命思想，他的文学创作逐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01年2月，高尔基在彼得堡参加了俄国作家协会为了纪念农奴解放40周年而举行的特别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高尔基发表了抨击沙皇政府的尖锐演说。
同年3月4日，高尔基又参加了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附近举行的学生示威游行，他亲眼目睹了沙皇宪警残暴地冲散学生的游行队伍、野蛮地殴打和镇压游行的群众。他无比愤慨，在彼得堡文艺工作者反对沙皇的抗议书上签了名，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
3月12日，高尔基回到了故乡下诺夫戈罗德。他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他根据自己在彼得堡的经历，结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既带有象征意义又充满激情的短篇小说《春天的旋律》。
这篇小说的大意是说：当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在作者窗外的花园里，有一群鸟儿在自由地交谈着。它们谈论的话题是关于“大自然即将苏醒”、“自由”和“宪法”等。
其中，“七等文官老麻雀”是个自由主义者，它曾经也梦想过自由与宪法，它轻轻地喊过“自由万岁”，但立即又大声地补充一句“在法律限制的范围以内”。
“令人尊敬的老乌鸦”讲话一向那么简短扼要，它总是叫着“鸣哇——是事实！”“鸣哇——是事实！”既持重，又肯定。
“告密者年轻的大公鸡”则“本着职分所在”，“要细听栖息于空中、水里和地下的一切生物的谈话，并且严密注意他们的行动”。
高尔基特别注意刚飞来的一群金翅雀，因为它们希望整个大自然快点苏醒。
“四等文官灰雀”闻到空气里有股什么气味，它在打牌的时候，听到一只“世袭的可敬的鸱鸮”也讲过同样的话，表示要察看，要追究，要“弄个明白”。
这时，“诗人云雀”飞来了，它预言到黑夜即将消逝，曙光正在微笑，“我要迎接朝阳，迎接清晨，迎接光明和自由”。
不用说，“四等文官灰雀”和“告密者年轻的大公鸡”是都瞧不起云雀的，灰雀甚至骂它是“一只灰色的下流货”。而在花园的角落里，有一群金翅雀坐在老菩提树的树枝上，听着其中一只唱着它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带有鼓动性的关于海燕的歌。
高尔基写的这篇作品把鸟儿拟人化，而且对其中某些鸟儿加上官衔和称号，用来讽刺俄国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抨击沙皇统治。由于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杂志社只刊出了小说结尾部分的诗歌，这就是高尔基著名的作品《海燕之歌》。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
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这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
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高尔基通过描绘出一幅暴风雨到来前的气势雄伟的自然景象，以借景托情的手法酣畅淋漓地抒发了无产阶级准备投入战斗的豪迈情怀。高尔基把暴风雨直接同革命联系起来，庄严宣告，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并号召人民起来参加战斗！这说明，他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探索中，又前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高尔基还以鄙夷的笔调写了一些海鸟——海鸥、海鸭、企鹅。当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它们吓得惶恐不安，有的呻吟着，有的在大海上飞窜，有的畏缩着躲藏在峭崖底下。在它们身上，人们看到了革命风暴到来之前惊慌失措、悲观失望、企图向敌人妥协投降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小市民的丑恶嘴脸。
高尔基的《海燕之歌》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时那种革命气氛的最生动的反映。它问世后，对俄国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过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它立即成为革命人民与沙皇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这部作品的发表，给高尔基带来了更大的声誉。这时高尔基的世界声誉已经无可辩驳地形成了。
对于高尔基的战斗檄文，沙皇政府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首先封闭了《生活》杂志。不久，高尔基也因为替工人购买革命宣传用的油印机一事，被关进了下诺夫戈罗德监狱的第四层塔楼里。
高尔基被当做一个危险的犯人受到特别的迫害，当局禁止他与外界的一切来往，还对他施用种种酷刑。监狱的迫害使高尔基又一次病倒了。
高尔基在监狱中生病一事，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抗议之声遍及整个俄国。已经是70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也出来为这位生病的作家说话。
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他们从监狱里放出了高尔基，把他禁闭在家里。
尽管这样，沙皇政府仍然害怕高尔基与地下党、工人以及革命学生发生联系，他们对他采取了更严厉的监管手段：在高尔基的寓所厨房里，他们派了一个警察，在过道里也有一个警察。高尔基只有在其中一个警察的监视下才能上街办事。
这年9月，沙皇政府又把高尔基放逐到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城市。但此时高尔基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医生认为病人必须去南方治疗。政府准许高尔基到克里米亚小住治疗。
在高尔基临行前，当地的革命青年巧妙地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来为高尔基送行。
高尔基来到车站的时候，站台上已经聚集了许多学生和工人，群众高唱着革命歌曲，与他们敬爱的作家告别。
警察命令车子提前开走。火车在口号“高尔基万岁！”“言论自由万岁！”“打倒专制主义！”声中离开了车站。
对于群众为高尔基在车站送行事件，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示威游行开始了》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11月7日，下诺夫戈罗德这次规模不大的然而是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
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洲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故乡。有一位在下诺夫戈罗德示威游行时发表演说的人说得很对，这位作家的全部武器就是自由的言论。
沙皇的爪牙在暗中胡作非为，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克里米亚，高尔基和早先在此等候他的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相聚在一起。
契诃夫给高尔基介绍刚刚组建不久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
高尔基对大家说：“朋友们好，见到你们很荣幸！”后来，他不顾自己肉体上的病痛为艺术剧院创作了他第一个剧本《小市民》。
《小市民》描写的是帝俄时代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过着空虚生活的故事。
老别斯谢苗诺夫是一个专横顽固、愚昧无知、害怕新生事物的保守人物。他是一个保守的小市民的典型。
他的儿子和女儿则是“文明的”市民。他的儿子虽然表面上不满意他的家庭，还有社会，而且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给开除了，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后悔了。他的女儿则苦闷无聊，想自杀又没有成功，也渐渐地和她的父亲妥协了。
