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罗马帝国衰落的危机

——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

盖乌斯·奥列列乌斯·瓦列里乌斯·戴克里先（约公元 245～313）与弗拉维乌斯·瓦列里乌斯·奥列利乌斯·君士坦丁（约公元 274～337）是罗马帝国后期在挽救帝国危机方面成就较突出的两个人。要谈到君士坦丁，人们习惯上会记起与之相关联的戴克里先。

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已蹒跚地走向末路，出现了著名的“三世纪危机”。奴隶制日趋腐朽没落，奴隶主的强制劳动引起奴隶的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逃亡甚至发动起义。自斯巴达克以后，在罗马出现了隶农制。到公元 3 世纪时期，由于经济危机、政治混乱，人民无以为生，因而各地的

奴隶、隶农与其他各阶层不断掀起暴动。北非、西西里等地的奴隶起义与 3 世纪中叶的巴高达运动，都给了奴隶主贵族以沉重的打击。

戴克里先就是在这种危机形势下上台执政的。

戴克里先执政以后，正式废除了延续已久的“元老院”，采用个人专权的“君主权”。君主头戴金冠，身穿华服，以地上的神自居。臣下拜见君主，要葡匐在地，行跪拜礼，吻他的脚。

为了挽救奴隶制危机，戴克里先实行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到君士坦丁时期最后完成，使濒临崩溃的罗马奴隶制帝国得到了暂时稳定。

“三世纪危机”的日益严重，使戴克里先被迫循前代瓦列里亚努斯和卡路斯的先例，实行分权政治。他与当时名将马克西米亚努斯共任“奥古斯都”，分别管辖帝国的东西两部分。后来二人又分别将辖区一分为二，自己管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再任命“恺撒”来治理。被戴克里先分封的“恺撒” 是伽列里乌斯，康士坦提乌斯为马克西米亚努斯任命的“恺撒”。两位“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兄弟关系，而两位“恺撒”则被分别当作他们的儿子。这样“四君共治”的多米那制形成了，他们之间通过联姻等形式加强了联系。但是，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归于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还缩小了行省的规模，将原有的 47 个行省重新划分为 100 个行

省。在行省之上，又设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包括 10 个左右的行省，全国共设

12 个行政区。对行政区的管辖，实行军权与行政权分立。这就削弱了地方行省的权力，利于防止行省长官僭位。

奴隶制危机的出现，使戴克里先不得不加强军事实力，为此，他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将帝国军团的数目扩大至 72 个，人数由原来的不足

45 万，增至 60 万人左右，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来补充志愿兵的不足。他的鼓励措施，吸引了一大批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及隶农与蛮族人。在军队编制上，将军队分为边防军团和驻扎于各省的内地机动军团。

国家实力的增强，有赖于财政的雄厚基础，尤其是行政改革后，行政机构的扩大更对财政改革提出要求。戴克里先决定改革过去的财政体系。戴克里先规定在新的税收体系下，国家实行统一税收，在农村征收统一的人头税与土地税，这两种税收构成国家税收的主体，由农村地区的大庄园主负责征收和上缴。在城市地区，由市议会负责，按市民从事的不同行业收取固定的职业税，市政议员必须用自己的财产作抵押来保证国家的税收。只有官吏、老兵、无产者和奴隶免税。对于这种新税制，4 世纪时的一位作家认为“税

收空前的提高了，收税人的数目超过了纳税人的数目，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破产的隶农抛弃了土地，而耕地上则长满了树林”。

此外，为了保证国家币值的稳定，戴克里先还改革了币制，实行新的限价措施。

戴克里先于公元 305 年退位，他将“奥古斯都”一位传给了君士坦丁的

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公元 306 年夏，康士坦提乌斯死于约克，君士坦丁的部下拥立他为“奥古斯都”。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君士坦丁发动了三年征战，终于胜利进入罗马，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奥古斯都”。

后世对君士坦丁的评价，也许没有比美国人迈克尔·H·哈特的概括更高的了，他充满激情地作了如下的评断：

‘我们很难断定没有君士坦丁，历史将会如何书写，但是很显然，正是在他的作用力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其后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便从一个少数人的宗教一跃而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占统治地位的法定宗教。显而易见，君士坦丁是欧洲历史上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

因此，君士坦丁虽然名气不及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大，“但是他的影响力更为持久”，所以在世界名人中的排次应在这三人之前。

君士坦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获此殊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希望那个时代的历史能告诉我们。

君士坦丁时期（306～331 年），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进一步发展了由戴克里先奠定了基础的改革体系。

他废除“四帝共治制”，进一步神化帝权，在行政划分上，继续贯彻执行使地方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解散了不听从指挥的近卫军，组建新的官廷卫队，独揽了全国的军事大权。蛮族士兵被大批充实进军队中，以补充兵源的不足，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中被委以重任，君士坦丁正是利用这支蛮族军队，战胜他的政敌。