别斯谢苗诺夫父子之间的冲突是表面的、不真实的。剧本的真正冲突是这一家人和养子工人尼尔之间的冲突。火车司机尼尔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他乐观热情，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相信工人阶级一定会成为生活的主人。因此他说：“谁劳动，谁就是主人。”
尼尔富有改造生活的激情，宣称“没有不变的火车时刻表”。他也知道，要通过斗争才能够改变现存的制度。因此他说：“权利不是给的，而是争来的。”
尼尔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不过，高尔基只写了他同这一家人所进行的斗争，还没有能在革命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展示他的性格。
高尔基的这个剧本通过剧中火车司机尼尔之口，鼓励劳动者做自己的主人。
《小市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由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尼尔。虽然沙皇政府对此剧本大肆砍伐，但演出仍取得了巨大成功。
1902年，高尔基的这个剧本获得了当时俄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金，即格立鲍叶笃夫文学奖金。
2月，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养病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插曲：科学院选举高尔基为科学院名誉院士。
警察局气急败坏地把这件事上呈沙皇。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份记载着高尔基当选为名誉院士的报纸上，写下了如下的批语：
此事荒唐之至。
随后，沙皇在给教育大臣的一封信里，又这样写道：
当兹骚扰之世，科学院所选举者，竟乃此类之人物。予于全部事件极为愤慨。
几天后，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被撤销了，这引起了俄国知识界的愤慨。大作家契诃夫和柯罗连科毅然抛弃了他们自己名誉会员的称号，以示抗议。
列宁的《火星报》撰文也为高尔基打抱不平，文中称他是“抗议群众的天才代表”。
沙皇政府终于控制不住对高尔基的恐惧，在5月，将高尔基流放到阿尔扎马斯。
发表戏剧佳作
阿尔扎马斯是下诺夫戈罗德南部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居住的多是退休的公务员和教士，其余的都是在本地做小买卖的商人。
沙皇政府把高尔基流放到这里的原因是为了使他不再宣传革命。高尔基住在一所有花园的木头房子里边，给契诃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儿很安静，空气也可人意。到处是园林，夜莺在园里歌唱，特务们却在灌木间藏着。我想，夜莺是每一个园子都有的，而特务大概只是在我的花园里才有的。在夜晚的暮色中，他们坐在我的窗下，希望偷看我怎样把叛乱传播给俄罗斯。他们假若发现不了什么，就要嘀咕几句，并且恫吓我家里的人。
高尔基做的每一件事，警察都会产生怀疑。勇敢的高尔基有时候竟然故意和坐在他窗下的特务打招呼，来揭穿他们身份。
有一次，高尔基曾和窗下的特务进行过这样的交谈。
高尔基问：“你是他们派来监视我的，是不是？”
特务说：“您误会了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高尔基继续问：“你在说谎，你不是一个特务吗？”
特务说：“我真的不是，上帝可以作证。”
高尔基岔开话题：“你干这个职业已经好久了吧！”
特务一下子就露馅儿了，他回答说：“不，才不久。”
尽管高尔基受到这个特务的监视，但在他流放生活中却并没有与革命断绝联系。
他写的《在底层》所描写的是被疯狂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抛掷出去的一些人。他们像野兽一样栖身在城郊柯斯狄略夫夜店里。这里有小偷、妓女、落魄的男爵、戏子、锁匠、鞋匠、做帽子的工人及搬运工人等。他们被剥夺了常人的生活权利，失掉了爱情和自由，被活活地埋葬在这个已被烟熏得乌黑的地窖一样的地下室里。这个夜店存在的本身，就是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犯罪的物证。
这部作品是高尔基20年来观察流浪汉生活的真实写照。剧本告诉人们，像专制俄国这样摧残和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存在下去的。这是剧本的革命意义，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厉控诉，剧本启发人们“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
此后，高尔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活动联系得更为紧密，他经常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有来往，还毫不畏惧警察的严密监视和迫害，对列宁主办的《火星报》给予大力的帮助，并为《火星报》筹集资金。
12月，高尔基的第二部戏剧《在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这部戏的上演，同样受到沙皇政府的无情压制。但它上演后引起的轰动是史无前例的，它是高尔基最优秀、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剧本。1903年1月，这部戏在国外的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很快演遍了欧洲各国。
1904年，他接着创作出了《避暑客》。11月，高尔基亲自出席了在彼得堡的科米沙尔热夫斯卡娅剧院进行的《避暑客》的首演。
1904年12月，高尔基决定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剧团，这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戏剧团体，将会更好地配合高尔基完成一些斗争的任务。然而，这之后在彼得堡发生的“流血星期日”惨案，阻止了这一切的进行。
反对专制暴政
1904年2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穷兵黩武，为了扩大俄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东北同日本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史称“日俄战争”。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俄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数万官兵伤亡；中国东北的一条由俄国参与修建的铁路南满铁路、中国的旅顺和大连，以及俄罗斯最大的岛屿萨哈林岛的南部，根据《朴茨茅斯条约》出让给日本。
“日俄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沙皇专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同时也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各处工人罢工，海陆军哗变，农民暴动，各种党派团体蓬勃兴起。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的工人们怀着向沙皇寻求保护的想法去冬宫游行，他们抬着沙皇的画像，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的歌曲，带着致沙皇的请愿书向冬宫走去。请愿书中写道：
我们，彼得堡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沙皇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倍受压迫，担负繁重不堪的劳动，忍受着欺凌和种种非人的待遇。我们再也不能忍耐，我们活到了可怕的时刻，宁死也不能继续忍受下去。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派出了军队，枪杀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一天，有1000多工人被击毙，2000多工人受伤。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惨案，这一事件标志着俄国革命风暴的来临。
高尔基是在这个“流血的星期日”的前三天到达彼得堡的。在这个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听到了开枪的信号，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愤怒斥责，亲眼目睹了这幕流血惨剧。
高尔基被这大屠杀的场面深深震惊了，他回到住所，立即写了《致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国舆论界的控诉书》。
在这份《控诉书》中，高尔基痛斥彼得堡大街上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他大胆地揭露凶杀的主犯就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在《控诉书》的最后强硬地声明：
我们再不应容忍这种社会制度了，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以迅速的手段、坚毅的精神，团结奋斗，一致反对专制政治。
当晚，高尔基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址发表了演说。演说中，他指出“流血的星期日”事件意味着俄国革命的开始。
高尔基当场为蒙难者及其家属募捐，并散发了自己带头签名的募捐书和《控诉书》的复件。
同一天，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就这样，俄国革命正式开始了。我的朋友，为此我向你表示真诚而郑重的祝贺。虽然一开始有些人便牺牲了，但他们的牺牲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历史正在改变颜色，变成新的鲜红的颜色，那是用鲜血染成的。”
第二天晚上，控诉书的手稿，落到了沙皇警察的手中。他们认出这是高尔基的笔迹。
高尔基再次被捕了，并于1月12日被押解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关进了俄国最大的一所关押国事犯的监狱——特鲁别茨克棱堡的单人牢房。
面对沙皇官员的问话，高尔基承认了自己是草拟《控诉书》的执笔者，并且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
高尔基的这一次被捕，轰动了全欧洲，因为此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全欧洲闻名的作家了。
德国报纸给俄国内务部长寄出了一封由269名德国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签名的信，要求释放高尔基。法国著名人士雕塑家罗丹、作家法朗士、白里安等也联名电慰高尔基。
法国作家法朗士在巴黎大会上的一句话说出了群众的心声，他说：“高尔基不仅属于俄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应当起来保护他。”
法国《人道报》收集了大量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的签名，抗议逮捕高尔基。
美国舆论界对于俄国同日本作战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也极为反感。“流血星期日”惨案发生后，高尔基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美国许多报纸也都参加了援助高尔基的活动。整个西欧舆论界甚至为抗议高尔基被捕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
此时的俄国刚被日本打败，威望一落千丈，加之国内财政困难，希望外国能给予援助，所以对各国的舆论不能不有所顾忌，沙皇政府只好再次让步。
高尔基假释，但条件是必须交10000卢布的保证金；假释期间不得外出，随时在彼得堡听候审讯。
即使是在监狱里，高尔基还是写了新的剧本《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
高尔基患有肺病，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肺病又严重起来。出狱之后，他不顾当局的限制，再次去克里米亚养病，但是他还是被那些宪兵们严密地监视着。
但就算是这样，高尔基还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联系。
这年4月，列宁的助手勃鲁耶维奇受列宁的委托来拜访高尔基。他们决定把高尔基和其他几位《知识》出版社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拿到国外出版，用来资助布尔什维克党。
夏季，高尔基移居到芬兰，他在那里享受到的政治权利要相对大一些。高尔基在这里可以经常会见一些朋友，其中有著名画家列宾、批评家斯达索夫、作家安德列夫等。
9月，高尔基来到了莫斯科。这时的俄国革命风暴已经席卷了全国，全俄政治罢工和莫斯科武装起义把俄国的革命推向了高潮。
在高尔基的大力协助下，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秘密报纸《新生活报》创刊了，从第六期起该报的编辑便是从国外回来的列宁。
11月，高尔基应邀秘密地去彼得堡会见列宁。11月27日，列宁和高尔基第一次会见。高尔基向列宁讲述了莫斯科工人的革命热情，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12月，布尔什维克开始在莫斯科组织武装起义，当时斯大林在外高加索也发动了起义。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为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机器。
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了。1906年1月，高尔基写了《致全国工人的信》，这封信的打印稿传遍了整个俄国。高尔基在信中写道：
无产阶级虽然遭到了损失，但并没被敌人打败。革命已被新的希望巩固起来，革命的力量已经充分地成长起来。俄罗斯无产阶级正在向着决定性的胜利前进。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思想坚定、自觉、对俄国未来充满信心的阶级。
起义失败后，高尔基时刻会被逮捕。于是，1906年2月，高尔基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异国他乡去了。
流亡中的使命
1906年，高尔基秘密从俄国出发，经过瑞典，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这时的高尔基在德国早已是万人瞩目的焦点人物。
早在1901年，德国出版界就曾发生了6家出版商同时争着出版高尔基文集的事情。1903年1月，高尔基的剧目《在底层》在柏林上演时，再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05年，当高尔基在狱中患病时，德国报纸曾发出了一封有269名德国名人联合签名要求释放高尔基的信。
如此种种，使高尔基到柏林，获得了德国人民的空前欢迎。
为了迎接高尔基的到来，德国戏剧界的权威剧作家马克斯·莱因哈特专门组织了一场以高尔基剧目为专题的公开演出，各个图书馆里悬挂着高尔基的大幅照片，把他的书陈列在临街醒目的橱窗里。
高尔基亲自来到戏剧院答谢观众，当他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一起起立向他致意，并高呼万岁。
高尔基把演出所得全部捐献给了国内的布尔什维克，用于革命事业。
高尔基还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等人。德国人民把他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来欢迎。高尔基作为一个热情的宣传者、革命家深深地留在了德国人民的记忆中。
接着，高尔基离开德国，经过瑞士，来到了法国。高尔基到法国是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的，他的使命是阻止法国政府借款给俄国政府。因为俄国政府借款的目的是帮助沙皇政府在日俄战争失败后渡过难关。他的任务就是呼吁法国舆论反对给予沙皇政府帮助。
1906年4月9日，法国《人道报》发表了高尔基的呼吁文章，标题是《不给俄国政府一文钱》。
这份呼吁书得到了法国“俄罗斯人民之友协会”的大力支持。尽管法国银行遭到这样的抗议，但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仍然同意借款。
于是，愤怒的高尔基伤心地离开了法国，前往美国。
因为他在美国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费尽心机阻止高尔基来美。他们利用美国法律禁止无政府主义者入境的理由，阻止高尔基去美国。
由于他们很难把高尔基算做无政府主义者，所以这一阴谋没有得逞。在马克·吐温的帮助下，高尔基顺利进入了美国国境。
高尔基一到纽约，就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数百艘满载着新闻记者的快艇离岸去迎接他所乘的轮船，许多家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他到达美国的消息。