根据君士坦丁的法令，实际上已恢复了奴隶主杀害奴隶的权力，早在 2 世纪时，皇帝哈德良和安敦尼已颁布了禁止主人杀害奴隶的法令。而君士坦丁的法令却规定：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恶劣行为则鞭挞奴隶致死，不受追究。3 世纪时，对煽动奴隶逃跑的人，仅处以罚款，君士坦丁却规定要受严刑拷打。以前对捕获的企图逃奔蛮族的奴隶，只是将他们交还原主，君士坦丁规定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的奴隶甚至被砍断了腿。君士坦丁还违背了罗马传统的基本准则正式宣布，准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他还颁布法令，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无礼的”被释奴隶及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君士坦丁还颁布法令，将隶农固定在土地上。公元 332 年，君士坦丁颁布的敕令规定：“任何人，如果在他的地产内找到了别人的隶农，不但应把隶农送回原地，而且应负担隶农在那个期间（即归他所有的期间）的人头税。至于隶农自己，凡是意图逃亡的就应该被束缚于不自由的地位，由此，在这种奴役地位的惩罚之下，他们就会被迫去完成与自由人相同的义务”，这项法令实际上把隶农重新降到奴隶的地位。敕令宣布：“对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带上镣拷，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把隶农固定在土地上的法律，也涉及他的子女：儿子不能离开继承自己父亲名下的那块土地，女儿不能同别人领地上的

隶农结婚。隶农与自由民通婚是非法的。隶农无权控告自己的主人，未经主人同意不能参军，也不能出卖自己所有的任何一件物品。法律根本不承认隶农有财产权。

对于其他手工业者，君士坦丁也采取措施，将他们牢牢地限制在他们所属的固定的同业公会里，“⋯⋯工匠要一辈子处于其现有的地位”，而且为了防止一些行业的手工业者逃跑，还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

君士坦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固定的劳力和稳定的税收。它使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普遍恶化了，并由此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后世公认，君士坦丁最大的贡献和成就是在宗教领域的政策和改革。他改变了戴克里先时期反对基督教的政策，对基督教的复兴和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戴克里先时期，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他像“奥古斯都” 及其他前任皇帝一样，坚持和复兴古老的罗马宗教，借助“君权神授”的教旨，皇帝被认为是上天委派到人间来治理百姓和国家的，这是上天的意志，任何个人不能反对和反抗。这种宗教宣扬说，罗马伯神朱庇特是皇帝的主要保护者。戴克里先执政期间进一步宣扬说，戴克里先皇帝是朱庇特的儿子，罗马旧教对皇权的宗教认可，以及它在人民中广为传播产生的思想影响，利于皇权的加强和巩固，所以受到了包括戴克里先在内的统治者们的欢迎。

但是，基督教此时已在全帝国范围内蔚然成风。在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它不仅在东方各省、而且也在西方各省和罗马城拥有人数众多的信徒。据英国历史家爱德华·吉本估计，当时在 100 万罗马城人口中，基督教徒约有 5 万人，即占二十分之一。就连戴里克先自己的妻子普里斯卡和女儿瓦列里娅也仰慕基督教。为了容纳日益增多的信徒举行公共礼拜。在城市里新的更宽敞更堂皇的教会建筑物，被一批批地兴建起来，在基督教团体已在全帝国范围内形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条件下，戴克里先再想用恢复旧教崇拜的方式来对抗基督教的传播，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在 3 世纪的最后 15 年，基督教受到了戴里克先宽容的对待。但基督教否认“君权神授”，又有不隶属于国家的独立的教会组织。尤其使戴克里先忧虑的是基督教对军队的影响。基督教方面的史料引述了当时的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士兵拒绝接受皇帝的宗教奖赏，或拒不遵守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某些军事纪律。这是戴克里先所不能容忍的。他颁布法令提高旧教祭司的威望，鼓励他们去反对基督教。他在东方的共治者伽列里乌斯采取了同样态度。303 年，戴克里先颁布了反基督教的敕令，禁止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随后在全国对基督教徒严厉迫害，两年时间里，在各地逮捕、审讯和处决了一批最顽强的基督教徒。许多基督教堂被破坏，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基督教徒被开除出军队和官吏的队伍。

到 312 年，君士坦丁最终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一举击败国内的最后竞争者，成为罗马帝国名正言顺的继承者。从此，他采取了与戴克里先截然相反的宗教政策，积极鼓励和发展基督教的传播，使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渐渐成长为一个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关于君士坦丁为什么会实现这样一个巨大转变，后世有一个流传四方的故事是这样解释的：

公元 306 年，年轻的君士坦丁继承父位，被宣布为“奥古斯都”，但他

还没能在整个西罗马确立起绝对统治地位，前西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仙仍在罗马城内飞扬跋扈，不服从君士坦丁的统治。君士坦丁决定以武力征服实现统一。

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已处于最终征服帝国的前夕，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对手马克仙负隅顽抗，君士坦丁的军队伤亡很重。双方对峙于台伯河上米尔维安大桥的两侧，一时难分胜负。

君士坦丁为此愁眉不展，一天晚上，他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苦苦地思索着对策，连日来的征战厮杀使疲惫不堪的君士坦丁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恍惚间，他发现自己高高地坐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里，俯瞰着脚下辽阔的罗马大地。这时，一道金光从天空闪过，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高高地悬在天宇中，发出神圣的光晕，旁边还有一行字：“靠此获胜”。接着，一个慈祥的面孔取代了十字架，君士坦丁认得这是基督耶稣。耶稣用洪亮地声调嘱咐他以十字架为旗微。醒来之后，梦中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君士坦丁相信这是基督的启示，于是立刻命令士兵在军旗上绣上十字架标志，又在士兵们的盾牌上刻下“XP”两个字母，这是希腊之“基督”的字首，他又把基督显灵的事告诉士兵们，顿时军威大振，士兵们相信有耶稣基督在保佑他们，必然会大获全胜。

于是君士坦丁的军队在十字军旗的指引下，在“XP”盾牌的保佑下高呼“为基督而战”、“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口号勇猛地冲向马克仙的军队，顿时杀声震天，敌人被杀得人仰马翻。这一战，君士坦丁大获全胜，米尔维安桥一役彻底结束了君士坦丁继位以来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君士坦丁由此明白基督教的重要性，从而后来实行了对基督教宽容的政策。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无法查究，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首先，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的影响比戴克里先时期更为深远，不仅平民中很多人都已皈依基督教，而且军队中的官兵有许多人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当皇帝的命令与基督的命令相矛盾时，他们宁愿顺从基督，所以他相信有了基督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定会给他的统治带来无往不胜的巨大影响。君士坦丁本人虽然很晚入教，但是，他的母亲赫琳娜早已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对他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基督教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也发生了有利于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变化，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初期基督教的反抗战斗精神已经消失殆尽。这些教义谆谆告诫信徒：“你们为主的缘故，要服从一切人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主，或是君王所派的罚恶赏善的臣宰。”“在上有权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凡掌权者都是上帝任命的。”“我们为皇上，为帝国祈祷⋯祈求世界末日延期到来，我们盼望帝国国运天长日久！”

由此，君土坦丁清醒地意识到，以基督教为纽带连接整个帝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决定响应历史的召唤，做他应该做的事。

公元 313 年，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年份。君士坦丁正式颁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米兰敕令》。敕令中规定，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将先前没收的教产归还教会，保护教徒，给教职人员免收城市徭役的特权，同时规定以星期天作为礼拜日。这个法令的宣布，结束基督教在罗马大地上受迫害打击的历史，极大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教堂拔地而起，其中就有世界上最著名的伯利恒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耶稣墓）

教堂。基督教从此名正言顺地在罗马大地上扶摇直上，也正式从苦难人民的寻求精神安慰的宗教变成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君士坦丁作为信仰基督教的第一位罗马皇帝，不久又宣布重修与扩建拜占庭老城。公元 330 年正式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迁都君士坦丁堡。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并作为基督教的一大中心在历史上留下了盛名。

不久，君士坦丁又注意到一个新情况，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组织来统筹教会事务，各自为政的主教们使基督教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这不利于帝国的统一。

当时影响较大的异端教派阿里乌斯派以亚历山大教会为中心，与罗马教会相抗衡。他公然否认圣父与圣子一体的基督教正统理论，他认为基督是神创造的，必然位于神（上帝）之下，不可与上帝视为一体。这一理论在东部各省广为流行，却遭到了罗马基督教会的激烈抨击。

为了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组织，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亲自在尼西亚主持会

议，来自帝国东部与北非各地的主教，共 300 多名纷纷从各地赶来，罗马教会也派来了主教团，阿里乌斯与罗马方面经过很长时间的激烈辩论，终于阿里乌斯的学说被否决，阿里乌斯派被作为“异端”驱逐出教，他本人也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

尼西亚会议上制定了强制性的统一信条——《信经》，决定“耶稣基督

（圣子）与上帝（圣父）同性（同体）”应为全体教会共同遵守。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 20 条，以加强主教权力，这实际上加强了皇帝对教会的控制，因为教主是由皇帝任免的。

尼西亚会议使基督教在政治和思想上成为罗马国家的统治工具。这次大会也被称为“全世界大会”，教会的权威被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尼西亚信经》为统一基督教义作出了贡献，成为基督教正统的学说，也标志着基督教从原始基督教到统治阶级工具这一角色替换的完成。

君士坦丁与戴克里先两位皇帝，为拯救帝国危机费尽了脑筋，然而，帝国的灭亡毕竟已成为定势。337 年，君士坦丁死后，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直到公元 394 年，由提奥多西一世最终统一了帝国。但好景不长，395 年，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以拜占庭为首，称东罗马帝国，西部仍定居罗马，称西罗马帝国。