以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首的一家作家俱乐部还为高尔基举行了欢迎的盛宴。
高尔基举行了群众大会，为俄国革命募集资金。他的行动不断引起俄国驻美大使馆的恐慌。
俄国驻美大使馆又使出了新的花招。他们收买了黄色报纸，大肆诽谤高尔基，说随高尔基来美国的那位夫人不是他合法的妻子。
原来，当高尔基和妻子伏尔茬娜的婚姻在维持了7年之后，他们的感情便出现了问题。此后，高尔基又爱上了一名叫做安德列耶娃的女子。
安德列耶娃精通几个国家的语言，而高尔基只懂俄语，所以高尔基在出国的路途上有安德列耶娃的陪伴，会非常方便。
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娃同居后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便利用这一点来制造绯闻。
这样一来，他们卑鄙的手段居然得手了。高尔基在美国的声誉立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纽约的大旅馆都纷纷拒绝租给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娃两人房间居住。
美国工人和进步知识的分子对于这种迫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写信来安慰高尔基，许多人还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家里去住。
最后，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娃接受了当时纽约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马丁夫妇的邀请，搬进了他们的别墅。
因为俄国大使馆的迫害，高尔基为革命筹集的资金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数目。但高尔基丝毫没有被遇到的困难吓倒，始终是斗志不减。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无论大使馆，资产者、联盟分子及其他的家伙们怎样干扰我，钱还是会有的。要么让我跟警察一起带走，要么我像王子一样地凯旋离去，二者必居其一。
啊！他们以为美国又怎么样？我要让他们晓得，俄国人不是好惹的，更何况是高尔基呢！
1905年的革命运动，提高和加深了高尔基对时代、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认识。他对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探索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更高的阶段。
这一切都使高尔基愈加迫切地感到文学必须反映革命现实的英雄气概，表现新的英雄人物，也使他更加尖锐地感到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局限性。
在马丁夫妇的别墅里，他完成了一部划时代的剧本作品《敌人》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奠基之作——长篇小说《母亲》的第一部。
此外，他还写了一组痛快淋漓揭露资本主义所谓文明的政论文集《我的会谈录》和《在美国》。其中，《我的会谈录》包括6篇讽刺性的抨击文，即《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美国的法兰西》、《俄国沙皇》等，《在美国》包括《黄色魔鬼的城市》、《无聊的王国》、《暴民》等。
高尔基的《敌人》是一个描写工人“暴动”的剧本，故事以1905年初莫洛佐夫工厂发生的事件为素材，显示了工人群众的觉悟的提高，揭露了资产阶级各派在维护本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这是高尔基继《小市民》之后又一个写工人斗争题材的剧本，而且各方面都比《小市民》更前进了一步。
在这之前，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是以个别人物之间的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态度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敌人》则是以两个阶级的公开政治冲突为情节的剧本。剧中人物的言行和道德观念的准则都受到两个阶级根本冲突的制约。剧中的工人集体是由性格不同、政治思想成熟程度不同的个人组成的。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是以1902年索尔莫沃被镇压的“五一游行”事件与1905年作者自己的革命经验写成的。
故事取材于真人真事。“五一游行”的组织者工人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继续儿子的事业。
扎洛莫夫被流放后，高尔基又和他通信，每月寄钱给他。1905年，扎洛莫夫从流放地逃回来，专程去芬兰会见高尔基。高尔基询问了他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情况，并以他们的故事完成了小说《母亲》。
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在这里工人们一如既往地过着贫困的生活。老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被厂主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悲惨地死去了。他的儿子巴威尔·符拉索夫没有走父亲的老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迅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成为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巴威尔在自发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挺身而出，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同厂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辩论；另一方面，他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但由于广大工人尚未觉醒，巴威尔也缺乏斗争经验，在演说时过多地讲道理。结果，厂主一出现，工人们马上惶惑地给他让路，还有人脱帽、行礼。斗争以失败结束。当晚，巴威尔被捕了。
小说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巴威尔的母亲尼洛夫娜。她像千百万受压迫的妇女一样，被繁重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人。
丈夫死后，当儿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时，母亲也在儿子以及他的同志们的启发、帮助下，逐渐接受革命的真理。沙皇抓不着巴威尔等人的把柄，只好把他们放出来了。
通过监狱生活的锻炼，巴威尔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同时逐渐掌握了斗争的艺术。因而，出狱后他重视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了把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五一”游行时，巴威尔高举红旗开路，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了一样”。
在游行的过程中，巴威尔的母亲始终与儿子在一起，她也同敌人进行了搏斗。儿子被捕后，她主动向周围的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表明她的革命意识已经觉醒。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巴威尔的母亲开始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
她搬到城里，和革命者住在一起，坚决担负起革命工作，完全献身给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她常装扮成修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奔走于市镇和乡村。
巴威尔在被捕后遭到审讯，在敌人审讯的时候，他丝毫不畏惧，并且在法庭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他大力宣扬布尔什维克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揭露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预言了旧世界的灭亡。这个时候的巴威尔已经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的成熟的革命者。
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及斗争，更进一步提高了母亲的觉悟。
小说结尾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送印有儿子在法庭上演说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母亲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在被捕时，她庄严地宣称：“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这部小说高度艺术地概括了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大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既表现了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迅速觉醒，也描写了农民流动和农村分化的情景。
小说塑造的巴威尔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典型。而母亲尼洛夫娜，一个从逆来顺受到终于随儿子巴威尔走上反抗道路的普通俄罗斯妇女，是又一感人至深的形象。高尔基通过这个普通母亲的形象，写出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度和广度。
在《母亲》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情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了作品的主人公，这是世界文学中破天荒的大事。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而革命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很多群众和工人还没有觉醒。高尔基在这个时候写出的赞颂工人革命斗争、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坚信无产阶级必胜的作品，自然会有力地支持革命。这正是小说的意义所在之处。
高尔基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母亲》展示了俄国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规律，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
这部小说首先在美国发表，随后在欧洲以各种文字出版。它的问世不仅使高尔基在美国和欧洲各国赢得了读者，也极大地鼓舞了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
俄国沙皇政府很快发现了《母亲》的巨大革命意义，他们封闭了发表《母亲》第一部的杂志《知识》，气急败坏地在彼得堡市政厅的公告栏里张贴了一条布告：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系下诺夫戈罗德城原裱糊业公会之手艺人，警局得凭彼得堡地方法院所发之拘票加以逮捕。
沙皇政府的这一通告令正式将高尔基列为了俄国的政治要犯，俄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民主自由而称的美国已经无法成为高尔基的久留之地。经过半年的流亡之后，在1906年的秋天，高尔基带着安德列耶娃离开了纽约这座被他称作是“黄色魔鬼”的城市。
正式会见列宁
1906年10月，高尔基从美国来到意大利，成为一个流亡国外的政治分子。在这里，高尔基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作为俄国的著名作家，在20世纪以来，高尔基越来越受到意大利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当高尔基到达那不勒斯的第一天晚上，他在去剧场看戏时，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尽管他到达剧场的时候序曲已经开始，但他还是受到了注意。音乐立即停止，大厅里的灯都亮了起来，演员们从幕后走了出来，观众也都纷纷起立，向高尔基欢呼：
“高尔基万岁！”
“俄国革命万岁！”
“打倒沙皇！”
与此同时，乐队演奏改为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的赞歌马赛曲，表示对高尔基的光临的欢迎。剧院经理献上了鲜花，整个剧院都在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三天以后，这个城市的无产阶级组织为高尔基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高尔基非常感动，他在大会上致辞：
意大利同志们：
虽然我不懂你们的语言，你们也不懂我的话，但我了解你们的夙愿和希望，你们也同样了解我的夙愿和希望。这一伟大而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我们友谊的保证。
你们的欢迎在我看来，并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我的祖国的欢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不配享受这样的荣誉。我把你们的欢迎看成是对正在争取自身解放的俄国和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欢迎。
一周的那不勒斯生活，高尔基是幸福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以发表文章、写信、打电报表示自己的喜悦。
高尔基，就像几十年前初到意大利的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一样，把意大利看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说：
意大利是欧洲大陆一个最美丽的国家。假如我不是一个俄国人，那么我宁愿做一个意大利人。
高尔基一心渴望参加工作，于是他离开了美丽的那不勒斯市，选择了幽静的喀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
11月，他完成了《母亲》第二部的创作。这后一部的故事讲述的是巴威尔在游行被抓后他母亲的革命和对巴威尔的审判。
随后，高尔基迎来了他一生的重要时刻，那就是与伟人列宁的交往。
1907年4月，正在意大利旅行的高尔基接到了俄国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在4月30日至5月16日，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休息的时候，高尔基总是在教堂的院子里同一群布尔什维克工人谈话，询问他们以及工厂里的情况。
会议结束后，一个秃顶、矮胖，身材结实，讲话时喜欢咬着带喉音的“阿”字的人走到了高尔基的跟前。他握着高尔基的手，用他那特别明亮的眼睛亲切地看着高尔基，热情地说：“欢迎你啊，高尔基同志。”这个人就是列宁。
虽然这已经是高尔基第二次见到列宁了，但由于上次他正在生病，没有与这位伟大的人详谈，所以这一次的交往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高尔基在他的回忆录《列宁》里，专门描写了在这次会议中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见面的情景。关于他与普列汉诺夫的见面，他这样写道：
当我被引见给普列汉诺夫的时候，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看着我，有点厌烦，好像一个教书教厌了的教师又看到了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很敬仰您的才能……”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无论是他，还是我，谁都不想推心置腹地交谈。
关于高尔基与列宁的见面，他这样描写：
列宁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那一双灵活的惊人的眼睛，立即就谈到了《母亲》这本书。
我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匆忙，列宁就肯定地点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他说我能赶写出来就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
最后他评价《母亲》说：“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唯一的，然而对我却是极其珍贵的赞语。
接着，高尔基又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了对比。普列汉诺夫留给他的印象是：
他穿着礼服，扣上所有的纽扣，像一个新教牧师。他坚信他的意见是不可辩驳的，每一个字眼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们头上的空气里播出流利又漂亮的语句。
而列宁留给高尔基的印象却是：
列宁匆匆登上了讲台，用喉声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的演说的和谐、完整、明快和强劲，他站在讲台上整个形象——简直就像一件古典艺术作品：什么都有，然而没有丝毫多余，没有任何装饰……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似的天生不可少。
在回忆录里，高尔基还说出了自己对列宁的主要印象：“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丝毫‘领袖’的气派。”
通过这次会议，高尔基更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是无产阶级唯一的伟大革命领袖。大会以后，列宁和高尔基都旅居国外，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不久，在巴黎一个学生住的公寓里，高尔基又拜见了列宁。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妮为他们每人递过一杯茶，走出了房间。高尔基是来和列宁讨论组织一个新的出版机构的事的。因为当时的《知识》出版社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查封。
高尔基说：“这个机构要尽可能地把我们的文化人包容进去。最好是由伏洛夫斯基来负责国外的编辑工作。由达伊斯尼茨基负责组织工作。我们应当出一套关于西方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丛书，还可以有一些历史文明的书籍。这样可以供工人们学习……”
高尔基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列宁打断了，他说：“高尔基同志，我们必须估计到检查制度的限制和组织工作的困难。同志们的大多数都在为党的实际工作所拘束，他们没有时间来写。一本厚厚的书只有知识分子来读。我们需要的是报纸和小册子。我们要将报纸和小册子散发到群众中去。等到时机好转后，再设法成立出版机构。你以为如何？”列宁停了停，接着又说：“1905年成立的俄国国会杜马是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党，他们耻于为十月党人，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右倾的路……战争已经迫近，可能不止一次，是一连串的战争……”
他站了起来，做出他的特有的姿态。他的拇指放在大背心的腋下，在小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明亮的眼睛眯了起来，他说：“战争正在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到了腐烂的发酵的程度，我们即将见到整个欧洲的战争。无产阶级很难避免这场大屠杀，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呢？整个欧洲的工人罢工吗？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和觉悟起来。这样的罢工一定是国内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不能指望这个。”
他停住脚步，用鞋底摩擦着地板，忧郁地说：“无产阶级当然会大受苦难，它的命运暂时只有这样。但是它的敌人将互相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走到高尔基的面前，好像很惊异似的，用了很大力气，然而并不大声地说：
“你想一想，吃饱了的人硬要赶着饿肚子的人去互相厮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能说出比这更愚蠢、更可憎的罪行吗？工人将为此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但是最后他们会胜利的，这是历史的意志。”
列宁有些激动，他坐下来，擦着额头上的汗，喝了几口茶，向高尔基询问在美国的情况。
高尔基说：“很艰难。社会革命党人知道了我旅行的目的。恰可夫斯基和特洛夫斯基在我还在芬兰的时候便来看我。他们提议捐款的征集不应为布尔什维克，而应为‘整个革命’。我拒绝了。于是他们派了勃莱希可夫斯卡娅到美国去，这样各自为政。显然，勃莱希可夫斯卡娅早为人所知，她的美国朋友曾广泛地宣传过她。沙皇政府的大使馆准备了一个话柄中伤我，致使我不得不从旅馆里搬出来，住进乡下一个朋友的家里。美国的同志们对在多次集会上捐得的款项处理得也颇‘随便’。整个地说来，我捐得的钱很少，美国之行简直是一个失败……”
高尔基简略地叙述着他在美国的遭遇，逗得列宁哈哈大笑。列宁笑着说：“啊！高尔基同志，简直没有想到，你还是一个幽默家……”
接着，他停止了笑，用柔和的语调严肃地说：“你能够用幽默去对付失败，这倒不错。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我喜欢幽默，但不善于幽默。生活中可笑的东西大概不比可悲的东西少，的确不少。”
两个人约定第二天再继续详谈，然而在当天晚上，高尔基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第二天，他不得不离开巴黎重新返回意大利的喀普里岛治疗休养。
登上创作高峰
喀普里是一座方圆10俄里的小岛。这座小岛是海中的一块孤岩，是那不勒斯海湾环抱中一块天然可爱的礁岩。绚丽的阳光，碧蓝的海洋，山头维绕着淡紫色的云霞，海上飘浮着星星点点的渔舟。海边是一级级向海中延伸下去的石滩，整个海岸完全被葡萄、蜜橘、柠檬、无花果之类果木的黑沉沉的叶子和橄揽树的银灰色的叶子遮盖着，显得异常美丽。维苏威火山在远处冒烟，海面上散发着鱼类和各种水草的气味，远处传来渔夫们阵阵宏亮的歌声。
高尔基爱上了岛上的热情开朗、勤劳朴实、多才多艺的渔民，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自然景色。他把喀普里称为“地中海中的瑰宝”，他感觉到了自己身体中高涨的创作热情。
他从清晨起床就开始写作，每天要坚持工作14个小时左右。下午14时左右的时候，他会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再坚持写作若干个小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
他休息的时候会在岛上旅行，洗海水浴和捕鱼。晚上有时候会在家里或朋友家举行音乐晚会或文学作品朗诵会等活动。
在这里，高尔基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对国内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消沉和变节进行抨击，如有著名的《个人的毁灭》、《论犬懦主义》等，这些文章均得到了列宁赞同。但渐渐地，特别是在1908年4月之后，因为复杂的斗争，他们的思想有了分歧。
自从1905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俄国社会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在反动派血腥镇压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大批人开始消沉、颓废、变节。在哲学方面，“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了时髦；在文艺界，阿志跋绥夫、梭罗古勃、安德列耶夫等颓废作家的大量反动、黄色作品纷纷出笼。他们辱骂革命，赞美变节，鼓吹淫乱。
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召回派”小集团在政治上要求党放弃公开合法的斗争机会，召回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因而被称为“召回派”。在哲学上，他们攻击唯物主义，宣扬马赫主义，大肆歪曲马克思主义，并提出要寻求和创造一种新宗教，使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提倡“导神论”和“造神论”。
当时“召回派”的代表人物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也寄居在喀普里岛。高尔基受了他们的影响，也主张“造神论。”
而且，在高尔基的心目中，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是知识渊博、极有才干的“大人物”，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没有他们。同时，高尔基又敬佩、拥戴列宁，他担心党内发生分裂，便再三要求列宁在这年4月到喀普里来，以便调和列宁与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们“和解”。
而此刻的列宁正在紧张地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各种各样气焰嚣张一时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反击。列宁明白，这是高尔基思想探索中一个复杂的时期，是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中的关键时刻，而对于党和无产阶级来说，争取高尔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列宁暂时中断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写作，来到了喀普里。
高尔基在码头上亲自接到了列宁，彼此热情地打过招呼。在回到高尔基的寓所的路上，列宁和高尔基谈到了当时的斗争情况。
高尔基说：“在我的心目中，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都是重要人物，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党内没有人比得上他们。我认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如果互相深切地了解之后，是可以消除哲学上的冲突的。”
列宁说：“这就是说和解的希望还是存在着的？”停了一下，他又说：“其实这是毫无用处的。”
列宁一直把对高尔基的态度与其他意见有分歧的人区分开来，他对高尔基采取了特别耐心的态度。列宁在喀普里岛一共住了6天，每天都在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进行激烈的论战。事实再次向列宁证明，他正在写的哲学著作有着怎样巨大的意义，他同马赫主义者的分歧也更加深了，而列宁在此刻也不能说服高尔基。
这之后，高尔基发表了中篇小说《忏悔》。他在这一部小说中的想法是：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思想都应该成为新的宗教，这种思想必定胜利。事实上，这是高尔基在创作上严重失败的一部作品。
《忏悔》说明了高尔基仍在坚持造神论的思想。针对这部作品，列宁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批评的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列宁并没有寄出这封信。但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便中断了。
1909年，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喀普里岛上创办了一个党校。高尔基积极投入到创作工作中去，并在党校讲授“俄国文学史”课。但是这所学校其实是“召回派”为了网罗党羽而开的。不久高尔基就看到了这种派别之争，他忧心忡忡，不知出路在哪里。他让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米哈伊尔去巴黎，去寻求列宁的帮助。这一举动改善了高尔基和列宁之间的关系。
1909年11月，在会见了米哈伊尔的当天，列宁就给高尔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鼓励和帮助这位朋友。在这封信里，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党校的本质，并鼓励高尔基不要在困难面前被吓倒。从这时起，他们之间曾中断了一年半之久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时，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谣言，涉及列宁对高尔基的态度，宣称高尔基已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列宁立即写了《资产阶级报纸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以维护高尔基，进行反击。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高尔基是一位卓越的天才文学家，他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方面已经做过许多的工作，而且还要继续做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列宁的帮助下，高尔基从1909年底开始疏远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并在1910年与他们彻底断绝关系。
1910年6月，列宁应高尔基的邀请第二次来到喀普里。
这一次，列宁的喀普里岛之行是愉快的，是这两位朋友真正的友谊的呼唤。
列宁告诉高尔基，《忏悔》发表以后，他写过一封批评这本小说的信，但最后信没有寄出。
高尔基回答说：“您不该不寄来。如果您早一点让我明白，我或许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列宁理解地说：“我一直坚信你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他们谈得真诚、坦率，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依然是一致的。
高尔基陪同列宁游览了喀普里岛上的古迹：1世纪罗马皇帝提庇留宫殿的遗址，14世纪岛上一位封建主建筑的修道院等。高尔基讲解得极为生动。作为一名文学家，他善于用几句话就描述出一幅风景画，或是描述一件事或一个人。他的这一特点使列宁甚为钦佩。
高尔基还陪同列宁游览了当地的博物馆。因为高尔基对这里的一些古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所以他能够详细地向列宁介绍。
高尔基陪列宁攀登维苏威火山，目睹冒着滚滚浓烟和气团的火山口的奇景壮观，还陪同他参观了庞贝城的遗址。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被维苏威火山喷出的火山灰所淹没，埋藏在地下1000多年，直至18世纪的时候才发掘出在火山灰下保存的大量的建筑物和艺术珍品。
到了晚上，高尔基又给列宁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有关俄国和农村的故事。列宁认真地倾听着，他发现这位朋友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羡慕地感叹说：“我对俄国知道得太少了，辛比尔斯克、喀山、彼得堡，流放地，几乎就没有别的了！”
而高尔基，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相处，更加发现了列宁是“一个极好的同志，一个愉快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怀着强烈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对人们抱着异常温和的态度”。
高尔基跟列宁在南方晒烫了的喀普里石径上散步，欣赏金黄色的金雀花和渔人们的肮脏的孩子。高尔基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列宁，他在特写《列宁》中还生动地描述了列宁在喀普里如何捕鱼和岛上的渔民对列宁的反映：“他有一种磁力吸引着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同情。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是曾经见过夏里亚宾和其他不少俄国著名人物的喀普里渔民，却出于某种本能，一下子就对列宁特别看待。他的笑使富有魅力的老渔民乔凡尼·斯巴达洛谈到他时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这样笑。’”
列宁还向渔民学习“用手指”钓鱼，即只用一根钓丝，不用钓竿。渔民向他解释说：“当手指觉得线在晃动的时候，就一定是钓着鱼了。这样‘丁零丁零’地响，懂得吗？”
列宁立刻钓到了一条鱼，他把鱼拉起，大叫起来，像小孩一样欢喜，像猎人一样兴奋地说：“哈哈！‘丁零丁零’！”
渔民们也像孩子一样快乐地哄笑起来，并亲切地称呼这个渔人为“丁零先生”。
高尔基和列宁在美丽的喀普里度过了许多这样的快乐时光。他们性情相投，相互的了解一天比一天深，友情也一天比一天浓。他们互相向对方学习，并相互指出工作上的问题和提供自己的帮助。
高尔基把自己的种种创作计划告诉了列宁。高尔基向列宁讲了许多故事，谈到了自己的故乡，谈到了伏尔加河，谈到了他的童年和外祖母，谈到他的少年时代和流浪生活。
列宁专心致志地听他讲，那双眼睛充满了真诚与友爱。列宁对高尔基说：“老兄，你应该把这些全都写下来！这一切很有教育意义，很有教育意义。”
高尔基立即愉快地回答说：“到时候我来写！”这段交谈促成了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的诞生。
列宁认为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动笔。有一次，高尔基还向列宁谈起过关于《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创作计划：“我幻想写一个家庭的百年史，从1813年莫斯科重建开始直到我们今天。这个家庭的祖先是农民，是一个由于在1812年立下战功而被解放的村长，从这个家庭出身的有官吏、神父、工厂主，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涅恰耶夫分子和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活动家。”
列宁非常注意地听着，并提了些问题，随后说：“嗯！这个主题非常好。当然这是一个难处理的主题，需要大量的时间，但我相信你是能够胜任的。不过我不知道，你将怎样结尾？现实生活还没有给它提供结尾。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应当在革命以后写。”
高尔基接受了列宁的劝告，将《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写作推迟了下来。
列宁还劝高尔基放弃他想写的历史题材，而指示他去写政治上急需的东西。列宁说：“目前只能写类似的《母亲》那样的东西。”
列宁是一个具有敏锐艺术鉴赏力的人。这使高尔基在与他交往时受益匪浅，列宁的许多意见和建议直接影响了高尔基以后的创作。列宁不但成为高尔基在思想上的朋友和导师，也成为高尔基在创作上的朋友和导师。
在这个期间，高尔基还同国内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同时，还有一些革命者也络绎不绝地来喀普里访问他；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工人、学生及教师。这些访问给高尔基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这一时期的高尔基，在创作上也是一个丰收期。从1910年至1913年高尔基离开意大利，短短3年内，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中篇小说《夏天》、《奥古洛夫镇》，剧本《最后一代》、《瓦萨·日烈兹诺娃》、《怪人》、《崔可夫一家》，以及《意大利童话》和《俄罗斯童话》等。
在这些剧本当中，中篇小说《夏天》完成于1909年，高尔基称它是《儿子》一书的草稿。
《夏天》表现了俄国农村的觉醒。小说写的是职业革命家叶果尔·特罗菲莫夫到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最后叶果尔·特罗菲莫夫被捕了，但全书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篇小说被称作是《母亲》的姐妹篇，但它没有《母亲》的主题深刻。
根据列宁的指示，高尔基写出了不少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作品。他构思的以奥古洛夫镇为中心的三部曲就是这样的作品。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和长篇小说《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是三部曲的前两部。
《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描写了小市民玛特维和他父亲的一生，从19世纪60年代直至1905年革命前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停滞生活，以及1905年革命后打破了这些死气沉沉的局面。
《奥古洛夫镇》则展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小市民世界。1905年，革命事件波及奥古洛夫镇，引起了骚动。在气势汹汹的小市民瓦维拉·布尔米斯特罗夫看来，“自由”与无赖行为是毫无二致的。
土里土气的马亚金一家人和富裕的小市民库鲁古罗夫、巴祖诺夫等，唆使布尔米斯特罗夫来骚乱这个安定的镇子，最后以大血战结束骚乱。
在小说中深刻揭露的顽固、保守、落后的因循守旧的小市民习气后来被称为“奥古洛夫精神”。
高尔基认为，所谓“奥古洛夫精神”是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在当时是有很深的政治意义的。高尔基还想写一部《崇高的爱》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但没能完成。
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引起了列宁特别热烈的反应。这是高尔基唯一一部描写意大利生活的作品，列宁称它是“革命的传单”。
这本书由27篇以童话形式写的美丽的故事组成。它描写的是意大利的自然景色、人物和生活，从古代传说、乡上风情，一直到里巷琐事。作品题材新颖，内容丰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强烈的革命精神，是高尔基在美学上的新探索。
书中最为有名的是第九则和第十一则，其主人公都是母亲。第九则童话叙述一位母亲历尽艰难险阻去找侵略者铁木儿，要求把孩子还给她。铁木儿终于为她所感动，答应为她找到孩子。
第十一则童话描写的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母亲。她的儿子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全城人民，成了围攻这座城市的敌人的首领。城市被围困，弹尽粮绝，全城人民都面临着死亡。
母亲受到了全城人的敌视和唾弃，她十分痛苦，让守城人放她出城去见儿子。母亲在见到儿子后亲手用匕首刺死了他，然后也自杀而死。
高尔基在这几个童话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对母爱的讴歌。
《意大利童话》虽然写的是意大利的生活和自然景色，但实际上歌颂劳动人民的团结，歌颂改造大自然的欢欣，歌颂对祖国的热爱，肯定生活就是革命斗争、就是创造性的劳动。
美丽、热情的意大利给予了高尔基创作的灵感，也为他带来了和伟人列宁的崇高友谊，使高尔基在创作上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激情。
1913年3月，俄国罗曼诺夫皇族举行当朝300周年纪念，沙皇宣布大赦。列宁知道后立即给高尔基写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不该去领受大赦。这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在目前，一个革命家在俄国内地能做更多的工作。因此，你应当试试回国一趟。对革命的作家来说，能到俄国走一趟，以后，可能给罗曼诺夫王朝以百倍的打击。
随后不久，高尔基又看到了彼得堡的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真理报》上发表的《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公开信》，召唤他返回祖国。《公开信》说：
我们深信，与祖国人民的交往，与故乡的接触对您的创作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工人阶级内部正在成长的力量将为您的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材料的源泉。
我们深信，您的返回祖国和您的创作活动会增加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摆脱黑暗的丑恶的羁绊。
不过，遗憾的是，高尔基此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这使他不得不推迟回国的日期。从1896年以来，高尔基就一直被肺病所折磨，直到1913年秋，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他只好去意大利的北部继续养病。
非常幸运的是，为他治病的医生成功地运用了一种新疗法，他的病情很快就好转了。同时，病中的高尔基也没有放弃自己热衷的写作。在这一年，他根据自己在外祖父家的童年生活顺利的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
这一年12月末，高尔基离开了意大利回到他阔别7年之久的祖国，结束了一段异地飘泊之旅。刚刚归来的他，受到工人、大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而沙皇的暗探也马上把他监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